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8年中国第一台电力机车诞生到2011年,中国南车成为全球最大的机车制造商;从1961年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开通到2013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1万公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5年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就是中国造车修路的历史。
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最伟大、最成功的变革,我有幸处在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并且参与其中。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高铁的华美亮相绝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与速度同行(亲历中国铁路工业40年)》作者赵小刚作为中国铁路和中国高铁改革、变迁与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将自己在中国南车亲历的人与事、真相与谬误、功与过、创新与引进在书中进行了客观记述,呈现给读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国企改革与变迁的历程,同时也针对中国高铁动车组和电力机车的创新与发展、与西门子等跨国公司的竞合关系、中国铁路未来的发展与改革等问题做了公正的说明。
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最伟大、最成功的变革。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就如同造车修路的过程,车就是形形色色的商家,路就是市场框架与规则。改革开放初期的商家主要是那些对国民经济影响不大的私人企业、乡镇企业等,后来有一大批国有中小型企业参与其中,《公司法》等市场法也逐渐完善,再后来国家取消政府工业部门,大型垄断央企分立重组为竞争性公司和无主管部门的市场主体,伴随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证券法》、《反垄断法》等相继出台。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5年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就是中国造车修路的历史。
《与速度同行(亲历中国铁路工业40年)》作者赵小刚作为中国铁路和中国高铁改革、变迁与发展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将自己在中国南车亲历的人与事、真相与谬误、功与过、创新与引进在书中进行了客观记述,呈现给读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国企改革与变迁的历程,同时也针对中国高铁动车组和电力机车的创新与发展、与西门子等跨国公司的竞合关系、中国铁路未来的发展与改革等问题做了公正的说明。
一滴水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芒,《与速度同行(亲历中国铁路工业40年)》讲述的那些人和事就是这近40年来时代变迁的见证和印记。
科研大楼的正门旁,一小片翠竹丛中静静地立着一块很不起眼的小石碑,石碑上刻着由画坛泰斗刘海粟先生书写的“沉香楼”三字。时任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所长的丁爱国年届48岁,已临近知天命的年纪了,他给科研大楼取名为“沉香”,一定寓意深长。时任试制车间主任的我为了验证自己对“沉香”的理解,逮住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颇有炫耀之意地问丁所长:“这‘沉香’是不是越剧《宝莲灯》里劈山救母的沉香呀?是不是寓意一代知识分子科学救国的鸿鹄之志?”丁所长若有所思,微笑不语……
孩提时代我看过越剧《宝莲灯》,讲述的是玉皇大帝的外甥女、华山庙神华岳三娘化作凡人,并与一介书生刘向结为伉俪。三娘违反天规之事被其兄二郎神知晓,遂令哮天犬将王母娘娘赠予三娘的护身之宝——宝莲灯盗走,并将三娘压在华山黑云洞中,在洞中三娘产下一子取名“沉香”,遣夜叉送与其父。沉香成人后,寻母华山,遇何仙姑授以仙法,又获得萱花神斧,与其舅二郎神大战于华山,夺回宝莲灯,最终沉香斧劈华山,救出三娘,母子团聚。
1978年3月,从北京全国科学大会传来激动人心的声音,邓小平十分坚定地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洪钟般的声音催醒了沉寂许久的科研院所,身受压抑的知识分子奔走相告,一股股为国奉献的激情喷薄而出。科学大会的精神犹如宝莲灯射出的万丈光芒,科学界像是获得了护身之宝,拿起科学技术这柄萱花神斧,拯救多灾多难、命运多舛的祖国。
“丁格拉底”
正是3年天灾的艰难岁月,从上海等大城市来了一群担负国家电力机车宏图大业的大学生,也许是饥饿难耐时冒出的革命乐观主义,这群年轻人相互取一些不雅的绰号,民间不是有“贱名易养”的说法吗?唯独丁爱国的绰号不属于此类,不知谁给他取了一个很洋气的绰号叫“丁格拉底”。
苏格拉底是2 300多年前古希腊的思想家、哲学家,他激情睿智又温和谦逊,他特立独行且从不趋炎附势。年轻时的丁爱国时常在同伴中发表一些有哲理、有见地,甚至不太合时宜的见解,难怪大家叫他“丁格拉底”。
20世纪70年代后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期。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举国上下为之振奋。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党政军领导职务。8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教工作座谈会上面对30位专家诙谐地说要当好大家的后勤部部长,并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讲话中说:一定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能读懂邓小平这些看似平常却针对性很强的话语的人是少之又少的,更何况那些党的最基层干部。我不知道丁爱国是否已经嗅到了党内高层思想路线斗争的烽烟已起,但至少我可以肯定,政治敏锐性很强的“丁格拉底”从邓小平的复出判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些说法和做法一定会改变,科学的“春天”马上就要到来。此时的株洲所行政业务关系虽隶属铁道部,但党的关系仍隶属株机厂,丁爱国作为主持行政工作的副所长,大胆地提出研究所要另选新址,要迎接研究所更大的发展,迎接科学的“春天”。
1978年,中国大地接连发生了3件对中国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首先,1978年3月18日在北京召开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大会开幕式讲话中提出了3个重要观点:一是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二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89年邓小平会见外宾时进一步阐述道: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现在看来不够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三是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大会的历史意义在于“极左”思潮还有相当大的市场时,大会吹出了一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新风,这在思想禁锢许久的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共鸣产生的谐振积蓄着巨大的能量,为往后的思想大解放做了极好的铺垫。
其次,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明显针对“两个凡是”的檄文得到了知……
P4-5
2012年,世界上运营里程最长的京广高铁开通;2013年,中国高铁运营里程在快速发展的10年里突破了1万公里,超过世界其他国家高铁运营里程的总和;2010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表示:美国不能落后于中国,美国也要发展高铁。
中国高铁——美誉和怀疑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时常见诸媒体。2011年,刘志军贪腐案引发民众对高铁发展方向的质疑,“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更是掀起全球的舆论大潮,一时间,中国高铁泛起层层迷雾。很多朋友经常问我一些问题:为什么中国高铁一夜之间就走在了世界的前列?高铁的发展是否过于冒进?坐中国高铁安全吗?中国掌握了高铁的核心技术吗?诸如此类的问题看似简单,实际比较复杂,短时间很难解释清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高铁的华美亮相绝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首先,中国高铁的成功要归功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累了雄厚的财政实力,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过上了小康生活,中国的科技水平得到大幅提升,具备了大跨步发展高铁的经济与科技基础;其次,一大批参与高铁建设的国有企业和科研院所均以饱满的活力投入这项伟大的事业,我知道仅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几家国企就将上市融资的几百亿元投入到高铁的发展之中,介绍高铁单从技术角度来说,而不讲中国国企的变迁是绝对不行的;再次,一代代铁路人不舍不弃、持之以恒地追求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是他们自强而不封闭、开放而不依附的态度使中国高铁毫无争议地登上了世界之巅。
中央电视台曾做过一个活动,面对着经济频道的编辑和记者们,我为他们做了一次有关高铁的科普报告,并回答了他们的许多疑问。一次,我参加《人民铁道》报组织的“高端视野”活动,并向参加活动的铁路青年员工、大学生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火车迷”讲述了中国高铁的现在与未来。如今,我更感到有一种责任,应该将我对包括高铁列车在内的中国火车的了解与理解记述下来,告诉我的朋友、企业界的同人以及更多关注中国铁路发展的人们。
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最伟大、最成功的变革,我有幸处于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并且参与其中。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将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述下来,我要赞美这个伟大的时代!
当我对外界开始有一点儿懵懵懂懂的认知时,我已生活在国企的环境里。我的父亲和母亲是新中国第一代国有大型企业的领导人,受他们的影响,我感受到企业的方方面面。后来,我成为国企中的一名工人,再后来,我也成了国企的领导人。我时常被父辈坚守理想,以及执着、勇敢的精神所感动,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豪迈决心下,硬是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打造了中国的工业基础。我也时常看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企的低效、慵懒和无为,我对此深感无奈和不解。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开始看到国企改革的希望,并以自己全部的激情投入这一变革。
先有商家还是先有市场,这是一个类似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先有车还是先有路的无法考证的问题。商家和市场之间是一种相互影响、逐步发展的关系。就如马车出现之前不会有“马”路,但也不可能马车出现后,一夜之间就有了“马”路;应该是马车出现之前就有了“人”路,然后将“人”路改造成“马”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就如同造车修路的过程,车就是形形色色的商家,路就是市场框架与规则。改革开放初期的商家主要是那些对国民经济影响不大的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等,后来一大批国有中小型企业改制加入其中,《公司法》等市场法则逐渐完善,再后来国家取消政府工业部门,大型垄断的央企分立重组为竞争性公司,成为无主管部门的市场主体,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证券法》、《反垄断法》等法律相继出台。综观中国改革开放35年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历史,就是中国造车修路的历史。民营企业这些“车”是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开拓者,它们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最早冲破计划经济藩篱的先驱者。
但是,真正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大批通过改制或上市的大型国企,它们现在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坚力量。有人认为国企是建立市场经济体系的阻力,以此逻辑得出私有化才是国企的唯一出路。我认为这种认知是完全错误的。如今,大多数国企的血管里已充盈着不同所有制经济成分的血液,国企以前所未有的活力站在市场经济的舞台上。国企不但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更以排山倒海之势推动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国企自身活力的爆发理解为体制上的“国进民退”是一种偏见。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相比民营企业进入市场较晚,但它们的进入使得中国市场一池春波荡漾的湖水变成了水天相连、波涛汹涌的大海。30多年来,我亲历了国企这种脱胎换骨的变化,我急于把它化茧成蝶的华丽蜕变和凤凰涅槃的重生壮举记述下来。当然,国企并不完美,还需进一步的深化改革。
许多关注我的朋友对我说,你的经历那么丰富,可以好好写一本自传了。我并不打算写自传。在我的印象中,写自传是那些事业有成、人生极其辉煌的人的专利,我只想把我知道的一些故事告诉人们,以了却自己的一点儿心愿。尽管如此,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还是不得不以自己亲闻、亲历、亲见的事件为主线,这样写起来更轻松。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我要写的这些有关铁路,以及企业改革与发展、管理与创新的故事就像大海中的一朵浪花,我时常被这朵浪花所感动,并以自己的经营理念、管理哲学和价值导向归纳和总结。这些归纳和总结也许会有不少的错误,但我还是要写出来,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我在写这本书时,脑海里浮现出许多挥之不去、令我感动的人和事,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乐章中的动人旋律和美妙音符,我想把它们一一记述下来。后来,有朋友提出建议,枝叶太繁茂,主干反倒不突出了,你必须大幅删减。尽管自己不太情愿,但我还是照办了。一滴水可以反射太阳的光芒,本书讲述的那些人和事就是这个时代变迁的见证和象征。
在本文即将结束时,还要强调:阐述中国铁路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再将中国铁路国际国内两个布局的发展目标与中国铁路的改革目标和方案一起规划、一起设计,其目的就是让人们既看到铁路发展的目标前景诱人,光明灿烂,又看到改革的措施切实可行,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动力,相互促进。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是足不出户,也不主动会客,完全沉溺于文献史料的海洋中,我时而为发现的历史印记而兴奋,时而被怀旧的情绪所感动。一载有余,闭门著书,今天终于完稿,我感到了彻底的释然。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更容易怀旧,眼前的事情记不住,过去的事情忘不掉。其实怀旧也是一种美好的东西,它是对青春的追忆,是人体开始衰老而精神不老的一种本能的抗争。凡事都有两面性,过分的怀旧沉湎于过去,久而久之,新的事物就越来越难以接受,随着与蓬勃发展的社会渐行渐远,人的快速衰老由此开始。
我用写作这种方式,将后半生无尽的怀旧浓缩为一本书,从此以后开始崭新的生活,这真是一种很理想主义的规划。
讲到理想,几年前我写了一篇自传体的长诗,名为《理想的记忆》。诗中结尾处我写道:……回首沧桑,我的理想是辽阔的大海,我的理想是高高的山冈。儿时的理想是那样的朦胧与抽象,年轻时的理想又是那样的彷徨与迷茫,但当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时候,理想才变得是那样清晰和闪光……百年中国积贫积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为共产党人的共同理想!一个强大的国家,需要一大批强大的企业,把南车打造成国际舞台上的强者、国家的脊梁!这个理想很现实,也很高尚,我为之奋斗,为之向往。我感谢上苍,我感谢党,是你给了我一份最好的珍藏,那就是:中国的高歌猛进,带给世界一片辉煌!
在这本书稿完成之时,我要真诚地感谢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的同人,是你们的鼓励和支持使我充满了克服困难的勇气,是你们的建议和帮助使得这本书更加完善,是你们提供的一些史料使得这本书更加弥足珍贵。特别是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钱立新主编的《世界高速铁路技术》,由乔英忍等主编的《世界铁路综览》,由铁道部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编撰的《国外铁路》,由铁道部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撰的《国外主要国家铁路发展战略的研究》,由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李浩鸣、邓晓丽著的《追寻轨迹》等书籍,使我受益匪浅。
我原想将书名定为“龙行万里”,但又有朋友建议,“龙行万里”表达得太直白,不如用书中的“与速度同行”。我眼前一亮,是啊,中国铁路几十年的发展都是伴随着速度而前行,中国的企业更是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向前发展,中国的经济则浩浩荡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在了世界前列。“与速度同行”就是中国这个时代的特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