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幸福的日子，小威廉没有经历太久，很快，不幸便降临在了这个家庭。1848年8月，卡尔·路德维希·尼采从自家门口的石阶顶上重重地摔了下去，在倒下的过程中，他的头部猛烈地撞到了其中一级石阶的边缘上。这次撞击并没有立刻夺取卡尔·路德维希·尼采的生命，但是它却招致了一场可怕的疾病，头部严重的撞击加剧了他的头痛症和神经质的毛病，卡尔·路德维希·尼采完全失去了理智，而随之而来的体力衰竭的并发症终于在一年之后夺去了卡尔·路德维希·尼采的生命。父亲去世时，威廉还年幼，在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父亲的生病和去世，而这其中发生的各种事件都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深夜中突然响起的报警声、房子里传来的哭泣声，还是密室里的恐怖、死样的寂静、尽情宣泄的悲伤，甚至是教堂的丧钟声、赞美诗以及葬礼上的布道、深深埋在教堂石板底下的灵柩，这些都深深地刻在了这个五岁孩子的心头。虽然让一个五岁的孩子来面对这些实在是有些残忍，但是命运的车轮还是将威廉推到了这场悲剧的前面。从此之后，威廉总是从梦中惊醒，他总能在梦中预感到某些灾难，这是威廉在十四岁的时候记录的一个梦：
“当一棵树的树冠被毁坏，树上的鸟儿就会离开树枝，而树木最终也会枯萎。现在，我们家的树冠已经遭到了毁坏，欢乐像鸟儿一样离开了我们的心灵，只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悲哀。然而，就在我们的伤口快要愈合的时候，痛苦再次来临，将伤口重新撕裂。大约就在这个万分痛苦的时期，我做了一个梦，在梦里，我听到忧伤的风琴声从远处飘来，这和我在父亲葬礼上听到的声音一模一样。我四处张望着，想打探到这声音的来源，这时，一座坟墓突然间裂开了，我看到父亲从坟墓里面走了出来，他穿着下葬时的那件寿衣，向教堂走了过去，等到他穿过教堂重新走回来时，我看到他的怀中抱着一个小孩，紧接着坟墓再一次裂开，父亲走了进去，在我面前消失了，随后墓石又重新挪回了原处，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似的，此时，哀伤的风琴声也停了下来。我从梦中惊醒了。第二天早上，我把这个梦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亲爱的母亲。紧接着没过多久，我的小弟弟约瑟夫就生病了，经过几个小时的折腾，他最终还是死了。弟弟的死让我们全家悲伤至极，我的梦完全应验了，因为小弟弟的尸体就被安埋在父亲的怀里。这和我梦中看到的情景基本一样。在经历了父亲和弟弟一的死亡之后，我们对生活不抱任何期待，天父和天堂成了我们唯一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希望。这件事发生在1850年1月底。”
在威廉弟弟死去的这年春天，卡尔·路德维希·尼采的遗孀带着全家人离开了肯洛，移居到萨勒河畔瑙姆堡附近的小镇上，这个可怜的女人选择这里是因为亲戚们就住在相邻的乡间，在这里她可以和她们离得近一些，互相有个照应。没过多久，她的婆婆和丈夫的姐姐也搬过来跟她一起住在一幢小房子里，亲戚们的到来使孩子们渐渐从悲伤中走了出来，并且习惯了一大家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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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著名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年出生于普鲁士萨克森州洛肯村的一个乡村牧师家庭。在尼采5岁那年，他的父亲和弟弟接连离世，这令幼年的尼采深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于是他开始变得孤僻而又敏感。少年求学时期，尼采的思维便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并且有着惊人的进步。在大学时期，他开始不再满足于科学世界的清晰与冷静，而是对精通和弘扬本国、本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有了深深的体会，并且开始进行哲学沉思。25岁时，在导师里奇尔的推荐下，尼采出任了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后来由于健康问题辞职，之后他一直都饱受着精神疾病的煎熬。1900年8月25日，这位生不逢时的思想大师在魏玛与世长辞。
尼采一生中的主要作品有《悲剧的诞生》、《人性的，太人性的》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在这些哲学著作中，尼采对自己哲学的主题——生命的意义问题——的解答都被全面地展现了出来，他那“靠艺术来拯救人生，赋予生命以一种审美的意义”的哲学思想，也在这些作品中有着很好的体现。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尼采是最不能被忽略的人物，也是最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由于观点和立场不同，人们对他毁誉不一。除此之外，由于尼采的思想采取了独特、强劲、充满隐喻和矛盾、甚至是“疯癫”的独白形式，还常常会遭到人们的误解，以致有人说过，“尼采的生平和著作是近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受到最严重曲解的现象。”尼采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他最早开始对西方现代社会进行了批判，但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的学说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20世纪，才激起了广泛而又复杂的回声。
那么，尼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思想为什么会遭到人们的普遍误解呢？
法国作家丹尼尔·哈列维，通过对尼采和亲友们的大量往来信件以及亲友们对尼采的回忆进行整理，于1909年创作出了《尼采传》一书，全书以时间为线索，对尼采自出生到去世的整个生命过程进行了细致而又精准的描述。本书所依据的大多为第一手资料，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是一本较为权威的尼采传记，向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听从内心召唤的真正思想者特立独行的一生。
尼采和文明之间的对抗已经过去很久了。当这样一个傲慢的诗人、不幸的哲学家出现在宁静的历史中的时候，我们对他的审判开始了，尽管所谓的历史对于尼采而言是不屑一顾的。那些同样为他所不齿的普通百姓、底层人民已经用一种我们早已熟知的宽宏大量为死者作了定论，而这种定论恰好能够被看做是一种对他的报复。他们承认尼采在文学上的辉煌成就，却把他的哲学思想视为一派胡言，他们认为这类胡言乱语最多也只能让听到的人耸耸肩膀而已。他们故意不去理睬尼采的思想，反而去赞美尼采的个人形象。尼采这个离经叛道者试图对一切存在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对世间的一切清规戒律进行摧毁，但结局却是他的思想被敷衍性地写在了《收获》或是其他为年轻人而编的选集内的那么几页里。德国的批评家们普遍认为，他比叔本华甚至歌德都要出色。就像福斯塔夫评价的那样，尼采教会了德国的散文家如何成为世界级散文家中的一份子，他使得原来德国散文中层层堆砌的笨拙句子变得短小、简洁、明快。民众们有着很敏锐的直觉，他们可以欣赏尼采那种真正的具有大师风范的文风。尼采写信告诉彼得·加斯特，说：“我们必须让德国音乐都变得‘地中海化’。”毫不夸张地说，他甚至“地中海化”了整个德国文学的文体风格。那些他所师从的法国能工巧匠们，比如拉·罗什福科、伏尔泰和司汤达，造就了他笔下那种峭拔、绝妙的句子。然而总有些东西是属于他自己的。尼采在更深的程度和更广的范围内把这种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以求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尽管尼采对浪漫主义瞧不上眼，可他是一个具有天赋的诗人和真正的浪漫主义者。富于创造力的意象、隐喻、象征和神话总能掀起汹涌的波涛，从不曾停歇地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正是这两种倾向自发地要求他用格言警句的形式进行创作，这种创作形式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每一页纸上狂欢、舞蹈着。尼采具有一种所谓的“居心不良”的洞察力，这种“居心不良”不是让他耗费工夫去遮遮掩掩，而是令他能够表达得更加简洁明快。德国批评家们把海涅对席勒的描述用在尼采身上，反而更加恰当：“思想通过他抽象的理念转化为头顶葡萄树叶，挥舞着手杖，像酒神一样狂舞的形象。这是一种醉醺醺、有些模糊的思想。”也许尼采把他自己个性中的许多方面都想得太好，反而显得不够理智与清醒，但是在语言方面，他并没有对自身过分夸大。“在路德和歌德之后，”在给罗德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还有待于跨出第三步……我想，我已经通过查拉图斯特拉让德语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境界。”对于这样一个狂妄得近似追求虚荣的人，德国文学界至今为止都没有说过“不”。由此可见，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一个不可动摇甚至是至高无上的地位。
人们又是如何评价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的呢？霍夫丁承认他具有某种较高的“征兆性价值”，可是仅此而已，并无其他。尼采的作品具有戏剧的特点，当中上演着充满悖论、生机盎然、激情勃发的现代性思想，这些狂暴的思想互相冲突、互相碰撞，然而很不幸，它们没有找到出口。M．阿尔弗雷德·富耶在其著作《尼采和非道德主义》中把尼采与那位最显赫的“现代性”思想家居友进行比较，得出一堆正面论点和反面论点，其中，肯定的部分和否定的部分互相抵消掉了，结果看上去显然就像是零。事实上，与其说尼采是一个有条理的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一个狂热的直觉主义者，这是因为他几乎不在消除自身思想的自相矛盾上下工夫。他作为作家的第一部作品就对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发动了猛烈攻击，他认为就是这种理性主义使古希腊蓬勃的生命力消逝了。人类的预言家从来都不作论证，很明显尼采就是属于先知、预言家那一类人。海因里希·冯·斯坦因把自己的处女作命名为《诗性哲学论》，他就是用其老师的思想方式在说话。 叔本华的书早已暗示过尼采，解开生存谜底的那把钥匙在于意志，而不在于理智。可尼采故意抛弃了理智，同时被抛弃的还有善与恶、原因与结果等范畴。启蒙精神告诉他，现象伪装下隐藏的不是理性而是意志抗争，这种意志像老俄狄浦斯一样盲目而又可怕。但是最后尼采还是抛弃了叔本华和悲观主义。他用“一种乐观的情绪去解释”生命意志，但这种意志隐藏于另一种神秘的强力意志之中，同时变得更加晦暗不明、更加嫌恶有害。问题是能不能找到一种乐观主义的根基，一条通向和谐的线索，通向我们所知道的真实存在的韵律和模式。也许尼采具有个人特点的思想就是这样诞生的。宇宙不是意志的一种现象，而是艺术的一种现象。“在我那本关于瓦格纳的书的前言里，”尼采于1886年这样写道，“我已经把艺术，作为人类基本的形而上学的活动，而不是道德；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我又用不同的形式重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应该把世界作为一种特定的艺术表象。”这样的解释对于这位乐观主义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有利的。既然世界可能是糟糕透顶的一个世界，同时又可能是相当精彩的一幕悲剧，那么残酷、忧伤、灾难就再也不能使他感到沮丧。这位抒情诗人和迷乱的哲学家后来又写道：“也许，我的查拉图斯特拉应当按照标题音乐归类。”这两段话，连同其他上百页的文字，写出了作者所创作出的艺术氛围。我们要面对的不是一个详细对某种体系进行阐述的思想家，而是一个对启示进行宣讲的预言家：尼采并不是基督教的维护者，而是新异教的神秘主义者。
如果更深地接触到尼采的书，我们就不会对他的论战性著作中的大部分内容置之不理。它们是一团永恒燃烧着的野火，尼采用它们来焚烧他曾经崇拜过的东西。它们是他的高傲、独立的精神见证，或者人们愿意把这种独立称为残酷的孤立。这是他灵魂里的先天气质。“没有人愿意听他的，他不是人类中的一员。”尼采这样描述叔本华，这句斩钉截铁的话表达的恰恰是他自己的理想和实践。那些带有侮辱性话语的小册子被尼采视作一种解放方式，尽管这并不是一种让人感到幸福的方式。他自己在创作的时候似乎也并不喜欢它们。他强烈地渴求能够摒弃自己灵魂中的仇恨和否定，而把它们提升到一个重要的肯定价值上去。“我曾经是一名斗士，”查拉图斯特拉声称，“为的是有一天我能够腾出双手去礼赞生命。”“临死之前我会把我所有礼物中最珍贵的一项奉献给人类。我从太阳那里懂得了这个道理，当它沉落之际正是它的光芒积淀得最为丰富之时。太阳从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宝藏中把纯金般的光芒投向了大海，以至于最卑微的渔夫也能摇起金色的船桨。”在这里，靠说话表达思想的不是强力意志，而是那种更为古老、更为神圣的文明源头——爱的意志。可是如果尼采确实具有这样的灵感，人们甚至也愿意引用他对勒南所说的话来形容他：“他在爱的时候是最危险的。”尼采具有的傲视群伦、令人相形见绌的天才气质是使他变得虚荣的另外一个因素。在他的批判性的作品背后，没有幽默，也没有对事物形成完整的观点，他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而且就某种心理倾向来说，查拉图斯特拉与其说是阴沉邪恶的，还不如说是逗人发笑的。没有什么比《一个心理学家的露天学校》中的一些描述更加恰如其分了：“塞尼卡、英勇的斗牛士……卢梭，在不道德的自然主义中回归自然……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令人受伤的洞察力。”当他告诉我们人类真正的堕落就在于救赎的时候，当他攻击的矛头直指人们生活的避难所的时候，当他对反女权主义的强调达到一种极致，甚至于完全超越了以路德的《席间闲谈》为典型代表的粗俗的德国传统的时候，人们对他所能做的最好怀念就是记住他注射了太多的氯醛。不是每一个喇叭都会吹奏尼采的音乐，但是每一个超人都应当知道这种音乐，而且还应当知道大无畏的查拉图斯特拉讥笑保罗，还有赫伯特·斯宾塞；被他视为眼中钉的不仅仅是马太福音，还有马克思主义。也许在这些国家里，尼采思想的崇拜者们最感兴趣的正是他思想倾向的这些方面。
这个思想暧昧的预言家究竟信仰的是什么？正如尼采自己所说，他追求的是“生存的标记”。他的亲身经历告诉自己，生命的特征达到最顶点的时候将会焕发出令人难以想象的活力。生命的流逝过程变成了突如其来的狂喜和陶醉。关于这种为艺术家、情人和圣徒所体验过的令人陶醉的心境，他曾写过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散发出一束奇特的纯净之光。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公正地批判了那种没有调节什么东西的机械调节论，那种并不适应任何东西的机械适应论以及那种被达尔文、斯宾塞和所有英国学院通俗化了的一整套对生活的外在阐释。生命个体是具有生命强力的源泉，不是自然选择中无关紧要的环节，它们源源不断地向外散发出生命的力量。“生命就其一般方面而言不是空乏和贫穷，而是丰饶和富裕，甚至是一种荒唐的奢侈。”跟学究们一样，对尼采而言，去做自我运动的中心才是真正的活着。跟实用主义者一样，尼采主张生活应当居于首位，而不是思想。然而这种意识的紧张状态，这种狄奥尼索斯似的迷狂只是一个基础，还不能算是哲学。哲学，或者至少道德哲学，始于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其他人存在。你自己的迷狂和扩张的自我与其他人的同样迷狂、同样扩张的自我尖锐地冲突，这就成为构建人类个体之间关系的必然法则，跟道路上的交通规则产生的基础一样。那么个体自身的自主力和生命强力的源泉是通过爱的渠道还是通过强制力向其他人扩张呢？
查拉图斯特拉曾经和德国人一起向衰弱的法兰西进军，他带着膨胀的自我意识嚣张地说道：“如果真的存在诸神，我怎么能够容忍自己不是其中之一呢？因此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上帝。”富耶说，如果哥特人和野蛮人读过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他们一定会像尼采一样回答。为了对其他个体施加强制力和发泄自身力量，生命个体不得不积聚超强的力量。强力意志就是人类活动的唯一源泉。强者必须像武士和征服者那样活着，把骄傲、享乐和对征服的热爱定义为三种基本品德。怜悯是在受难者的痛苦之上再加上怜悯者的痛苦，是最无法忍受的道德败坏。如果你帮助过别人，你就必须把你施以援助的双手清洗干净。十字军骑士带回家园的仅仅只有一种财富，即杀手的规则，这个规则认为“没有什么是真实的，一切都是被允许的”。科学只是一种幻象和错觉，而知道如何变得强大的武士们能够把他们自身的价值强加于万物之上，能够使生活变得如此美好，这一切都使他们渴望这种生活能够永远重复下去。查拉图斯特拉就是这样说的：以这个作为规则的大地将诞生出超人，超人会跃出自己的时代，并通过自己的消失在永恒轮回中再次被创造。
一个人要真诚地接受这样一种学说是最大的困难。倾向于相信任何回忆都是一种启示的尼采决不像他自认为的那样富于创新精神。毕竟，在查拉图斯特拉之前也存在过许多的怀疑论者、乐观主义者、暴君和诗人。“庸众”也许没有权利讨论伦理道德，但是他们知道，自从有了社会就有了两重法律，一重是针对富人的，另外一重就是针对穷人的。对于人类价值——不管是道德的还是理性的——客观性的怀疑并不是什么新的异端邪说，而是像科学甚至像信仰一样古老的传统。柏拉图的思索将永恒轮回的观念具体化，这一观念早就影响了许多具有现代性的思想家。人们只需要举出海涅、布朗基、冯·内格里、居友、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例子就足够了。诚如施莱格尔所写的一样，在尼采所处的世纪之初，浪漫主义者早就“超越了生活的所有目标”，并且出于对纯粹强力的迷恋，他们在欧洲思想界注入了海水和风暴，他们在思想界咆哮仅仅只是为了咆哮本身。以前没有一个学者编纂过一本关于伦理的教科书，但是道德却被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居于问题首要位置的就是究竟是否存在一门关于善与恶的科学。超人形象早就被艺术爱好者勒南高深莫测的想象力创造出来了，尼采满怀激情、大声疾呼的超人不过是一个翻版。“超人”就其名字而言已经跟歌德一样古老，还需要提及的是，墨菲斯特把这个名词作为嘲讽和诱惑力运用到了浮士德身上。查拉图斯特拉不是先知，甚至都不能算是一个先驱。他带来的只是一种新的凯歌高奏、舞之蹈之的言语方式，他那种言语方式把上千个幽灵鬼怪席卷进了词语间的漩涡里。人们是怎样看待尼采的学说呢？也许对尼采而言，最恰当的回答来自居友。他们两位都是沉迷于哲学领域的诗人，都同样把生活作为通往现实的钥匙紧紧抓住。但是居友在个体生命的流逝中发现生命本身是友善以及情爱之源。“要是没有慷慨给予和存在，人们就会从内部枯萎并最终死亡。精神必须成长开花，道德和利他主义就是从人类生活中盛开的花朵。”把全部意识形态还原成一种模式——对尼采而言，这种模式就是强力意志——既不新奇，也不困难。生物越友爱就越完美，没有更大的广度就没有充分的强度。拉·罗什福科在所有动机中找寻出了最基本的动机，即自利的动机，现代的大师们则兴味盎然地把激情分解为无意识思想。圣·奥古斯丁告诉我们，要在一切部分中见到整个灵魂。强力意志并不足以明确到能够解释道德者甚至非道德者的变化。强力有很多种。既然同一个自我总是在场，显然它也有可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把它生活中的任意一种情绪改头换面成另外一种。这种方法并不是科学的心理学，它认为可以对那些精确微小的细节忽略不计，却同样能够吸引我们。爱所取得的胜利比恨更为著名。帕斯卡尔说过，要是克里奥佩特拉的鼻子稍短一点，历史就会不一样了。而在法国，有一句话讲的就是埋伏在达利拉头发里的征服总是远远比参孙的多。尼采本人认为有根据强力的不同表现来建立一套价值的等级制度的必要，但是这种对一切价值的重新估价既从未实现过也永不可能实现。衡平法庭所要求的合理的特殊性并不存在，那么查拉图斯特拉的福音就只能变为不满的声音和愤怒。我是不是超人——或者确切地说，是不是超人的某个可能的祖先？我是否像超人一样拥有把自己的生活建立在骄傲、享乐和对强力的酷爱之上的权利？或者我是不是仅仅只能作为一个奴隶？我能享有的唯一权利就是继续做一个奴隶？而我们却无法区分究竟谁是超人或者谁是奴隶。如果你能驱使别的星球以你为中心环绕运行；如果你表现出一种鸿蒙初开的混沌状态，并即将生出一颗闪耀的星星，那么你无疑就是产生超人的一粒种子。查拉图斯特拉为了取悦势利小人而嘲笑大众，这使他身不由己地成了跨国财团的溜须拍马者，沦为了游手好闲的富人们的诡辩家。
弗里德里希·尼采是一个充满了悖论的乐观主义者。他拒绝用痛苦的迷雾把太阳遮挡，就这一点而言，思想史上没有比他更为高尚或更为勇敢的了。“任何一个不幸者都没有权利去做一名悲观主义者。……我要让他们明白，我的生命力降到最低点的那些岁月正是我抛弃悲观主义的时候。”这种说法是高尚的，但这并不是哲学。如果被失眠和眼疾所困扰的尼采是出于维护自尊的目的而发誓去做一名乐观主义者，那么有稳定收入和良好的消化能力的叔本华为什么不能同样地发誓去做一名悲观主义者？可是查拉图斯特拉的乐观是值得肯定的，而且还令人感到喜悦：他为了表达出自身的满足就创造出永恒轮回这一法则。他拍着手，对生命高喊着“再来一次”。就像酒店中的人被高梁酒或者葡萄酒灌醉了一样，他真的是被狂喜的心情灌醉了，所以他高叫着“再来一杯”。
以数理物理学和光谱分析的形式，这种永恒轮回呈现在了我们面前。亚里士多德之后，圣·托马斯·阿奎那教导我们说：星宿是由比地球更高贵的物质组成的，这种物质不生不灭，因而不会腐蚀。而佛劳恩霍菲及其后继者们却用棱镜和望远镜在其他星球中发现了与构成地球的元素相同的八十一种或八十二种元素。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数目有限但却不可毁灭的元素和自然的力量，以及无限的空间和时间——或者说至少是一个空间和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没有限度的时间——元素间相同的组合将在时空里无限重复着自身的形成过程。这里面存在的不仅是永恒轮回而且是无限制的重复。要是如尼采所设想的那样，思想只是同物质间的某种排列组合共同发生作用而产生的磷光的话，那么同样的意识生活也必然会重复再现它自身。人们并没有停下来去讨论这种数学上的妄想，他们只会说不管是谁被允许来考虑这种问题，查拉图斯特拉也绝不会是其中之一。因为正是他坚持认为科学只是被联结起来的单纯的幻想，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科学又怎么可能提供如此确凿的预言呢？对尼采而言，这不过是他回想起古时候希腊人的沉思时而突然冒出的念头罢了，也并非就是最后的结论。这一念头乔装成灵感的火花，埋伏在苏莱附近的那块锥形岩石下面，“高出人类和时间六千英尺”。尼采之所以接受这种观点，无非就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似乎就是乐观主义的最高原则。叔本华在那些文章里声言：如果你想要去敲击坟墓，用强力来把死者唤醒，那么没有人会搭理你。这些文字使尼采对永恒轮回的观念感到激动与兴奋。
基督教与叔本华的学说如出一辙。尽管基督教是乐观主义的，但它却建立在悲观主义之上。它的乐观主义静静地高居于时空之外的某个中心点上。基督教为了调整旧世界的平衡，把一仑新世界召唤进了尘世。要是这个旧世界就是一个封闭的循环，一个旋转的整体，也许查拉图斯特拉就会手舞足蹈。他穿越所有的墓地，可是几乎找不到任何追随他的幽灵。
尼采被引向了这样不实际、不合节拍、不合时宜的结局。就某种奇怪的变形来说，查拉图斯特拉是社会主义学派的天才，但是他却蔑视社会主义；就某种自然关系来说，查拉图斯特拉是无政府主义的先知，但是他却憎恶无政府主义。波兰的德国官员也许还能在他身上找到一种货真价实的作为压迫者的行动指南；为了庆祝征服法兰西，他手舞足蹈，穿过大街小巷，但是他却嘲笑德国政府和德意志帝国。他轻视妇女，却赞美不渝的婚姻；他提倡享乐，却用高尚的圣歌赞美简洁；他追求权力和不平等，按理他应当如富耶所说，“不相信教皇的约瑟夫·德·迈斯特尔，只相信刽子手”，但是当他看到受审的罪犯时，却宣称除了法官以外，他要宣判一切人无罪。他公开指责俾斯麦和德国皇帝追求民主；同样，他视科学的民主为洪水猛兽，因为它让所有不管高低贵贱的现象都服从于同一条法则。意志是他的上帝，但是他看到了这个世界正在穆罕默德决定论观点的统治之下，于是他采取了逆来顺受的态度。这种态度与生存本身相矛盾，是一种斯多葛主义者会认为是奢侈浪费的对命运的关怀。他是一名德国无产者，却充满着德意志民族的偏见。他又自认为是波兰贵族，并且以自己是一名无国籍的人和上等的欧洲人自夸。查拉图斯特拉谴责一切文明的礼仪：同情、慷慨、自我牺牲，却通过他自己的行动得到了实践。尼采具备钻石的光芒，却不具备钻石的硬度，而硬度才是他所愿选择的自身的象征。
但是要是认为如此热烈的思想只能表现为不真实，就是非常浅薄的想法。查拉图斯特拉是当今时代最严重的疾病——感情主义——的解毒剂。他是道德上的士的宁，大剂量地服用它可以致命，但是少量服用却是无可比拟的滋补品。他是一个英雄生活的讴歌者，他使那些在宗教里获得可怜安慰的人感到不安。德国人极易把自己迷失在学术的丛林里，他们需要有人提醒：博学是为了生活而存在，而不是生活是为了获得广博的知识。M．哈列维以福斯特——尼采夫人的传记为蓝本创作了本书，它向我们展示的尼采比他本人要更美好，比那些自称是他的信徒的文明的破坏者们也好过百倍。
T．M．凯特
《尼采大传》由哈列维所著，法国作家丹尼尔·哈列维，通过对尼采和亲友们的大量往来信件以及亲友们对尼采的回忆进行整理，于1909年创作出了《尼采大传》一书，全书以时间为线索，对尼采自出生到去世的整个生命过程进行了细致而又精准的描述。《尼采大传》所依据的大多为第一手资料，具有相当高的可信度，是一本较为权威的尼采传记，向我们展现出了一个听从内心召唤的真正思想者特立独行的一生。
《尼采大传》由哈列维所著，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尼采是最不能被忽略的人物，也是最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由于观点和立场不同，人们对他毁誉不一。除此之外，由于尼采的思想采取了独特、强劲、充满隐喻和矛盾、甚至是“疯癫”的独白形式，还常常会遭到人们的误解，以致有人说过，“尼采的生平和著作是近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受到最严重曲解的现象。”尼采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他最早开始对西方现代社会进行了批判，但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的学说却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直到20世纪，才激起了广泛而又复杂的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