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我国开始对日抗战。政府为团结全国力量起见，于二十七年四月组织国民参政会，遴选参政员二百人，或代表省市，或代表特区，或代表海外侨民，或代表政团及文化经济团体。由于遴选的来源不同，参政员便分为甲乙丙丁四种，我是以代表文化界的资格而膺选的，故属于丁种。第一届国民参政员丁种中，除括有中国共产党领袖七人，青年党民社党领袖各若干人外，皆为文化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其中并有不少无党无派者。
国民参政会既以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以利抗战建国为目的，其人选自与有关抗战的前期会议有深切联系。所谓前期会议，计有两次，一是一二八沪战发生后在洛阳举行的国难会议，一是七七卢沟桥战事发生后在牯岭举行的庐山谈话会。这两次会议我都被邀参加。对于国难会议，我因忙于收拾商务书馆被毁的余烬，不克出席；对于庐山谈话会，我曾应邀与议。谈话会的主席是汪精卫氏，而蒋介石先生当时系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地位担任副主席。出席这次谈话会的人，后来便构成国民参政会的中坚，但是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却没有参加这次谈话会，原因是国共合作抗日系在八一三全面抗战以后，不过国共合作抗日的原则，在这次谈话会中当有所决定，而我在当时发表的意见也是强调此项主张的。
谈话虽然不采决议的形式，可是政府既极端重视此会，而与会者无一不主张抗战；于是抗战的大计无异在此会中定夺。会后，并由七七局部的抗战，进至八一三全面的抗战；而固定性的国民参政会也就应运而生。
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大会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六日在汉口举行。那时候议长是汪精卫氏，副议长是张伯苓氏。参政员凡能够出席的无不出席。会场中充满了团结抗战的气氛，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党派的成见和宿恨，至少在表面上都为国家观念所掩盖。我素性非必要不发言，言之必有物；加以向无党派，当此国难关头，国家既然给我一个建言的机会，自不敢轻率发言，而对于应说的话，却也毫不顾忌，以尽言责。又因事关国家大计，会议虽忙，事前对于所有议案，无不一一阅过，预为考虑；所以在这次大会中，我的发言次数虽不多，以有上述的立场和准备，更因声音洪亮而清晰，发言亦适可而止，颇能博得同人的好感。后来我在参政会中渐露头角，和被迫从政，也就种因于此。
这一次参政会召开后，不久武汉便沦陷，政府西迁重庆，建立陪都。从此时起，直至抗战胜利，首都迁回南京为止，历届参政会都在重庆举行。参政员任期为一年，但国民政府认为必要时得延长一年。参政会前后分为四届，每届组织和选任方法续有变更；大抵人数渐有增加，而代表省市的参政员也由中央遴选渐改由地方议会选举。惟丁种参政员仍由中央遴选，始终未改。我由第一届起，接连四届均被选为参政员。自第四届起，并膺选为主席团之一。依参政会的规定，参政员改任公务员后，应即辞职，但主席团之选任既不以参政员为限，故仍可于改任公务员后继续担任。因此，我于三十五年五月出长经济部后，当然辞掉了参政员；却仍兼任参政会主席团主席之一，直至三十六年下半年，才与王世杰氏同时自动辞此兼职，腾出两缺，使实际上能负参政会职责之参政员可以膺选。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