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崛起，财经记者的本分，就是从不同侧面，原汁原味地记录这其中的经典画面。这本书中的20余幅人物素描，连缀起来，正是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历程中的一幅经典画卷。

本书作者《南方周末》记者张华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按照“忧郁”的主题筛选出来20多个中国本土民营企业家人物和群像后，将他们分成为四个类型，每个类型前面以一个小故事开头，引申、延展及当章的主题。而在每篇文章之后，附上了一篇千字左右的“马后炮”，里面多是采访前后的花絮，或与当事人共吃的一顿酒，或其豪华别墅一隅，或是他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报道后的激烈反应。这些细节是凸现一个人性格的重要素材。

他们家财巨万，进入中国最富有的人之列！台前他们光辉夺目，而光鲜背后，却为何暗自忧伤！

本书是《南方周末》记者张华(东方愚)集中描述形形色色中国富豪的财富人物报道，同时回顾了采访前后中的有趣花絮，并对每位人物做了精炼的分析。按照德国心理学家弗里兹·李曼(Fritz Riemann)的人格模型，分析了中国富豪们焦虑的来源：他们如何平衡政商关系？怎样在守法与突破现有框架之间行走？如何平衡财富创造和社会舆论？如何明晰企业的产权？力求从中国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探寻中国富豪们焦虑的根源。

序言 大佬为何忧郁

前言 直面内心的恐惧

第一章

 首富们的忧郁

 “首富”产能过剩了

 从女记者到女首富：吴亚军的冠军路

 张茵：女首富的独舞

 福建首富陈发树前传

 企业家、老大、捐款大户：二号富豪杜双华的三张脸谱

 “山西首富”李兆会七年之痒

 赌王何鸿燊的隐形之恙

第二章

 失意者的迷思

 “落马”的权力与权利

 黄宏生的新革命

 牟其中狱中岁月

 “民营航空狂人”兰世立折翅

 汪远思：中原大亨脱壳术

 阚治东的救赎

 中科智危局：张锴雍惊魂

第三章

 独行侠的落寞

 “不是我不想合节拍”

 曹德旺：桀骜、狷狂与幸运

 顽商罗红：美洲豹和羚羊的逻辑

 陈启源夫妇：霸王之惑

 沈锦华：别叫我“小马云”

 邹锡昌：玩大飞机的地产商

第四章

 幸运儿的惆怅

 “幸运”有保质期吗

 “殡葬业第一股”全解密：台商刘添财掘宝记

 张小波：民营出版商的新财富游戏

 徐文荣：最后的“镇主”

 邵忠：你用哪个牌子的新闻

 郭信平：站在姚明肩上的技术狂人

第五章

 财富变迁与群体悲欢

 电影和猪的时代共鸣

 刘永好、丁磊、郭广昌：首富为啥爱养猪

 圈子、面子和赌性：晋江富豪扎堆上市的文化基因

 邓宏达和蔡衍明：台商回台上市前世今生

 戴“博士帽”的大佬们

 富豪主妇们的江湖

后记 写作的幸福与酸楚

“我们绝不能上什么富豪榜。”2003年10月3日，玖龙公司收到胡润发来的关于核实张茵财富数字及相关信息的邮件后，张茵的第一反应是——焦虑、劝阻。

这种情绪并不难理解。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位东莞企业主进人过富豪榜，东莞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二线城市之一，从来都笼罩着神秘的面纱。藏富于民一直是它的一大特色，它的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地市级城市前茅(2009年GDP近3800亿元)，但人们却很难看到所谓的“富豪”或“企业家”主动出没在形形色色的论坛、峰会或是镜头前。

第二天，张茵托丈夫(玖龙集团副董事长、行政总裁)刘名中回复胡润。邮件是用中文写的，口气甚为含蓄：“贵公司关于中国内地百富榜的传真收悉，非常感谢。经研究，有关贵公司要求敝公司给予答复的内容，我公司不考虑出版。谢谢！”

胡润没有回复，张茵心急如焚。2003年10月6日深夜，因为以为胡润不懂汉字，张茵敦促刘名中给胡润又发了一封英文邮件：“……如果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擅自发布关于我们的任何信息和数据，那只好对簿公堂了。”

胡润最后“辜负”了张茵，张茵以25亿元的财富排在2003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第17位，这是她第一次进入公众视线。

不过当时鲜有人关注她，因为那一年的中国首富是32岁的青年才俊丁磊。直到2006年，张茵也“晋升”为首富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张茵不是“黑马”，亦非“土鳖”——她1985年怀揣3万元跑到香港捞世界，3年后在东莞建立自己的工厂(东莞中南纸业)，1990年又跑到美国创建美国中南公司，一中一美，倒买倒卖，搞得有声有色。成立玖龙纸业是1996年，第一台机器就是20万吨的年产规模，到现在已是东莞、江苏、天津、重庆四个基地，逾800万吨的产能了。

“她总是风风火火，冲劲十足。”一位玖龙的职员说。1990年前后，纸业市场规则混乱，这成为她异军突起的契机。而她从创业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20年中虽多有磨难，但整体而言顺风顺水，这从另一方面又加固了她偏执的脾性。

中国经济最疯狂年份之一的2007年，似一场近乎癫狂的盛宴，众上市公司股价升天，万马奔腾，有人揶揄彼时的公司“没事儿就融点资”——个中心态有二：一为趁热打铁，一为未雨绸缪。这一年，中国内地A股市场融资额超过8000亿元，与港股市场旗鼓相当。

在这一年中，作为行业龙头企业的玖龙纸业，只是发行了两期4亿港元的短期融资券。

“我们当时并不缺钱。”张茵回忆称。

事实确实如此。2007年，玖龙股价最高升至逾27港元，加上银行授信充裕，张茵虽忙着跑马圈地，但没人会相信玖龙有一天也会缺钱花。于是，张茵多次对外声称不会通过增发或配股融资。

问题是缺钱花的那一天不久就来临了。2008年年底，坊问甚至传出“玖龙濒临破产”的传闻。张茵先前不搞股权融资的承诺，此时被不少人拿来当做笑料，有人称她“好傻好天真”。

然而，当今天再回过头来看当初的举措时，张茵仍坚持认为自己从不曾犯过傻。在她看来，未来股价可能会更高，“急于图一时之快而稀释自己股权的行为未必明智”，她振振有词，“我们(家族)现在还牢牢掌握着玖龙70%的股份呢”。

张茵家族在2009年通过出口转内销等策略调整，以及延续之前通过回购公司股票、提前偿付部分银行贷款以提振投资者信心的做法，使玖龙走出了泥潭。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的下半财年赢利超过13亿元，相比前半个财年增长了3倍。

于是从花旗到大摩，众投行像令人爱恨交织的墙头草，一改先前的看空，重新将玖龙调高至买入评级。由于行业复苏与并购重组被普遍预期为造纸业的两大关键词，不少投行与投资机构找到张茵，给出一份份精彩纷呈的并购方案。

“结果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碰了一鼻子灰，”张茵说，“我不习惯抄近道。”P18-20

端午小长假，交替着看两样东西，世界杯足球赛和《他们比你更焦虑：中国富豪们的隐秘忧伤》书稿，虽然后者的一些篇目曾在《南方周末》财富版出版前的大样上看过，但经张华(东方愚)回炉再造，尤其是加上了交代采访经过的心得和感想之后，重读时便有了慢镜头——多角度回放进球的感觉。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崛起，财经记者的本分，就是从不同侧面，原汁原味地记录这其中的经典画面。这本书中的20余幅人物素描，连缀起来，正是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历程中的一幅经典画卷。

经历了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已从世界上最大的商业沙漠，突变成世界第二大商业森林、全世界商人趋之若鹜的淘金宝地。而中国本土的民营企业家，亦从边缘走到舞台中心，无论个人财富，还是社会影响力。

与此同时，中国的商业环境始终保持着独特性。首先是政商关系。在西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清楚，“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商人与政府打交道，规则与内容基本上是简单透明的。在中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模糊，政府往往同时扮演裁判员与运动员的角色，并且掌握无比丰富的商业资源。对商人而言，这既是巨大的馅饼，也是巨大的陷阱。

其次是守法与犯规的关系。这里的法与规是泛指，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和各级红头文件。谁都知道，中国改革是在邓小平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和“灯论”(绿灯快步走、黄灯跑步走、红灯绕道走)指导下启动的。在一个变化剧烈的转轨国家经商，循规蹈矩意味着死路一条。但是，犯什么规、什么时候犯规，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回望过去的30多年，因犯规而功成名就的人的数量，也许只是因犯规而锒铛入狱甚至丢掉性命的人的一个零头。

再次是财富与社会的关系。对一个没有宗教的民族，财富也许是最现实的信仰，因此，公众崇拜财富。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富不仁”的说法渊远流长，并在当代被一个又一个落马首富所印证。而落马首富多大程度上是自身作孽，多大程度上是制度牺牲品，公众没有耐心辨识，于是，夹在强势政府与感性舆论中间的中国企业家，处境颇为微妙。

最后是产权关系。经过30多年的改革，国有资本仍然主导中国经济，这几年还有国进民退的趋势，这就注定了产权这个困扰过褚时健、潘宁和倪润峰等人的问题，还将继续困扰下一代国企经理人。当然，受产权问题困扰的不仅是国企经理人，民营企业，尤其是早年由多人共同创业的民营企业，产权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决定着企业进一步成长的前景。

张华在本书中写到的20余个财经人物，忧郁者大都与处理上述四个关系有关。一句话，在中国营商，只掌握西式商业技能或只懂得中式处事之道都远远不够，只有那些将西方技能与本土智慧融会贯通的企业家，才有基业长青的可能性。

张华是一个自律到苛刻的人，他在后记中称“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任何一篇人物报道满意过。受到较大好评的几篇，我始终认为完全是自己幸运，采访到了核心的人物，讲出了核心的过程，而我又恰好作出了核心的判断”。这话绝不是矫情，他跟我说看迈克尔·杰克逊的纪录片This is it时曾热泪盈眶，我有些不解，问是哪个场面让他这样，他说，是迈克尔反复校正一个前奏音符那个场面，他为迈克尔的精益求精而感动。

其实，对一名记者而言，采访到核心人物、讲出核心过程、作出核心判断，有这“三核”，工作就堪称完美了。

共事一年半，张华“雷”住我不止一次。我还记得2009年7月他写的一篇业务讨论文章，其中讲到：“无论采访还是写作，内心格局要大，始终把自己作为商业世界中的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同时对笔下的财经人物应有敬畏心，这样做不一定是为了采访和写作本身，更是为了我们对商业世界的真实感知和思考。”  一个27岁的年轻人，能有如此认知，不禁令人感慨。

德隆前高管王世渝希望媒体和企业“既不相互冲突，也不相互勾结，也不老死不相往来。企业应善待媒体，尊重媒体。同样，媒体也应该善待企业。这样的企业才会健康，这样的媒体才会赢得更多读者”。对此，我深以为然。

Stay Hungry，Stay Foolish(求知若渴、虚心若愚)，这是史蒂夫·乔布斯2005年大病初愈后在斯坦福毕业典礼上演讲的名言，也许正是这种心态，他才能把苹果公司重新带上巅峰。

就用这句话，与张华，与诸位读者共勉吧。

2010年6月16日

最初萌生出版此书的想法是2009年10月底，我到台北出差。一天晚上突然问自己：你一直以来所坚持做财经人物报道，横向来看，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吗，为什么选择的是这些人而不是其他。

简单而言，这里面有热点人物的原因，有《南方周末》风格的原因，但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我关注的这些民营富豪，大都有着共同的特征，那便是“忧郁”二字——无论这种忧郁是生性使然，还是遭遇不幸，抑或乐极生悲。

虽然本书近半文章的前身是我在《南方周末》的财经人物报道，但这并非一本单薄的作品集。我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按照“忧郁”的主题筛选出来20多个人物和群像后，将他们分成为四个类型，每个类型前面以一个小故事开头，引申、延展及当章的主题。而在每篇文章之后，我附上了一篇千字左右的“马后炮”，里面多是采访前后的花絮，或与当事人共吃的一顿酒，或其豪华别墅一隅，或是他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报道后的激烈反应。这些细节是凸现一个人性格的重要素材，我逐一写来，并有意无意地向读者再“爆点新料”，以使本书更厚实也更有趣。

《南方周末》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媒体之一，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最重要一点是精益求精。从2008年5月至今的两年问，我在《南方周末》写了几十位财经人物，收获甚大。当然呈现在纸上的文字只是一方面，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启发和思考最重要。

这种认真和坚持不是没有副作用，那便是有时给自己的压力太大，反而使思维和表达打了折扣。我想这可能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关。

一般而言，先做记者，再做编辑，然后至专栏作者，是一个媒体人比较正常的演进路线。但对我来说，这一路线正好是反过来的。我大学和研究生时所学专业都是财经，研二时有天写了一篇经济评论，向当时刚创刊、号称要“做中国第一新闻周报”的《新周报》投稿，没想到被用作了社论。这无疑是莫大的鼓舞。我也一发不可收拾，向更多的媒体投稿撰写经济评论，曾有一段时间每月稿费过万元，被同学们取绰号为“学生首富”。不过激情过后，我仅选择《上海证券报》等两三家媒体固定写专栏，因为我知道自己会从事媒体这一行当的工作，质比量重要，羽毛比收入重要。

毕业后我在《南方日报》做了两年的财经编辑，同时继续做着专栏作者。因为是一家之言，如果逻辑得体，文字又干净，文章整体还是有质感的，最关键的是下笔也是轻快的。我收获最大的便是在《上海证券报》上的“商业PK堂”专栏，记得《风光尤努斯，寂寞李允成》一文发表后，金融学界的不少朋友与我取得联系，社科院世经所的何帆博士一度以为我是一位“小老头”；而《徐文荣和吴英：同乡不同命的财富寓言》使得横店集团邀请我到横店一叙，我起初以为是鸿门宴；最有趣的是《悠哉贝克尔，痛乎吴敬琏》一文，吴敬琏老先生在飞机上看到后，向人打听到我的手机号，有天晚上我正在上班，电话那头传来听起来并不算老道的问好声，随即称“我是吴敬琏”，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以为是有朋友涮我，差点回一句“我是厉以宁”……

絮叨这些并不是为了显摆，而是对逝去的那段轻快写作时光的怀念。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思考和写作者。每天都在读书，看一些资料和报告，灵感来得很多很快，而我几乎悉数做了记录，并写下心得，有的成了日记，有的则发表出去。离开《南方日报》前后，我和胡润合作著写《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延续了写专栏的那种风格，下笔同样轻快、流畅，有时会天马行空，但整体不失严谨。

一切的改变从进入《南方周末》开始。之所以加盟《南方周末》，是有一天怀疑自己是在“闭门造车”——判断力和价值观固然重要，但你毕竟没到过现场，没与自己笔下的企业或人物接触过，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遗憾。

进入《南方周末》后，我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完全改变，以前那种规律的写作被打断，要不断出差、不断采访、不断探究事实的真相和背后的故事。专栏也几乎要停下来了。我不是一个木讷之人，所以浸淫其中，积极出动，每次都是收获颇丰，不亦乐乎。但一个问题随之出现了：财经事件大都是没有现场的，面对你眼前的人物和事件，你每向前一步，隐约觉得真相反而退后了两步，旧的疑团解开，新的疑团就出现了。这种探索过程对记者个人成长是非常有益的，但问题是，采访和调查完毕后，打开电脑，开始写作，却不知从何写起、如何表达，甚至提纲也列好了，逻辑也梳理清楚了，却还是在电脑前面一坐就是一宿。

整理本书的初稿时，我仿佛又看到一个又一个通宵达旦的星期二(《南方周末》最晚交稿时间是星期三早上)，自己的困顿和落寞。当然，我极少放编辑的鸽子，而文章质量还比较稳定且不乏所谓的佳作，但是我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任何一篇人物报道满意过。受到较大好评的几篇，我始终认为自己完全是幸运，采访到了核心的人物，说出了核心的过程，而我又恰好作出了核心的判断。

这种对自己的近乎苛求租对写作那种莫名的敬畏有时会被人视为一种造作，我也会嘲笑自己有些神经质。但是我还是很难释然。有人问我是不是《南方周末》这一平台的无形压力，我说不是。因为我始终认为我首先是在为自己而写作，只是最后把产品“卖”给了报纸而已，所以要爱惜自己的文字。

当然也有时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比较糟糕，你去采访，发现所有的门都向你关上了。有时候，你知道里面有官商勾结，但苦于找不到证据；也有时候，你只想了解当事人的商业模式，而他恰对媒体心存戒备。这些情况都令人沮丧。不过尽管有时报道做不出来，但我仍会写不少心得在日记里。我喜欢写作并非因为我是记者。我喜欢杜拉斯的一句话“写作就是触知”，更喜欢斯蒂芬·金在其《论写作》一书结尾处的一句话：“有些时候，写作对我来说好比是一种信念坚持的行动，是面对绝望的挑衅和反抗。”

有些跑题了，回到本书上来。现在呈现出来的每一篇东西我都花了很大的心血。但在读者看来，未必全是上乘的。庆幸我是一名记者，以后可以继续通过《南方周末》与读者交流，以改进和勉励自己。

再一次感谢《南方周末》给我的这一平台。感谢我曾经的同事、前《南方周末》经济新闻中心总监马克(现任《财经》副主编)，正是当初与他在一家快餐店相谈甚欢，使得我有机会加盟《南方周末》。也感谢我的两位编辑吴传震和顾策，他们是我在《南方周末》原始报道的第一读者和指正者，在采访过程中不断给予我帮助和支持。同时感谢我的部门同事肖华等人，一个不断碰撞和互相学习的团队对一位记者和写作者来说尤其重要。

感谢胡润。正是2008年和他合作出版的《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一书，进一步催发出我对财经人物报道和写作的激情和兴趣，也使得我在《南方周末》的产品一脉相承。

感谢《上海证券报》、《周末画报》、《商界评论》等提供给我一亩三分的专栏，使得我敦促自己不断积极思考和写作。感谢这三家媒体的专栏编辑沈飞昊、朱曦、胡浩等老师和朋友。

感谢赵代波、周为筠、唐松风、陆新之、张红霞、洁尘、朱芳文、张桓、李浔阳、程涛、叶檀、廉洁等在写作路上给过我帮助和启发的朋友。一路蹒跚走来，有众多良师益友的指点，我的步子正变得轻快。

更要感谢我的出版人吴晓波和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的编辑王留全。是他们当初对我的厚爱，使我的文字能够以图书的形式出版。王留全是我处女作《胡润百富榜：中国富豪这十年》的编辑，也是本书的编辑。他的严谨和务实令我钦佩。我做了记者后浮躁了不少，他就像一个如影随形的好友，鞭策我踏实一些，并畅快表达自己的观点，写出更好的文字。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太太湘湘。每一次出差采访，都是她为我打点好行囊；每一次深夜写作，她总忘不了沏上一杯茶放在我书桌旁；有几次因为太投入、我晚上说梦话都是笔下的财经人物，而她被惊醒后从未曾打断我的美梦。她的理解和体贴，鞭策和鼓励是我写作路上最大的财富与慰藉。

张华(东方愚)

2010年5月9日于广州家中

向熹

看多了吹捧企业家文章的人，或许都应该读读这本试图揭示中国当代企业家内心、试图将企业家从精神性格层面归类理解的书。这不仅是一组商业人物报道及记者历程叙述。而且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纪传体”描绘。

马克

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崛起，财经记者的本分，就是从不同侧面，原汁原味地记录其中的经典画面。这本书中的20余幅人物素描，连缀起来，正是中国民营企业成长历程中的一幅经典画卷。

吴晓波

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承受很多压力：国有资本的生存挤压，资金技术雄厚的外资购并，以及无处不在的同行竞争。而在这些之外，现今的社会还传来一种新压力：在经济的高速腾飞中被边缘化、财富未能同步增长的人群的敌视情绪。本书正是深刻描述了在这些压力之间战战兢兢的企业家。他们因何焦虑，如何化解，或许我们可以在本书中一窥究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