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妈拉巴的酥油灯》是丹增的一部散文集。收录了13篇作品：《猴王与野人》《童年的梦》《我的高僧表哥》《生日与哈达》《阿妈拉巴的酥油灯》《水顶寺的水》《牦牛颂》《藏狗》《香格里拉》《丙中洛》《昆明印象》《早期恨与近期爱》《海上丝路与郑和》。

《阿妈拉巴的酥油灯》是丹增的一部散文集。这部散文集，有作者对童年、青年时期生活的回忆，有对藏区牦牛的赞美，有为忠贞的藏狗的平反，有对家乡人民淳朴与善良的歌颂，也有对香格里拉、丙中洛以及昆明的独到印象。这部散文集字里行间饱含了作者对家乡西藏的深情厚爱，对所游历、工作过的地区的欣赏，对各地纯善的人们的喜爱与赞美，对大自然所赋予的浑然天成的美的赞叹和对人为破坏这些美的反思与痛斥。

猴王与野人

童年的梦

我的高僧表哥

生日与哈达

阿妈拉巴的酥油灯

水顶寺的水

牦牛颂

藏狗

香格里拉

丙中洛

昆明印象

早期恨与近期爱

海上丝路与郑和

我的家乡位于西藏那曲地区的比如县境内，永远流不尽的怒江从我家旁边的河谷里静静地流淌了千万年。河谷上方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森林丛中藏式楼房错落有致，仿佛一座与世隔绝的修行庙宇，那儿就是我儿时的家。由于我的父亲是世代艺家，家境算是殷实，仅雕塑创作室就有五百多平方米。我父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我出生时，父亲请了二十个高僧大德为我念经祈诵吉祥，一念就是三个月。且不说是否灵验，望子成龙的心愿却是不分民族的，表达的形式也千奇百怪。喇嘛们念经要做大量的供奉，用糌粑和酥油相拌做成的“朵玛”供奉给诸佛菩萨之前，人也可以食用，这种供果在西藏风干物燥的环境里可以保存很久。到我四岁多时，家里的早茶还是我出生时做的“朵玛”，是用酥油茶泡烂干固的糌粑砣砣。

记得在那年的深秋时节，怒江开始逐渐消瘦，也碧绿亮丽起来。河谷上方的森林换上了金黄色的衣装，像一个雍容华贵的贵妇人把华丽的衣袍顺手抛在巨大的山冈上，无数红色的野山果寂寞地点缀其间，仿佛一颗颗等待远行人的心。人们都知道，当山上的野山果都熟透变红时，外出的马帮就该回来了。

从拉萨回来的马帮铃声穿越河谷两岸金色的森林，穿过了人们寂寞等待的心，让长久的期盼像太阳突破云层，把吉祥的喜讯带给家乡翘首盼望的人们。这些戴着皮帽、背着土枪走南闯北的好汉们出去将近半年了，他们克服了一路上人和非人的灾难，让自己的脚底踏过一座又一座雪山，驮出去家乡的羊毛、羊绒、山货、药材，千里迢迢地从拉萨运回来镀金的佛像、闪光的银器、艳丽的绸布、日用的百货以及人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各式舶来品——它们是一些在藏语词汇里也叫不出称谓的西洋玩意儿，派不上多少大用场，但却是头人、贵族们标榜时尚、追逐虚荣的某种标志。那种感觉有些像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不谙世事的年轻人戴一副不撕掉商标的蛤蟆镜。虽然那时西藏的大门依然对外界紧紧关闭，世界认为它被铁幕笼罩，遥远神秘，但那些坚忍而顽强的马帮们，像穿越门缝的风，时不时给人们带来家乡以外的清新空气。

就像一个盛大的节日拉开了序幕，家乡的人们已经把目光拉得跟马帮们去拉萨的道路一样长，已经在心中积蓄了足够多的等待和梦想。康巴汉子们刀鞘上的装饰要闪耀如夜空中的星星，姑娘们身上的穿戴和佩饰要绚烂似凌空飞跨的彩虹，以及为神龛前的诸佛菩萨添上新的供奉，农事和日常生活所需的新奇日用品，全都寄托在马帮们的驮架上。但是马帮的铃声也给家乡的人们带来一阵小小的惊慌，出远门的人回来了，家里还没有打扫卫生哩。

在过去西藏的贵胄人家，相当注重礼节。有客人自远方来，主人要穿盛装，家中上上下下都要打扫卫生，打茶备酒，烹牛宰羊。如是特别重要的客人，如活佛或官员，还要派人到路口煨桑。那时由于地僻人稀，道路险峻，人们交往多有不便。去别人家做客和家里来了客人，都是一件大事。一般来讲，重要的登门拜访者要先送去书信，既是通报，也顺带问候主人。这种书信现在已经见不着了，藏语里叫“沙布扎”。它是一个做工考究的长方形木盒，上面有盖，下盒底层涂上酥油，然后撒上一层木头燃烧后的白色细灰，用竹笔在上面写上字，向主人通报将要去贵府拜访的事宜，然后盖上封盖，交与人事先送去。主人家收到“沙布扎”后，将盒底的木灰抹去，再撒上一层新灰，便又可给客人回信了。这是由于那时藏地缺少纸张而时兴的一种特殊书写工具，既保密，也庄重。现在想来，“沙布扎”是西藏往昔生活习俗的绝佳见证，是原始书信往来的绝妙之技，今日再用也绝非落后与逊色。

马帮虽然不是什么重要客人，但绝对是对寂寞清净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冲击。由于我家四周树林茂密，视线受阻，声音也传得不远，当听到马帮的铃声时，客人差不多已经快到家门口了。年轻人不需要吩咐，早就楼上楼下忙得脚底翻飞，清扫客堂，烧水打茶，腾空马厩，准备草料。他们都是些聪明伶俐的家伙，知道最需要他们干什么。父亲面含微笑，似乎全家人中就他早已知道一个谜底将要揭开。家中的女孩们显得更为激动一些，她们面色红润，聚在一起叽叽喳喳，谁知道这次她们又能得到些什么样的奢侈品呢？

记得那时家里摆着一些来自印度的糖果、拉萨的佛像、山南的氆氇、林芝的杯碗。我父亲就有一架英国产的望远镜，像一个烟筒，外面紫色的漆已经脱落，露出铜壳的黄斑。一队马帮，不仅给人们带来生活的方便和实惠，更带来了欣喜和欢乐，甚至心灵深处的震撼。父亲的那架望远镜曾经让一个老喇嘛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明白在望远镜里怒江对岸峭壁上的花儿为什么会近在眼前。当时他一手举着望远镜，另一只手向开放在河谷对岸的花儿伸出手去，就想要去抚摸一下它们，以证实这些花儿是否真实存在。当他放下望远镜时，这个熟读经书的高僧郑重其事地对我父亲说：“洋人这个隐藏着神通的东西没有经过心的修持，不能给我们带来精微、清明的正见。它不是洋人的法术，就是魔鬼迷惑我们的心的阴谋。”P12-15

丹增的镜子

——谈丹增的散文

人们总是以为黄金时代只在未来，当暮年回首，才发现诸神早就将黄金时代安放于童年、故乡。童年、故乡其实是一种价值，而不仅仅只是时间、地域，也并非只是美好，而是一种恒久的天真，如果你在乎它的话。马克思对人类童年耿耿于怀，他认为：“每一个时代，他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么人类历史的童年时代在他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作为不该永不复返地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马克思认为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古希腊是人类最美好的童年。如果童年被视为价值同等的生命必然形态之一，而不是所谓的幼稚，那么不独作为一种人类历史的希腊，每个人经历都是如此，神恩广布，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希腊时期，只在于人们遗产般地守护着它，或者“悔其少作”式地遗弃它。

我们时代的风气是观念现行，标签、偏见、执着盛行。丹增这样的作家，很容易被忽视、遮蔽，尤其是在他的作家同行中。倒是一般的读者，不会那么执着于一念，也无视专业人士关于文学的种种说教，仅看作品是否诚实。修辞立其诚颠扑不破，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上的立场，讲了数千年，一再被文学遗忘，也一再被那些诚实的作家坚守。丹增的作品受到欢迎，感动了许多黑暗里的读者，他们不知道丹增是谁，只是为这位作者笔下往昔的西藏生活神性、朴素的品质所感动。自省，仿佛那个世界是一个可以共享的童年。

散文集《阿妈巴拉的酥油灯》是一本回忆录，是丹增对自己生命中黄金时代的回忆，对美好的回忆。这种经验来自他的生命的希腊时代，这是经历也是世界观的出发点。童年在他心中从来没有动摇过，他的内心世界一直珍藏着一个飘飘欲仙的纳木措湖般的世界，童年奠定了丹增的基本世界观。天堂般的童年，于晚年诉诸文字，美好、天真、朴素，令人感动，深思。他仅朴素地记录他的记忆，却令读者反思自己的生命。丹增出生在怒江上游的森林中，明净的怒江及其同样美好的森林一直珍藏在他心里，丹增为这个遥远的世界筑起了一道记忆之坝，无论在现实中这个世界已经多么遥远，在丹增心里总是原封未动，一旦诉诸文字，读者即刻会被旧世界汹涌的天真、朴素、美好、隽永所震撼。这种美不是小资产阶级美学那种感伤做作的怀旧之美，而是一种童年的真理。这一真理固守着一种古老的写作品质，修辞立其诚，这种诚实令丹增的写作超越了我们时代主流文化普遍的滥情伪善所引发的读者对写作活动的怀疑、反感，赢得了信任。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丹增以一种朴素、热烈而富于质感，深情而不做作的语言记录了他的经验。这些文字暗示的主题很古老，就是善的阐扬。我一直以为，写作就是行善。写作从世界中出来，作者通过语词向世界散布他的观点，兴观群怨。兴观群怨，我以为群是核心，如果作者的观不群，他就没有读者，仅仅是自我的戏剧化表演。我们时代这种表演太多，读者疏远文学，因为文学越来越不能群。写作从世界中出来，又要回到世界之中，通过语言为天地立心、行善。写作是一件善事。“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讲的也是写作。止于至善，“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善是先验的，“人之初，性本善。”(孟子)苏轼说“能者创世，智者述焉”，作者从世界中出来，述焉。述什么？善。

我们这个时代波涛汹涌，如果作者不能善始善终，必没于漩涡，尤其像丹增这样的人生经历，宦海沉浮，险象环生。我们时代这种作家不多了，现代主义的种种时髦早已遮蔽了古老的修辞立其诚。丹增清水出芙蓉，他是一个诚实的作家。修辞立其诚，不虚美，不隐恶，世界才是世界，美好才是美好，悲伤才是悲伤，喜悦才是喜悦。

《阿妈巴拉的酥油灯》(晨光出版社2016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的16页有一节，丹增写赶着马帮来到他家乡的商人带来了镜子，“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已的脸！镜子里那个满脸稚气、面色通红的家伙就是我吗？我被他吓了一大跳，差点把手中的镜子扔了。但是又忍不住要继续看他，这一看，足有一个小时！我怎么会跑到镜子里去了？这是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镜子里的是我兄弟，还是我阳光下的影子？我瞪大眼睛看镜子里的那个家伙，他的眼睛也瞪得和我一样大；我向他做鬼脸，他的鬼脸和我一样坏；我笑，他笑得跟我一模一样；我做出哭的样子，他也仿佛和我一样伤心；我在镜子面前背经文，他也跟着我一起背，连嘴都动得和我一样。我问：‘你会说话吗？’他也问我，‘你会说话吗？’天下竟然还有这样的东西，以后无论我跑到哪里，他是不是也会紧紧跟随我？无论我干什么，他是不是都照得见？我心里想的事情，他是不是也跟我想的一样？要是我干了什么坏事，比如把案桌上的香几下就吹尽了啊，将吃不完的牛肉偷偷拿去喂狗啊，在老师的背后做鬼脸啊等等这些大人不允许的事情，他会不会去告发我？慢慢地我终于发现，镜子里的那个家伙是我最最亲密的人。我有多好，他就有多好；我有多坏，他也会有多坏；我做什么，他就做什么；我打什么坏主意，他不会去告诉大人，因为他受我指派。”这段文字堪称纯净，有一种中世纪流浪汉小说的风格，例如16世纪西班牙流浪汉小说那样的风格。丹增的母语是藏语，他学会汉语是后来的事，这意味着他的语言资源来自三个方面，汉语文学，翻译文学和母语，他的散文的语言是汉语的，但是总是弥漫着一种古西藏的氛围，而这种古老的氛围也弥漫在许多翻译过来的西方中世纪作品中。我特别摘录这段文字，因为它令我印象深刻，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文学中最美好也最有深意的一面镜子。我不知道丹增是否知道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丹增显然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最精彩的是这一句“我就像他的小老爷，他就是我的小仆人”。完全可以引发一场拉康式的理论雪崩。我相信丹增并没有在意过拉康，他的写作仅仅基于诚实，正是诚实敞开了生活世界不可说的神秘。

西藏被我们时代花言巧语、矫揉造作的文学势力塑造成一个没有身体、现场、时间的凝固的浪漫主义的、由陈词滥调组装起来的所谓美文的梦呓之所，被夸张无聊的形容词、虚词、种种形式花样遮蔽着。在丹增的笔下，我看见更本真的西藏。在那儿，壮丽巍峨险峻的充满古老神性的高原上，世界观一直在进行着深邃惨烈的较量。丹增比他同时代的散文作家更深刻的地方是，他不仅赞美，而且明白他要赞美什么。仅仅赞美美是大多数散文的肤浅之根，丹增的赞美植根于对善的坚守。“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无论如何写，止于至善才是根本。当大部分关于西藏的散文热衷于将西藏包装成一种旅游资源的时候，丹增为读者展示的是人类在转型时代悲剧性的一面。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里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阿喀琉斯(古希腊的神祗之一，于注。)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在丹增的散文中，我读到的是那个“必然要绝迹”的童年，“自然力即将被支配”的巨变中人的无可奈何和迷惘，丹增的镜子是一个深邃的象征，它既意味着自我的确立，也意味着天堂的失去。故乡的河流森林远古的明澈是一面镜子，母亲是一面镜子，寺院是一面镜子，高僧表哥是一面镜子，忠诚的藏獒是一面镜子，波密活佛是一面镜子……都映照着什么是善，善是超越时间的，世界必须在自己时代的迷雾中一次次认出它。

《生日的哈达》这篇散文意味深长，丹增五岁生日时被送到寺院学习，“母亲走到我的跟前，满眼泪水，眼神呆板，神情卑微。她躬身向我献上一条哈达，然后跪在地板上，工工整整地向我磕了三个头。不要磕！在母亲刚一跪地的时候，我差点就哭喊出来。过去，我常看见别人给父亲磕头，自己也给活佛磕过头，没有觉得有什么异样。今天，竟然是母亲给我磕头，让我感到意外、惊讶，似乎一下进入一个紧张、恐惧、迷惘、虚幻的梦中。她是最疼爱我的阿妈，是我最亲爱的母亲啊！？”“生日仪式终于收场了。人们纷纷退出客厅，将我一个人留在‘寿座’上。只有一个老僧威严地站在我身旁，就像是我的侍卫官。”“夜幕笼罩着古庙，四周一片静悄悄的，唯有一闪一闪的酥油灯，像是一个微弱的生命在颤动。我睡在这间堆满经卷、墙上挂满唐卡画的房子里，看着唐卡画上那些栩栩如生的度母像，想起了慈祥的母亲。就在昨天，我还睡在母亲带着羊奶味的藏被里。可现在，她的怀抱、她的双手、她的眼神、她的体温，已是可盼而不可及了，陪伴我的只有这些让人生畏的经书和唐卡画。院子外的羊圈里，羊羔‘咩——咩——’的叫声在寂静的夜里悠扬绵长，牛犊吸吮母奶的声音也不时传来。牛羊都可以跟自已的妈妈在一起，而我为什么就不可以了呢？摆放在案头佛龛里的护佛神面目狰狞，怒目而视，就像要扑下来吞噬我，使我感到更加孤独无助、恐惧万分。”“我看着这些沉重的大部经典，傻眼了”。在另一篇散文《早期恨与近期爱》里，丹增写他到内地读书后第一次回到家乡，“我回去看到的家只是断壁残垣、荒草萋萋。巍峨的寺院，宽大的佛堂早已荡然无存。更令我吃惊的是，我家周围那片郁郁苍苍的森林，就像一块不翼而飞的翡翠，早已无影无踪，只留下裸露在蓝天下的荒凉山冈。”“记得那时我坐在往昔繁华的废墟上，举目张望，眼前空无一物，再没有参天的大树遮挡，也没有森林里的飞禽走兽干扰。我的视线可直达怒江河谷的对岸，一派天苍苍、野茫茫的洪荒景象。”“那是一次尴尬的故乡之旅……我的内心深处忽然感受到某种难以名状的巨大震撼，那不是巨石投入到平静的湖面里的震撼，而是一种宁静中的震撼，甚至比童年时期我得到的任何一种快乐、任何一种稀物所感受到的冲击还要强烈。”生日、母亲、带着羊奶味的藏被、磕头、老僧、佛龛、故乡都成了神话及其自然力即将被控制的黄金时代的象征性遗物，在马克思的大不列颠，这一悲剧早已在工业革命中成为无可逆转的事实，而在丹增的世界却是难以释怀的心痛，古典时代曾经毫不怀疑的善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变得模糊混乱，需要再次确认。世界处于灵光消逝(本雅明)而前途不确定的“途中”，必然在那些生命穿越世纪的人们身上发生一种从神话时代、童年时代向新世界转型的撕心裂肺的心痛。我以为这是这本书的感人之处。

修辞立其诚。诚，信也。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只有诚实、扬善，作家才能超越他自己时代的迷雾，写作才能抵达充实之谓美，丹增的写作再次为这些古老的真理提供了例证。

多年前，我在布达拉宫朝圣，有位喇嘛正在为酥油灯添油，回头见我在发呆，就同我聊起来。那一次我受国家地理杂志委托去写布达拉宫，获准进入大殿的幽深之处，老喇嘛听说我是云南来的，他说了一句，你们那里有个丹增，并竖了大拇指。那时我还没有读过丹增的作品。

写于2015年12月8日  修改于2016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