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虎编著的《甲申一九四四》在铺叙事件时，注意烘托出国际大背景和其他相关的线索，写了纵横全球的各大战场的动态，写了战局与政局间的联系，时间空间常常穿插勾连。作品中的众多人物，无论是国共双方的，英美方面的，还是日本方面的，他们都和1944年的历史熔铸在一起，都握有1944年大舞台的入场券，上面有属于自己的票号。他们的个性在事件中、在宽阔历史背景上得以显现。历史大戏往往无须杜撰，它拒绝过分技巧。在叙述结构上，作者没有去刻意编排，只是采用以时间顺序推演的方法。因为1944年的历史太像一部交相演出的多幕大剧，其内在的启承转合便似出自一位艺术巨匠之手，实则又是一种自然状态。如日军有打通大陆交通线行动；中美有抢修中印公路之举；蒋介石召集整军会议，最后的高潮时枪毙兵役署长，而在同一时段，毛泽东在主持张思德的追悼会，讲为人民服务。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实，自然地写出来，也就自然地让历史进入了文学，呈现出历史的质感和文学的意境。特别是书中对衡阳保卫战指挥官方先觉军长的描写，无论是历史的质感，还是艺术的塑造，都有让人震撼的地方。

《甲申一九四四》作者王健虎先生，是一位着意于历史题材写作的作家，此前曾出版过《饮马长城窟》、《胜负之间——毛泽东转战陕北纪实》等纪实作品，得到过广泛的好评。写本书，他花了5年时间搜集材料，踏访了不少旧战场遗址。在交谈中，作者说写这本书是要力求从“一年”的断层中去展示客观事物间互相联系、互相运动着的广阔背景及其突出特征。目前看来，这一写作目的是大体实现了的。其作品紧紧围绕着事件展开，事件往往决定和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在众多事件的下面无疑藏伏着历史的脉络和结构，隐含着历史突变或渐变过程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沿着1944年的诸多事件的脉络走向，人们可以读懂在平常岁月里很难读懂的东西，可以看到许多历史的暗角和盲点，可以观照整个抗战的曲折历程，也可以看到战后两个中国、两种命运的搏斗中谁胜谁负的某种必然性。

序

第一章 在雾海后面

 一、除夕夜里的怅惘

 二、逐渐远去的开罗

 三、1月17日，就餐工作会

第二章 混沌未分的时刻

 四、历史的警示：《甲申三百年祭》

 五、帝国一号作战在制订中

 六、困顿中的正面战场

 七、第四次南岳军事会议

第三章 理论与实践创造的时代

 八、干爽明亮的政治高原

 九、读书岁月

 十、整风，改造我们的学习

 十一、把屁股移过来

 十二、“抢救”运动始末

第四章 山雨欲来

 十三、四月黄山

 十四、决策新疆、西藏

 十五、风满云岫楼

第五章 魔瓶打开了

 十六、灾星升起在中原大地

 十七、风云骤起的河南战役

 十八、湘战，“天炉”的破灭

 十九、长沙，铁军的命运

第六章 困顿与希望

 二十、重庆迎来了华莱士

 二十一、延安迎来了记者团

 二十二、八路军总部，谜底的掀起

第七章 衡阳保卫战（上）

 二十三、紧急的战前整合

 二十四、日军第一次总攻

 二十五、多事之秋中的中国统帅部

 二十六、日军第二次总攻

第八章 衡阳保卫战（下）

 二十七、第10军军长方先觉

 二十八、无望的解围与战机的丧失

 二十九、日军第三次总攻，看谁再坚持5分钟

 三十、衡阳陷落，结局还有谜么？

第九章 重庆的拷问与延安的绝响

 三十一、洪桥会战——无味的鸡肋

 三十二、整军会议，他蒋介石的兵

 三十三、枪毙兵役署长和纪念张思德

第十章 史迪威

 三十四、蒋史争端中楔入了赫尔利

 三十五、挡不住的9月19日

 三十六、摊牌

第十一章 组建青年军

第十二章 桂林的毁灭

 三十七、抗战文化名城，一夜风云散

 三十八、尴尬的小诸葛与多变的防卫计划

 三十九、桂柳的陷落

第十三章 惨绝人寰的千里大逃亡

 四十、一号作战的疯狂暴行

 四十一、风声鹤唳，八省大逃亡

 四十二、行了三千里，还在棺材里

第十四章 延安走上国际舞台

 四十三、赫尔利访问延安

 四十四、重庆，3条反建议

第十五章 最后的险恶

 四十五、强弩之末，独山的陷落

 四十六、在苦难中行进的文化群落

 四十七、飘摇中的陪都

第十六章 1944年这一面镜子

 四十八、延安的思考和重庆的愤怨

 四十九、毛泽东埋头打造着的新中国雏形

 五十、赶考，一个永叵的命题

 五十一、滇缅公路开通，一号作战全面衰落

 五十二、蒋介石：久远的布子

跋

蒋介石此刻的怅惘，又岂止是这样具体的事情，他背负着一个新旧问题成堆的党国，他面对着国内外形势变化而带来的巨大烦恼和困扰，他被动地应付着这一切。在这种情况下，时运，是他心头最希翼的祈盼。今夜的大雾和他思绪的茫然使他难以自觉自知，此刻，他不愿就开罗话题和夫人探讨什么，他就势接过宋美龄的话头：

“当然，这个，你说得很对，我在新年文告广播里提到两句话，‘最后胜利在望，我国威望日隆’，这是七年抗战的成果，是任何人否认不了的。这个，应当反映在新的一年，……”蒋介石语速慢下来，他脑子里掠过一件本想选在最佳时机告诉夫人的事情，现在由不得想说出来：“……夫人，我还要告诉你一项我的重要决定，两小时前，我批准了军委会授予你青天白日大勋章的文告，不久就可颁布了。”

这是宋美龄没有想到的，青天白日勋章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奖赏，授予有重大战功的高级将领，抗战期间就是上将也没有几人能够领受，她很快镇定下来便推却说：“介兄，是不是过分了，我没有战功呵！”

“这个，我考虑成熟了，你在国际等方面的工作，这个出色表现是没有人可比的，我是非常感谢你的……说到战功，你是航空委员会主任，虽然没有直接上天打仗，可是鼓舞了士气，这个，也很重要，……”言犹未尽，末了他又加上一句：“没有你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句说得动情，纯粹是对妻子的。他指的就是宋美龄在开罗期间的工作，尤其是向美借款这样的重大国策。

但不知为什么，美龄却态度暧昧地继续推却着，让他有些不解。美龄说：“暂时还是不要吧，目前国内最关键的是渡过难关，各方面的因素都要考虑，我的事情怎么样都没有关系的，关键是把该办的大事情办好……”

美龄的后一句话让蒋介石感到了蹊跷，什么是“大事情”？他敏感地想到了几个月前他与夫人之间的一场危机，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车祸身亡，蒋介石接任了主席，蒋空出的行政院长一职就成了他与美龄之间矛盾的爆发点。美龄的背后当然是孔家的意旨，希望由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接任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没有答应，一来是孔祥熙已权倾朝野，他把持的抗战时期的特殊经济管制机构已渗入到国家职能的各个方面；二来是社会上对孔祥熙一家大发国难财的行径怨声载道，就是在党内也言论鼎沸。在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上不少中央委员对孔开炮，有些过激言论竟然冲蒋而来。这使得蒋介石与宋美龄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美龄住在范庄孔公馆多日不归，蒋介石亲自去接也不回，一直到开罗会议的行期临近，才使两人关系转暖，但这个问题却突兀地存在着，成了横亘在他们夫妇之间的一块暗礁。蒋介石还在沉吟，宋美龄却说道：

“我与大阿姊一家在一起呵，他们一家都向你祝贺在开罗的胜利，姊丈说向美国人借钱是很难的事，他1942年在美国向罗斯福总统申请5000万也没有被同意，而我们在开罗一次就申请了10亿贷款……”

蒋介石的心沉了下来，是呵，在黄山别墅区，宋美龄的“松斋”离孔家的“筱斋”不过百米，今天又是除夕，怎么能不在一起呢？话筒里一下喧闹起来，他想起刚才的静悄悄，一定是都在静听他与美龄的谈话。接下来蒋介石与孔氏夫妇互致问候，双方都极有分寸地选择着话题，嘴上都热情地应酬着，谈兴降低下来。放下话简，蒋介石情绪沮丧起来。

家族政治并非自他蒋介石开始。蒋宋联姻，他以一介武夫步入中国社会的实力阶层，在各方面真是大得裨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深知其中奥妙。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内，家族政治曾给予他稳定的政治核心基础，但造成的祸患也正在日显端倪，在忧患年代里弊端丛生，扰乱人心。在1943年他已十分厌倦于家庭政治的缠绕，身不由己，欲罢不能，他深受过宋氏家族之恩，亦在深受着宋氏家族之累。

蒋介石烦躁地立起身来，在空阔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宋氏家族内又分为孔祥熙、宋子文两支，虽为一族，合起来权倾半朝，但关系到权财分配，两方锱珠必较，毫不相让。大姻兄孔祥熙贪欲太盛，一点不知自敛自省，因此蒋介石本欲让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一来脉自宋氏家族，又是外交部长；二来宋子文好控制，没有那么大的势力，朝野清议尚佳，不像孔祥熙圆滑深藏，抓到手的东西就死不撒手，关系到家庭利益就和他蒋介石硬顶到底。P3－4

历史有多种写法。以一人、一事或一些日子、年份为切入点，深挖下去，逐一展开和揭示历史大内容的史学著述，常常引人注目。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英文版书名就叫《无关紧要的一五八七年》，作者在该书的第一段就宣称：“在历史上，万里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然而，通过作者的描述分析，这一年竟也让人充分领略了中国16世纪的历史画卷。郭沫若在70年前写的《甲申三百年祭》，选取的则是1644年这个特殊的年份，直奔主题，揭示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在40多天的时间里迅速走向失败的悲剧所在，遂成为史学名著。

1944年，中国的又一个甲申年。和郭沫若描述的那个300年前的甲申年相比，1944年似乎没有爆发冲击历史拐点的惊涛骇浪，缺少瞬息之间改朝换代留给人们的那种风云奇诡的记忆。如果一定要有个大而化之的历史定位，那么，这一年属于抗日战争胜利的前一年。在走过7年的艰苦抗战岁月之后，中国的1944年是在希望和自信中开始的。中国抗战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元旦那天的广播讲话中宣称：“国誉日隆，围攻日寇我须负担主要任务。”在这之前，华北抗战，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保卫战，台儿庄血战，鄂西保卫战，百团大战，敌后战场，重庆大轰炸，五一大“扫荡”，华北无人区，延安大生产……许许多多与抗日战争相关的壮烈大剧目，似乎已经上演完了。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背景看，同盟国开始大反攻。1944．年到来的时候，美军舰队在包抄马绍尔岛，苏军宣布将对德实施十大打击，美军的巨大商队为各同盟国运去大量武器装备，日本在太平洋海域和印缅大陆走向失败。同盟国虽在协同作战，但有关战后利益的争夺也已开始，中国战场、中国政局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影响世界的盘局。于是，1944年，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以胜利计日，眺望闪耀在历史拐点的曙光外，谁还相信会有其他凶险波折的大剧目上演呢？

王健虎先生的《甲申·一九四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拉开了叙述大幕。

大幕拉开，人们在舞台的各个角落看到的，却多是让人扼腕痛惜甚至惊骇不已的场景。作者的笔墨，主要触及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和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如果说，因为长期的战争极大地消耗了国统区经济，由此出现经济凋敝、百业衰败的现实，人们多少还可以承受乃至理解的话，那么，在抗战胜利的希望鼓舞下，人们已经无法承受政治上的专制独裁和各利益集团的竞相争夺了。各界人士在这一年再次掀起“宪政运动”高潮，便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加剧人们这一选择过程的事件，更在于1944年出现的军事上的湘桂大溃败。这也是本书描述的重点内容之一。1944年，事实上已经处于守势的侵华日军发起一号作战，目的是打通“大陆交通线”。四五月间，日本华北方面军15万人渡过黄河，发动河南攻势，国民党40万军队打了40天就守土尽失。日军打通平汉线后紧接着大举南下，先后占领长沙、衡阳；再沿湘桂线折向西南，攻陷桂林、柳州、南宁，12月初直抵贵州独山。短短8个月的时间，日军竟侵占了2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这些地方居住着6000多万中国人。在正面战场的几次会战中，本书重点铺排了衡阳保卫战的悲壮与惨烈，但终因战略上的指挥不力而造成大规模溃退。在独山失陷后，陪都重庆一片恐慌，国民党的一些党政机关率先想到的则是做迁移准备。与此同时，是日军在其新占领区的烧杀劫掠和中国历史上规模罕见的大逃难，千百万难民涌集黔桂路，不少人跋涉到重庆，挤满街头。

胜利在望的战局竟发生如此逆转，这是人们无法理解的。无论是当时或后来的人们，都难免感到，如此败局之中，抗日官兵越是打得惨烈，也就越发地具有历史的悲剧性。人们不得不问一声，为什么会是这样？这难道就是抗战即将胜利的1944年？这年8月中旬，西南联大教授吴晗在衡阳失守不久的一句话，或许道破真谛：“一切重要的焦点在政治，不在军事。”的确，湘桂大溃退无非是国统区各种顽恶病症一并发作后在军事领域出现了新的判断和认识。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就是在经历1944这个甲申年的许多事情后提出来的。

与国统区政治和军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战场。本书作者也花了一些笔墨进行了描写。由于在抗战中坚持独立自主，坚持民族战争和民主革命同时进行，从而极大地激发了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特别是创造了“三三制”的政权模式和执行减租减息的经济政策，缓解或部分解决了抗日根据地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给未来中国提供了一个大可借鉴的样板。因此，当1944年到来的时候，延安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拥有积极的应对姿态和充分的精神准备。例如，毛泽东在2月4日给在重庆的董必武的电报中，便明确提出，“观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由此应该“多做工作”。当2月上旬国民党第61军进攻八路军太岳根据地时，毛泽东几次致电前线，太岳部队要“先行忍让，不和他冲突”，国民党军“无论东进多少，我军应让出一块地方，坚持不打政策”。3月27日，在日军发起河南战役之前，毛泽东和朱德便致电前线，说日军有打通平汉线的模样，在对付国民党军队挑衅时“不应见小忘大”。4月5日，毛泽东和朱德再次致电前线，明确提出日本南抗英美、进攻中国、“扫荡”敌后的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曰蒋冲突今年必更剧，故争取国内平静，准备拉蒋抗日，是目前政策中心”。这些电令，明确无误地宣示了中共对抗日战争大局的把握和团结友军共同对敌的积极政策。与此同时，中共方面抓住日军一号作战的动向，发动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日“攻势作战”，对敌大小战斗2万余次，在1944年收复县城16座，克服据点碉堡5000余处，光复国土8万多平方公里。在内部建设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这年两次关注300年前的那个甲中年间李白成的长篇文言小说《永昌演义》，在一封信中说自己“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11月间，他在读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以后，给郭沫若写信说：“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一为将来之用，一为整风文件，在胜利即将到来之前，如何避免历史覆辙的良苦用心跃然纸上。与此同时，1944年通过中外记者参观团的延安之行，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赫尔利访问延安，极大地促进和深化了国统区人民和同盟国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地位发生了决定性变化。

看似寻常的1944年，就这样无可争辩地成为抗日战争中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份。其特殊意义在于，抗日战争经历相持阶段后于凶兆迭起中走向激变，激烈的动荡、重重的苦难和两个战场的鲜明对比，促动了当时人们的深刻反思，进而播下了影响未来中国的历史种子。而本书，则通过全景式的描写，把这一播种过程展示给了读者。

本书作者王健虎先生，是一位着意于历史题材写作的作家，此前曾出版过《饮马长城窟》、《胜负之间——毛泽东转战陕北纪实》等纪实作品，得到过广泛的好评。写本书，他花了5年时间搜集材料，踏访了不少旧战场遗址。在交谈中，作者说写这本书是要力求从“一年”的断层中去展示客观事物间互相联系、互相运动着的广阔背景及其突出特征。目前看来，这一写作目的是大体实现了的。其作品紧紧围绕着事件展开，事件往往决定和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在众多事件的下面无疑藏伏着历史的脉络和结构，隐含着历史突变或渐变过程中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沿着1944年的诸多事件的脉络走向，人们可以读懂在平常岁月里很难读懂的东西，可以看到许多历史的暗角和盲点，可以观照整个抗战的曲折历程，也可以看到战后两个中国、两种命运的搏斗中谁胜谁负的某种必然性。

作品在铺叙事件时，注意烘托出国际大背景和其他相关的线索，写了纵横全球的各大战场的动态，写了战局与政局间的联系，时间空间常常穿插勾连。作品中的众多人物，无论是国共双方的，英美方面的，还是日本方面的，他们都和1944年的历史熔铸在一起，都握有1944年大舞台的入场券，上面有属于自己的票号。他们的个性在事件中、在宽阔历史背景上得以显现。历史大戏往往无须杜撰，它拒绝过分技巧。在叙述结构上，作者没有去刻意编排，只是采用以时间顺序推演的方法。因为1944年的历史太像一部交相演出的多幕大剧，其内在的启承转合便似出自一位艺术巨匠之手，实则又是一种自然状态。如日军有打通大陆交通线行动；中美有抢修中印公路之举；蒋介石召集整军会议，最后的高潮时枪毙兵役署长，而在同一时段，毛泽东在主持张思德的追悼会，讲为人民服务。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实，自然地写出来，也就自然地让历史进入了文学，呈现出历史的质感和文学的意境。特别是书中对衡阳保卫战指挥官方先觉军长的描写，无论是历史的质感，还是艺术的塑造，都有让人震撼的地方。不过，或许是作者太过兼顾历史的纵深与广阔，或许太过遵循历史的自然结构，或许太急于表达作者的历史理性，其他一些事件中，这样的描写还是少了一些。这大概都是历史纪实之作常常遇到的一个难题。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1944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关口。这一年，厄运又来寻找在艰难中苦熬的中华民族，中国抗战又经历了一次最险恶的局面，世界尤其是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纵横交错、撼及历史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的相继登场，很像自然排序不经导演的多幕大剧，必然性与偶然性穿梭交集，正能量与负能量水落石出，历史的规律性运行在深阔的背景中，各事紧缩在这一年摊牌见底，尽显直观的一面，形成了不容回避的语境。这些事件像一面镜子，给了中国人民及中国各派政治力量以最重要的判断依据，使人们认识了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的界限，倒逼着对于民族命运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一点，决定了战后人心的判取，从而决定了“中国之命运”。

为了写这一段历史，读了几千万字的资料，抄录了上百万字的笔记，几次勘踏战地，听取口述，专访重庆延安的名宅故地，希图走入历史现场。在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库里三日埋首抄录，那些亲历者漫漶的笔迹中浸透着历史的本色，让我感受这一年的分量。沉重的文字对人精力心志的磨损是难以言喻的，在说法空寂的原野上独力行走，为的是不在资料中走丢，惮于对历史真实把握的偏失，懔于对历史尊严的敬畏，走过了一段最难于跋涉的心路历程。由此感到，“一篇读罢头飞雪”的诗句，是逼真的写实。

砣石乞孜孜地写作，出版，此事放下。十年过去，热闹的人群涌聚在滇缅战场，而豫湘桂、桂黔路依然冷寂。人民出版社再版此书，并提出专业的意见。对于作者，面对时间的刷洗，有机会检省作品和作者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件紧迫的工作。

历史是现实中最活跃的因素。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一些看似僵卧着的定数，就会围逼而来。比如，东海问题这两年浮出水面，一直威胁着近代中国的东北亚危机，又一次叩响国人的防范意识。天下失义，唯行霸道，已是甲午年的天下大势，而我们连历史也没有准备好。今年以来，有关甲午海战的研讨声鹊起，卓论迭出，莫衷一是。听了不少，有一位专家讲得好。他说，从更广阔的背景看，甲午之前有1644年的甲申之变，甲午之后有1937年的七七事变，有1944年的一号作战，还有1950年16国联军推向鸭绿江边的朝鲜战争。这些祸端来自于一个方向，学界名词叫做“东北亚危机”。这是藏伏在中华民族地域政治中的一个冲突端口，解除这个危机最成功的例子，就是伟大的抗美援朝，这具有结论性的意义。

习近平说：“近代以后，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深重，付出的牺牲之巨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简单而又准确，不是中国人不学习，不接轨，而是“老师总是打学生”，总是侵略我们。历史的另一窍要习主席在2014年9月3日抗战胜利69周年纪念日点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1840年以来尤其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对其他救国途径的尝试全部碰壁之后做出的历史性选择”。他的这两段话说到家了，好像一道阳光，照亮了这一片天空。

现在说我对于原版的两点重要修改。一是对于延安整风的描写，原版比较简单，这次加重了“抢救”运动的分量。之所以增加这部分内容，是听多了一些退休老人在过分安逸中对于委屈的夸大回忆，实则对照一下在本书采写中接触过的国民党老兵对于困顿的淡泊，本可以去除这些对于整风回忆中人性的虚火和骄气。没有做到，说明我本身存在迁就潮流或者“抄近路”“重口述”的写作时弊，这是不能原谅的，只有检省自己内心的沉积，只有在修订中老实改正。

二是一位长期从事理论研究著作出版的朋友提出的意见：“述大于论”，缺乏一个总论。纵观全篇，这的确是一语中的。作为一部历史书籍，对于1944年频密发生的事件，应当有一个理论的梳理。原版中虽尽力做了，但十年过去，认识应当深化。经过通盘思考，形成了本书第五十节：赶考，一个永恒的命题。为了这个归纳性的结论和有关延安整风史实的补充，我又读了大量延安时期的理论著作。这些著作的视角远远跳出了中国西北，而达及人类今天和未来命运的思考水准。这让我得到了许多的理论储集。

本书中其他部分基本未动，保持了原有的特点。即使用大量的正反方史料，获得对于历史本质的解读，全面而准确地描绘这一年里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重要事件和巨大的政治变迁，从而揭示出历史的真实脉动和本质趋向。作品着重从大事件的脉络概述到细节的挖掘，从不同时空场景的转换到人物内心的刻画，注重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表现历史过程的蕴涵，力图在事件中凸显人物的历史脸谱和个性指向，从而展示他们在历史画廊中的从属排定。

交稿之曰，完成了一次长途跋涉，感念之言不由生之笔端。

感谢陈晋先生对书稿的最初审读和肯定，并以他丰厚的史学基础和敏于识断的政治觉悟为本书写了序言，序言中使用了本书不曾使用的史料，为本书增色不小，亦可见陈晋先生对这段历史的熟稔和学养。

感谢中央文献出版社王春明先生的全力策划，辛勤劳作，使得本书在抗战胜利69周年时掀开了1944年盖头的一角。

感谢一直关注着这个命题的沉浮，给我提供着相关信息和专题探讨的孙东升先生、侯俊智先生。还有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审读专家，他们的帮助中除了友情的深挚之外，就是对历史真理的感怀。

感谢对本书提供帮助的蹇长春先生、郑志红先生。还有许多没有提到姓名的朋友。还有在网络中给予评说并写进书籍的朋友们，我因为不善于电脑，搁置了一些写作计划，也不能与读者在网上交流，在此表示深深的遗憾。

还有在采访中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人们，他们之中有革命老人、抗战老兵、老年公寓的普通老人、学者、政协的领导及工作人员。他们的经历都是我史料判读中鲜活的人质，助我识断，化作情感的基础，在书中闪现。他们中最令我难忘的是重庆市政府参事李宗岱将军，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刘国安老人，他们都已作古。我想，严肃的写作，把握真实是对现实、对他们于我帮助的最好酬答。

我贤淑的妻子和家庭，任我偏离社会潮流，以这样喟叹忧乱的写作状态楔入家庭的世俗生活，并理解和支持，为我做好一切。修订稿紧迫时，我的女儿从城里赶回，帮我打稿至深夜，清早再赶回城里上班。

再次感谢人民出版社能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回味温暖，用回望集合起这一个共同关注的精神团体，这种因追寻历史而生成的人生情态，让我觉得生活是多么的富于感性。

2014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