1月21日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瘸了，正躺着。”晚上我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时候，老仆人伊里亚·瓦西里耶维奇·西道尔科夫在前厅对我说。
原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从早晨起就不舒服，所以我只想看看他，在他那里周旋一下就走。可我却脱了外衣留了下来，因为我知道布雷金父子俩今晚要在这里过夜，我想和他们好好认识一下。
米哈依尔·瓦西里耶维奇·布雷金是枢密官，1861年农奴制改革时的一位活动家的儿子，内务部前任部长的堂兄弟。他在贵族军官学校受过教育，当过军官，后来进了莫斯科彼得罗夫学院，但是没有毕业。在列夫·托尔斯泰著作的影响下，他改变了生活方式，拒绝任何公务，现在带着他的家室住在离雅斯纳雅·波良纳15俄里的一个小庄园里。他特意迁居到这里来，为的是接近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布雷金的两个已经成人的儿子完全赞同父亲的观点。两个人过着地道的工人式的、靠苦力吃饭的生活。今天来到雅斯纳雅的是老大谢尔盖。
我上了楼。那里除托尔斯泰的小女儿亚历山得拉·列沃芙娜、奥·康·托尔斯泰娅和她的孩子们、苏哈金一家和布雷金父子外，还有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一个朋友巴·亚·布朗热。索菲亚·安德烈耶芙娜来晚了。
人家都认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过分劳累了。原来他昨天几乎一整天都在编写《每日必读》，今天早晨他一反常规，睡了很久。这已经是不祥之兆。后来他在餐厅里见到自己的孙子们——住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安德列·列沃维奇·托尔斯泰的孩子的时候，他已经认不出那个小男孩了。
“留利亚？谁是留利亚？”
“留利亚，你的孙子，安德留莎的儿子。”
“啊……他怎么变样了，怎么变样了？我全忘了，全忘了。”
后来他就去睡了。
布雷金老头大概是听到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召唤，走进屋里去看他。当他返出来后，索菲亚·安德列耶芙娜问道：“唔，怎么样？你们说了些什么？”
“一切都说到了：上帝、死亡、尘世生活的无常、灵魂的不死……”布雷金激动地说。
后来，在苏哈金和布朗热之间开始了大声的谈话。米·谢·苏哈金是第一届国家杜马的议员，一个非常机敏的人。他讲述了自己对杜马会议的印象，穆罗姆策夫、阿拉蒂诺和其他议员们的轶闻。我和达吉亚娜·列沃芙娜聊天。谢尔盖·布雷金出去喂他的马。
刚出去的亚历山得拉·列沃芙娜突然返回来说，列夫·尼古拉耶维奇叫我去一下。
我去看他，走进远处拐角上做卧室用的一间屋子，是巴·阿·布朗热给我指的路。
托尔斯泰躺在床上，身穿白衬衣，盖着被子；枕头垫得高高的，床头小桌上亮着灯。
“您好，请坐吧！”他说，指指旁边一张椅子。
“身体怎么样，列夫·尼古拉耶维奇？”
“没什么。”
“您大概是太累了，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您工作得太多。”
“不，这不干劳累，——很简单，我已经老了……您昨天来过我这儿吧？没有？好像是来过……是来过，可不是，可不是嘛！看到您很高兴，看到您我总是很高兴。我的朋友们的名字都以B打头：布尔加科夫，布雷金，布朗热……”
“比留柯夫。”我提示说。
“对，对……”
“契尔特科夫……”
“是的，就是契尔特科夫也应该以B打头，”他笑着说。
我谈到在最近的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讽刺一位契诃夫评论家的戏作：这位评论家断言，在契诃夫的一生中，字母K起了很大的作用。可是在证明论点时，引证中却没有一个带K的单词。
当提到契诃夫的时候，他又重复了昨天对我说过的那些话。
“昨晚我跟您谈的不正是这件事吗？”他回忆道。
我做了肯定的答复。
“我想跟您说什么来着？”他开始思索起来。
我提醒他大概是关于修改《每日必读》的事。看来我说对了。他招呼进来的亚历山得拉·列沃芙娜把修改稿给我，同时再次说明这工作应当怎样做。
“您在这儿不觉得寂寞吧？”他问我。
“不！”
“您和大伙儿处得好吗？”
“是的，那当然。”我一边回答，一边站了起来，我怕他太疲倦了。
他很和蔼地和我道别。
“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我向他说。
“尽力而为吧！”他说。
我走进餐厅，心情很激动。我们虽然并没有讲什么，但是列夫·尼古拉耶维奇的善良是多么令人感动啊！
P7-9
对于托尔斯泰思想和创作的研究，正像对莎士比亚和曹雪芹的研究一样，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学术活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外国文学译介的深入，我国的托尔斯泰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把布尔加科夫的这部著作呈献给俄罗斯文学的研究者和广大爱好者，不是没有意义的。
《垂暮之年》（直译为《托尔斯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在托尔斯泰的传记文学中，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其所以重要，是由它的写作过程和具体内容决定的。
首先，它向我们提供的是第一手材料。1910年，托尔斯泰的前任秘书古谢夫因散发伟大作家的作品而被流放后，托尔斯泰在工作中失去了助手。他预感到自己生年有限，而渴望完成的工作却非常艰巨，加之每日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书信需要回复，所以他极其需要一个能胜任工作的私人秘书。就在这时，由他的挚友契尔特科夫推荐，布尔加科夫来到雅斯纳雅·波良纳。他在作家的垂暮之年，与之朝夕相处，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从第一天起就详细记述了这位19世纪最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以及作者所见所闻的种种人事和情景。布尔加科夫的记述是真实客观的，其语言也比较朴实生动。因此，当我们读完这部著作后，托尔斯泰老人的形象便会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其次，《垂暮之年》一书对了解托尔斯泰一生的悲剧——离家出走、猝死异地——的复杂原因，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作家生前的不少朋友虽然也曾涉及到这一悲剧，但是因为他们大多是雅斯纳雅·波良纳庄园的来去匆匆的过客，所以对作家家庭事变只留下一些浮光掠影的记载。他们都不能像布尔加科夫一样，目睹这一事变酝酿、发展的全过程，提供这样一幅脉络清晰的画面，使我们更清楚、更深刻地分析研究托尔斯泰悲剧的全部复杂内容。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这部作品刚一出版，就引起了高尔基的重视。
1910年前后，世界形势风起云涌，西欧大部分国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运动日益高涨；俄国在经过1905年革命后正处在无产阶级夺取胜利的前夜；被托尔斯泰当作“理想之国”的“静止不动的东方”也开始走上“结束的年代”。在这种形势下，作为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强烈的抗议者、激愤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的托尔斯泰，为什么在82岁的高龄时要突然离家出走？促使他抛下陪伴了他一生的妻子和五男二女的原因是什么？出走的目的又是什么？当托尔斯泰在世时，俄国的一个评论家曾经说过：“在我国有两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列夫·托尔斯泰。他们俩谁更强大呢？尼古拉二世拿托尔斯泰没有办法，不能动摇他的宝座，而托尔斯泰却毫无疑义正在动摇着尼古拉的宝座和他的皇朝……谁碰碰托尔斯泰试试看，全世界都会喊起来……”这样一位誉满全球、威震四海的巨人，一生中没有向任何残暴势力屈服，为什么自己却要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呢？
在托尔斯泰研究中，所有这一系列问题对于理解他的思想和创作都是十分严肃重大的，也是多少年来一向为人们所关心的。
有人说，托尔斯泰出走与死亡的罪魁祸首就是他的妻子索菲亚·安德列耶芙娜。
有人说，托尔斯泰遭此不幸的根源就在于他的密友契尔特科夫……
然而，只要我们冷静分析一下托尔斯泰的晚年思想，就应该看到，他的悲剧的根本原因是在他自己身上。
在托尔斯泰的晚年，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宣布了他的学说的破产。用列宁的话说，“托尔斯泰主义的现实的历史内容”就是“东方制度、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这种学说“不是什么个人的东西……而是千百万人在相当时期内实际所处的一种生活条件产生的思想体系”。随着产生这种思想体系的生活条件，亦即社会经济基础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彻底崩溃，这种思想体系也必然要全面破产。但是托尔斯泰不懂这一历史发展的规律。他出于对资本主义的刻骨仇视，顽固不化而又真诚感人地死抱住耶稣的博爱、孔子的仁义、老子的无为不放，把西欧与东方的两种哲学思想融为一体，提出“勿以暴力抗恶”的学说，并将其贯彻终生。可是这一说教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他的学说受到了各方面的挑战，甚至连他的妻子都斥之为“虚伪”，于是他面临着无法解脱的矛盾，并因此日夜受着折磨。在这种情况下，他渴望着像基督那样，到民间去，用现身说法去宣传他的教义，借此摆脱内心矛盾的折磨，并使他的学说能像两千年前的基督教一样传遍全世界，为无数劳苦大众所接受，从而按照他的理想改造整个人类。正因为这样，他才多次希求被流放、坐监狱、“喂臭虫”，甚至上绞架，做一个基督似的用鲜血去布道的殉难者。他最后与家庭的决裂，不管其导火线是什么，外在原因有多少，具体情况如何，根本原因却全在于此。读了《垂暮之年》，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
最后，布尔加科夫的日记从多方面向我们描写了这位文学巨匠晚年生活的环境和情景：围绕着作家的至亲好友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他们每个人的志趣心性；形形色色的来访者和通信人；贵族生活的奢侈与农民命运悲惨的鲜明对照……但是作者着意描述的是作家晚年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痛苦。无论是在工作中或散步时，与客人交谈或在农民中间，家居还是做客，这位伟大的探求者永远在不倦地思索着。他思索人民的命运和世界的未来，思索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文化中的许许多多重大问题……与此同时，他敏锐地感觉到整个客观世界与他的真诚信仰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他因此而受尽令人断肠的折磨。凡此种种，都使伟大作家的暮年阴云笼罩，显得沉重而阴郁……尽管这样，这位19世纪“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他日薄西山之时，仍然像一轮壮丽的夕阳，透过层层浓云，放射着夺目的光辉。伟人之死有如日落。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这种日落的壮美。
布尔加科夫作为托尔斯泰的一个忠实信徒，字里行间难免要流露出对托尔斯泰的无原则的崇拜和景仰。可是由于他在论述时，努力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所以仍然不影响我们透过许多溢美之词，既看到作为抗议者、揭发者和批评家的托尔斯泰有力、感人的一面，又看到作为“寻神者”的托尔斯泰软弱、可笑的一面。
《垂暮之年》一书既然是一部日记体的作品，当然也具有日记所应有的那些特点：行文自由、简约。在记录托尔斯泰的言论时，由于大多是口语式的交谈，这就自然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因此，译文中如有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朋友们不吝指正。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在原文中不论提到托尔斯泰家的人还是来访者、通信者，全都按照俄国的习惯，称呼本名和父名，有时甚至是全名，结果使只需几个字便可表达清楚的个别段落，若加上人名全称以后，反而变得十分冗长，读起来很别扭。为行文简洁、阅读方便起见，我在翻译时，在不伤害原义或引不起疑义的前提下，或用代词，或只称本名。我想，读者会允许并原谅这一变通做法的。
译稿校改完毕之时，正值国庆佳节。在这美好的节日里，我谨向在翻译时给过我热情指正和帮助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激。
译者
首先，对远方出版社出版《垂暮之年——托尔斯泰晚年生活纪事》致以诚挚的感谢。之所以感谢，完全没有功利方面的考虑，而是因为远方出版社为我和读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再次礼敬20世纪的这位文化巨人——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早在上一世纪，读书人不知道托尔斯泰，会被当作是一件很没面子的事。1999年底，教育部为落实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教学方针，指定过一批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书目，其中有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这本名著记述的是三位对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艺术家：贝多芬、米开朗琪罗和托尔斯泰。因此，现在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中青年对托尔斯泰想必也不陌生。
关于托尔斯泰的身世及其文学创作，专家学者们该讲的几乎都已经讲过了，我无须再来饶舌。借此机会我想说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托尔斯泰的“匆以暴力抗恶”。当他在19世纪末提出这一观点时，俄国正处在革命暴风雨的前夜，武装夺取政权的工人起义正在酝酿之中。他的这一理念遭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猛烈批判，势所必然。列宁在肯定托尔斯泰的文学遗产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的同时，曾无情地、毫无保留地嘲笑过他。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亦步亦趋照搬苏联的全部社会学说，在这种形势下，“匆以暴力抗恶”自然也在口诛笔伐之列。有人甚至用黑格尔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来批判托尔斯泰。然而，今天回过头来反思对托尔斯泰的批判时，我们不禁要问：“以暴易暴”难道是对的吗？自古以来，似乎被当作天经地义的“血债血还”的伦理道德法则，不是正在把人类一步步引向更黑暗的深渊吗？现在不也正在极力主张用谈判、对话的外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吗？然而，当在理论上触及这一关系到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时，我们依然是讳莫如深。
其实，托尔斯泰的“匆以暴力抗恶”的思想来源于他的宗教观。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俄罗斯人，一出生接受教会的洗礼后，就是东正教（俄国国教，与天主教、基督新教并立，是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的信徒了。可是后来，他逐渐发现了教会的伪善，特别是在他的世界观发生激变之后，更加自觉地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如《我的信仰是什么？》、《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不能沉默》等，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披着宗教外衣、实为沙皇政权帮凶的东正教会给予无情揭露和猛烈批判，结果被教会革除教籍。沙皇和教会的迫害没有堵住他的口，他反而对旧世界进行了全面批判。他呼吁正义，呼吁和平；他反对镇压革命者，反对殖民政策、种族歧视和帝国主义发动的所有侵略战争；他企图回归真正的基督教义，提出“上帝就在我心中”，主张道德的“自我完善”，以及“匆以暴力抗恶”等。他的影响越来越大，信徒越来越多，不但遍布俄罗斯，而且遍布世界各国。他的这种理论体系被尊为“托尔斯泰主义”。
在托尔斯泰晚年，俄国有位作家说：“在我国有两个沙皇：尼古拉二世和列夫·托尔斯泰。他们俩谁更强大呢？尼古拉二世拿托尔斯泰没办法，不能动摇他的宝座；而托尔斯泰却毫无疑义正在动摇着尼古拉的宝座和他的皇朝。他们诅咒他，宗教院用裁决反对他。托尔斯泰做出回答，他的回答通过手稿，通过外国报纸到处传播着。谁胆敢碰碰托尔斯泰试试看，全世界都会吼起来。这样一来，我们的政府机关只好夹起尾巴。”由此不难看出，托尔斯泰在俄国乃至全世界的威望和影响是多么巨大。然而悲剧也恰恰发生在这里。
有位智者曾经说过：“走在时代前面的伟人都是不幸的。”托尔斯泰就是一位走在时代前面的伟人，所以他的结局也是悲剧性的。从《垂暮之年》一书我们不难体会到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作者费·布尔加科夫是托尔斯泰生命中最后一年的秘书，他逐日忠实地记述了1909—1910年间托尔斯泰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有两点：一是因著作权的继承问题引发的家庭矛盾；二是他与夫人在信仰上发生的冲突。这是导致这位82岁高龄的世界伟人最后毅然决然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虽然离家出走是他的夙愿，他在54岁时就曾有过这种念头，因为他一直认为地主庄园式的生活方式是不道德的、虚伪的，是与他的信仰背道而驰的。到了晚年，这种内心世界的矛盾和痛苦，在与俄罗斯宗法制社会的对抗中越来越使他倍受挤压，与妻子的龃龉只不过是最后爆发的导火索罢了。在他的理论体系与现实生活无法调和的情况下，这位已是垂暮之年的老人，终于迈出了惊世骇俗的一步——在1910年11月10日夜里，秘密离开了他的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10天后客死在偏远的一个小站阿斯塔波沃，终年82岁。
这位曾经震惊世界的伟人离开我们已经百年有余了，但他的文化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托尔斯泰在讲到他进行文学创作的艰辛时曾经说：“我每一次蘸笔都要在墨水瓶里留下一块肉。”面对一位内心具有如此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我们能不肃然起敬吗？对他所创作的那些文学名著，诸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哈吉·穆拉特》、《哥萨克》等，你不想一睹为快吗？潜下心来，好好读一读这些精品力作吧，这不但会给予我们无比的艺术享受，而且会让我们终生受益。
译者草于2013年秋
瓦·费·布尔加科夫编著的《垂暮之年：托尔斯泰晚年生活纪事》在托尔斯泰的传记文学中，是一部重要的作品，对了解托尔斯泰一生的悲剧——离家出走、猝死异地——的复杂原因，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垂暮之年：托尔斯泰晚年生活纪事》从多方面向我们描写了这位文学巨匠晚年生活的环境和情景：围绕着作家的至亲好友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他们每个人的志趣心性；形形色色的来访者和通信人；贵族生活的奢侈与农民命运悲惨的鲜明对照……但是作者着意描述的是作家晚年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痛苦。无论是在工作中或散步时，与客人交谈或在农民中间，家居还是做客，这位伟大的探求者永远在不倦地思索着。他思索人民的命运和世界的未来，思索哲学、宗教、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文化中的许许多多重大问题……与此同时，他敏锐地感觉到整个客观世界与他的真诚信仰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他因此而受尽令人断肠的折磨。凡此种种，都使伟大作家的暮年阴云笼罩，显得沉重而阴郁……尽管这样，这位19世纪“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在他日薄西山之时，仍然像一轮壮丽的夕阳，透过层层浓云，放射着夺目的光辉。伟人之死有如日落。在托尔斯泰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这种日落的壮美。
《垂暮之年：托尔斯泰晚年生活纪事》作者瓦·费·布尔加科夫的身份是托尔斯泰生命中最后一年秘书，书中记录了托尔斯泰的每日生活、创作、思想等，并忠实记录了托尔斯泰晚年的家庭悲剧。逐日忠实地记述了1909—1910年间托尔斯泰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最重要有两点：一是因著作权的继承问题引发的家庭矛盾；二是他与夫人在信仰上发生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