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武编著的《高宗武回忆录》共有15章，记述了他1931年回国后，从事对日外交的经历，中间包括他加人汪精卫集团，从事“和平运动”的部分。经陶恒生先生授权，我们现将这部书稿收入《百科史学·回忆录丛书》，正式在海内外首次公开出版。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本书内容，掌握历史的真相，我们将范泓先生的《从政七年如咯血》一文作为本书的代序，并将一部分相关史料，作为本书的附录。本书对中国现代史、国民党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毕竟时过60多年，读者当以今天的历史高度正确对待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百科史学”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规划并陆续出版的一套大型学术书系，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重点图书项目。“百科史学”坚持严格的学术标准，坚持原创性、权威性、独特性的出版理念，选题多为近现代重要历史人物的口述史、传记、回忆录及史学著作，绝大部分图书系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高宗武回忆录》详细记述了高宗武从事对日外交的经历，并分析了当时的日本政局，但书稿封藏六十多年未获出版。此次《高宗武回忆录》在海内外首度公开出版，将有助于澄清“高陶事件”的真相。

代序从政七年如咯血

译序

前言

第一章 代表中国政府

第二章 汪精卫飞往河内

第三章 代表汪精卫

第四章 随汪精卫往东京

第五章 偷来的密约

第六章 傀儡付出代价

第七章 “少壮军人”的心态

第八章 东条的崛起：第一阶段

第九章 东条的崛起：第二阶段

第十章 东条的崛起：第三阶段

第十一章 东条在鞍上

第十二章 双鞍马：小矶与米内

第十三章 老虎朝西看

第十四章 在亚洲的野心

第十五章 日本的前途

译者后记

附录

主要参考数据

索引

第一章 代表中国政府

一、说明

在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的前三年，我在不同环境之下担任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中国对日本领袖人物的主要谈判人。后来我又和汪精卫十分接近，他在战争爆发后，正在为该不该做那个如今在南京的、由日本人炮制的傀儡政权的首脑，而犹疑不决。

和许多中国人一样，我曾经留学日本，蒋委员长和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是日本留学生。我在日本学习八年，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我的时运不错，1931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回国加入南京《中央日报》，在报上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日本现状的文章，引起蒋委员长和外交部长汪精卫的注意。虽然之前从未晋见过他们，但我依然于1932年夏受聘加入以委员长为主席的军事委员会。1934年春，我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从这时起，我的麻烦开始了。

二、准备工作

一些从日本回来的“归国学生”在南京组织一个日本学会，研究日本事务。它虽然是个民间机构，却得到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我刚从日本毕业归国，日本学会便派我去韩国调查1931年发生的韩人屠杀几千中国人的案件。我发现屠杀事件是日本人在幕后嗾使，以制造日军入侵中国东北三省的借口。后来的发展，是这个“事件”之后的另一个事件，被日本人抓住借口进行武装占领东三省。

我在韩国穿着帝大制服，不仅日本人以为我是日本人，而且帝大学生在日本人中拥有更崇高的地位。在日本有个说法：“如果他有帝大学位，我愿把女儿嫁给他。”

日本警察从未怀疑我不是日本人，不过，同我一起旅行的中国官吏说的是中国式日语，我常常骗人说他喉咙痛不能说话。现在回想起来，我怀疑这个谎言到底有没有用。

我于8月间回到南京，一个月后发生“沈阳事件”，导致日本占领东北三省。日本军方说，中国士兵在一列快车到达之前，破坏了沈阳郊外两尺铁路，实际上是日本人“栽赃”。直到战争发生，日本人多年来一直在煽动或制造各种“事件”，或抓到小事把它扩大至面目全非，以推行他们侵略中国的计谋。

列强调查九一八事变以抑制日本无效后，日本于1932年成立的傀儡“满洲国”造成极为深远的后果。调查失败鼓励了日皇裕仁的两个兄弟——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去侵扰“富”国，把国联贬成“纸老虎”，准备统治世界。

下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发生在上海。1932年1月，三个日本人，其中一个是和尚，被爱国的中国人殴打。事件经由外国领事团出面调停。可是7小时之后，日本人破坏了协议，淞沪战事爆发。后来一个由第三国人员组织的委员会出面调停达成停火。这是日本人最后一次允许第三国在中国协助调停“事件”。 在正式签停火协议之前，我以私人身份去日本研究地下法西斯活动。我发现许多日本极端分子受到占领满洲的鼓舞，现在成了法西斯及亲军方分子；我也发现日本人对于三个月来中国军队在淞沪战争中的表现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自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的态度的转变。日本人在我面前毫不掩饰地谈论，因为他们想不到在这个敏感时刻会有中国人来日本旅行，尤其我坐三等车厢。我从日本回国时，经过中国中部和北部几省，调查日本人的活动。

1934年元旦，为了准备担任亚洲司副司长，我又去了一趟日本，然后去满洲。我把报告呈给蒋委员长和外交部长。

日本军方于1934年(译按：应为1933年)1月把第四个东北省(热河)囊括人他们军事活动范围，同时攻击长城沿线据点，企图把东北四省从中国分离。从1月到5月，中国军队以陈旧的武器但高昂的士气，与装备精良的日军苦战。最后于5月31日，双方在天津郊外的塘沽谈判协议。我没有参加谈判，因为华北官员还不需要南京外交部协助应付日本人。

《塘沽协定》刚刚签定，日本人即开始活动以“和平手段”控制华北五省。为了处理这些问题，地方官员最后要求外交部给予协助。P1-3

高宗武1906年生，浙江乐清人，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毕业回国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教授政治学。次年转任《中央日报》特约撰稿人，兼中国政治学校教授。1933年转入外交领域，先后担任亚洲司科长、副司长、司长，从事对日外交工作。

抗战爆发后，高宗武接受蒋介石的指派，辞去外交部职务，在香港以日本问题研究所为掩护，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但是在这段时间，他一度背离蒋介石，为江精卫“和平运动”从事秘密外交活动，并追随汪精卫去上海，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后来又与陶希圣一起逃离上海，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

“高陶事件”发生后，外界一直希望从高宗武口中，了解到汪精卫“和平运动”的真相，虽只言片语，亦必弥足珍贵。但是他始终守口如瓶，对当时的经历避而不谈。这本《高宗武回忆录》是他离开香港赴美国定居后，在1944年8月完成的英文手稿。但是书稿完成后，他很快放弃了础版意愿，以致许多与他有过密切接触的人，都不知道有这部书稿存在。直到2005年6月底，这本回忆录的手稿才被意外发现，由陶恒生先生译成中文，并对相关史实做了详细的考订和注释。

这部回忆录共有15章，记述了他1931年回国后，从事对日外交的经历，中间包括他加人汪精卫集团，从事“和平运动”的部分。经陶恒生先生授权，我们现将这部书稿收入《百科史学·回忆录丛书》，正式在海内外首次公开出版。为了便于读者了解本书内容，掌握历史的真相，我们将范泓先生的《从政七年如咯血》一文作为本书的代序，并将一部分相关史料，作为本书的附录。本书对中国现代史、国民党史和抗日战争史研究等领域，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毕竟时过60多年，读者当以今天的历史高度正确对待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要感谢陶恒生先生的大力帮助。他不但提供了全部译稿，对出版过程中的细节问题，也提出过许多宝贵的意见。

我们在此一并表示谢忱。

一、脱离上海揭露密约

(一)离沪前后

1940年1月高宗武离沪赴港前后的经过，与另一当事人陶希圣20多年后写的虽然基本一致，然仍存在一些差异(如日期、船名、对谈等)。后者或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所致。现在乘此机会加以比较订正，以下是高陶离沪前后细节的异同之处。

陶希圣《潮流与点滴》：

[民国]29年1月1日，我抱病往愚园路，沿家拜年。璧君主张我在“要纲”上补签。汪以为此刻不必勉强我补签，要等我病愈再补。

我到佛海住宅拜年，稍坐即告辞。出门时佛海说：“你要保重。”我叹道： “我亦不知命在何时！”他说：“何必如此。”

次日，宗武到环龙路来问病。他坐在我的卧榻旁边。我告诉他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他说：“走了吧！”我们就脱险赴港之事，大略谈了一下。他告辞而去。

1月4日，我由住宅乘车到大马路国泰饭店前门。我叫司机在门口稍候。我进了前门，直到后门，叫一辆街车，径往黄浦滩码头，走上胡佛号总统轮。

轮船开出了吴淞口，我才打了一通电报给冰如，说：“我已平安出海。”(《潮流与点滴·乱流》)高宗武《高宗武回忆录》：

签约的那天晚上(1939年12月30日)我去看陶希圣。他也住在法租界。虽然我明知要做什么，我还是先问他：“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他反问我：“我们离开？”

“那我们还等什么？”

“1月1号、3号和7号有船离开。我们搭哪一条？”

原来他跟我一样知道船期。……虽然我早已买好他和我的船票，我补充说：“等你决定好了，我去给你买船票。”

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说过，政治是危险的。

第二天，12月31日，陶派他的女儿送来一封信，决定走。……

1月3日上午10时，我离开家直接奔往柯立芝总统号。……(第四章)鉴于《高宗武回忆录》和《潮流与点滴》分别完稿于1944年和1962年，译者倾向相信高的记忆较为正确。从以上看出：高探陶病是12月30日(不是陶记忆的1月2 Et)；离开上海是1月3日(不是4日)；船名是“柯立芝”(President Coolidge)总统号(不是“胡佛”总统号)；陶曾派女儿送信给高表示愿意一同出走，陶文则没有提及。陶说的“国泰饭店”实乃“华懋饭店”之误。

另外，日本军方把汪精卫一行人从河内载往上海的轮船，大多数中英文文献都称它为“北光丸”(H0kk Maru)，唯独高宗武称之为“北满丸”(Hokuman Maru)，为保存原貌，本文不拟改动。

……

璧君更一口咬定是蒋介石干的，两人遂铁了心随日本人去了上海。

河内刺杀事件发生之后，重庆方面始终不置一词，亦不对汪组织的激烈质疑作任何反应(香港《南华日报》曾连写七篇社三八质问重庆为何出此下策)。直到40多年后，才先由参与刺杀行动的特工人员王鲁翘(60年代台北市警察局长)透露此案内情，继由当年的行动组长陈恭澍打破沉默，将此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在他的书《河内汪案始末》中作了交待。陈恭澍是戴笠的得力手下，王鲁翘当年是戴笠的贴身警卫，他们率队出动，当然是执行军统任务。此案既已定论，却留下究竟是谁下令刺杀汪和他的手下的疑团。译者觉得不像是蒋委员长，因为不久之前蒋还“派中央执行委员谷正鼎前往河内面交中国护照，劝汪暂事外游之后，再回来为国服务”(《蒋总统秘录》第11集203页)。在蒋劝汪远赴欧洲，汪对近卫声明失望而意志动摇之际，河内的枪声实在响得太突兀，何况三个月前蒋未认真阻止汪离开昆明，三个月后又要置他于死地，也太不合情理。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保存的《蒋介石日记》，1939年3月22日的日记写道：“汪未刺中不幸中之幸也。”语气颇堪玩味。

总之，用暴力对付汪，不但不能劝回，反而逼他投敌，这样做，毋宁是一败笔。至于后来传闻有枪手投入了76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好留待史家继续发掘真相了。四、致谢及声明

高宗武英文原著Into The Tiger's Den的打字副本现存于美国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感谢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博士的热心协助，得以取得全稿复印本；感谢胡佛研究所同意译者将全稿译成中文发表。

英文原稿中约有200多个英文拼音的日文姓名、地名、名词，在查对相应汉字的过程中，曾经请教叶渭渠、唐月梅教授伉俪，林文月教授，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日文部石松久幸主任，东京友人加濑谷清先生，及台北友人，承他(她)们热心协助，遂得以一一比对、确认及还原，在此谨致万分谢意；感谢资深翻译家沈苏儒先生梳理原文中若干长而艰涩的语句；感谢《传记文学》编辑部的细心编校与订正。感谢季蕉森与高听两位先生适时披露许多不为外界所知的秘辛，使我们对高宗武先生晚年的生活有较贴近事实的了解。最后，感谢陈鹏仁教授在《传记文学》为文就连载版的人名、职衔、年代等作出考证及指正，现已一一修正补充，使本书内容更臻精准完善。  本译文如仍有错误或不妥之处，自当由译者负责。

陶恒生2008年3月于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