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世瑜所著的《墨子归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是一部感人至深的传记文学作品。作者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描写了当代历史学家、墨学复兴的发动者张知寒先生追求真理、正义和光明的坎坷悲壮的一生。特别是他为墨学复兴而“摩顶放踵”、奔走呼号、百折不挠的精神，诚为一代知识分子自觉担当、勇于担当的缩影。

焦世瑜所著的《墨子归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用十几年的时间，写了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墨子归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中第一个人物，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张知寒。从张知寒“突不暇黔”、“席不暇暖”的脚步声里，人们看到的，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新生和希望。

前言

第一章 文化流淌的山河

 一、公元l903--1998序幕

 二、爱与恨

 三、有《墨子》的人家

 四、恨日本鬼子

 五、非命

 六、壮志未酬

 七、寒梅图

第二章 彩陶篇

 一、五彩梦

 二、天之骄子

 三、再识墨子

 四、彩陶

 五、富贵不能淫

 六、校园惊梦

第三章 噩梦篇

 一、阶下之囚

 二、威武不能屈

 三、雪梅

 四、文化炼狱

 五、张知寒之“死”

 六、故国神游

 七、天伦之乐

 八、“神医”

 九、贫贱不能移

 十、“大拇指”下话“文化”

 十一、雪上加霜

 十二、心有灵犀

第四章  “兼爱”篇

 一、有财者勉以分人

1．一碗羊肉汤

2．一毛钱的肉

3．悬壶济世

4．家风

 二、有力者疾以助人

1．仗义执言

2．“和我共过事的人都是好人”

3．一把“尿壶”

 三、有道者劝以教人

1．有教无类

2．“右派”和复员军人

3．看它新笋争高低

4．张知寒和他的儿女们

第五章  “大道”篇

 一、到我家的都是革命派

 二、半张报纸说乾坤

 三、曙光

 四、道破玄机

 五、“红梅吟”

 六、谈古论今

 七、“好人自有好报”

 八、“自诔”

第六章 “所染”篇

 一、醒梦

 二、人生一乐

 三、张知寒和学生们

 四、严父慈母

 五、师母

 六、“推石碾的小女孩”

 七、“假如他是你的儿子

 八、润物细无声

 九、强聒不舍

第七章 正气篇

 一、树碑慰英灵

 二、扁鹊里籍考

 三、为孔子辩诬

 四、为孟子正位

 五、为司马光鸣冤

 六、呼唤爱国

第八章 文化沉思录

 一、天下奇士刘子衡

 二、读“自诔”

 三、传统文化的“钥匙”

 四、道、墨、儒与“兴亡周期律”

 五、突破“兴亡周期律”展望

第九章 霜叶篇

 一、用“腿”写文章

 二、智者之声

 三、长江抒怀

第十章 墨子归来

 一、席不暇暖

 二、突不暇黔

 三、情系“小平”

 四、疾病不能折

 五、为将军上课

 六、双“癌”

 七、身患三癌

 八、历史的评判台

 九、有话说给“知人”

 十、救赎

 十一、爱的启蒙

 十二、给日本人上“最后的一课”

 十三、黄钟大吕

 十四、高山的葬礼

后记

 一、逝者如斯

 二、大事因缘

 三、觉悟者

 四、我与张知寒先生

第一章文化流淌的山河

一、公元1903 1998年序幕

公元1903--1998，是两个不同人生的起点和终点。

公元1903--1998，是历史的一个瞬间。

这两个人都是“小人物”，“名”不见经传。他们共同点之一就是，都是山东滕县人，也都是山东大学的学子。

滕州市原叫滕县。滕县是山东第一大县。

中华大地，苏东坡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李煜有。t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罗贯中引用‘‘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中国诗人笔下的水，大都“东”流而去，而独有滕县之水，如白水河、龙河、荆河、南沙河、薛河等近三十条大小河流，亘古至今，独皆西流，浩浩荡荡，然后人微山湖、昭阳湖。风水文化告诉滕县人，逆向而动之水，必然造就砥柱中流之士。故滕县历史上，圣贤英烈代不乏人，如人类造车的鼻祖奚仲，慧眼识剑的薛烛，敢于自荐的毛遂，帮助汉高祖制定礼仪的叔孙通以及出类拔萃的君主、将相：仲虺、滕文公、孟尝君……

公元1903，这年滕县城关杏花村一户刘姓人家，生了一个舅孩子，名位钧，字子衡。

公元1998，这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知寒去世。他是滕县古庙村人。

这两个人物的一生一死，纵贯公元20世纪。

刘子衡和张知寒是什么关系？他们之间演绎了一些什么故事？

这应该从一场话剧开始。

这出话剧的名字叫《子见南子》。它上演的时候，刘子衡这年26岁，在曲阜第二师范上学，随着他的粉墨登场，中国当代历史乃至有汉以来的中国历史上，一场嬉笑怒骂的“活剧”拉开了序幕。

是年，张知寒刚出生不久，他无法看到这出“活剧”的开幕，但在中间，他却赶上了，并且在这场中国文化的“活剧”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说来话长！

《子见南子》取材于《论语·雍也》，林语堂原作，发表在《奔流》月刊一卷六号上。这个剧本有一定的反封建性，但曲阜二师的学生们觉得还不够过瘾，就让担任校学生会学术部长的刘子衡修改加工。

1929年6月8日晚，《子见南子》在二师礼堂正式演出。

由此引发的“《子见南子》案”便轰动全国。

20世纪的文化人，此时应该冲上一壶好茶，独坐一隅，静静地啜茗，细细地品茶，回眸这出话剧，那可是很有味道的事。

知道这茶的名字吗？

这叫“千年冲一壶”。这壶茶不知被中国的文化人泡了多少遍了。但时至今日，这茶味还浓着呢！甚而说，无论中国的、外国的文化人，喝了千年到如今，敢有把握地说出这茶的名字来，只怕还真没有这个胆量！

话归正传！

时值暮春，圣人故里，夜幕沉沉。上演之时，礼堂座无虚席，门口、窗台上也挤满了人，真可谓盛况空前。曲阜“圣裔”应“特邀”观看。他们纷纷欣然莅临。为示尊重，学生会故意将他们安排在最前排，且烟茶款待。

帏幕徐启，笙瑟齐奏。演员在钢琴的伴奏声中，粉墨登场。台下掌声齐鸣，欢声雷动。

舞台上，站在一旁的子路沉不住气了，为老师的失态又羞又气，怒发冲冠，急得孔子对天发誓。一个道貌岸然的“圣哲”，顿时变成了一个戏剧舞台上的“丑末”。特邀席上的“圣裔”再也坐不住了，在一片哄闹声中，悻悻地离开了剧场。  王宗佩和刘位钧看到了，高声挽留：“不要走，热闹的还在后面哪！”

果然不出所料，热闹的来了。孔府一纸讼状通过国民党孔祥熙转呈到蒋介石手中，孔氏家族以“侮辱祖宗孔子”、“反对日宾”为由，用“孔氏六十户族人”的名义，状告二师校长宋还吾。讼状写道：

讵于本年6月8日该校演剧，大肆散票，招人参观，竞有《子见

南子》一出，学生扮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扮作南子，冶艳出神，

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而南子多唱歌词，则诗经《廓风·桑

中》篇也，丑态百出，亵渎备至……

孔府早已对宋还吾不满，更知“擒贼先擒王”之理。他们便把矛头指向宋还吾。只要告倒宋还吾，学生就失去靠山。此招真可谓一箭双雕。

宋还吾，山东武城县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末的秀才。宋还吾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受新文化影响较深。学生会要上演《子见南子》话剧，曾经向他汇报过。他表示支持，并曾提交校务会研究，最后通过决议支持学生会上演。

蒋介石阅完孑L府起诉书后，立即下令何思源“严办”。

何思源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他主持山东教育工作期间，推行新式教育，任用之人多为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及留美出身的有才之士，为山东教育界汇聚了不少人才。全省中等以上的学校校长都是何思源体系。宋还吾和他是山东同乡，又都是菏泽六中和北大的同学，是何思源在山东的地方势力派，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何思源也十分不满孔府勾结蒋介石嫡系，经常轻慢、压迫二师的行为，也想通过二师来“压一压孔府”，“打打它的霸气”。蒋孔逼他严究“子案”，他自然明白：这是孔府借整宋之机，打击他的地方实力。P1-3

书终于写完了，前后断断续续，总起来有十几年的时间。用十几年的时间，写了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先说书中人物之“小”：

书中第一个人物，是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教授张知寒。

有多少人知道呢？

当今世界，除极个别中央电视台《大家论坛》节目中的“大家”以外，可以说像张知寒这样一位普通教授，不要说去世10年，就是活着的也没有多少人会拿他当回事儿。

然而笔者认为，中国人再健忘，但有些东西是不应该忘记的。无论它发生在“名人”身上，还是发生在普通的“小人物”身上。只要值得人们记忆，就应该永远留住它！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普通教授张知寒身上，到底有什么值得记忆的呢？

这只能从现象人手，也叫入门的路径，沿着这些路径，方可领略到些什么：

路径一：

自古以来，历史学界有个不成文的传统，叫“生不立传”。就是说，为活着的人不能立传。然而在张知寒活着的时候，却有个与张知寒素昧平生者，下决心要为张知寒立传。当时张知寒已经肠癌、肺癌、肝癌三癌缠身、三次手术，病情危重，但笔者决心要让活着的张知寒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够看到社会对他的评价，甚而笔者把这项心愿当成了一项“时代的良知和责任”。

于是，笔者利用业余时间，加快速度，用了两年的时间，沿着张知寒当年的足迹，捡拾他落在中国大地上那些值得记忆的“史贝”。最后书写成了。但像张知寒这样的普通教授要出本传记必须自费，笔者将书稿送至山东文艺出版社。当总编看完了书稿以后，竟然毫不犹豫地免去一切出版费用。遵照“生不立传”的古训，书名定为《历史·墨子·张知寒》。书中的前言，是笔者自己写的：

前言

“知寒先生，我再三考虑，决定写您！”

“不行，不行，你要写就写墨子，千万不要写我！”

这是我在1995年5月和张知寒先生的一次对话……

张知寒，1928年生于山东滕县，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1988年离休，一个满头银发的老头儿。这样的离、退休教授，在山东大学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普通而又普通。他们以与世无争为训，以清贫淡泊为荣，以小心谨慎为铭；认认真真爬讲台，兢兢业业做学问；一生没有富贵荣华，更无特权显赫，极少风流韵事，因而也难以出现在文人笔下。

而今大凡要写，最好是写古人，写古人最好是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写今人最好是写大款大腕，歌手明星；即使写英雄模范人物，也以写去世者为多，盖棺定论，省些日后的是非。至于写教授，仿佛教授们命中注定只有写别人、评别人、颂别人、泣别人的份儿，而他们自己，无论著作等身也好，桃李满天下也好，死了的尚且无人去写，活着的就更不用说了。

然而我要写张知寒。

我要写活着的教授。

我要写可歌可泣的教授。

至于张知寒为什么执意不让我写他而写墨子，这只好留待文中去探究了……

书终于赶在张知寒去世前半年的时间里出版了。

张知寒在走向另一个世界的时候，他的身边静静地躺着那本《历史-墨子·张知寒》——书里面，人生的血泪还汩汩地流淌，那灿烂的精神更熠熠生辉……

为活着的人立传，为什么？是为逝去的沉睡还是为活着的飕醒？

路径二：

《历史·墨子·张知寒》书成之后，在墨学界引起不小反响，国内外墨学研究者对张知寒的了解和认识空前加深。墨子学会有关人士将此书送给了著名学者任继愈。当时，笔者只是在国际墨子研讨会上见过任继愈，但相识和交流还谈不到。谁知不长的时间，笔者收到任继愈的亲笔来信：

焦世瑜同志：

收到您的《历史·墨子·张知寒》，写得很好，这是很难得的一部传记。

张知寒先生能有这么一部传记，对当前、对后人都有教育意义。作为一个读者，应当向您致谢。

知寒先生的病，有反复，要治疗，更要调养，但愿好人长寿！

此致

敬礼！

任继愈1998．3．3l

（此书189页，6行“铮友”应为“诤友”可能排错了，再版时，改过来。）

收到任继愈的亲笔信，笔者万万没有想到，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能写来亲笔信，而且对书给予如此高的评价……笔者深知，任继愈不是一般的文人。他坦陈“我只说自己懂了的话，吃不透的话，不要跟着乱嚷嚷，不要跟着瞎说，免得自己后悔”。所以，笔者深信，任继愈对《历史·墨子·张知寒》的高度肯定，绝不是“阿谀奉承”。说句老实话，一位堂堂的著名学者，国家图书馆馆长，也绝没有必要去胡乱吹捧一本描写“小人物”的传记。从他为本书纠正的一个错别字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读这本书的时候看得是多么专注和用心，并且指出“再版时，改过来．”。笔者当时没有复信，但暗下决心，将来一旦时机成熟，一定要修改再版，而且还要让任继愈先生再来斧正。

半年后，张知寒去世。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终于在山东大学发生了。任继愈和张知寒的老师、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及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军事学院教授、全国著名力学专家颜道岸，要联合为张知寒自费立碑。此言一出，震惊了史学界。在中国，为老师树碑立传者很多，而老师为学生树碑立传者可以说寥寥无几，更何况这些泰斗级的人物。此举也同时印证了任继愈对《历史·墨子·张知寒》的肯定，蕴含着他对张知寒的厚爱和尊敬。后来，因为张知寒生前极为不同意老先生为自己立碑，最后石碑没有树起来。然而在他去世13年后，一本《墨子归来》出版了。这本书，就是《历史·墨子·张知寒》修改、补充、再版的结果：补充了从该书出版到张知寒去世这半年时间里的事迹，加深了文化层面的思考和发掘。

十分遗憾的是，任继愈没有看到它。

路径三：“逝后十年有人哭”。

如今，笔者很想了解，除了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家庭关系之外，在其他一切社会关系中，还有没有十年之后，人们还能听到追念逝者的哭声？

一个叫达流的青年，他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逝后十年有人哭》！

文章发表在《风徽永存》中。

《风徽永存》是张知寒夫人在张知寒去世10年之后，她连儿女的钱也不要，而是用自己的离休生活费，出资为张知寒出版的纪念文集。

一本沉甸甸的纪念文集，重达1．2公斤——用重量单位来突显书的精神分量，可能也不多见。它承载着学人沉甸甸的哀思，也承载者她对丈夫事业的支撑和发扬。  这一年，恰逢第七届国际墨学研讨会在墨子故里滕州召开，墨子学会还专门在会议中安排了张知寒的追思会。有位八秩老人，专程从美国赶来，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来参加张知寒追思会。会上，学人齐集滕州，有美国的、韩国的、日本的以及国内香港、台湾地区和内地的墨学专家。他们带来了纪念文章、诗词，有的还为张知寒谱写了歌曲。他们吟着、唱着，追忆张知寒10年前的音容笑貌和他那感人的事迹。

达流在纪念文集中著文如此描写了会场上的情景：“……会上有多位先生说到动情处不禁声泪俱下。80岁的美籍华人学者李绍岜站在台中念他的悼诗，他头朝天花板仰着，微闭双眼，好像与他在天堂的朋友喃喃私语。许久，念完诗后，沉默静思良久，就像他一个人在旷野一般，现场所有的人都与他一样，静默着，许久，许久……”

达流，本名陈伟，现致力于墨学精华的现代转化工作，曾在内地和台湾出版《墨子：兼爱人生》、《墨子清谈》、《墨子智慧新解》、《墨子的人生哲学》等著作。达流在文章中写道：“……仔细打量他的照片，总感到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我好像不是在看一个逝者的照片，而是在与曾经相识而又匆匆离别的师长重逢。这让我颇为不解。怎么会这样呢？明明是未曾见过面的人，且先生离开人世已这么长时间了。”

于是，达流把他的文章题目定作《逝后十年有人哭！》

呜呼！笔者终于找到了，在今天的世界上，物质丰富化、情感荒漠化之外，还依然葆有一方希望的绿洲， “逝后十年有人哭”的泪水，便是希望的源泉……

路自通山，不必赘述，从这几条路径中的任何一条，大概都可以引导你走到张知寒的山顶了，甚而可以一览众山……

第二位“小人物”叫刘子衡。他是山东大学的校友，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三级。按校友的辈分可以说不小了吧？但是，翻开山东大学出版的所有《校友名人录》、《教授名录》之类的书中，均没有他的踪迹，可见其人物之小。应该指出的，虽然他本人是“小人物”，但他的一些学生中“名头”却有点儿大。首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就请刘子衡为他讲过《易经》，而在听他讲学或真正拜他为师的学生行列里，柏文蔚、冯玉祥、于右任、李济深、顾祝同、何应钦、吴忠信、白崇禧、胡宗南、李延年、王耀武、萧湘、。朱绍良、李玉堂等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赫然在目，学生多长于刘子衡，刘子衡与他们亦师亦友。但师生关系是不可变的，无论或长或幼，悉尊刘子衡为先生。如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李济深，长刘子衡18岁，书法家孙墨佛长刘子衡19岁，但3人在一起照相，居中者依然是“少年”刘子衡，可见其当时的地位。

在中共方面，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等都是他的朋友。在梅园和周恩来合影留念，也是他坐在椅子上，周恩来站在背后。在文化方面，他深受章太炎、蔡元培赏识，和闻一多、老舍、沈从文、顾颉刚、王驾吾等，关系密切，情感笃深。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高层将这位众多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的老师请到了北京，而在南京为其北上一路开绿灯的，竟然是他的学生，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

谁说国共两党“水火不容”？在刘子衡身边发生的事实说明，分明是中华民族中有一条心灵里的桥，只要我们找到它，可以畅通无阻！

这条桥是什么桥？此其一。

路径二：

刘子衡是中国唯一的一位能在48小时之内，既在南京看到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灭亡，又能在北平参加共产党庆祝南京解放的大会的平民。

1948年4月，解放军渡江前夕，刘子衡受周恩来之托，曾以个人身份参加了到南京和平调停的三人小组。因调停无果，4月22日，解放军总部发出渡江作战命令。翌日，刘子衡在共产党渡江部队的隆隆炮声中，最后飞离南京。不到48小时，他又在北平参加了南京解放的庆祝大会。在这次调停中，刘子衡既不代表国民党和民主党，也不代表共产党。说到底，他也没有资格代表任何一个党。他对报界声明说：“我不代表任何人，我是个平头老百姓，我只代表我自己。”

“自己”，一个个体的“人”，能够在大战前夜，为救人民于水火，敢纵横在国共两党之间？人们不禁要问：刘子衡到底有多“大”？他又因“何”而“大”？

路径三：刘子衡在国民党时期，无党、无派、无公职，四处游学。自己的学生，那么多的国民党大员请他到台湾，他拒而不往。而到了北京，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极力要将他留到北京，参加红色政权的建立。然而他却婉拒一切职务，执意回家种田。由于各方挽留，最终才在山东济南留下来，在省政府挂个副厅级闲职，当过几届省人大和政协常委。自此，隐居于大明湖秋柳园，著书立说。

刘子衡是1929年曲阜二师“子见南子案”的领导者之一，也是因此案被当局开除的两个学生之一。从那时起，他就卷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漩涡，“读书破万卷，而以《易》为经”，其对《易经》研究之深是令人“生畏”的。他以此为“源”，对儒家、道家、佛家、墨家均有很深的研究，被称为“布衣大师”。而在这位“布衣大师”的学生中受影响最大的，后来成就最高的，便是张知寒。这里的所谓“影响”，在某些时候也并非都是正面的，有时，他的复杂背景甚至给张知寒带来“灭顶之灾”。然而，苦难也是财富。回头观之，刘子衡对张知寒，亦师亦友，“神交”36年，那些渗透到他们生活中的苦难、血泪，文化的砥砺，心灵的慰藉，或喜、或怒、或哀、或乐，何尝不是酿造深刻思想美酒的窖藏和凝结成美玉的地壳裂变的岩浆……

从这些途径，你可以领略文化的神妙，走进刘子衡的心灵深处！

刘子衡1903年生，1981年去世。张知寒1928年生，1998年去世。他们两个小人物的生和死，整整横跨一个20世纪。

20世纪，是中国多事的世纪，是中国人多难的世纪。回首往事，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王朝改制，军阀混战，日本侵华，内战爆发，国民党的垮台，共产党的崛起，共和国的建立，“反右派”斗争，“文化大革命”爆发，改革开放大潮……时代更迭、文化碰撞、新旧交替、内外融合，这一世纪的任何一个事件，无不给中华民族带来惊天动地的震荡和脱胎换骨的变化。然而正是这些震荡和变化，20世纪才给中国留下了一笔难以估量的财富，那就是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也就是说，将20世纪大开大合的震荡和变化“深刻”到传统与现实文化这个层面上。在这一点上，20世纪以来，不是没有人做，也不是没有成果，但终因各种因素，真正触及文化本质者稀。从这个角度看，这笔财富还远远没有被充分重视、开掘、清理、利用。它的价值甚至仍然处在被忽略中。

然而，在20世纪里，最先看到这笔巨大“财富”的人，正是书中的两位小人物。刘子衡去世之后，思想解放更给张知寒带来了史学家不可多得的机会，各种“条件”——自身的素养和社会的风云际遇，促使他变成了少数能跳出传统文化自身的桎梏，拉开时空的距离而站到另一制高点上，以便能更加客观地去分析和观察中国大文化全貌的人之一。他从这个新的制高点上，审视、研讨并力行着“墨家精神”，从中发现中华文化重新“改造”和“架构”的巨大潜力及其不可逾越的时代要求。在这一点上，他与任继愈等一大批中国文化仅存的大学者不谋而合。任继愈“坚信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文化，而应是活着的文化，但应该整理，才能让这份遗产为塑造新一代中华民族精神服务”（上海师范大学李申转述）。所以，当任继愈看到张知寒在60岁离休以后，仅凭自己的一颗赤诚的心与执著追求的精神，用十年时间，在中国掀起国际墨学第二次复兴的时候，他既震惊又振奋。他以极大的热情，积极地支持、投入了这次来自民间的自发的“墨学”运动。更可贵之处，这次自发的“墨学”运动，发展到党、政、军、农、工、商、学等各个领域，其层面达到历史上“墨学”发展的新的高度和广度。这次“墨学”的“复兴”，思想学说已经不再仅仅是课堂经文的传授，而化为很多参与者优秀传统文化的心灵洗礼。他们从张知寒身上，看到了那种“活着”的中国古老文化的复活。当时在世的历史文化巨匠几乎全被张知寒的“墨子精神”所感动而纷纷投人了这一场运动，可以说，由一个普通教授而发动如此规模的文化运动是史无前例的。同时，应该进一步看到，张知寒的功劳不仅仅在于力行，而包括张知寒自身的高度，都应归功于他的发现——一个史学家的正确选择——复兴墨学；让中国历史的“悲剧”不再继续！

很遗憾，中国人自己有很多人不知墨子是谁，更不知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从张知寒“突不暇黔”、“席不暇暖”的脚步声里，人们看到的，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新生和希望——《墨子归来》！

作者

2011年6月8日

一、逝者如斯

公元1981年，刘子衡去世。

公元1998年，张知寒去世。

在两个小人物的世界里，公元1903一1998，这一历史的瞬间降下了帷幕。

其后，发生了一些大事和小事，这其中也许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一并摘录：

公元2000年，中共中央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其中之一是“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2003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将此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写入党章。

在“以人为本”之后，“和谐”一词被突出出来。人们开始关注“以人为本”、“和谐”和墨子“兼爱”一词之间的“悬契”关系。

接着，“和谐共赢”出现，可以毫无争议地确认，其源头应来自墨子。两千年前，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

这是时代的符号。

2004．年，由张知寒主编的29万字《山东省志·诸子名家系列丛书》之一《墨子志》出版。

2005年，由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主编的《墨子大全》（全100册），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学术界的大事。

任继愈在序言中提道“已故张知寒教授倡议编辑一套《墨子大全》，汇集古今有关墨学的资料于一编。这个倡议得到社会学术界热烈的响应。经过编者、出版者、赞助者的共同努力，丛书终于面世”。

这是墨学发展史上的大事。

张知寒生前不止一次地说过：“将来《墨子大全》出版了，我们要送中央常委每人一套。今天的中央领导都应该读懂《墨子》。如果全国的县委书记也都能读懂《墨子》，那中国的两个文明建设将会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全国人民都能像了解孔子那样了解墨子，那么中国将是最文明的国家。”遵照张知寒生前的遗愿，《墨子大全》连同书架被静静地推进中南海，分送中共中央常委，人手一套。

2010年，中共中央提出《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媒体开始出现一个新词“学习型政治局”，以建设“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

“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这是多么令人神往的人类境界。可以说，没有它，就不会有中国真正意义的小康。

20世纪，是人类一个动乱的世纪。中华民族曾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多难兴邦，殷忧启圣”，这是中华民族痛苦思考的世纪。有理由相信，21世纪，是一个中华民族学习的世纪。

孔子日：“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何为“故”，何为“新”？何为“学”，何为“思”？

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拿破仑说：“狮子睡着了，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但拿破仑不曾知道，他所认识的那只“一旦被惊醒”的中国雄狮，即使醒过来也仅仅睁着“一只眼”——“独尊儒术”。

“一只眼”的狮子醒了，世界为之震动。而如果“并称显学”的另一只“墨学”之眼也睁开了呢！

爱因斯坦给五千年后子孙的信中说：

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舒适得多。我们早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械的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后解放出来。我们学会了飞行，我们用电磁波从地球的一个角落方便地同另一个角落互通讯息。

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而遭受悲惨的贫困。而且在不同的国家里的人民还不时互相残杀。由于这些原因，所有的人一想到将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和极端痛苦。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群众的才能和品格，较之那些对社会产生真正价值的少数人的才智和人格来，是无比的低下。

我相信后代会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和正当的优越感来读这封信。

这里，拿破仑所及者，是“故”。爱因斯坦所及者便是未来的“新”。重新坐到孔子门前的板凳上，“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便是人类的进化和发展。

人们在这个时刻，也许才能理解阿诺尔德·汤恩比的话：“墨子关于舍去利己、树立爱他的兼爱学说，是反对侵略战争的理论先导，就是说，正如谴责侵害他人谋私利的强盗行径一样，也应该谴责大国侵害小国、大量屠杀以及破坏经济的行为。这种理论是极现代化的，只是墨子主张的兼爱，过去只是指中国，而现在应作为世界性的理论去理解。”日本宗教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池田大作也认为“指出普遍爱的重要性者是墨子”，“墨子的爱比孔子的爱更为现代人所需要”。

同样，爱因斯坦要人们五千年以后才明白的问题，墨子在两千年前就提出来并有了解决的方案！

世人能不为此震动吗？

可见，学习的重要！

张知寒去世十周年，夫人徐淑梅遵照张知寒的遗愿，坚决拒绝为张知寒立碑和用他的名字为本村小学校命名，而用自己的离休生活费用，携子女及孙辈，为张知寒出版了纪念文集《风徽永存》。徐淑梅说：“知寒由于遭遇坎坷，青壮年时期的20年处于被专政、被压制状态，失去了很多为人民工作的大好时光，他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些许贡献连他自己也是不满意的。但他从年轻时就志存高远，忧国忧民，在几十年里养成的胸怀坦荡、不屈不挠、宽厚博爱、勤奋敬业的精神，一是教育子孙后代的精神财富。用出纪念文集的办法，可让孩子们了解知寒的奋斗足迹，教给孩子们做人。”

文集重1．2公斤。

一本厚重的书，是一艘载满“大爱”的航船，驶向远方。在张知寒去世10年以后，又拉开了墨学研究和继承的帷幕……

《乾》有多高？仰望张知寒！

《坤》有多厚，怀念徐淑梅。

张知寒的一位学生李洪岩在《风徽永存》纪念文集中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话：

老师是最有福气的人。因为社会虽然对他不公，上帝却把师母安排在了他身边。我的师母是天底下最伟大的女性，是真正真正的中国母亲。老师与师母的美德，是不应该写在纸上的，而是应该镌刻在石碑上。

第二句话：

我也觉得老师是天堂里最安详的人。因为’，上帝希望一个人做到的，老师都做到了；上帝希望一个人不要去做的，老师都没有做12010年，徐淑梅平静安详地去世。

二、大事因缘

2010年5月13日下午，风和日丽。著名科学家杨振宁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主持了“黄长风讲座”首次讲座。讲座者为何炳棣。

何炳棣，1917年生于天津。值得山东大学骄傲的是，1933年夏天，何炳棣从天津考入山东大学化学系，来到青岛。他在青岛读了一年。1934年夏天，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195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史博士学位。1966、1979、1997年分别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艺文及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高级研究员。1975—1976年荣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乃该会首位亚裔会长，也是20世纪唯一的华裔会长。1965一1987年任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汤逊讲座教授，是任该职位的首位华裔史学家。他长期研撰中国史，成就卓著。最近十多年，他研撰重心转到先秦思想史上一些关键性的课题。

何炳棣演讲的题目是：“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人手”。

4年前，何炳棣就开始思索这件大事，经过大量考实之后，撰成3万余字的文章。这次演讲论文，《光明日报》2010年6月3日予以发表。

何炳棣在《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人手》一文中指出：

六十多年前，陈寅恪师对冯友兰师《中国哲学史》 （下册）的《审查报告》三，特别提出两项论断：

1．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两宋）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

2．……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术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

今日反思，陈师两项论断皆有商榷余地。两宋新儒学之产生，固然是我国近千年来思想史上的大事，但就全部传统中国历史而言，真正最大之事应是秦专制集权统一郡县制大帝国的建立及其传衍。至于陈师第二项论断——二千年来，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之不尽符合史实，显然是由于他在冯著审查报告中近乎炫耀的自嘲：“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国史上对传统政制之本质及其运作了解最深刻的当推汉宣帝和毛泽东。《汉书·元帝纪》：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八岁立为太子。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j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日：“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日：“乱我家者，太子也！”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写于1973年8月5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宜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最后，“大事因缘”的“因”和“缘”尚需解释。“因”当然是笃行兼爱非攻，不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缘”则甚奇，奇在：墨者原来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情怀，在竭忠尽智仕秦的过程中，竞无情地被时代化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剂——这才是人类史上值得讴歌赞叹盼永恒悲剧！

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即是转迷开悟。但今天的“大事因缘”却越来越令人糊涂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两千年，自然不是“小事因缘”，而国学大师陈寅恪提出的“大事因缘”却是“两宋新儒学的产生”，又过了六十年，陈寅恪的学生何炳棣才质疑并推翻自己老师的结论，认为“我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大事因缘’应该是墨者协助秦国完成统一大业，而本身却消溶于时代政治洪流之中。秦国转弱为强，人们一般都归功于商鞅变法，但事实上，应该归功于墨者的帮助”。

何炳棣最后还特别强调：“最后，‘大事因缘’的‘因’和‘缘’尚需解释。‘因’当然是笃行兼爱非攻，不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缘’则甚奇，奇在：墨者原来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情怀’，在竭忠尽智仕秦的过程中，竟无情地被时代化为本身生命的高酸消溶剂——这才是人类史上值得讴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中国的“大事因缘”之“因”，原来不在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也不在“（两宋）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当然是笃行兼爱非攻，不惜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翟”。

呜呼！中国两千年的“大事因缘”，本就一个，结果还被弄错了。而弄错者不是别人，而是既是裁判又是球员的历代“独尊儒学”的“国学大师”们。这些国学大师们开课收徒，传承延接，千年不变，直至到了何炳棣才得以改变。

可敬又可悲的中国文化！

何炳棣和一般的海外中国学者不同，他跳出“汉学”这个狭窄的框架，广泛借鉴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成果，又能吸纳西方史学的种种长处。他的论文影响已超越中国史的范畴。他的研究，已经将“独尊儒术”的点，放到中国文化的大坐标系中去观察研究，才得出这异乎以往的结论。

何炳棣在看清了两千年的事实真相以后，心情自然是激动的。他说：“完成此篇论文之后，却不由得对墨子及其忠实信徒非讲一两句纯感情的话不可：墨者原来兼爱非攻无私救世的清补良药，竟被时代巨变无情地化为本身生命的强酸消溶剂——这是国史和人类史上值得讴歌赞叹的永恒悲剧！”

一服墨学“救世的清补良药”，一首“值得讴歌赞叹的永恒”墨学长歌；

一个为“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一个在刘子衡的点拨下，用孟子手中的“密钥”去打开千年儒家文化的“黑匣子”；一个在海外，一个在国内；一个何炳棣，一个张知寒，而两人的结论却是异地同歌。

何炳棣在开场白中提到，解放前，林家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管搞哪一行，要紧的是千万不要搞第二等题目——这就是‘清华的精神’！”

何炳棣是16岁进入山东大学，应属山大学子。刘子衡是30岁时人山东大学，他们应该是同级校友。从刘子衡、何炳棣到张知寒，山东大学为什么不可以说：“不管什么学校，要紧的是不出二等的人才。”遗憾的是，在张知寒十年来主持的墨学国际会议上，两位中国的墨学同道没有缘分见面。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是在严谨的科学考证之后，都将目光聚焦于墨子。

至此，当代对中国文化颇具特色的思想者出现了：

黄炎培，从中国“一部历史中”总结出来“兴亡周期律”。显然，他忧心忡忡地看历史，明显地带悲观色彩，唱响的是儒家的悲歌。

毛泽东，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诗歌，写出了他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见解。何炳棣认为“国史上对传统政制之本质及其运作了解最深刻的当推汉宣帝和毛泽东”。毛泽东“祖龙魂死秦犹在，孑L学名高实秕糠”，从何炳棣的观点看，毛泽东指出“秦制”长久不衰和“孔学”不是历史上最大的“大事因缘”，以及毛泽东认为，“墨子是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是‘中国的赫利克利特’。”这已经几近历史的本质。但后来毛泽东为什么与这位历史上的“辩证唯物论大家”擦肩而过，却又成了历史的陈迹。

至此，在不同的时空，在认识上逐渐接近中国“大事因缘”的应有三个有代表意义的人物：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墨学第一次复兴，从维新改革的梦中看到墨子“溅百年之心力以莳其种于我先民之心识中，积久而成为国民性之一要素焉。我族能继继绳绳于天长地久，未始不赖是也”。他指出“今欲救之（中国），厥唯墨学”。

张知寒，从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中指出：“墨子是中国人的良心和灵魂。”

何炳棣，没有直接参加上世纪末中国墨学第二次复兴的活动。他是从国外灿烂辉煌的图书殿堂里，回眸中国历史，继承“清华”传统， “做第一等题目”，大胆质疑自己的老师陈寅恪的结论，指出：“我国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大事因缘’应该是墨者协助秦国完成统一大业。”

虽然，三个人物的结论都带情感色彩。中外史学家不约而同地被墨子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史家在大量考证研究后摘下眼镜，抬起头来，仰望星空，史学者长期被忽略了的“情商”进发了！

中国文化的夜空，应该因墨子之星而更加明亮！

“墨子不仅被过去的时代冤枉了，而且也被现代冤枉了”——不仅何炳棣这样说，20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世界的学者纷纷觉醒了，墨学复兴来源于人类的进步！中国的墨学复兴就证明或正在证明这一点。

讲座中，何炳棣又一次提出，两千多年来哲学及思想史界最大的困惑，莫过于墨子学派何以从显学倏忽衰微沦为绝学。20世纪前论者有胡适、梁启超、钱穆、方授楚、陈柱、郭沫若诸家，但“在解释墨学衰微问题上，言之成理的说法少，似是而非的议论则太多，这反而妨碍对真正原因的把握”。

在这个问题上，张知寒的认识是：“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多埋头于四书五经中，领悟处世为人的人生哲理和经世方略，从儒学经典里寻找金榜题名的终南捷径，先秦科学知识结晶的《墨经》‘后世莫习焉’。另外一个原因，墨家思想严重地冲击了封建血缘宗法制，因其主张兼爱互利、选贤任能、兴利除害，所以，历代统治者都不能容忍其存在。因此，墨学只有改变包装成为代表平民利益的下层文化。”

同样是平民文化的代表，人们关注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重大承诺和“兼爱”之间的关系。

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初步胜利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虽然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应该是明确的，它给中华民族提供了一次历史上难得的、相当长的“时间”来思考中国文化的“大事因缘”问题。

这是中华民族“第一等的题目”。

三、觉悟者

有谁能相信墨子可以在一个早上就解决中国的问题吗！

《墨子·公输篇》说：“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间中，守间者不内也。故日：‘治于神者，众人不知其功。争于明者，众人知之。’”这是发生在墨子“止楚攻宋”以后。墨子奔走十天，鞋磨破了，脚磨烂了，来到楚国，说服楚王放弃攻打宋国的计划，制止了一场残酷的流血战争。但墨子从楚国回来，路过宋国的时候，正赶上下大雨。他要到闾门下避雨，但守闾门的宋国士兵却不接纳他。如此当年的笔者感慨：“运用神机的人，众人不知道他的功劳。而于明处争论不休的人，众人都知道他。”

呜呼！救了宋国人的墨子，连进宋国闾门避雨而不可得。而今“史”过境迁。看今日之中国，太平盛世，国泰民安，莺歌燕舞，余物如山，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理会一个“小人物”，那位早在宋国就被历史的大雨淋湿了的、已被国人忘得一千二净的墨子呢？

张知寒说：“墨子是中华民族的良心和灵魂。”

人没有“良心和灵魂”，行吗？

说到“心”，禅宗有一则故事。

印度菩提达摩，为禅宗二十八祖、中国禅宗的初祖。他的师傅、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说：“后于震旦有大因缘。”“震旦”者，即佛教中国的译音。达摩问师傅：“震旦有大士堪为法器否？”师傅说：“汝所化之方，获菩提者不可胜数。”也即是说，在东方的中国，有着广泛的佛教群众思想基础。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普通元年庚子九月二十一日抵达中国。因机缘不到，遂到嵩山少林寺面壁。洛阳僧者名神光者，遂来少林，追随菩提达摩，“晨夕参承，光虽事之尽礼，祖常端坐面壁，未始为语”。神光于梁武帝大同二年（536）十二月九日夜，立雪断臂，乞达摩大师开悟。达摩大师见神光为法忘形，“断臂吾前”，知是“法器”，才答应为他开悟。

光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我的心安静不下来，希望大师给我把心安静下来。）

师日：“将心来与汝安！”（把心拿过来，我与你安。）

光说：“觅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心啊。）

师日：“与汝安心竟。”（我已经给你安上心了。）

“光由是有所契悟”，后来达摩为其名日慧可，这便是中国禅宗二祖。

慧可到底对什么“有所契悟”呢？

慧可经达摩点拨，明白了“是心是佛；是心是法，佛、法无二”。也就是说，你的心就是佛，就是法，不要在外面找。你守住你的心，但莫污染，你就是佛。

大难至简。

这就是慧可用立雪断臂的代价而得到的契悟。同时，也给那些求“佛”的众生当头棒喝：

泰山顶上，十万元一炷的头香，能求得佛祖的保佑了吗？

贪污所得，不可胜数，佛门烧香，免得了牢狱之灾吗？

每年孔子诞辰日，孔府前烟火蔽日，笙鼓齐奏，震耳欲聋，那是在尊“谁”呢？茫茫人海，几人知道？

张知寒所担心的那些“共产党人”，真懂得什么叫马列主义吗？

那些强取豪夺、坑蒙拐骗、假冒伪劣、黑道白道，凡此种种，这些人有“心”吗？

遭到这些“当头棒喝”以后，人们才知道，慧可和张知寒是一样的“心不安”。

世间与出世间，万法归宗。在遭到这些“当头棒喝”以后，人们才知道，张知寒不仅用断臂求法，而是用牺牲自己的生命求法，开悟世人：“墨子是中国人的良心和灵魂。”

我们孜孜以求之“大爱”之心，我们向往的理想社会的追求，都包含在墨子精神的最高人文要素中，现在“抽钉拔楔”的开悟，就是打破千年的文化认知习惯的封锁，不再认为它是文化的另类，也不是高不可攀的“空想”，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认知它，学习它，发扬它。无需外求，它就在你的心里。如果从上到下都有如此的觉悟，学习、发扬你心中的墨子精神，中国一定会有一个蜕变，那是一个让人充满信心的时代的开始！

未知今之西来“菩提达摩”，能识此大法器否？

如果国人对此还没有“契悟”，那就去读读《墨子》吧。

晚清以后，以梁启超、谭戒甫为代表的墨学研究者从中国文化的反思中掀起了墨学的第一次复兴。20世纪，以张知寒为代表的广大中外墨学研究者掀起了第二次墨学复兴。这次复兴是由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发起的，自始至终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都是历史性的。这次墨学复兴的特点是，不仅有严谨的历史考据和研究，同时也激发起历史学家经世致用的革命热情。在张知寒的带动下，墨学研究者不再以“历史学家”的名头为满足，他们已经成为重塑中华精神的文化战士。

同时，墨学复兴不是重蹈“独尊墨术”的覆辙。重点谈“墨学”是因为它在之前已经被人为地历史尘封了两千多年。只有突出它才可以恢复当年的“并称显学”的本来面目。在此基础上，张知寒强调“比较研究”，即“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祛邪扶正的良药”将在比较之中产生，以期达到“儒”、“墨”“显学”互补，“显学”与“非显学”互补。丰富传统文化的内涵，重新全面发掘、验证、创新救世的新路。

张知寒是“大事因缘”的“觉悟者”。

在《风徽永存》纪念文集中，张知寒的学生，现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考古学教授车广锦说：“……读书做学问的境界，是净化心灵，提升人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立身处世，无不是文化的准则。一个人达到如此境界，便是文化的象征，他本身就是精深的文化。中国文化的精华，不是靠书本流传的，而是靠一代代圣贤大哲的人格传承的；中国文化的精髓，不是靠政令昭彰的，而是靠一代代思想精英的精神彰显的。纵然读书万卷，不及读懂大师一人。我们从张老师的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读懂了往圣绝学的原版精神。”

以往，中国人只要读懂儒、释、道，便是对中国文化“登堂入室”了。外国人只要进了“孔子学院”，便是踏进中国传统文化的门槛了。随着刘子衡、张知寒、何炳棣这些“小人物”走到你的面前，你会突然发现：中国人或者外国人不知道墨子，就将永远徘徊在中国完整的文化殿堂之外，好似进了故宫不知有太和殿，来到中国而不知有长城。

四、我与张知寒先生

1982年，我当外文系辅导员，张知寒任历史系班主任。在一次学生部工作会议上，我听到了张知寒的那句名言：“假如他是你的儿子！”我当时很震撼。就因为这句话，我到山东大学新校打听到张知寒的住址，并冒昧未约敲开他的房门。这便是我们交往的开始。那次谈话之后，我在当时的学生刊物《稚虬》上以他为模特儿，发表了五幕话剧《教授》，并在《山东影视文学》上发表了电视剧本《高等学府的琴声》，自此，我们的交往和了解逐步加深，后来有幸目睹了他离休后所发动的20世纪这场墨学的复兴。张知寒去世前，笔者急就《历史·墨子·张知寒》一书，旨在让坎坷一生的学人能看到自己的传记，多少偿还一点社会对“普通教授”的歉疚。又经十几年思考和沉淀，写成《墨子归来》，为中国墨学第二次复兴，做些文字记录。

是为记。

焦世瑜

2010年9月28日

今之匹夫匹妇，曷尝诵墨子书？曷尝知有墨子其人者？然而不知不识之中，其精神乃与墨子深相悬契。……乃墨翟、禽滑厘、孟胜、田襄子诸圣哲，溅百余年之心力以莳其种于我先民之心识中，积久而成为国民性之一要素焉。我族能继继绳绳于天长地久，未始不赖是也。

——梁启超《墨子学案》

墨子是中华民族的良心和灵魂。

有差别的爱达到极致，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是战争。

——张知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