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008)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第110年。一个自信的民族,其对失败的纪念与对胜利的纪念其实同样重要。
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回报,在这个年份里,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中国人把这视为一项“胜利”,更视为30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精神果实。无可疑义,这确实是一颗滋润的果实。但是,如果把坐标放到戊戌年作思考,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一颗迟到的果实。——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回望一下“戊戌”,对我们会有特别的启迪。
故事设定在世纪末的1999年。中国的强盘引起了白种各国的猜疑和联手抵制,欧洲匈耶律国境内匈奴后裔黄种人与欧裔白种人之间发生纠纷,酿成内乱,黄种匈王求助于中国大皇帝,中国随即出兵远征欧洲,挑战白种列强,最后迫使白种诸国签订城下之盟。战事结束,中国以胜利者姿态进入“新纪元”。
故事设定在世纪末的1999年。此时的新中国已是世界上首屈一指之大国:政治上“久已改用立宪政体”,中央地方各有议院议会,而“从前被各国恃强租借去的地方,早已一概收回”;人口一千兆,军队六百万。中国的强盘引起了白种各国的猜疑和联手抵制,恰逢此时欧洲匈耶律国境内匈奴后裔黄种人与欧裔白种人之间发生纠纷,酿成内乱,黄种匈王求助于中国大皇帝,中国随即出兵远征欧洲,挑战白种列强,最后迫使白种诸国签订城下之盟。战事结束,中国以胜利者姿态进入“新纪元”。
现在世界上所有格致理化一切形下之学,新学界都唤作科学。世界越发进化,科学越发发达。泰西科学家说得好:十九世纪的下半世纪,是汽学世界;二十世纪的上半世纪,是电学世界;二十世纪的下半世纪,是光学世界。照此看来,将来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日期,那科学的发达,一定到了极点。目下且不说别样,就说每一年中,世界上研究科学的人所发明的新法,也不知有多少!据西历一千九百零二年美国管理新法部官员的报告,本年各国的人报明国家得了新法,蒙国家赏给凭据准他专利的,共有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六家,比上年多二千家。到了第二年上,那管理新法部官员的报告,又说本年发明新法的,计有二万一千六百九十九家,比往年又多出四千家了。可见世界的进化与科学的发达,为同一之比例。虽然,将来到了二十世纪的最后日期,科学的发达究竟到了什么地步,那时候的世界究竟变成了一个什么世界,这个问题岂不是最有趣、最耐人研究的么?
我国从前的小说家,只晓得把三代、秦汉以下史鉴上的故事,拣了一段作为编小说的蓝本,将他来描写一番,如《列国志》、《三国志》之类。否则或是把眼前的实事,变作了寓言,凭空结撰了一篇小说。从来没有把日后的事仔细推求出来,作为小说材料的。所以不是失之附会,便是失之荒唐。只有前几年上外国人编的两部小说,一部叫作《未来之世界》,一部叫作《世界末日记》,却算得在小说里面别开生面的笔墨。编小说的意欲除去了过去、现在两层,专就未来的世界着想,撰一部理想小说。因为未来世界中一定要发达到极点的乃是科学,所以就借这科学,做了这部小说的材料。看官,要晓得编小说的,并不是科学的专家,这部小说也不是科学讲义。虽然就表面上看去是个科学小说,于立言的宗旨,看官看了这部书,自然明白。此时暂且按下不提。
话说中国山西省解州的地方,乃是上古时黄帝战胜蛮族、擒杀蚩尤的所在,至今还留下许多纪念。这个地方,坐落在黄河的北面,又为夏禹建都之地,自古称为中原。山川灵秀,代出伟人,如汉朝的关羽,唐朝的张守珪,宋朝的司马光,几个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都㈩在这地方。这年是西历一千九百九十九年,中国上议院中的议员,因为白汉、唐以来,一径用世主的年号纪年,不便之处甚多。一则国内纪事之历史多所参差,譬如三国、两晋年代,国内年号互异,学者不能记忆,大费考订之功。二则除中国以外,其馀同种诸国,势不能遵用中国年号,其必各用某国之君主年号无疑。设使三国订一约章,必并列三国君主于上,颇为烦琐。三则同种之国既各用各年号,即势涣情暌,不能如白种诸国之联络一气。四则同种诸国因未有统一的年号之故,有的偏信回教,便用摩哈默特”纪年,有的偏信耶稣,便用耶稣纪年,转使同种之感情缘此减损。从前中国的明达之士,因为这事上书政府,请改用统一之年号的甚多。有的说要用孔子纪元,有的说要用帝尧纪元,有的说中国的人种大抵都出白黄帝,宜用黄帝纪元。大概那些上书的人主于用黄帝纪元的,倒十有八九。政府见上书各人的立论各有是处,便都饬下上议院,令各抒所见,妥议定夺。
此时正值春季大开议院之期,议员长把这问题对众宣布一遍,众议员都说当从此废去年号,改用黄帝纪年,就以明年为黄帝四千七百零九年,请政府饬下地球上同种诸国,及附属于中国之各贡献国,一体遵照。当时中国大皇帝和首相任其艰率领一班贵族都在议院之中,一闻此议,莫不拍手赞成,就由首相任其艰命内阁衙门里官员拟就敕旨一道,请大皇帝御笔签了个押,即由无线电报通个电与同种诸国及各贡献国,叫他们克期预备,以为来年一律改用黄帝纪年的地步。
原来这时中国久已改用立宪政体,有中央议院,有地方议会,还有政党及人民私立会社甚多。统计全国的人民,约有一千兆。议院里面的议员,额设一千名。所有沿海、沿江从前被各国恃强租借去的地方,早已一概收回。那各国在中国的领事,更是不消说得,早已于前六十年收回的了。通国的常备兵,共有二百五十万。若遇有战事,并后备兵一齐调集起来,足足有六百万。国家每年的入息,有两千三四百兆左右,内中养兵费一项,却居三分之一,所以各国都个个惧怕中国的强盛,都说是黄祸必然不远,彼此商议,要筹划一个抵制黄祸的法子。无如中国人的团体异常固(团)结,各种科学又异常发达,所有水陆的战具,没有一件不新奇猛烈,这个少年新中国,并不是从前老大帝国可比!因此往返相商,实在想不出一个抵制的善法。忽然一旦闻得中国政府传出这道敕旨,不觉大吃一惊,说现在地球上各国的纪年,有用耶稣的,有用摩哈默德的,也有用俄历、用日历的,今日中国要使黄种诸国及附属中国的各贡献国,一概都要改用黄帝纪年,明明是要联络黄种的先声!况且中国政府于此事竟独断独行,全然不与我白种各国先行商榷,其用意所在,已可想见!我们白种各国到了此时,若再因循观望,不肯同心协力筹一个抵制黄祸的善法,将来必然受制于中国,为中国所鱼肉了。于是独、弗两国为首,发电至五大洲上白种诸国,宣明此意,请各派代表人,约期西历六月一号齐集何来国万国和平会,专行会议抵制黄种的办法。
果然到了六月一号这一天,白种各国的代表人都纷纷来到,进入万国和平会所。此次欧、美、非、澳、亚五大洲之上,没有接到这道电文的,只有欧洲的匈耶律国,非洲的黑种土人各共和国,及附属欧洲之各领土,及美、澳两洲华工后裔新建之两共和国。[美、澳两洲华工后裔所建之国]本是黄种,应被各国摈斥而外;非洲黑种各国,亦可毋庸关照;惟有匈耶律国,一向杂处于欧洲白种各国之中,久已渐染欧化,那欧洲白种各国早已把他一视同仁,一律看待,此番因他是匈奴的后裔,特地将他摈在欧洲各国之外,不许他与闻会议,却不料就成了日后的祸根。不提。
且说当下白种各国代表人陆续来到会所,相与见面行礼之后,随即就由独、弗两国的代表,把本曰约集同种诸国,开此特别大会议的缘由,对着大众朗朗的述了一遍,就清大众各抒所见,以便订立条约,照约实行。于是大小各国代表五十馀人,各人陈说各人的意见。有的持放任主义,悉听中国自主;有的持干涉主义,要向中国问罪。内中有三十几个人,都是既不肯放任,又不欲干涉,一般主张平和抵制。相与议了半天,议出办法十条:
一、全球白种各国自此当结为一大团体。
二、此后白种人有被黄种人欺凌僇辱者,现在与议各国中无论何国,均当力任保护之责。
三、此后白种各国宜特定一公共之法律,限制黄种人入境。
四、黄种人之居留白种各国者,无论游历、留学、经商、佣力,均不得享有白种人民同等之利益。
五、白种人此后所发明之新法、新理,及所创造新奇有益之器具,不得妄行传授与黄种人。
六、与议各国之臣民倘与黄种各国缘事冲突,致开兵衅,与议各国不得援局外之例始终坐视。
七、白种各国之臣民有旅居黄种各国者,此后须破除国界,谋所以互相保护之法。
八、此后与议各国,务宜多派秘密侦探,以探黄种各国之举动,为抵制之预备。
九、黄种各国中,有不遵奉中国此次之敕旨者,与议各国皆须加以特别之优待,以解散其团体。
十、与议各国中有不实行以上所议之办法者,即用抵制黄种各国之法以抵制之。
P1-6
今年(2008)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第110年。一个自信的民族,其对失败的纪念与对胜利的纪念其实同样重要。
也许是历史的一种回报,在这个年份里,奥运会在中国举行。中国人把这视为一项“胜利”,更视为30年改革开放的一种精神果实。无可疑义,这确实是一颗滋润的果实。但是,如果把坐标放到戊戌年作思考,我们也可以说,这也是一颗迟到的果实。——在这样一个日子里,回望一下“戊戌”,对我们会有特别的启迪。
在此,我们选取了几部旧籍,把它们重新刊印,算是对那场失败的一种纪念。这种选取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戊戌变法不是一项孤立的事件,它至少与马关和谈(1895)和庚子国变(1900)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失败的事件。因此,我们选取的旧籍,就不是集中在戊戌变法这一个点上,而是力求展现出它前后的照应。
我们选取了这样三本书作为它核心的展示点,它们是:《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劝学篇》、《庚子西狩丛谈》。
伊李的马关和谈是19世纪以来最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一幕。无论是伊藤博文的咄咄逼人,还是李鸿章的努力周旋,都会使我们产生出一种想要更积极地参与历史的情怀和驱动力。——读了这个东西,你才会有一种爱国的真实愿望。只有了解历史,爱国主义才是有根的。也就是说,爱国首先不是一种观念,而是对历史的经验及其体认。
《马关条约》签订后,直到戊戌变法开始,中国有了一段短暂的思想解放时期(大约两年)。这时期的典型标志,首先是士大夫上书问政的频繁与热切,其次是近代性传媒(报刊)的爆炸式的产生,还有就是学会团体的大量涌现。而戊戌变法,正是这场思想解放的一种成果。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选取康有为和梁启超对变法屡带夸张的亲笔记述,而是选取了张之洞的《劝学篇》。之所以如此,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戊戌变法有两个界面,一方面,是少数“精英”的现代性观念的现实输入;另一方面,则是本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努力适应与痛苦挣扎。在这两个界面中,后者可能蕴含着更多的历史真实心态。有一个数据也许最能说明这一点:在变法期间,《劝学篇》印制的数量,约两百万册,而康、梁的那些观念,则并不普及。——这正是我们选取《劝学篇》的理由。
庚子国变(与此相关的概念,是“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是这场失败的现实伤痛,但至此,近代中国人开始真正趋向坚忍的努力。这正是20世纪中国的开端。《庚子西狩丛谈》是晚清笔记中最好看的一种,也是实录,所以我们选取了它。
这三个选择,可能有点另类,但我们认为是合适的。我们的工作在于:三个文本,我们都找了若干参照性的文本作为旁例,希望能使读者由此窥见历史的更广大的幅员。比如说,《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我们采用了《中日战辑》、《东方兵事纪略》等文献作为参照;《劝学篇》我们采用了康有为那几篇“上皇帝书”等作参照;《庚子西狩丛谈》则采用了《庚子国变记》与《拳变馀闻》作为参照。我们希望,这能成为一种有张力的阅读。
这三项之外,我们还选取了其他几部旧籍进行刊印,特别是选取了两部小说。一部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一部是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这两个文本,透射出的,是那个年代的中国精英对现代性的理解和体认,有极大热情,又有极大局限。这在今天看来,是有启发的。
上禀出版之衷。是为说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化普及编辑室2008年10月识新中国未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