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里，又可以谈到我的“硬译”去了。
推想起来，这是很应该跟着发生的问题：无产文学既然重在宣传，宣传必须多数能懂，那么，你这些“硬译”而难懂的理论“天书”，究竟为什么而译的呢？不是等于不译么？
我的回答，是：为了我自己，和几个以无产文学批评家自居的人，和一部分不图“爽快”，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从前年以来，对于我个人的攻击是多极了，每一种刊物上，大抵总要看见“鲁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则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学家。但我看了几篇，竞逐渐觉得废话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弹所击之处，也不是致命伤。例如我所属的阶级罢，就至今还未判定，忽说小资产阶级，忽说“布尔乔亚”，有时还升为“封建余孽”，而且叉等于猩猩(见《创造月刊》上的“东京通信”)；有一回则骂到牙齿的颜色。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封建余孽出风头，是十分可能的，但封建余孽就是猩猩，却在任何“唯物史观”上都没有说明，也找不出牙齿色黄，即有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论据。我于是想，可供参考的这样的理论，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胡涂。对于敌人，解剖，咬嚼，现在是在所不免的，不过有一本解剖学，有一本烹饪法，依法办理，则构造味道，总还可以较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出发点全是个人主义，并且还夹杂着小市民性的奢华，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来，反而刺进解剖者的心脏里去的“报复”。梁先生说“他们要报复！”其实岂只“他们”，这样的人在“封建余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这样，首先开手的就是《文艺政策》，因为其中含有各派的议论。
郑伯奇先生现在是开书铺，印Hauptmann和Gregory夫人的剧本了，那时他还是革命文学家，便在所编的《文艺生活》上，笑我的翻译这书，是不甘没落，而可惜被别人着了先鞭。翻一本书便会浮起，做革命文学家真太容易了，我并不这样想。有一种小报，则说我的译《艺术论》是“投降”。是的，投降的事，为世上所常有。但其时成仿吾元帅早已爬出日本的温泉，住进巴黎的旅馆了，在这里又向谁去输诚呢。今年，说法又两样了，在《拓荒者》和《现代小说》上，都说是“方向转换”。我看见日本的有些杂志中，曾将这四字加在先前的新感觉派片冈铁兵上，算是一个好名词。其实，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译一本关于无产文学的书，是不足以证明方向的，倘有曲译，倒反足以为害。我的译书，就也要献给这些速断的无产文学批评家，因为他们是有不贪“爽快”，耐苦来研究这些理论的义务的。
但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自然，世问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元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
然而世间纸张还多，每一文社的人数却少，志大力薄，写不完所有的纸张，于是一社中的职司克敌助友，扫荡异类的批评家，看见别人来涂写纸张了，便喟然兴叹，不胜其摇头顿足之苦。上海的《申报》上，至于称社会科学的翻译者为“阿狗阿猫”，其愤愤有如此。在“中国新兴文学的地位，早为读者所共知”的蒋光Z先生，曾往日本东京养病，看见藏原惟人，谈到日本有许多翻译太坏，简直比原文还难读……他就笑了起来，说：“……那中国的翻译界更要莫名其妙了，近来中国有许多书籍都是译自日文的，如果日本人将欧洲人那一国的作品带点错误和删改，从日文译到中国去，试问这作品岂不是要变了一半相貌么？……”(见《拓荒者》)也就是深不满于翻译，尤其是重译的表示。不过梁先生还举出书名和坏处，蒋先生却只嫣然一笑，扫荡无余，真是普遍得远了。藏原惟人是从俄文直接译过许多文艺理论和小说的，于我个人就极有裨益。我希望中国也有一两个这样的诚实的俄文翻译者，陆续译出好书来，不仅自骂一声“混蛋”就算尽了革命文学家的责任。
然而现在呢，这些东西，梁实秋先生是不译的，称人为“阿狗阿猫”的伟人也不译，学过俄文的蒋先生原是最为适宜的了，可惜养病之后，只出了一本《一周间》，而日本则早已有了两种的译本。中国曾经大谈达尔文，大谈尼采，到欧战时候，则大骂了他们一通，但达尔文的著作的译本，至今只有一种，尼采的则只有半部，学英德文的学者及文豪都不暇顾及，或不屑顾及，拉倒了。所以暂时之间，恐怕还只好任人笑骂，仍从日文来重译，或者取一本原文，比照了日译本来直译罢。我还想这样做，并且希望更多有这样做的人，来填一填彻底的高谈中的空虚，因为我们不能像蒋先生那样的“好笑起来”，也不该如梁先生的“等着，等着，等着”了。P97-99
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1881—1936)和上海有不解之缘，提起鲁迅，自然就会想到上海，他在这座东方大都会生活创作了十年，直到生命的终点。
鲁迅并非上海人，他生于浙江绍兴，在那里度过童年少年，十七岁时作为家道中落的破落户子弟，被迫“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先考进在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后改入附近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1901年底毕业，旋即作为清政府官费生赴日本留学。1909年回国后在杭州、绍兴两地任教。1912年到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部员，不足三个月就随部迁往北京，在北京住了十四年。1926年九月至1927年一月，短期执教厦门大学，很快转到广州中山大学(1927年一月至1927年九月)，八个月后又离开，于1927年十月来到上海。转了很大一个圈子，最后终于定居上海。
鲁迅一生游历不广。国外只去过日本，并不像二弟周作人那样特别留恋。国内除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所到之处也不多。他曾从北京到西安讲学，从广州到香港讲演，教育部任内出差到过天津：都没什么好印象，也很少文字述及。有人问他对“长安”的印象，只模糊答臼“没有什么怎样”，而且已非唐朝的长安了——他甚至因此放弃了撰写以杨贵妃为主角的长篇小说的计划。他视殖民地香港为“畏途”。绍兴、杭州虽云故乡，也无好感。他认为从三国孙氏开始，浙江就不能容纳人才，常劝朋友们别去杭州工作，嘲笑其学生孙伏园的回绍兴着实“可观”。鲁迅对一个地方的态度，主要看人文环境，并不在意其历史、风景或生活是否舒适。
“这两年来，我在北京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另外一个海边；之后，又被‘学者’之流杀退，逃到一间西晒的楼上……”(《而已集·革“首领”》)这是他1927年十月刚到上海时的感慨。
起初，他仅以“过客”心态打算歇息一番再定去向。同年十二月十九日致旧友邵文熔信说：“弟从去年出京，由闽而粤，由粤而沪，由沪更无处可住，尚拟暂住。”可一到上海，就被友人们包围，暂居之所离茅盾、叶圣陶等相近，不感寂寞，又恰逢新文化运动和图书出版业中心移到上海，鲁迅很快投入创作、编辑和文艺活动，“流人”多少有了点安稳感。
作为绍兴人，上海饮食易于接受，语言更不成问题，所以不难融人其日常生活，对上海及上海人也知之甚深。1926年八月去往上海的火车上，他就看到只有上海才有的景象：“弱不胜衣的少爷，绸衫尖头鞋，口嗑南瓜子，手里是一张《消闲录》之类的小报，而且永远看不完。这一类人似乎江浙特别多……”(《上海通信》)此类描写在后期杂文中屡见不鲜。鲁迅前期小说、杂感、散文多取材故乡绍兴的记忆和供职之地北京的社会生活，后期杂文、历史小说、通信、旧体诗词的创作，则主要得力于上海一地社会生活信息的刺激。
鲁迅并不简单认同上海，倒是经常发表对上海的不满。1928年二月二十四日致台静农信说：“上海的情形，比北京复杂得多，攻击法也不同，须一一对付，真是糟极了。”他在三十年代关于京派海派的争论中说，“北京是明朝_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京派”与“海派”》)，身在上海，并不偏袒上海。上海文坛正如其阴雨天一样，经常让鲁迅感到不适，“上海也冷起来了，天常阴雨。文坛上是乌烟瘴气，与‘天气’相类。”(1933年十一月五日致姚克)1934年十一月一日致窦隐夫信又说，“上海文坛消息家，好造谣言，倘使一一注意，正中其计……”他还对萧军、萧红说过，“我最讨厌江南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现在虽然大抵改穿洋服了，内容也并不两样。其实上海本地人倒并不坏的，只是各处坏种，多跑到上海来作恶，所以上海便成为下流之地了。”上海的文化管制机关，附近的浙江省党部和政治中枢南京对他的有形无形的迫压，更像一件湿布衫，从来没有放过他。如果说，上海给了鲁迅后期创作源源不断的灵感，这灵感的来临多半也是痛苦的煎熬，以至于他竞时时怀念曾经在身心两面都受到巨大创伤的北京来，虽然明知北京根本就不是他可以“卷土重来”的地方。
“由沪更无处可住”，这句话很能说明上海对鲁迅的意义。与其说鲁迅选择了上海，不如说离开上海，他实在就别无可去之地。他不得不困居上海，非因为上海乃宜居之所，而是因为上海已经成了他无可再逃的命运的终点。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反而找到感觉，从容地生存、创作了。“上海的空气真坏，不宜于卫生，但此外也无可住之处，山巅海滨，是极好的，而非富翁无力住，所以虽然要缩短寿命，也还只得在这里混一下了。”(1984年五月二十四日致王志之)在北京探亲期间他告诉许广平：“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两地书》)。他最后还是打消了回北京的念头，承认自己与上海的一种命运的联结。上海非“世外桃源”，却让鲁迅和人生社会有了新的紧张，他作为作家的生命就有赖于与环境的这种紧张关系。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不喜欢，一旦离开，却得马上返回，即使重病在身，也要苦住下去，如小草恋山，野人怀土。
一般将鲁迅上海十年划归晚年创作阶段，其实是疾病突然夺走了他的生命，在他自己并没有感到多少暮气，“晚年”之作绝非晚年心态下的写作，相反愈到“晚年”，创作喷发力愈强。上海十年的创作，无论质和量都是1918年至1928年的有力延续与发展，杂文和历史小说更大大超过前十年：八则《故事新编》，在北京厦门两地写了三篇，另外五篇皆成于上海；十六本杂文集，前十年出了四本(《热风》、《坟》、《华盖集》、《而已集》)，上海十年则出了十二本(《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旧体诗词的成就，主要也在上海时期取得。
本书就从鲁迅在上海时期杂文、历史小说和旧体诗词三部分选出。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其中《三闲集》写于1927年的几篇原属《而已集》之“补遗”，概不收入；《故事新编》头三篇，为完整起见却一并收人了：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至于这些作品在思想文学上的特点及鉴赏时应注意的问题，“鲁迅研究”和“鲁迅接受史”已逾一个世纪，崇议宏论夥矣，毋庸辞费，而能读鲁迅者已非凡品，不能读鲁迅者，读也无益，编者就不必饶舌了。
郜元宝
2009年2月25日
凡例
前言
一、《三闲集》(选)
序言
“醉眼”中的朦胧
扁
路
头
铲共大观
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革命咖啡店
《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
《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
叶永蓁作《小小十年》小引
柔石作《二月》小引
流氓的变迁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我和《语丝》的始终
鲁迅译著书目
二、《二心集》(选)
序言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
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
我们要批评家
“好政府主义”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寄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
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
沉滓的泛起
唐朝的钉梢
宣传与做戏
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
“友邦惊诧”论
关于翻译的通信(并J.K.的来信)
三、《南腔北调集》(选)
题记
我们不再受骗了
论“第三种人”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
《自选集》自序
祝中俄文字之交
学生和玉佛
为了忘却的记念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
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学匪”派考古学之一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关于女人
《守常全集》题记
谈金圣叹
又论“第三种人”
沙
上海的少女
上海的儿童
“论语一年”——借此又谈萧伯纳
小品文的危机
九一八
答杨邮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
四、《伪自由书》(选)
前记
电的利弊
对于战争的祈祷——读书心得
从讽刺到幽默
文学上的折扣
文人无文
最艺术的国家
现代史
中国人的生命圈
大观园的人才
文章与题目
新药
不负责任的坦克车
后记
五、《准风月谈》(选)
前记
夜颂
推
二丑艺术
“吃白相饭”
晨凉漫记
中国的奇想
踢
爬和撞
由聋而哑
男人的进化
礼
打听印象
吃教
喝茶
冲
难得糊涂
青年与老子
后记
六、《花边文学》(选)
序言
未来的光荣
女人未必多说谎
漫骂
“京派”与“海派”
《如此广州》读后感
运命
“小童挡驾”
朋友
论秦理斋夫人事
玩具
算账
水性
趋时和复古
中秋二愿
点句的难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下)
骂杀与捧杀
七、《且介亭杂文》(选)
序言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论“旧形式的采用”
儒术
拿来主义
隔膜
买《小学大全》记
忆韦素园君
忆刘半农君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门外文谈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说“面子”
拿破仑与隋那
病后杂谈
病后杂谈之余——关于“舒愤懑”
阿金
论俗人应避雅人
附记
八、《且介亭杂文二集》(选)
序言
隐士
书的还魂和赶造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论讽刺
“文人相轻”
“京派”和“海派”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论“人言可畏”
再论“文人相轻”
文坛三户
从帮忙到扯淡
“题未定”草(一至三)
名人和名言
几乎无事的悲剧
三论“文人相轻”
四论“文人相轻”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题未定”草(五)
逃名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萧红作《生死场》序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为日本三笠书房《陀思妥夫斯基全集》普及本作
杂谈小品文
“题未定”草(六至九)
后记
九、《且介亭杂文末编》(选)
我要骗人
写于深夜里
《呐喊》捷克译本序言
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登错的文章
《海上述林》上卷序言
我的第一个师父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病中塔访问者，O.V.笔录
半夏小集
“这也是生活”
死
女吊
十、《集外集》(选)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
选本
十一、《集外集拾遗》(选)
《近代木刻选集》(1)小引
哈谟生的几句话
《近代木刻选集》(2)小引
《比亚兹莱画选》小引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
今春的两种感想——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辅仁大学讲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
《北平笺谱》序
上海所感
十二、《集外集拾遗补编》
“日本研究”之外
通信(复魏猛克)
我的种痘
娘儿们也不行
做“杂文”也不易
十三、《故事新编》
《补天》
《奔月》
《铸剑》
《非攻》
《理水》
《采薇》
《出关》
《起死》
十四、《旧体诗》
自嘲
送O.E.君携兰归国
题三义塔
无题
赠日本歌人
二十二年元旦
无题
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悼丁君
题《彷徨》
湘灵歌
赠人二首
答客诮
赠邬其山
报载患脑炎戏作
悼杨铨
教授杂咏四首
送增田涉君归国
无题
无题
一二八战后作
无题
无题
无题
赠画师
偶成
题《呐喊》
无题
无题
无题
赠蓬子
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
秋夜有感
所闻
编后记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本书是《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之《鲁迅卷》。
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鲁迅和上海有不解之缘，提起鲁迅，自然就会想到上海，他在这座东方大都会生活创作了十年，直到生命的终点。本书就从鲁迅在上海时期杂文、历史小说和旧体诗词三部分选出。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其中《三闲集》写于1927年的几篇原属《而已集》之“补遗”，概不收入；《故事新编》头三篇，为完整起见却一并收人了：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
至于这些作品在思想文学上的特点及鉴赏时应注意的问题，“鲁迅研究”和“鲁迅接受史”已逾一个世纪，崇议宏论夥矣，毋庸辞费，而能读鲁迅者已非凡品，不能读鲁迅者，读也无益，编者就不必饶舌了。
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本卷是《鲁迅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