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年谱长编》对叶圣陶先生的生平、事业、教育等活动的业绩和贡献进行了总结和阐述，也是叶圣陶的一本年谱长编集，包括谱文和附录两部分。谱文是谱主从1894年10月28日出生至1988年2月16日逝世为止的正谱，附录则记载了谱主逝世以后有关其著作的出版和纪念活动。全书分为四卷，本书为第四卷。

叶圣陶先生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文学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当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员和编辑，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叶圣陶年谱长编》通过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全面详尽地反映了圣陶先生长长的一生奋进的历程，包括谱文和附录两部分。谱文是谱主从1894年10月28日出生至1988年2月16日逝世为止的正谱。附录则记载了谱主逝世以后有关其著作的出版和纪念活动。全书分为四卷，第一卷为1894-1935年的谱文，第二卷为1936-1949年的谱文，第三卷为1950-1965年的谱文，第四卷为1966-1988年的谱文和附录。

1966年(丙午) 七十二岁

1967年(丁未) 七十三岁

1968年(戊申) 七十四岁

1969年(己酉) 七十五岁

1970年(庚戌) 七十六岁

1971年(辛亥) 七十七岁

1972年(壬子) 七十八岁

1973年(癸丑) 七十九岁

1974年(甲寅) 八十岁

1975年(乙卯) 八十一岁

1976年(丙辰) 八十二岁

1977年(丁巳) 八十三岁

1978年(戊午) 八十四岁

1979年(己未) 八十五岁

1980年(庚申) 八十六岁

1981年(辛酉) 八十七岁

1982年(壬戌) 八十八岁

1983年(癸亥) 八十九岁

1984年(甲子) 九十岁

1985年(乙丑) 九十一岁

1986年(丙寅) 九十二岁

1987年(丁卯) 九十三岁

1988年(戊辰) 九十四岁

附录

后记

2月11日 赴化工学院，观高教部直属高等院校科研成绩展览。

2月14日 作书信《致学古》(收入《叶圣陶集》第二十四卷)。信云：“定书名诚亦非易。尊拟六名，最切合实际者为第五名，即《看鲁迅对几篇文章的修改》。然非第太长，且不像书名。至于第六名以《写作的甘苦》为正题，我以为写作之甘苦范围颇广，不限于字句之斟酌损益，虽以副题限制之，终觉其不甚贴合。妄谈知是，尚希裁之。”又说：“承示词稿，提两点。第一第二两语嫌其辞多意少，唯言接到书信而已，此其一。第四语平仄不合，第二字宜平，第四字宜仄，此其二。皆浅见，聊供参考耳。”

2月16日 始修润新编的小学语文课本书稿。(日记)

2月17日 到北京医院，向陈叔通遗体鞠躬。

3月3日 始观审初中语文课本稿。(日记)

3月10日 始观审高中语文课本稿。(日记)

3月11日 赴文改会之会，谈查字法。

3月19日 到中山公园，参加公祭陈叔通之仪式。

4月6日 到政协礼堂，听吴学谦报告，谈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之形势。

4月26日 在教育部，听中宣部童大林谈景山学校之情况。邀北师大二附中与女附中之学生座谈下乡之体会。

4月27日 赴统战部之会，听刘述周报告。

4月30日 到嘉兴寺，参加崔仲远公祭仪式。

5月5日 中宣部主张重编政治、语文、历史课本。以前之课本不能再沿用，要编出与社会主义时代相适应的新的“四书五经”。

5月6日 朱文叔逝世，发一唁电，书一挽联。

5月8日 参加朱文叔追悼会，献花圈。

6月8日 教育部党组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呈送《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内容抄录如下：

中央：

近几年来，许多工农兵和学生、教师、学生家长，对现在使用的中学《政治》、《语文》和《历史》教材，提出过大量的批评。主要意见是：《政治》没有把毛主席著作放在首要地位，反映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不突出，没有举起反帝反修的旗帜，严重脱离三大革命和学生思想实际；《语文》中有许多课文美化封建统治阶级，宣扬封建道德，散布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生活情调；《历史》教材以所谓“历史主义”的反动观点为指导，歌颂帝王将相，贬低农民起义的作用，宣扬“让步政策”、“阶级调和论”、“清官论”等一整套的反动观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运动深入开展以来，广大师生对上述教材又提出更为尖锐的批评。最近我们向上海、湖北等九个省市了解，他们反映，对三科教材，教师教不下去，学生也不愿意学了。

我们认为，群众的上述批评是正确的。《历史》还是1(j58年以前的老教材。《语文》是1962年在中宣部张磐石同志直接主持下编写的，《政治》是1964年在中宣部许立群同志领导下编写的，并且多半是依靠资产阶级“专家”编审的。这些教材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

1964年初，主席“春节指示”下达以后，我们即指示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修改中小学教材。1965年初，除《政治》’以外，初步修改完毕，我们即于1965年3月向陆定一同志请示，准备在1965年秋季起开始使用。陆未同意，要我们再进行修改。我们进一步修改后，又于今年春季多次向陆请示，要求在今年秋季起换用、新教材。但是陆仍不同意，要我们重新大改，以致今年付印的秋季用书，仍旧是那些有严重错误的旧教材。这次我们重新考虑了广大群众和各地教育部门的意见，认为今秋已不能容许再使用上述三科教材，但新的大改教材尚未编出，现在重印新教材又为时已晚。因此，拟采取下列措施：

上述三科教材，未印的均停止印刷，已印的也停止发行。中学历史课均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开，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师范学校主要采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初中主要采用《毛泽东著作选读乙种本》，并加入几篇毛主席关于军事和国际问题的著作；另外选读一些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如《欧阳海之歌》、《雷锋日记》、《王杰日记》、《县委书记的榜样一——焦裕禄》等。中学其他各科教材中的错误内容，可由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提出审查意见，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请示决定后，删去不教或改教其他教材。在采用新的教材时，各级党委宣传部和教育行政部门应对教师、学生进行思想教育，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文章，以便进行教学。凡不能胜任的教师，应当坚决调换。同时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文章时，对旧的政治、语文、历史等教材中的错误内容，应当发动师生进行揭发、批判，以消除毒素，提高师生的认识。

半工(农)半读学校、盲聋哑学校，凡是采用了上述教材的，也按上述办法处理。

上述教材大部分已印刷，初步统计用纸约64 000多令，约需人民币300多万元，请求转告财政部门准予报销。另增印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和乙种本，共约需用纸10万多令，请特准调拨。

以上是否要当，请速批示。P3-5

叶圣陶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社会活动家。我对圣陶先生的研究始于1976年，是从编写年谱入手的。1981年至1982年，《新文学史料》一连五期刊登了我编写的《叶圣陶年谱》，内容自1894年始，至1949年止，约十一万字。隔了将近五年，1986年12月，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编写的《叶圣陶年谱》，内容自1894年始，至1984年止。当时，圣陶先生还健在，所以那本年谱尚未写完，材料挖掘得也还不够；再加上想把字数压缩在三十六七万字左右，把许多可用的材料都割舍了，因而显得单薄。虽说出版后受到好评，但我心里总觉得没有尽到责任，总想把这项工作继续做下去，就利用撰写《叶圣陶传论》，以及协助叶至善先生编《叶圣陶集》的机会，继续搜集材料，及时地进行修订增补，年复一年，持之以恒。不久前，人民教育出版社吕达先生、刘立德先生和胡兰江女士约我编撰《叶圣陶年谱长编》，由原来的一卷扩充为四卷，为研究者提供更为完整、丰富、翔实的史料，以此纪念新中国教材建设的奠基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创始人、他们的老社长兼总编辑——圣陶先生诞辰110周年。这可实现了我的一桩心愿。

这是一部相当真实的年谱。我为此付出的辛苦，难以言述；从中得到的许许多多“发现”的欢欣和喜悦，也非笔墨所能形容。圣陶先生长长的一生奋进的历程，以及他的嘉言懿行，使我渐渐懂得了做人和学习的一些道理，终身受用；圣陶先生在现代文学、教育、编辑出版和社会活动诸多领域做出的业绩，为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我花这么长的时间编撰年谱，也是对他老人家的一种敬仰，一个纪念。

《新文学史料》上的《叶圣陶年谱》，是经牛汉先生之手发表的，我由衷地感谢他。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叶圣陶年谱》，是经叶至诚先生审定的。至诚先生于1992年9月23日去世了，我永远怀念他。这次增订，得到叶至善先生的指教。近三十年来，至善先生一直关爱着我，从他身上我又看到了圣陶先生的精神面貌。

是为序。

2004年于是北大畅春园寓所

樊骏先生在1989年8月写就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总体考察》一文中说到史料工作的成绩时说：“有位年轻同志谈到史料工作的甘苦时认为：‘这既是很有兴味的事，也是极其艰难的事，乐在其中，又苦在其中。在苦中，我常常想起叶(圣陶)老谈到的他在1929年编撰《十三经索引》时的情景。他在《(十三经索引>自序》中说：……历一年有半而书成。寒夜一灯，指僵若失，夏炎罢扇，汗湿衣衫，顾皆为之弗倦。那时，叶老已是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了。他尚且如此拼搏，像我这样浅薄的青年人怎能遇难叫苦，徘徊不前呢？’他以前辈学者的勤奋严谨勉励自己，从中获取力量和启示。这个例子，很有代表性地表明曾经中断过的良好传统，开始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得到继承和发扬。”樊骏先生弓I用的是我在《(叶圣陶年谱>后记》中的话，近二十年来，我一直非常珍惜这一荣誉，由衷地感谢樊骏先生对我的鞭策，只是“年轻”两字已悄然与我作别。

昔年梁任公说得好：“欲为一名人作一佳谱，必对于其人著作之全部，贯穴钩稽，尽得其精神与其脉络；不宁惟是，凡与其人有关系之人之著作中直接语及其人者，悉当留意；不宁惟是，其时之朝政及社会状况，无一可以忽视。故作一二万言之谱，往往须翻书至百数十种。其主要之书，往往须翻至数十遍。资料既集，又当视其裁断之识与驾驭之技术如何。盖兹事若斯之难也！”而梁启超曾撰写过几种年谱，方说得出这样深刻的话。撰写《叶圣陶年谱长编》的两年里，我每天熬夜到凌晨两三点钟，写得相当辛苦。《长编》共四卷，第一、二两卷于2004年10月出版后，朱正先生、吴福辉先生写了书评，说了很多表扬的话，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喜悦。撰写第三、四两卷时，每逢我想懈怠的瞬间，樊骏先生、朱正先生、吴福辉先生的笑容就浮现在眼前，于是觉得惭愧，于是静下心来，用凉水洗把脸，聚精会神，继续工作。已是五十开外的入了，还是靠用前辈们的“表扬”来激励自己，可见人是爱听“表扬”的，真的要好好感谢他们。人民教育出版社有关方面负责人和责任编辑刘立德先生、胡兰江女士、冯卫斌先生及其他编审人员的热心敦促和精心编校，帮助我完成了自己想做的这件事，《长编》也融会了他们的心血，我当铭感。圣陶先生奋进的历程长，生平业绩多，《长编》如有缺漏和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商金林

2005年12月于北大畅春园寓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