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汪精卫对帝国主义仍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抱着敌视态度，这在上述文章中不时有所流露：如说什么“夫义和拳虽日内乱，实无异于对外而宣战。而以其无伤于各国之均势，虽被干涉，犹不至于召瓜分。况夫革命军起，堂堂正正，以破坏世仇民贼之政府为目的，而对于外国一切照国际法以行，并无被干涉之原因，更何致有召瓜分之结果。”当然类似汪精卫这种既想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而又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的人，在革命党人中绝非个别的，但这恰恰证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的软弱性格。
当汪精卫因在《民报》上常写文章，声誉日隆之际，他的大哥汪兆镛其时正在两广总督岑春煊的幕府中当幕僚，和一个叫刘子蕃的共事，汪兆镛不经汪精卫的同意，代他和刘子蕃的妹妹订了婚。有一天岑春煊喝醉了酒，硬逼着汪兆镛将汪精卫交出来，不然就对他不起。汪精卫听到这个消息，为了不牵连他大哥，就写了一封署名《家庭之罪人》的信，表示和家庭断绝关系。信是这样写的：“事已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家中子弟多矣，何靳此一人．望纵之俾为国流血，以竞其志，死且不朽。……与刘氏女曾有婚约，但罪人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以断绝，请自今日始，解除婚约。”汪兆镛得此信，便宣布“驱逐逆弟永离家门”，并向番禺县写一报告存案。又和刘子蕃商量，将两家聘物交还，婚约焚烧，这才解除了这一桩家庭婚姻的纠纷。革命党人对汪精卫处理此事的干脆利落表示赞赏。
二出色的演说家
《民报》与《新民丛报》的笔战工作告一段落后，在孙中山领导下，汪精卫的工作重心就转到组织和宣传方面。此时，与保皇派的论战尚在继续。1906年，汪精卫从日本法政大学毕业，接着随孙中山赴南洋吉隆坡等地筹设同盟会分会。次年年初，又随孙中山经新加坡转安南（今越南），于河内秘密设立同盟分会。此举是为了配合革命党人在两广、云南边境的武装起义。7月，汪精卫与革命党人张永福、陈楚楠等在新加坡吉宁街十三号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派的《南洋总汇报》继续进行论战，汪精卫与胡汉民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胡汉民专事批判康有为、梁启超的著作，汪精卫则侧重从革命理论方面予康、梁以正面回击。是年汪精卫从南洋回到香港。
1907年3月，清政府怂恿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孙中山率汪精卫、胡汉民等离开日本。汪精卫坚决支持孙中山的“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的战略计划。筹募款项，是发动起义的首要任务，孙中山就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汪精卫，他没有辜负孙中山对他的信任。从1907年到1909年，汪精卫奔走跋涉于南洋各地，他不畏避艰辛，筹集了数目相当可观的款项。1907年孙中山在致邓泽如的信中说：“弟前派汪精卫兄赴河内、海防、西贡、新加坡、暹罗各埠，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幕军需，各同志多慷慨仗义，筹资汇济。”从“慷慨仗义”等语来看，其效果无疑是良好的。当时南洋风气未开，为了筹款还必须进行大量组织工作，在这方面汪精卫的工作也是出色的。所谓“奔走南洋，组织同盟分会一百多处。”就是这方面工作的记录。（P12-P13）
后记
本书是在师友们的鞭策鼓励下，在写《民国人物传·汪精卫》的基础上，进一步收集资料和构思，历时三年，终于和读者见面了。
承丁守和同志为本书写了序言，孙思白同志为本书题签，李新、张振鸥、吕一燃、陈铁健等同志审阅了部分书稿，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上述同志都是在繁重的科研任务中挤出时间看稿的，对此，笔者表示深切的谢意和敬意。
本书不足之处和论述欠妥之处，切盼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闻少华
序言
丁守和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于历史人物特别是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比较少的。事情很简单，又很容易理解。因为近现代历史距离我们的时代较近，其重要人物往往涉及政治斗争，或者此人就是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如果在研究或论述中稍有疏忽，或者提出不同意见，就可能成为政治问题遭到非难，使人望而却步。另外，我们过去过分强调人民群众的作用，好像唯物史观只是强调经济、政治，只是重视人民群众，不重视作为经济集中反映的思想、文化，不讲个人的历史作用（进步的、反动的等），因而对思想、文化，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很不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里说的“人们”，当然应该理解为既包括人民群众，也包括各种历史人物个人。思想文化固然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但也有反作用，而且当它一经产生，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所以，既应当重视政治经济的研究，也应当重视思想文化的研究；既应当加强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阐述，也应当加强对各种历史人物的研究。近几年来，研究历史人物包括近代史人物越来越多了，而研究思想文化则成了一种热门，这是令人高兴的。
研究近现代史人物确有不少困难。研究进步人物有困难，研究反面人物也有困难，研究时好时坏、时左时右，曾经进步后又变反动的反复无常的人物更困难。研究正面的进步的人物，把他的生平活动、思想、事业乃至所受教育和影响，以及个人生活、性格、爱好等研究清楚，同其所处历史条件、周围环境相融合，通过生动语言有系统地表述或描述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对于反面人物，如果不仅仅是罗列资料做简单的批判，而是对其活动、思想、反动主张乃至罪恶行径进行具体分析，尤其将其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也是不容易的。若说这些毕竟还比较好处理，主要是掌握好分寸高低的问题，那么对第三类人物即那种时左时右、好好坏坏、终至反动的人物的研究，就更不容易了。汪精卫就属于这类人物。
汪精卫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大人物，其特点是复杂多变。他在辛亥革命时是一个革命志士，曾在《民报》上鼓吹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并因谋刺清廷摄政王而被捕，写下了“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诗句，一时传为美谈；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他开始表示怀疑，但不久就转为支持，并在孙中山左右赞划。孙中山临终时，他代为起草遗嘱，以后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广东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意在打击共产党，同时也排挤汪精卫。武汉政府时期，他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领袖，公开提出“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7月15日，却又积极实行“分共”，公开背叛革命。以后，他即升沉起落于时代的潮流之中，纵横捭阖于社会的动荡之际，时而组织国民党改组派，同蒋介石争该党的“正统”，时而蒋、汪合流，当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院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曾高喊“焦土抗战”；而1938年年底，则公开投敌叛国，成为南京汪伪政府的总头目。
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政治人物如何研究，如何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对他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如何评价，确实难度比较大。过去对汪精卫的评价，一般倾向于全盘否定。因为盖棺论定，他最后叛国投敌，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因而，不但对他的反共和投敌叛国应彻底否定，并且由此出发，对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和大革命时期的行动也予以否定，说他那时不过是假革命、假左派。对他叛国投敌、出卖祖国利益的行径产生义愤是理所当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义愤毕竟不能推进科学。对复杂的历史现象作简单的结论或进行简单处理，也不尽妥当。面对复杂的历史，在研究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我们只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具体地进行分析。近年来的史学研究，正在发生这种变化。
对汪精卫这个人物的研究，也应该如此。例如，武昌起义后，汪精卫与杨度共同发起“国事共济会”一事，历来为世人所诟病，认为是汪精卫投靠袁世凯、反对孙中山的有力证据。然而史实表明，在当时的形势下，革命党领导人企图利用与袁妥协的办法，换取推倒清廷，从而得到廉价胜利的想法是普遍的，几乎无一例外，只是汪精卫在这个问题上更具妥协的特色而已。
又如，在大革命的广州时期，汪精卫与共产党人的合作还是较好的，遭到蒋介石的排挤而出走。北伐战争开始以后，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曾研究迎汪抑蒋的问题。到武汉后，汪曾红极一时，被誉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然而不久他就在联共问题上发生动摇。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他便公开反共，背叛革命。这是他革命事业的终止，也是他反动事业的开端。对于他的这些表现和转折是需要作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的。如果只是简单地用“假左派”来说明，似乎还不能解决问题。
就是对汪精卫堕落为汉奸头目以后，也不应简单地停留在罗列他的罪状方面，而应当探究他何以成为大汉奸，其汉奸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反动实质，并且把他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与日本的侵华政策以及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联系起来考察，才能使我们对其罪恶行径有更深刻的认识。
研究汪精卫这类人物，当然首先要注意他在各个时期的活动、思想及变化，注意他的阶级属性和阶级属性的变化及特点，同时也要注意他本身的个人特性、行为品德，注意时代潮流的起伏变化和错综复杂的社会震荡，等等。总之，既要综合考察，也要具体分析。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研究逐步深入。
近几年来，已发表一些研究汪精卫的论文，主要是就某一时期或某一问题的专论，比较系统地研究尚不多见，资料也很分散。闻少华同志撰写的《汪精卫传》，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工作，补了这个空白。
本书是闻少华同志多年研究的成果，他力图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汪精卫的一生作出比较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对一些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由于资料和篇幅的限制，本书若干地方还是显得有些薄弱，或论述不足，但它毕竟是第一本较系统介绍和评论汪精卫生平的专著，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民国史，对于广大历史爱好者，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希望后来者继踵而上，那么本书作为引玉之砖，当亦为作者和读者所首肯的。
在本书将要出版的时候，写了上面的一番话，姑且作为序吧！
闻少华著作的《汪精卫传》总结描述了汪精卫复杂的一生，进一步探究了汪精卫何以成为大汉奸，其汉奸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反动实质，并且把他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与日本的侵华政策以及当时国外形式联系起来考察，使得读者对其罪恶行径有更深刻认识。
汪精卫这个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活动了40年，中国近代史上一些大事都跟他有关，才子、壮士、名流、信徒、左派、领袖，他都当过，最后却蜕变为一个举世公认的头号汉奸。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以传读史，读闻少华著作的《汪精卫传》是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