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从伦敦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后，我便去了内特里进修军医的必修课程。完成学业后，就被分派到诺桑伯兰第五火枪团做军医助理。那个团当时驻扎在印度。在我还没赶到部队报到前，第二次阿富汗战役就爆发了。我在孟买登岸时，听说我所属的那个团已通过各个关口，开拔到敌人后方去了。即使这样，我还是跟着和我一样掉队的军官们追赶上去，平安到达坎大哈后，我找到了我的部队，马上开始了我的工作。
这场战争给很多人带来了提升和荣誉，可我得到的却是不幸与灾难。我被借调到巴克州旅后，就和他们一起参加了迈旺德战争。在这次战役中，一粒捷则尔枪弹击碎了我的肩胛骨，并把锁骨下面的动脉也擦伤了。假如不是我那勇敢的勤务兵摩瑞抓起我扔到一匹驮马的背上，我可能就不会安全回到自己的部队，而被那些凶残的嘎吉人俘虏了。
枪伤和长期的辗转劳顿使我身体消瘦、虚弱不堪。我只好和大批伤员一起转移到波舒尔的后方医院。在那里，我的身体慢慢恢复了起来，可是当我刚能够在病房中稍稍走动，能挪到阳台上晒一会儿太阳的时候，我又染上了印度伤寒症，又一次病倒了。一连好几个月，我都是昏迷不醒，奄奄一息。最后我终于挺了过来，身体渐渐好转了，只是体质还很虚弱，医生们会诊后，决定马上送我回英国。于是，我就乘运兵船“奥仑梯兹号”回国。过了一个月后，我在普次茅斯码头登陆了。那时，我的身体糟糕透了，政府给了我九个月的长假让我好好康复。
我在英国无亲无故，过得很逍遥自在。我便自然地去了伦敦——那个大英帝国所有游手好闲之徒汇聚的地方。
我在伦敦河滨路的一家公寓里租住了一段时间，过着既不舒适又很无聊的生活，钱一到手就花光了，入不敷出，腰包一下子就空了。我很快醒悟过来了：我必须住到乡下的什么地方去，要不就得彻底把我的生活方式给改变掉。我选择了后一种活法，决心离开这家公寓，搬到一个简陋并便宜一点的地方去住。
就在我做出这个决定的当天，当我站在克莱梯利安酒吧门前时，忽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小斯坦弗。他是我在巴茨时的一个助手。对于一个孤独的人来说，在伦敦城的茫茫人海中，碰到一个熟人，确实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斯坦弗当时并不和我特别要好，但能碰到他，我还是很激动。他似乎也很高兴。一阵狂喜之后，我请他一同乘车去侯本餐厅吃午饭。
车子穿行在伦敦街道上时，他很吃惊地问我：“华生，你最近怎么了？看你面黄肌瘦，只剩一把骨头了。”
我简单地把我的经历跟他说了一下。话还没说完，侯本餐厅就到了。
他听完后，同情地说：“不幸的人啊！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
我回答说：“我想找个价钱不高而又舒服点的房子，不过不知道能否找到。”
他说“这可真怪，今天你是第二个对我说这样的话的人了。”
“第一个是谁？”我问道。
“他是在医院搞化验的。今天早上他还唉声叹气呢，他说他找了几间好房子，但租金比较高，他一个人支付不起，又一时找不到人合租。”
我说：“太好了，如果他真想找个人合租，那就找我吧。两个人住总比一个人住要好得多。”
小斯坦弗端起酒杯很吃惊地望着我，他说：“你还不知道夏洛克·福尔摩斯吧，要不你怎么愿意跟他住在一起呢？”
“怎么啦，难道他这人不好吗？”
“不，他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只不过他有点古怪——他老是不停地研究一些东西。据我了解，他人倒是蛮正派的。”
我说：“他是个医生吧？”
“不是的，我一点都不清楚他钻研的是什么。不过，他精于解剖学，又是第一流的药剂师。但是，他好像从没系统地学过医。他所研究的东西很乱，不成系统，并且也很离奇；他积累了很多稀奇古怪的知识，足以使他的教授都感到惊讶。”
我问道：“难道你从没问他在钻研些什么吗？”
“没有，他很难说出心里话，虽然他高兴的时候，也爱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
我说：“我倒想见见他，我现在身体还不大好，受不了吵闹和刺激，因此，我要与人合住的话，得挑个好学而又安静的人。请问，我怎样才能找到你这位朋友？”
斯坦弗回答说：“他现在肯定在化验室里。他要么几星期都不出去，要么整天都待在那儿。如果你愿意，我们吃了饭就一块坐车去。”
“当然愿意！”我说，随后我们又谈了些别的。
在去医院的路上，斯坦弗又给我讲了些关于那位先生的详细情况。
他说：“如果你和他合不来可别怪我。我只是偶尔在化验室里见过他，稍稍知道他的一点情况；其他的，我就一无所知了。你是自己非乐意跟他住在一起的，到时闹毛病可没我的事了。”
“要是我们合不来，散伙就是了。”我盯着斯坦弗继续说道，“我看，斯坦弗，你这么担心这事，里头肯定有原因。是不是那人的脾气真的很坏，还是别的原因？有话直接说嘛！”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