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美国去年年度畅销书之一——伊斯梅尔·比阿(IshmaelBeah)关于自己在西非塞拉利昂内战期间悲惨童兵经历的回忆录。比阿在书中记述了少年时在塞拉利昂内战中失去父母兄弟，随后被抓入伍，受迫吸食可卡因与火药的混合物，从此染上毒瘾，以手中AK-47大枪，冲杀血肉战场，成为蒙蔽天良的杀人机器———射杀他人“如同杯水止渴”，直至被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解救，方脱离苦海。

本书在急求异邦真实悲剧故事的美国书市上一炮而红。此书迄今已在全世界大卖65万册，高居《时代》周刊2007年非小说类畅销书榜的第三名。

这是一部披露血腥战争摧残平民百姓日常生活并给天真无邪儿童带来巨大灾难的作品。

该书2007年2月在美国首次出版后，迅速登上《纽约时报》、《出版家周刊》和亚马孙网络书店美国三大畅销书排行榜，并被亚马孙网络书店评选为2007年度美国最佳非虚构图书，《时代周刊》、《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也将它选为年度新书佳作。

有关战争的传闻各式各样，沸沸扬扬，让人觉得战事仿佛发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直到有一天，逃难的人从我们镇子里走过，人们才意识到战争已在我们国家真实地发生了。那些从数百英里之外一路走过来的家庭向我们诉说亲人如何遭杀害，房子如何被烧毁。有人出于同情，要他们住下来，但大都被谢绝了。他们说，战争早晚会蔓延到这个镇子的。这些家庭的孩子目光总是躲躲闪闪的，一听到劈柴的声音或者小孩打鸟用的弹子落到铁皮屋顶上的声音，就会吓一大跳。与这些孩子一起从交战区来的成年人同我们镇子里的大人谈话时，常常精神恍惚。除了疲劳和营养不良，他们显然见到过一些可怕的事情，精神受了刺激。那些事，即使他们原原本本地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会相信。我那时认为这些过路人所讲的故事肯定经过添枝加叶。我所知道的战争，不过是书中读过的或电影中看过的，比如说《第一滴血》，以及英国广播公司新闻中报道的邻国利比里亚的战况。我那时才十岁，凭我的想象力还不足以弄明白是什么夺去了逃难的人的幸福生活。

我第一次接触战争是在十二岁那年。那是一九九三年一月，我和哥哥朱尼尔、好友塔洛伊离开家，去马特卢章镇参加朋友们的才艺展示。他们俩都比我大一岁。我最好的朋友穆罕默德没有来，因为他要帮父亲修缮茅草顶的厨房。我八岁那年，我们四个人组建了一个说唱舞蹈组合。有一次去莫宾比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听到了说唱乐。我父亲在一家美国公司工作，莫宾比是那家公司的外国人的居所。我们常去那儿的游泳池游泳，看大彩电，还能看到聚集在外宾娱乐区里的白人。有一天晚上，电视上播出的是一组黑人男孩快速说唱的音乐片。我们四人坐在那里，被这支歌迷住了，极力想听懂那些黑人在说些什么。片子播完时，屏幕下方跳出了一行字，“SugarhillGang：《快乐的说唱者》”。朱尼尔迅速地在纸上记了下来。从那以后，我们每隔一周的周末都到那个房子里去看电视，学唱那种歌。那时候还不知道这种音乐叫什么，但印象却十分深刻。黑人竟然也能把英文说得那么快，那么有节奏。

后来朱尼尔进了中学，他的伙伴教给他更多外国音乐舞蹈的事情。假期里，他带来了磁带，教我和朋友们跳这种舞，这时我们才知道这种舞叫“嘻哈”。我非常喜欢这种舞，更喜欢学说那些节奏明快的歌词，能学到不少的英语新词儿。有一天下午父亲回家时，我和朱尼尔、穆罕默德、塔洛伊正在学Eric B.&Raldm的《我知道你有心》。他站在我家土坯铁皮顶屋子的门前，哈哈笑着问道：“你们说些什么，自己能听懂吗？”朱尼尔还没答腔，他就走开了。他坐在芒果树、番石榴树和橘子树树荫下搭的吊床上，把收音机调到英国广播公司新闻台。

“听，这才是标准英语。你们应该听这种英语才对，”他在院子里大声喊。

父亲在那里听新闻。朱尼尔教我们如何跟着节拍迈步。我们左右脚轮番踏步，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向后，手臂、上身和头部也要同时移动。“这个动作叫‘跑步者’，”朱尼尔说。我们模仿已经背过的说唱歌词。然后分手，各自回家去做取水擦灯之类的家务活。临走前说些刚从说唱歌词中学到的词语，“安息，孩子”，或者“我闪了”。屋外，鸟儿和昆虫开始了夜鸣。

离家去马特卢章的那天早晨，我们把正在学习的歌词本装了一背包，口袋里塞满了说唱专辑的磁带。那时候我们穿的是灯笼裤，里面是跳舞穿的足球衫和运动裤，长袖衬衫下套着无袖内衣、T恤衫和球衣。一般要穿三双袜子，袜筒卷起来，让运动鞋显得很膨大。白天天气太热时，就脱掉几件，搭在肩膀上，样子很时尚。没料到这种怪模怪样的装束会给我们带来帮助。因为打算第二天就回来，我们跟谁都没有告别，也没有说要外出。没想到，这次一离开家，就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省钱，我们决定步行十六英里到马特卢章。那是个明媚的夏日，太阳不是很毒，一路上天南海北地神聊，开开玩笑，追追打打，路也不觉得很远了。我们带了弹弓，用来打鸟和追打横穿公路的猴子。有几次遇到河流，还停下来游泳。有一条河上架着桥，我们听到远处有客车驶来，就想上岸看看能不能搭个顺风车。我第一个出了水，抱着朱尼尔和塔洛伊的衣服过了桥。他俩以为在车开到之前就能赶上我，但后来发现来不及了，于是掉过头，撒腿往河里跑，刚跑到桥中间，车就追了上来。卡车上的女孩子哈哈大笑，司机按响了喇叭。太好玩了。后来在路上他们想报复我，但没有得逞。

下午两点，我们到了卡巴提，我外婆的村子。人们管我外婆叫玛米·卡帕纳。她个子高高的，一双棕色的大眼睛，与长长的脸型搭配得漂亮匀称。站着的时候，她的双手不是搭在臀部，就是抚在头上。一看到她，我就知道母亲美丽的黑皮肤、雪白的牙齿和脖子上清晰的皱纹是从哪里来的。我外公被大家称为卡莫，就是“老师”的意思。他是当地远近闻名的阿拉伯语学者和医生。

我们在卡巴提吃了饭，休息了一会儿，又上路走最后六英里。外婆想留我们过夜，但我们说第二天再回来。

“你那个爸爸现在对你怎么样？”她问话的声音甜甜的，又充满了担心。

“你又不上学，去马特卢章干什么？怎么这么瘦啊？”她问个不停，但我们避而不答。她送我们到村口，一直看着我们下了山。她把手杖从右手换到了左手，这样就可以用右手向我们挥手告别。右手代表好运气。

几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马特卢章，见到了吉布里亚、卡洛科、卡利鲁等老朋友。那天晚上，我们去了博城公路，那里卖食品的小贩一直吆喝到深夜。我们买了些煮花生，一边吃一边讨论第二天的活动，计划去看一下才艺比赛的现场，先搞个排练。睡觉是在卡利鲁家的露台小屋里。屋子很小，只有一张小床，我们四个人(吉布里亚和卡洛科回自己家了)横躺着睡到一张床上，腿和脚耷拉到床下。因为我个子最小，身体基本能蜷缩到床上。

第二天，我和朱尼尔、塔洛伊待在卡利鲁家里，等候朋友们下午两点放学回来。但他们早早就回来了。我正在洗我的运动鞋，朱尼尔和塔洛伊在比赛做俯卧撑，由我数数。吉布里亚和卡洛科走到露台上，也加入了比赛。塔洛伊喘着粗气，一字一句地问他们怎么回来了。吉布里亚解释说，老师说了，叛匪进攻我们家乡莫格布维莫了。学校停课，让大家听候通知。我们一下子全部愣在那里。

据老师说，当天下午，叛匪攻进了矿区。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人们四散奔逃。男人们从工地一路跑回家，看到的都是空空的屋子，家人去了什么地方一点音信都没有。女人们一路哭着跑到学校、河边、水塘寻找孩子。孩子们跑回家找父母，父母却在满街跑着找孩子。枪声渐渐密集起来，人们不敢再寻找亲人，匆匆逃出了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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