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那道风景》是深受澳大利亚人民喜爱的作家亚历克斯·米勒的最新力作，它倾注了作者长久以来对于土地、对于历史、对于放逐与友谊的沉思。

这是他继荣获迈尔斯·富兰克林奖的小说《石乡行》之后，再度书写的一部主题凝重、充满哲思的作品，小说深刻阐述了无论个体抑或国家，都应以尊重事实的态度坦诚面对历史的深远意义。

小说主人公德国教授奥托从小就不敢面对参加过法西斯战争的父亲可能犯下的罪行，直到与悉尼大学原住民教授维塔和她的叔父，原住民文化顾问道佳尔德相遇。奥托听道佳尔德临终前坦陈其曾祖父屠杀白人定居者的故事，感受到澳大利亚原住民面对历史的博大胸怀，认识到自己的褊狭与猥琐。为避免大屠杀的灾难在人类社会再度发生，奥托终于下定决心寻找父辈罪行的证据，警示后人同时也求得自己心灵最后的安宁。小说直面全人类从古到今无法回避的问题——大屠杀的原因及后果，并对其进行了深刻剖析。

汉堡 二○○四年秋

一 阿伽门农的法令

二 约定

三 促膝谈心

四 承诺

尼博山

五 初来的感觉

六 和道佳尔德在一起的日子

七 七个鸡蛋

八 别了，那道风景

九 遇上一位乡亲

十 黄知更鸟的奇迹

十一 体面的葬礼

十二 威妮弗雷德裸露的肩膀

十三 讲故事的人

十四 作家

十五 大屠杀

十六 虚构的世界

远征岭

十七 路上的魔鬼

十八 怀拉

十九 来访的人

斯克鲁特大街

二十 想念尼博山

那天早晨，参加学术讨论会之前，我在门厅衣帽台照了半天镜子。我并不是因为死之将至或者论文质量低劣才端详自己这副尊容，而是因为需要理发，因为又忘了刮脸。威妮弗雷德会伸出手指一边摸我的颈背，一边责备：你该收拾收拾了！就好像我是她那幢房子里的一间小屋。其实，威妮弗雷德从来也没有过一幢属于她自己的房子，那只是她理想中的海市蜃楼。尽管她总是坦言自己极富当代女权主义者之精神，但是内心深处潜藏的守旧思想却根深蒂固。我敢断定，想像之中，她一定把自己看做拥有一幢豪宅的女主人，丰乳肥臀，一群吵吵闹闹、没有规矩的孩子和几条大狗不离左右。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探讨过这事儿。不过我知道，就像她还没进屋，我就知道她的心情一样。她已经到达那样一个地方了吗？不是去一片虚无，而是当上帝召唤时，去到她真正的心灵家园。尽管我不信教，但我真诚地希望，这样的神恩会降临到她的头上。因为，她是这样一个女人，一个理所当然应该在某一天实现自己真正的——准确地说理想的、想像中的自我的女人。而我见过的人，并非谁都有这样的资格。

那天早晨，我照镜子的时候，她仿佛就站在我身后，闷闷不乐。因为她曾经寄予无限希望的丈夫，马克斯。奥托教授，最后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出现在同事们面前时，不是仪表堂堂、气宇轩昂，而是头发蓬乱、满脸忧伤，俨然一个被命运击垮的老人。也许这样说太苛刻了点儿。我中等身材，因为一直腰疼，最近有点背驼。年轻时，我满头浓密的头发，亮光闪闪，现在却像半圈光晕在脑壳后面漂浮着，时隐时现。一双眼睛也已经昏花。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这双眼睛曾经宛如澄净的琥珀，清澈明亮，而又深不可测，现在却如两潭浑浊的泥水，眼泪汪汪，似乎总想啜泣——这倒不假——或者一直在剥洋葱。说到洋葱，我脸和脖子上的皮肤已经薄得像层纸，额头还出现几块脏兮兮的老年斑。我讨厌这副凋萎的尊容，胜过痛恨每天都折磨肉体的疼痛。直到步人中年很久，我的脸还没有一点疵斑。毫无疑问，我把光洁的皮肤归功于巴巴里的老祖宗；我把这种幸运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情，以为可以终生享用。仿佛那是阶级与家系赐予的与生俱来的财富。哦，多么荒谬的自负与虚荣！今天，我只能看到昔日辉煌留下的蛛丝马迹。我看到的是被人遗弃的一片荒地。但那里曾经是繁荣与快乐之所在。成熟的石榴和紫色的葡萄交相辉映。夏日的傍晚，小树林里传来泉水的丁冬和银铃般的笑声。乌得琴弹拨出的靡靡之音唤起我们如火的色欲……

我是夸张了点儿。倘若一直这样就好了。

我拢了拢乱蓬蓬的头发，伸出右手食指摸了摸左眼上方一块絮状黑斑，拍了拍衣服里面的口袋，确信没有忘记带论文和眼镜之后，转身从镜子前面走开。下楼之后，早晨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小路和草地边伫立着几棵七叶树，枝叶婆娑，果实闪烁着红褐色的微光。沿斯克鲁特大街，参天古树摇曳着最后几片绿叶，就像我们紧紧抓住生命和过了“季节”的记忆不放。这是寒冷到来之前，汉堡短暂的、气候最宜人的一段时间。你依然可以指望晴空万里的好天气，甚至想起阳光明媚的夏天。在我看来，打算在这样一个日子结束生命，并无不当。写论文的时候，我毫无信心，似乎主要是为了履行对死者、而不是对生者的义务。所以一直没有快乐可言。这个任务是那位严厉的“道德监理”强加给我的。可以说，他主宰着我的生命，主宰着我的良心。现在声称，我那时候就明白“持之以恒”的道理是撒谎。也许我之所以“持之以恒”是因为不知不觉之中，希望找到“持之以恒”的理由。谁知道呢？我无法说清楚更深刻的动机。那时候说不清，现在也还是说不清。为了撰写这篇“告别演说”，我推迟了死期。因为女儿告诉我，威妮弗雷德一定希望我完成这篇论文。就这么回事儿。我只是利用最短暂的快乐和忘记痛苦的那一瞬，构思这篇文章，全然没有别人从事有价值的脑力劳动时，那种让人惊讶的、灵感突至的感觉。文章的论点是用昨天的“残羹剩菜”调制而成的，陈旧的思想是我从已经炮制——如果“炮制”用在这里恰如其分的话——了三十年的早已发霉变质的笔记本里提炼出来的。这些笔记本放在书房书架顶层的一个纸箱子里。我扒拉着年轻时愚蠢的行为留下的冷灰，寻找现在可以派上用场的东西。我希望没有人注意到这些材料多么陈旧，或者，倘若真的发现，也不会生气；希望他们原谅我因年事已高而吞吞吐吐、支支吾吾，能报之以忍耐和沉默。

我走下公寓前面一溜台阶，脚步声惊起一群小鸟。住在我下面那层的莉迪亚?伊尔肯布雷希特是一位出版商的妻子，她自己是一位有作品出版的诗人。此刻，她正把桌子上的面包屑搜集起来喂那些小鸟。或者更准确地说，她自己没有儿女要喂养，所以桌子上没有多少面包屑，这位好心的女人便到超市买一袋袋鸟食喂它们。不管怎么说，这些街头小鸟已经成了她的“家人”——八哥和麻雀为主，有时候还有几只“叔叔”、“伯伯”似的鸽子。我注意到，我每次突然出现在公寓门口，打断这种让人看了不由得心酸的“替代”，她似乎都有点羞愧，但依然照喂不误。现在，这群小鸟已经完全依赖于她。而她，除了诗歌，又有了一个坚持下去的目标——即使不是爱情。这个目标远比我自己死气白赖地要在汉堡大学老图书馆的学术会议上宣读最后一篇论文强。

这一切——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我妻子的死。那天夜里，我站在漆黑的卧室窗前，俯瞰空无一人的大街，威妮弗雷德的照片贴在胸口。我的一双手紧紧搂着她，就像虔诚的教徒把十字架贴在心窝。对于我，威妮弗雷德还是从前那个年轻姑娘。看到她的微笑宛如看到站在巴黎新桥春天明媚的阳光下，那个围绿围巾的姑娘。那是我们蜜月的第一个早晨。那是我三十多年前拍的一张照片。我从窗口眺望那条空荡荡的大街。栗子树的树叶在风中起舞，窗玻璃上留下婆娑的树影，仿佛有一双手发出信号，急于让我理解其中的含义。巨大的损失彻底击垮了我。记忆让我麻木。威妮弗雷德到死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她总是精力旺盛，热情洋溢。事前没有任何先兆。我们没有机会拥抱，或者说一句爱意绵绵、表示告别的话。那是我们按照新的“惯例”开始生活之后，又一个普普通通的傍晚。我从大学退休还不到一个月，她已经安排好下星期一到威尼斯旅游、度假。她在厨房一边准备晚餐，一边听我给她新录制的那盘福莱的《小夜曲》。我坐在沙发上，就着灯光读哈佛大学一位年轻教授写的《德国人民的新历史》。这位才华横溢的教授比我们的女儿卡特丽娜还小两岁……突然，威妮弗雷德的脑袋像锤子一样，砸在瓷砖地板上。这一砸穿透我的心——我至今还感觉得到那撕心裂肺的痛苦。我已经记不得我是怎样扔下那本书，冲进厨房，跪倒在她身边，把她的头抱在怀里。从她那双已经看不见东西的眼睛，我看出她死了。一命归西。就这样走了，以一种震撼人心而又神秘莫测的方式走了。我有一种很奇怪的耻辱和尴尬的感觉。我们被残酷地欺骗了！我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大声嚎叫，求她再回到我身边。回应这声声嚎叫的寂静、死亡带来的虚无完全压倒了我。我羞于写下这一切。但事实上，即使最初那一刻，我就已经为自己而恐惧。我伏在她的身上，准备煮面条的水早已烧开，在我头顶上方的炉子上发了疯似的翻腾，炉膛里飞溅的火花则像箭一样射向我的脖颈。。福莱的《小夜曲》还在坚持不懈地播放。我还能是我自己吗？惊恐掠过心头，我浑身上下剧烈地颤抖。我知道，一切都已经完结。

我坚持了几个星期，也许一个月。精神恍惚，在公寓单跌跌撞撞，不知道那一束束鲜花都是谁送来的，更不知道我有没有道过谢？去买鸡蛋、面包，回来时却两手空空。盯着电视机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却不知道播放的是什么。仿佛有一道铁箍紧紧地箍着我胸口。然后我就做死的准备，给远在伦敦的卡特丽娜打电话，和她道别。床头柜上的电话机旁边放着威士忌和两小瓶黄颜色的安眠药片。那是我的“慰藉物”。我的好朋友朱尔根向我保证，这两种玩意儿混合起来，是离开我们这个世界既稳妥，又没有痛苦的办法。我从来不喝威士忌。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对于我，这都是辞世的新方式。我生命的一部分仍然“超然物外”，对这个过程很感兴趣——我想，这大概就是灵魂中不朽的那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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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克斯·米勒是澳大利亚当代重要作家之一。他于一九三六年出生于英国伦敦，十七岁那年随父母移居澳大利亚，在昆士兰州中部高原开始了陌生而又全新的。生活。亚历克斯·米勒自幼酷爱文学，喜欢写作，到达澳大利亚之后不久，就在一座牧场做牧工，此后又从事过多种工作，遍游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广袤的草原、风情独特的生活和发生在那里的许多传奇故事，成为他日后创作的丰富营养。他于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墨尔本大学，一九七二年开始写作，并且在墨尔本大学教授写作课。

亚历克斯·米勒一家人的坎坷经历为他的创作推开一扇扇大门。谈到他于二○○○年出版并获得“克里斯蒂娜·斯蒂德奖”的第五部长篇小说《信仰的条件》时，米勒说，这部等待已久的小说是因为读了他出生前母亲的日记触发灵感，才得以完成的。“那时候，她在巴黎，还很年轻，前程似锦。然而，我从她的生活中也发现了她即将面临的问题——赋予她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我脑海里萦绕盘桓，形成我称之为‘信仰的条件’这样一个命题。那就是，当你赖以生存的信仰的条件不复存在时，你该怎么办？”他由此出发，撰写出这部为他赢得很高声誉的小说。

亚历克斯·米勒的创作又决不囿于家庭与个人的经历。他将自己的视野拓展得很宽。迄今为止可以称为他创作最高成就的应该是一九九二年出版的《浪子》。而这本书就是他“拓展视野”的结果——他把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投向中国。他喜欢中国文化，家里珍藏着中国的瓷器、字帖，黄庭坚的诗歌、王羲之的书法让他着迷。他还喜欢探究中国悠久的历史，无论在澳大利亚还是在中国，都有不少中国朋友。他曾经和妻子斯蒂芬妮多次来中国访问，“体验生活”。杭州西湖的绮丽风光，安徽黄山的奇松怪石以及他在澳大利亚的一位华人朋友的传奇经历像母亲那本日记一样，让他灵感顿生，短时间内写出思想犀利、内涵丰富的《浪子》。在这本书里，米勒深刻地揭示了作为生命的个体，人永远无法挣脱“祖宗情结”这样一个让所有浪迹天涯的游子困惑、深思的主题。而他的创作才华、丰富的想像力也因故事在全新的背景、全新的人物、全新的情节中展开得以最充分的发挥。《浪子》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获一九九三年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富兰克林奖”，随后又获“英联邦作家奖”。

亚历克斯·米勒的创作空间不仅向四周延伸，还向纵深发展。最近几年，他似乎特别关注澳大利亚历史遗留的问题——澳大利亚原住民与殖民者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和斗争。他于二○○二年出版的《石乡行》站在历史的高度，展示了澳大利亚原住民随着历史的沿革、时代的发展以及自身素质的提高，对本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及为维护他们的权利进行艰苦的斗争，而曾经的殖民者的后裔也在为整个社会的和谐与发展不懈努力。这本书的出版同样为亚历克斯·米勒赢得很高的声誉，又一次获得“迈尔斯·富兰克林奖”。

如果说《石乡行》是亚历克斯·米勒在这一领域进行探索，并且取得成功的一部好书的话，《别了，那道风景》则是作者从另外一个角度、另外一个高度，对澳大利亚人，乃至全人类从古到今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大屠杀产生的原因及其结果，进行的更加深刻的剖析。小说的主人公，德国人马克斯·奥托教授从小就不敢面对曾经参加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战争的父亲可能犯下的罪行。他谨言缄口，痛苦一生，直到与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原住民教授维塔·迈克里兰和她的叔父，原住民文化顾问道佳尔德相遇，听到道佳尔德坦陈他的曾祖父，原住民武士戈纳帕屠杀白人定居者的故事，从中感受到澳大利亚原住民面对历史的博大胸怀，认识到自己的褊狭与猥琐，才下定决心为避免大屠杀的灾难在人类社会再度发生，去勇敢寻找父辈曾经犯下的罪行的证据，以小说或者历史的形式公之于世，警示后人，同时也求得自己心灵最后的安宁。亚历克斯·米勒在这里讲述的“大屠杀”源于他十七岁在昆士兰州中部高原牧场做牧工时听到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八六一年十月十七日，就在离他放牧牲口不远的库林一拉一润沟牧场，十九名白人定居者一个不剩全部被当地黑人屠杀。原因是原住民纪念祖先的运动场被白人强占。这是澳大利亚历史上，原住民与殖民者冲突中白人死伤最为惨重的一个重大事件，后人多有著述。亚历克斯·米勒在掌握许多“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从宗教和人性的角度出发，将这个事件演绎成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中，亚历克斯·米勒把现实主义与现代派创作手法糅合到近乎完美的地步。而原住民崇尚梦幻的宗教模式更为他尽展才华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澳大利亚原住民至今仍然把“梦幻”作为与祖先的灵魂交流、沟通的方式。他们在山林中、河水边露营，让灵魂和大自然融为一体，让梦幻把过去与未来衔接。亚历克斯·米勒这本小说中的人物因此可以在梦幻中自由驰骋，创造出一副色彩瑰丽的图画。亚历克斯·米勒的创作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比比皆是而又非常贴切的比喻，让人耳目一新，让人在感受到他的睿智、幽默之余，得到艺术享受。

亚历克斯·米勒迄今为止，总共出版了七部长篇小说——《浪子》和《石乡行》在我国已有译本——在西方作家中算不上多产。但他的作品部部精彩，大都获奖，这或许正是他在新人辈出的澳大利亚文坛长盛不衰的原因。

李尧

二○○八年八月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