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案和接踵而至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民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多年来史家都归罪于袁世凯。在这本《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中，张耀杰先生却以史家的敏锐，全面系统地梳理史料，用史实说话，解疑释惑，以全新的视角得出崭新的结论，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结论，都不能不承认这部书不愧是20世纪中国研究的新收获。

谁是谋杀宋教仁的幕后元凶？袁世凯，还是陈其美？矛头直指革命党内部！《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分析中国失去民主宪政机会的重大悬案，还有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著名历史学家杨奎松、中国近代史专家袁伟时、中国社科院教授王学泰倾情推荐！

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被武士英开枪暗杀。宋教仁案和接踵而至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是民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

《谁谋杀了宋教仁(政坛悬案背后的党派之争)》作者《南方周末》知名专栏作家张耀杰以史家的敏锐，全面系统地梳理史料，从全新的视角得出崭新的结论：在杀手武士英的背后，具体执行暗杀行动的是国民党方面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等人，而幕后操纵一切并嫁祸于人的真正凶手却是前沪军都督、革命党人陈其美。

第一章 宋教仁的革命与宪政

第二章 宋教仁案的历史现场

第三章 宋教仁案中的陈其美与应夔丞

第四章 洪述祖招安应夔丞

第五章 宋教仁案中的袁世凯

第六章 “二次革命”的酝酿与调和

第七章 “二次革命”的落花流水

第八章 宋教仁案的前台与幕后

后记

参考书目举要

1905年6月12日，宋教仁报名参加日本东京的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于15日开始上课。1906年2月1日，宋教仁进入早稻田大学留学部预科壬班学习，不久通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审查，用宋炼的化名取得了官费留学生的资格。同年7月20日，宋教仁以壬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留学部预科。这是宋教仁在日本取得的最高学历，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他虽然继续从中国大使馆领取留学官费，却再没有接受正规的学历教育。

1906年9月25日，宋教仁在日记中介绍说，他当面向黄兴指出，孙文等人一心要在中国南部边疆起义，是“冒险心、激进心太甚，将来恐有孤注之势”。接下来，他给黄兴谈到前往吉林南部的延边地区，争取武装割据的山东人韩登举的初步设想。

同年8月20日，宋教仁因为用脑过度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得不到东京脑病医院住院治疗。11月5日，他按照黄兴的建议，办理出院手续后直接搬到宫崎寅藏家里休养。

1907年1月4日，黄兴准备到香港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委托宋教仁代理同盟会庶务的职责，并且邀请宋教仁从官崎寅藏家里搬到他的伊势屋寓所继续养病。当天晚上，宋教仁来到孙文住所办理交接手续：“逸仙与余言代理庶务事，余问其一切事务如何？逸仙不多言及。余坐良久，遂辞去，至《民报》社宿焉。”

2月15日，黄兴因为“广东近日非常戒严，香港亦难居”而返回日本。2月24日晚上，宋教仁先与黄兴、末永节、古河清、张继等人商议前往东北的计划，然后来到孙文住处。孙文告诉他说，“明日内田良平接余等至赤坂三河屋开晚餐会”。

2月25日，宋教仁与孙文、章太炎、刘师培、鲁文卿、胡汉民、内田良平、宫崎寅藏、清滕幸七郎、和田三郎等人欢聚一堂。在当天日记里，他记录了“艺妓七八人轮流奉酒……歌舞并作”的热闹情景，却没有提到自己最为熟悉的黄兴(庆午)的名字。2月28日，宋教仁在日记中记录了发生在孙文与黄兴之间的激烈冲突：

“七时至《民报》社与黄庆午言余辞职事，庆午不应。良久，庆午忽言，欲退会，断绝关系，其原因则以口口口以己意制一新国旗，而庆午以为不善，请其改之，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故庆午怒而退会。时诸人均在，皆劝之。余则细思庆午不快之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口口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耳，遂不劝止之。又思口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事亦听之。”

另据冯自由、章太炎等人回忆，青天白日旗由在1895年广州起义中牺牲的兴中会会员陆皓东设计。孙文把该旗张挂在《民报》社兼同盟会本部的墙壁上，黄兴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既不美观又接近于日本国旗。孙文厉声斥责道：“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恼羞成怒，当场表示要脱离同盟会。

代理庶务的宋教仁通过一个多月的频繁接触，对于孙文有了比较真切的认识，黄兴与孙文的激烈冲突进一步坚定了他内心深处与孙文分道扬镳的路径选择。3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十时，至孙逸仙寓，言辞职事，并以一切文件交之。逸仙初犹不允，余固言之乃已，遂皆交代清楚。……至《民报》社，知黄庆午事尚未调和，阅报良久而回。”

过了一段时间，黄兴与孙文言归于好。宋教仁与孙文之间却一直保持着貌合神离的微妙关系。胡汉民在自传中提供的解释是：“先生力主青天白日之徽帜；克强欲用井字徽帜，谓以井田为社会主义之象征。先生谓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党众悉从先生。克强争之不能得，则意颇怏怏。余既与克强分道行，克强犹有书致余，谓‘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何定须执著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黄兴与孙文委曲求全地言归于好，意味着他对于加入同盟会时所坚持的“个人自由”的自我放弃，以及对于中国历史上公天下、救天下、打天下、坐天下、治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传统型革命会党的惯性回归。宋教仁所追求的却是变中国传统的暴力破坏、无序竞争的革命会党，为阳光参政、依法竞争的现代议会政党的宪政民主道路，而且自始至终都没有就此事与孙文商议过。在孙文从革命专政到宪政民主与宋教仁从革命民主到宪政民主的路径歧异之间，黄兴一直处于既左右摇摆又委曲求全的思维混乱之中。P12-14

宋教仁案和接踵而至的“二次革命”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民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多年来史家都归罪于袁世凯。张耀杰先生以史家的敏锐，全面系统地梳理史料，用史实说话，解疑释惑，以全新的视角得出崭新的结论，不管人们是否同意他的结论，都不能不承认这部书不愧是20世纪中国研究的新收获。

袁伟时

1924年6月，圈地百余亩建造的宋园，在国民党方面的主持下正式落成。宋教仁墓在公园西侧，占地约九亩。墓道入口处两根饰有蘑菇云状的天蓝色灯柱分列左右，中间是白色花岗石路面，墓呈半球形。墓前石碑镌刻“宋教仁先生之墓”，墓顶安放一脚踩恶蛇的雄鹰雕塑。墓园正中立宋教仁全身坐像，坐像底座正面刻有章太炎的篆字手书“渔父”。坐像背面富于潜台词的铭文，为“于右任撰语康宝忠书字”：“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纪，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呜呼！”

自从1911年辛亥革命直到1949年，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的军政实力以及最为恐怖的秘密情报系统和秘密会党势力的，一直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以及他的异姓兄弟蒋介石一派人。于右任所担心的因为直笔书写宋教仁案而遭受杀戮的恐怖势力，显然是来自他所从属的国民党内部，而不是已经去世多年的袁世凯及其北洋军阀。

行文至此，有必要对于全书内容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与总结：

1913年3月13日，应夔丞从上海文元坊家中致信北京椿树胡同的洪述祖，主动提出筹资“去宋”的设想。

3月14日晚上7时，应夔丞发给洪述祖应密寒电：“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夔。”

洪述祖接到电报后，并没有在“转呈，候示”方面给出明确答复，而是在3月18日下午的川密电报中响应说：“寒电应即照办。”

3月19日下午12时35分，洪述祖在川密电报中催促应夔丞“事速行”。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时40分，宋教仁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从背后开枪暗杀。陪同武士英执行暗杀任务的，是与国民党方面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关系密切的吴乃文、陈玉生、冯玉山、张汉彪。到火车站为宋教仁送行的，是国民党方面层级较高的吴颂华、拓鲁生、黄兴、陈策、宋教仁、廖仲恺、于右任、吴铁城等人。

3月21日凌晨2时10分，应夔丞在川密号电中通知洪述祖：“廿四十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

3月21日上午9时20分，应夔丞给洪述祖发去川密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一无伤亡，堪慰，望转呈。”

上述内容，主要是上海方面的应夔丞与北京方面的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围绕宋教仁暗杀案所留下的纸上谈兵的前台信息。隐藏在这些纸上谈兵的前台信息背后的，是上海方面的吴乃文、拓鲁生、冯玉山、陈玉生、张汉彪、陆惠生等人具体实施的一项十分周密的行动计划：他们一方面安排武士英充当在沪宁火车站枪杀宋教仁的凶手，一方面安排王阿法充当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举报应夔丞涉嫌犯罪的虚假线人。负责制订这项十分周密的暗杀计划的最高层级的犯罪嫌疑人，显然不是被当做替罪羊出卖牺牲的应夔丞，而应该是应夔丞与吴乃文、陆惠生等人的共同上司、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就是这样一件并不十分复杂的刑事案件，通过国民党方面嫁祸于人、疑罪从有的宣传造势，直接导致了号称是“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由于军政实力过于悬殊，“二次革命”很快像落花流水一般归于失败。流亡日本的孙文在陈其美等人的支持下，另行创建了党魁崇拜加党魁专权的中华革命党。一举消灭国民党军队的袁世凯，在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了他所梦想的皇帝宝座。1916年5月18日，宋教仁案的第一嫌疑人陈其美，死在了张宗昌、程子安等人组织的另一场暗杀行动之中。其中的张宗昌是与陈其美之间有着许多恩怨的青帮大佬李征五的老部下。程子安是曾经被陈其美牺牲出卖过的张秀全、韩恢、胡侠魂等人的老部下。  这本书的最初成果，是发表于台北《传记文学》2008年2、3月号的将近4万字的长文《国民党与宋教仁案》。我在这篇文章的开场白中写道：“写作关于宋教仁案的一系列文章的最初动因，是依据几张老照片简单介绍洪深的影剧传奇，没有想到由洪深的父亲洪述祖牵扯出一直在以讹传讹的宋教仁案。”

这篇文章发表后，我通过网络读到思公的搜狐博客，从他的系列长文《宋教仁谋杀之谜》中深受启发，随后又见到了本名彭红的思公本人。围绕宋教仁案，我们曾经反复交流过心得体会，在此向一贯诚恳亲切的彭红先生表示感谢。

2009年5月21日，我在陪同于建嵘教授到湖南农村考察基督教家庭教会期间，专程前往现在已经改名为湖南省桃源县八字路乡渔父村的上坊村香冲，在宋教仁的远房侄孙宋福安先生的陪同下，实地察看了宋教仁的故居旧址。同年9月20日，我又与李玉女士一起前往湖南省张家界市，专程拜访了一直在收集整理宋教仁资料的宋教仁嫡亲侄孙宋忠雄先生，从宋忠雄先生那里印证了自己的许多学术判断。在此向宋忠雄先生、宋福安先生和李玉女士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是台湾版《悬案百年：宋教仁案与国民党》的修订版。修订过程中不仅删除了一些不必要的议论，而且还添加了新发现的一些文献证据。在颇为漫长的写作与修改过程中，部分章节已经在《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南方都市报》、《中国新闻周刊》、《同舟共进》、《温故》、《万象》、《随笔》、《闲话》、《领导者》、《社会科学论坛》、《粤海风》等多家报刊摘录发表，在此向相关的编辑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向本书的出版方以及一直帮助推动此事的么志龙先生，表示感谢。

作为一桩百年悬案，与宋教仁案直接相关的许多第一手文献资料已经被人为毁灭，在此过程中偏偏涌现出不计其数既政治正确又以讹传讹的小说演义式的历史回忆及历史研究，从而给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与历史还原制造了许多难以摆脱的话语圈套与误导陷阱。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如履薄冰般认真查证、小心比对，也难以避免某些低级错误和学术硬伤的存在。因此，我对于一切善意的批评指教，都将报以感恩之情。

读这本书，不仅把我们带回了民国初年政治搏斗的现场，也使我们进一步思考现代文明社会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文明和游戏规则。

——中国社会科学院 王学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