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格雷厄姆·格林是英国20世纪最著名的作家之一，本书一般公认为洛雷厄姆·格林的杰作，是他最受专家推崇也最受读者赞誉的“严肃小说”之一。作品写出了神圣的爱与卑劣的爱、美与极度的丑的复杂交织，具有深刻的人性内涵。

一场反教会的革命席卷了墨西哥，波及到了偏远的南方小州。当地教区的神父们被迫害致死，只剩下了最后一名神父过着逃亡的生活。在逃亡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不同的事物和人，心灵上受到强烈的冲击。最后，他也没有逃脱死亡的厄运，但此时，另一名神父又踏上了这片土地。

“我去大概也没什么用。”陌生人焦急地说。他的语气很谦卑，似乎在征求坦奇先生的意见。

“你走吧。”坦奇先生对那孩子说。可是小孩却站在那里不动。他站在炙热的阳光下，带着无限的耐心朝屋子里头望着。他说他母亲快死了。他的棕色眼睛里并没流露出多少感情：他面对的是无法更改的现实。你出生了。你的父母离开人世。后来你也老了，你也同样要死掉。

“要是你母亲快死了，”坦奇先生说，“请大夫去看也没什么用了。”

但是陌生人却站起身来，好像不很情愿地被召唤去参加一次他无法逃避的庆典。他悲哀地说：“好像总是要发生一点儿事。像这次一样。”

“你想要赶上这班船可就困难了。”

“我赶不上了，”他说。“这是已经注定的事了。”他感到有一些恼怒，很不舒服。“把我的白兰地给我。”他喝了一大口，眼睛盯着那个神色漠然的孩子，盯着炎热的街道。兀鹰在空中游弋，像是几点丑恶的黑斑。

“可是要是那个女的都快死了……”坦奇先生说。

“我是知道这些人的。她不会死的，就像我一时也死不了一样。”

“你去也没什么用。”

孩子只是望着这两个人，好像医生愿意不愿意去他一点也不在乎。这两个人用一种他听不懂的外国话争论，对他说来非常抽象，他一点也不关心。他只是站在那里等着医生跟他回家去。

“你什么也不知道，”陌生人气冲冲地说。“不管什么人都这么对我说——你没什么用了’。”他喝下去的白兰地酒这时候已影响了他的神经；他的语调越来越气愤。“我可以听到全世界的人都这么说。”

“反正还有下一班轮船呢，”坦奇先生让步说。“两个星期以后。也许三个星期。如果你的运气好，你能够离开这地方。你在这里没有产业。”他想到自己的财产：日本制造的牙钻、手术椅、酒精灯、钳子和熔化金块的小炉子。这些东西在这个国家是一笔赌注。

“Vamos①，”那人对孩子说。他又转过身来对坦奇先生说，他感谢坦奇先生让他到屋子里休息，不受太阳晒。他的那种为维持体面的做作对坦奇先生来说并不陌生；到他这里来治牙的人害怕疼痛却郡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往手术椅上一坐，他们同样是为了不失体面。也许这位陌生人并不喜欢骑骡子走长路。陌生人用这里的老式套话向坦奇先生告别：“我会为你祈祷的。”

“你能到我这儿来，我很高兴。”坦奇先生回答说。那人骑上骡子，孩子在前面带路。在炎炎的烈日下，他们向那块沼泽地走去，离开海滨向内地走去。这个人今天早上正是从那里来的；他到这里来想看看奥博瑞贡将军号小火轮。现在他又走回去了。因为喝了白兰地，他骑在鞍子上身体有些摇晃。他已经走到这条街的尽头，远远望去，像是一个潦倒失意的卑微的小人物。

坦奇先生走回自己的屋子，随手把门上了锁(总得小心着点)。他一边走一边想：能同一个陌生人谈谈话倒也不错。走进屋子，面对他的是冷清寂寞，一片空虚。但是他对这种寂寞的空虚已经习惯了，就好像习惯于看到镜中自己的面孔一样。他坐在摇椅上来回晃动着，在沉滞的空气里制造一点点气流。陌生人刚才在这里喝酒的时候不小心洒在地板上一些白兰地，这时蚂蚁已排成窄窄的纵队向那里爬去。它们在那块残存着酒渍的地方爬来爬去，之后又以整齐的行列向对面墙壁移去并消失不见。奥博瑞贡将军号火轮在远处河口鸣了两声笛，坦奇先生弄不清为什么它要鸣汽笛。

陌生人把他的书落下了。书就扔在椅子底下：一个身着英王爱德华时代服装的女人蹲伏在地毯上，泪流满面，抱着一个男人擦得锃亮的尖头棕色皮鞋。男人蓄着捻蜡的小胡子，面带鄙夷地挺立在女人身边。这本书的名字是《永恒的女殉道徒》。过了一会坦奇先生把书捡起来。他打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书里面的文字与封面上的完全不一致，里面是拉丁文。他思索了一会，后来他就把书合起来，拿到工作室去。你不能把书烧毁，可是如果你拿不准书里写的是什么，不妨把它藏起来。于是坦奇先生就把这本书放在他那只熔化金属的小火炉的炉膛里。这以后他在木工台旁边呆立了一会儿，下嘴唇又耷下来。他突然记起来为什么自己要去码头了：奥博瑞贡将军号要从河道上给他带来一罐乙醚。P18-20

五十年前初版只印了3500册的《权力与荣耀》，一般公认为洛雷厄姆·格林的杰作，是他最受专家推崇也最受读者赞誉的小说之一。这是格雷厄姆·格林最不“英国”的一部小说，只有几个次要的英国人物，以作者1938年三、四月在墨西哥度过的两个月经历为基础创作，而这两个月中有五个星期他是独自一人、筋疲力尽地穿梭于南部塔巴斯科和恰帕斯两州。这部小说之所以如此成功，或许是因为其中包含的非英国式的罗马天主教因素，同时又满浸摩尼教式的黑暗和对磨难的忠实描绘，堪称格林最具雄心的作品。创作于(《权力与荣耀》先后的三部小说(相对于他的“消遣小说”)——《布赖顿棒糖》(1938)、《问题的核心》(1948)和《恋情的终结》(1951)——均具有对“伟大”的诉求；都宛如判官的严厉逼视般热切、敏锐而又令人惴惴难安。最初在约瑟夫’康拉德和约翰·巴肯①影响下开始学习写作的格雷厄姆’格林，已经将他编织惊悚情节的高超天分与其以轻快笔法表现的病态敏感熔为一炉，兼具高度智识和激情，而且严谨地展现出他一直未曾厌倦的内心的宗教思考。然而，这三本小说中的罗马天主教，却还隐约附带着某种东西——有一种梦幻般拉长、扭曲的感觉。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少年黑帮头目却坚信地狱的惩罚，还有不断给自己引用唱诗班拉丁文的习惯；那个性情温顺的殖民地警察，竟然因极度的怜悯确信自己自杀必然遭到天谴；那位快乐而又不忠的妻子，却意外接受了一次超凡人圣的精神洗礼，即便在她身后仍创造着奇迹——这都是些道德上的奇谈，只能在另一个世界才能成型；他们拒绝依附于周围的世界——那描写得如此敏锐如此老练的布赖顿、英属西非和伦敦的社会背景。而《权力与荣耀》中那位无名的威士忌神父却跟他那个酷热、乖谬、反教权的墨西哥水乳交融地打成了一片。

不论对于这个人物还是这个地区，罗马天主教都是与生俱来的；格林对这两者的想象性深挖均大获成功。一位墨西哥的神父在1978年曾告诉过格林的传记作者诺曼·谢利：“身为一个墨西哥人，我就在这些地区间往来。开篇描述这个地方的三段文字就像几幅快照，一下子就点出了这个地方令你惊骇的所在。你简直是身临其境。”而在1960年，一位加利福尼亚信天主教的老师写信给格林，说：

有一天我把《权力与荣耀》给……一位曾亲历过最严重迫害的墨西哥人看……她承认您的描述真是太逼真了，您笔下的神父就像个真人，她发现自己竟然在望弥撒的时候为他祈祷。我很能理解她的感受。去年，在环游墨西哥的旅途中，我发现自己不断地往那些烂泥窝棚中窥探，在乡村街道和无法穿越的山脉上搜寻，半心半意地以为会瞥见一个模糊的人影在雨中朝

边境踽踽独行。对于您创造的这个人物再怎么称颂都不为

过——他是活的。

格林对他笔下这位无名主人公的心理认同——“一个身材瘦小的人，穿着一件寒酸的黑色西服，拿着一个小公文包”——将他那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所具有的怀疑主义和倦怠心理一扫而光，而在他别的小说中，哪怕那些最炽热的精神生活都难免蒙上了这两者的阴影。小说中的牙医坦奇先生，还有那个复杂的费娄斯一家都是英国人，也许原本打算让他们发挥更大作用的；而实际上，他们都只存在于边缘，就像引进一些小小的人影是为了反衬风景的壮阔一样。威士忌神父向黑暗深渊的跌落同时又是向殉道顶峰的上升，成为这幅油画压倒性的主题，结果就连他的追踪者兼意识形态上的对手，那位狂热的无神论中尉，都几乎被挤出前景，扁缩为纯粹的陪衬。只有那个非同一般的混血儿的幽灵，以他那两个黄黄的虎牙、不断蠕动的露出来的大脚趾和他巴结奉承、坚持不懈、残酷无情的背叛，跟那位坚忍不拔、注定要灭亡的神父共存于同一个超然于悖论之上的、被无限放大了的国度中。

埃迪丝·西特韦尔①在1945年曾写到，格林本人也有成为一个伟大神父的可能。格林于1926年22岁上在诺丁汉皈依天主教，当时是通过特罗洛普神父主持完成的，而这位神父本人在皈依天主教之后，按照格林的回忆录《一种人生》的说法，一直“受到某种内心的冲动驱使要成为神职人员”。不过格林不大会有这种危险；他之所以改宗，是为了能娶一位天主教徒，而且无论如何，他在1938年写道，“我无法过独身生活。”不过，他的严肃小说中通常都有一位神父，容易犯错，却又无可指摘地恪尽神父的职责。格林在他第二部回忆录《逃避之路》中写道： “我想《权力与荣耀》是我唯一一部主题先行的小说……我一直都会迫不及待地听旅行者们讲有关神父的丑闻故事，他们在偏远的拉美乡村里邂逅的神父(这一位养了个情妇，另一位又不断酗酒)，甚至还在学校念书时就是如此，因为我们从新教历史教科书上已经完全知道了天主教徒应该有什么样的信仰；即便在当时，我就已经能够将人和他的职位区分开来了。”对于《权力与荣耀》中这位堕落的神父而言，他有罪的行为与他的圣职间的区分也是很清楚的。被当局胁迫也是出于自身的懦弱而结了婚的何塞神父，‘仍然记得“他还被赋予了一份别人无法取走的职能，至今他仍然拥有把圣饼化为耶稣的血与肉的权力。也正因为这个，他才值得遭受天谴”。威士忌神父虽说已经觉得祷告毫无意义了，可对他而言： “圣体是另一回事。把圣体放在快死的人嘴里是叫主伴随着他。”格林有一句说他的主人公的话也可以用来说他自己： “这些稀奇的迂腐打动了他。”

这个破追捕的人一路颠仆困顿，但却无时不努力履行他神职人员的职责。这是一连串无止无休、痛苦不堪的场景，但在这些具有讽刺意味、恶意中伤的鄙俗事件中，最令人痛苦、最无法忍受的莫过于神父的葡萄酒被糟踏的那个情节。他用自己仅有的几个比索买了一瓶葡萄酒，本预备举行圣礼之用，却眼睁睁看着当地三个下流坯，包括警察局长，喝个精光。身处地狱般是非之地(塔巴斯科州，不过未具名)的牙医坦奇先生两次看到神父。在他们初次邂逅与神父被押解到刑场前坦奇短暂的一瞥之间，这位受难者在朝圣旅途中遭遇的桩桩件件都令人悲悯交集，紧紧攫住读者的心。同时身为影评家的格林在三十年代看过大量影片，他笔下的场景描写斩截突兀、极具电影感，充满超群、巧妙的形象：比如第二部结尾那幢“高大的白色建筑物”，神父竟然没认出那是一座教堂，反而误以为那是兵营；还有山顶上那片东倒西歪戳在地上的高大的十字架， “像是一块有意留下来的育种林”，那是印第安人的墓地，也是通往那个更加宽容和安全之州(恰帕斯州，同样未具名)的边界。先前在一个身背死孩子的印第安女人陪同下爬山的过程，简直像爱森斯坦①影片中的游行庆典场面一样有一种崇高的静默美；而当神父返回墓地，发现那个死去的孩子暴露在外的尸身，嘴边还留着一小块糖，真是具有一种布努埃尔②那种超自然的恐怖感。在回忆录《一种人生》中，格林回想起他很多小说中的“段落，甚至章节，我在写的过程中感觉甚是满意”，尤其是“《权力与荣耀》中监狱里的一幕”。的确，当时身处最卑贱最危险境地的神父，整夜枯……

“格雷厄姆·格林的杰作。”

——约翰·厄普代克

“最为精妙、最有创造力、最令人激动的小说家，最擅长纤毫毕现地刻画真实的人性，入木三分，感人至深。”

——V·S·普里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