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蓝编著的《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是一部以散文手法来写的非虚构作品。作品以一个不见经传的“二流历史人物”－－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为中心，通过他和曾经在四川历史上风云一时的石达开、骆秉章、王闿运等纵横交错的关系，完成了一段扣人心弦的历史叙事。

全书近40万字，以石达开的死敌的四川提督唐友耕为中心，展示了他和曾经在四川历史风云一时的石达开、骆秉章、王闿运等交错的历史，贯穿了在中国乃至四川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乃至共产革命。

蒋蓝编著的《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融“文史哲”于一体，作者挖掘了被埋没多年的历史。本书不仅是讲述了人所未祥的故事，字里行间更有作者的对历史的洞悉、理解、和哀叹。美国德克萨斯州A＆M大学历史系教授王笛称，《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是别具一格的历史写作，是出自文学家之手的散文体历史”。

我在踪迹中辨认碎骨与刀痕(自序)

被飞掷的李子与马蹄突破的较场空间

 虎帐人物的“出身论”

  力摔奔马

 马上对决

 “花千总”之墓

 唐友耕的寡情与重义

几个江湖名号终于被女色策反

 翠华镇的“帽顶”大哥

 屯上

 一匹马引发的血案

 牛皮寨

 南广河与庆符县

 关河关女

 花园庵的立场拷问

 “帽顸”的词源学

唐友耕像顽强的疱疹缠住了李蓝大军

 奇人何崇政和他的祖坟

 拉锯战中的精神胜利法

 奸细如飘坠的枯叶蝶

 《贼复至记略》中的“唐帽顶”手下

 大山坡与狮子山的藿麻

 犍为保卫战

 洼岩腔

 萧寺寻尸以及梦启神力

 丹棱县的“大石包”

 绵州内讧

用血磨刀，横槊横江

 唐友耕从涪州城墙飞纵而下

 梅花镇的竹飙与脆蛇

 清军兵器谱

 横江镇的阵势

血气浸淫的天地交感

 花鸟异事

 石城山

 石门子的兰花轶事

 “王姑”与大坝高装

血，漫漶于“武人贵相”之间

 老鸦漩动石儿山

 紫打地渡口

 大渡河的河神与乌鸦

 最后一个豹之夜

 禹王宫与“鲸鲵封处”

 “鲸鲵封处”碑

 成都科甲巷

 刑法的工艺化

 “他的名字就是反抗的名词”

 石达开的头颅被扔入了长江

 大渡河河谷中的“黄彝”及石定基下落

 石敢当的隐喻

 石达开的“第三条道路”

 庆云街与石定忠的结局

 城隍庙还愿

忠与义是手背与手心的关系

 朝廷阍犬

再战朱提

 “我唐帽顶又回来了”

 战马插翅过河

 大关县摩崖石刻：“德大称师”

广厦连云的唐府

 沟头巷的唐宅

 翼王之印的下落

 文庙后街的“唐府”

 湘绮楼的“戈儿”与交际学

 唐帽顶当了一回月下老人

 成都宴游以及纵横家的心机

 从宋育仁在陕西街失窃案看王阄运断案

 唐家致力于出版的名山事业

 唐老九的眼睛

 秘本《荒书》的刊印过程

 唐氏藏书与学术地标“贲园”的渊源

 “切梦刀”与唐友耕之死

 唐友耕的巍然大墓

 王闿运的追忆

 廉洁与贪婪远非一线之隔

 让脊梁在墓碑上磨成矛

 在谣言中倾斜的成都东较场

唐友耕的后裔们

 昙花一现的候补知县唐致远

 长子唐鸿龄点滴

 老九唐少波的后裔家族情况

 我对唐卓韧的访谈

 蓝大顺是四川潼南人

 家族史就是一部断代史

 寻祖辨踪之路

 回忆中的细节

 附录

石达开略谱

 丁宝桢略谱

 骆秉章略谱

 王闿运略谱

附录

有些事，可遇而不可求(代后记)

一个冬季的上午，我开车在成都紧邻东较场路的落虹桥路口等信号灯，看见一辆惊慌失措的轿车面前站着一个满脸幸福的少妇，她穿戴时髦，媚眼朝天，似乎正在与虚无中的情人窃窃私语，她在摇摇欲坠的俯仰中踮起了雪茄一般粗细的高跟……在一阵震天动地的汽车刹车声里，我突然想起一个东较场的铁血人物——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

回家查阅了好几本历史书，可惜没有更为详细的传记。清史专家戴逸、罗明编著的《清代人物研究》里，收录了《清代人物研究索引（1950～1986）》，数千篇文章，无一涉及唐友耕。昭通文史学者陈本明首发于1982年第1期《昭通师专》上的《唐友耕其人其事》一文，是我所见到的第一篇研究唐友耕的专文。任一民主编的“四川省地方志资料丛书”之《四川近现代人物传（第六辑）》中有张荔红执笔的“唐友耕”人物词条，是比较全面、公允梳理唐友耕的一篇传记，我综合了一下，集中描述这个人的赫赫战功的文字如下——

唐友耕（1837～1882年），本名唐大明，字泽波（蒋蓝按：古籍里也写作泽坡、宅坡），别号“唐帽顶”。道光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1837年12月23日）出生于云南省大关县翠华镇，尚在少年时就充任大关游击营的“余丁”，余丁即是未成年之兵。当时担任游击的某官看中了唐友耕“趋捷而有膂力”，提拔起来作自己的跟班。唐友耕因轻死易发，为父报仇犯下人命案，16岁投入蓝大顺之农民军。但因为一次奇怪的变故，在叙府叛投清军。因他善用“农民军那套”来对付农民军，竟是屡战屡胜，战果累累，从把总（类似排长）升至总兵（相当于师长）。同治二年（1863年）率兵围剿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于大渡河畔擒石达开，解往成都，清政府授其云南提督，并赏黄马褂，成为其一生辉煌的顶点。同治八年（1869年）率部镇压昭通回民起义。光绪六年（1880年）署理四川提督。因多次受伤，光绪八年（1882年）病死于成都提督衙署。

常见的出版物中对唐友耕的叙述也是大同小异。在陶有乾主编的《大关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的“大事记”中，1863年大关县名人唐友耕活捉了翼王石达开，成为了一桩彪炳史册的事迹。我查阅到在成都、昭通市、大关县的一些媒体里，唐大人也被写成“唐有庚”，显然是捕风捉影。我在《昭通市文史资料选集》里，见到有文章称唐友耕一直在李蓝起义军中扮演主力，直到眉山之战前夕，才被骆秉章用计策反，这显然是作者寓目欠广所致。有人说，唐友耕是晚清时节四川绿营一等一的武将，不但有老虎的勇猛，更有豹子的惊警。但如此点滴的论述又如何把这个偷盗、杀人亡命、力战李蓝大军、围剿翼王石达开、镇压云南回民、并与诸多文人深情款款的将才托举出历史诡谲的地表？我感到，他好像是一个精通“兵解”大法的修炼者。解，即是解脱尘世的烦恼；兵，是指兵器。“兵解”即是通过兵刃得到灵魂的解放。但一般来说，道教徒或是遭到兵祸战乱被杀，或是自杀可谓兵解，而当一个屠夫杀人太多时，他在逃避罪孽追魂的绝望过程中，断然挥刀自宫，再把自己像乡下人耐心地处理剔骨肉那样，把自己耐心地剃得干干净净，将一身沾满同道、同乡的血污，变撒豆成兵为瞒天过海的碎骨，那么，实施自我兵解的唐友耕，是否可以获得解脱呢？

按照王闿运“不相识可称其名，不可称其字”的湘人礼仪，我均使用唐友耕的本名或绰号“唐帽顶”，因为他尤其喜欢“唐帽顶”这个来历非凡的绰号。

我分明感到，唐友耕“平平贼贼平平贼，贼贼平平贼贼平”的一生，就藏在《清史稿》的只言片语间，藏在官札、地方志、笔记、稗史、信函、古物、日记的天头地脚，藏在成都光鲜街道的某个拐角深巷的石敢当之下。他就像从刀锋上蹦掉的碎屑，散落尘世。唯有某个腰力十足的人物傲然走过，蛰伏如制度铺路石的唐友耕会猛然出击，扎进他的脚底，让历史猛打趔趄。

现代历史学家杨殿殉编著的《中国历代年谱总录》收录的信息是，《唐公年谱》（共一卷附录一卷）在光绪年间印制了石印本，如今这个版本颇不容易见到了。根据唐友耕排行老六的儿子唐鸿学（字百川）1908年在成都编纂自印的《唐公年谱》记载，四川总督丁宝桢为提督唐友耕因病殉职而奏报朝廷希望对其嘉奖的奏章中，称其死于光绪七年四月，近年官方编纂出版的《四川大事记》也作此说。

《唐公年谱》1908年印制，原书半叶八行，每行24字，小字双行，白口，四周单边，石印白纸本，刻印清晰，无刻印工名字。全书约2．04万字，从文句乃至记载事件着眼，有相当部分内容是唐友耕功成名就之后的口述史，再由儿子唐鸿学去掉拉杂浮词而成的“雅文”，就年谱的行文而言，过于简略、局促，唐友耕与名流的交往史完全不载。如果再剔除那些贯彻始终的污点掩饰与成就吹嘘，剩下的人与事干硬如筋。我认为此书的真实度相当高，大可以与既往历史相搏。官员的年谱编定后，一般而言是需当局审定的。序言由曾经担任四川布政使、四川通省农业学堂（四川农业大学）的创办者许涵度（1851～1914年）撰写。许涵度在晚清颇有政声，曾列为“卓异”的知州，他在序言里对唐友耕的评价中规中矩，当然不乏对其人品的溢美。可惜的是，历史学者们死死盯住年谱收录的《翼王石达开致清重庆镇总兵唐友耕简》而争论不休，而对另外的记载却视而不见。P1－4

我在踪迹中辨认碎骨与刀痕（自序）

我的出生地在川南盐都自贡市，那里有一条沱江的支流滏溪河，为自贡市境内沱江段最大支流。河道曲如釜形，附会于水，成为河名。其源流有两条：北源为威远河，又称清溪河，发源于威远县两母山，全长94公里；西源为旭水河，又称荣溪河，发源于荣县西北荣隐山，全长73公里。两河于凤凰坝双河口汇合后，始称滏溪河，曲折蜿蜒流向东南，经贡井、自流井、仙滩、沿滩、邓井关，于富顺县李家湾注入沱江，流程73．2公里。滏溪河城区段自双河口起至金子凼堰闸总长8．5公里，是滏溪河的起始段，也是自贡市中心新旧城区的结合部和分界线。

在上千年采盐的历史中，井盐成为了凝聚城市的动词，那是有关井盐踪迹的延宕之波。本地井盐的运销与冷兵器时代相协调，处于肩挑、背驮状态，架车、马帮是常见的运输方式，木船水运则是清中叶后自贡最先进的运输形式。童年时的我，所有夏季都是在滏溪河里度过的。父亲说，与其让你偷偷下河送命，不如早点学会游泳。这样在1970年，我五岁就可以独自游泳过河了，因此可以与伙伴们在水里玩上几个小时。比赛、打水仗、摸河底的蚌壳和螺蛳，遇到运盐巴的长长的橹船队，它们的动力是一艘小火轮，速度比游泳略快，但我们往往拼命追上橹船，吊在尾舵上，直到开出两里地，才入水游泳返回。最远的一次，竟然到了一个叫金子凼的地方，才逆水游回来。从东兴寺码头逆流而上，要经过关外码头、王爷庙到达张家沱码头。张家沱盐业遗址位于自流井市区滏溪河南岸的富台山下，是目前自贡市区内还保留旧貌的民居建筑群，同时因为一地同时修有三个祠庙而闻名。在张家沱南岸，有长数百丈的码头，如今全部浸泡在河水以下。在滏溪河河水清澈的年代，此地也是人们游泳的场所，码头则成为理想的跳台。记得1970年中期我读小学时，在一个灰蒙蒙的上午，特意到张家沱参加了全市纪念毛泽东畅游长江N周年的活动。数千人跳进河湾，畅游那八九百米距离，颇有“下饺子”的意味。对这段历史的追忆和考索，我写入到长文《有关井盐的生活史》当中。

有言：“泰晤士河的每一滴水都是水的历史。”崇尚知识恶力而现实行为不轨于正义的弗兰西斯·培根自然注意到了被河流带走的往事，他说：“名声犹如河水，浮轻不浮重，载空不载实。”而历史就是这样的河流。但我高度怀疑那种宣称拥有“透过现象看本质”异能的人，你探头入井，你能透过你的水面镜像看到红颜白骨、懒骨、忠骨、贼骨或者反骨吗？也许你有，我没这本事。

稍长，我在宜宾的金沙江、在牛佛渡口的沱江、在江阴的长江、在桂林的漓江、在乐山的大渡河与青衣江、在都江堰的岷江均下水畅游。记得2010年盛夏我到宜宾县横江镇从事田野考察，又到横江（横江之上的朱提江，“朱提”的读音在1979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一书中标注为“shushi”，据考是僰人发音；横江镇人读作“zhushi”；云南部分人读作“shumo”，发音都较为接近）里小游了半个钟头。这里的水面、河坎间，距今150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十几万兵马与数量相当的官军殊死一搏，双方死亡近十万人，二百多米宽的河道为之拥堵。当时，我就产生了钩沉这段往事的念头。

“钩沉”的含义可上溯至《黄帝内经》。正常人的脉象会随四时更替而相应变动，春脉弦，夏脉钩，秋脉毛，冬脉石。《难经》把石脉解释为沉脉，创立“钩沉”一词的人必定熟悉于此，钩应夏，沉应冬，“钩沉”就是夏冬的意思。后来，逐渐成为“春秋”的另一说法。

历史即是“人迹”铺成。但主流史学观认为，重大的往事才成为了“史迹”。而在个体生命与连续流动的历史关系中，探寻历史运行过程中个体生命的“踪迹”，自然成了我的着手点。尽管汲深绠短，我当勉力为之。

陈嘉映先生在《事物，事实，论证》一文里指出，我们并不生活于一个事实世界，而是活在一个事情的世界。事实是事情的切片，是对事情的锤打和摊开，最终，事物、事实会构成对事情的“呈堂证供”。就是说，事情尽管神秘诡谲，但从来就不是“皇帝的新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历史的轨迹与个人的踪迹之间，也许就映射了这样的关系。历史的轨迹是一种注重影响的呼啸而至的宏大叙事，畛域立显；而个人的踪迹不过记录的是一己的荣辱沉浮。踪迹固然已经覆于历史车轮的碾压之下，但总还有一些残剩的蛛丝马迹存在于宏旨无心涉足的冷僻地隅，这就成为了我打捞个人踪迹的采撷区。

如同发生的事情即是事实一样，凡是发生的踪迹都是轨迹。但唯有那些能够说明历史轨迹的人格踪迹，才构成一种强力的个案踪迹。

表面上看，踪迹存留于历史的缝隙，我们一旦将某个人的踪迹钩沉而出，将历史碎片铺开，历史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往往就只剩下心灵的部分。所以，一个人的踪迹史是把一个又一个的空间串联并敞开，宛如我的书案上狂乱的笔触，构成了一道插满蒺藜与玻璃的山墙。他的思想与心迹，就像山墙上倏忽明灭的反光。第一，我必须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技术，才能安然通过；第二，我能够感受到那些反光说蕴含的“能指”吗？

当然了，回到对历史的书写，也并非一味在永续开放的变异中仅仅着眼于无规则沉淀。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确实导致历史的杂乱踪迹，导致碎片化的历史活动弥散在各个角落，但不可否认的是，总有一些基本的活动及其价值以规则性和周期性而信然存立。踪迹纵然有丰富的活动和作用空间，但必定会通过观念、知识以及相当的机制反映、制约和调节社会运行和历史运动。虽然表面上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进行历史活动，但他们的活动只能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进行，而这就是历史规律性的根源。就是说，利用所能见到的史料，进行低限度的推论与思想修复，是可行的。可惜的是，如今的历史写作者不是“修旧如旧”，而是一门心思进行着面目全非的臆造。

错综复杂的踪迹，总是受到看不见的规律所左右，这个巨力就是社会存在。恩格斯所言：“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所以，我所关注的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一个人的“踪迹史”，也可以说这一线索，是首先引我步入迷宫的“阿里阿德涅之线”，从而带出有关四川晚清时节的官场史、黑暗史、军事战争史、执政史、民俗史、风物史等等，这就是我写作两年的长篇非虚构散文《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石达开、骆秉章、唐友耕、王闺运交错的历史》的初衷。这是一部旨在恢复汉语传统文史哲三位一体的跨文体之书。一部无心取悦于文坛的非虚构之书。至于我是否能走出这一迷宫，朗然宣布：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我没有绝对的把握。

因而，踪迹史与人物传记的分野在我的视域就逐步清晰了：它与考据学派喜欢使用的研究法——诸如“名人行踪考”也是貌合神离。

我心目中的踪迹史，关注的是——

在尽量坐实人物的历史时空坐标之余，更为关注其行踪涉及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以及与之相交错的人际兴衰、风物枯荣；

它偏重个人化视觉与文学叙事，使用的材料往往是宏大历史叙事所不屑的稗官野史与民间口述；

人物传记关注的是通过人物一系列重大事件而展示出来的心迹与思想变化，它倾心于小我之中见大我，并渴望自己对传主的言路复原技术，跻身于正史，成为某种话语规范。这很难说孰轻孰重，不过是因角度而异。而这些汗牛充栋的传记里，最让人触目惊心的即兴发挥，莫过于围绕鲁迅先生的种种传记，我称之为“弱力的乌托邦传”。

很清楚，我在这里谈论的踪迹，与德里达的“踪迹论”南辕北辙。我所谈论的踪迹是形而下的，是肉身化的，不可能遁形而知天命，去关乎“在场”与否。本文所言的踪迹接近刑事案件的侦破术——文学侦探学，这些踪迹忠实地记录着暴力曾经的“在场”。踪迹在此既是进入事件主体过程的物质线索，同时也是衡定历史的物证。

在德里达的视野中，他利用了踪迹（有时也作“原迹”）之痕，为的是扰乱符号形而上学的决定论。但是他提示了我：踪迹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本源，而表达了充分的、在场的意义的缺乏，踪迹是“在场的幻影”，通过它“当下变成一种符号的符号，踪迹的踪迹”，这样，文本就成了不断书写“踪迹的踪迹”的组合体。  从德里达繁复的表述中，我得到了不少启示。暴力若得不到宣泄，它一旦获得了比性交更充分的释放，受害者一旦“死了”，诠释暴力权威也就“死了”，一个时代充满了暴徒的活力而四处飘零、无家可归。整个历史中心主义的宏大与在场因此彻底坍塌，剩下什么？我想，只有碎片，只有踪迹。

我通过对唐友耕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踪迹史考察，揭示个体与其存在的社会和文化的内在关系。进一步想的是，能否把思考扩展到“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通常阙如的领域？在思想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地带，能否如年鉴学派社会史学家所称的“心性史”或文化史所称的“意识史”？这的确是我心向往之的。章诒和曾经指出：“我们必须把个人记忆纳入一个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记忆得以聚合，得以交流。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空间里，个人记忆才有可能转化为共同记忆，‘粉末’与‘碎片’才可能糅合成一个完整的事件。而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和我们的后代子孙，也才可能通过这个公共空间承担记忆，也承接记忆。”对此，我深以为然。

古人云：“一路脚迹进，一路脚迹出。”唐友耕的踪迹把我引向了晚清时节的滇北、巴山蜀水的山野。一个没有被历史的手电筒照亮的人，未必就是庸碌之辈。在我看来，乃是他蛰伏于历史的地表之下，安享他不便于见光的富贵和仙境。我将他从梦田里拉出来，我也许就成了他的敌人。而且从审美心理而言，在民国之前即使死亡还属于丝织物，不像后来了，死亡全是化纤制品。

晚清四川提督唐友耕是一个极具内容的人物，他的世界观决定了他只能把杀戮视为人生的最高律令。一个人从杀戮中获得技艺，从血泊中提纯对生命的经验，并扩展至他的刀刃之外的世界。由他的踪迹可以发现晚清四川的官场规则、司法内幕、军队实情、社会经济水平、起义反抗者的激烈缘由以及当时的民情与民俗。刀刃一如镜子，镜面背后的水银会托起累累孽账；杀戮亦如烹饪，当事人久处鲍鱼之肆，嗅觉被油腻闭塞，味道只得由旁观者来分辨。而不断擢升的职位总会让曾经愤怒的革命者逐渐成为保守派。又由于他付出的代价往往比收获更多，这样的革命者会不断加固自己保守的底座，成为恶势力的巨臂。

所以我说，最锋利的刃，总是砺自墓碑。锈迹与石屑交替而下，个中更有无数幽魂，以沙粒的精光凝视你！

苏轼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确，历史能够保留一些人的名字和踪迹已属侥幸，历史不再为之记下任何溢美之词。如像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昭通农民起义军灵魂人物李永和、蓝大顺、卯德兴等人，如果说他们本就是历史上的“箭垛式人物”，由原型到多元演化、总是引致不同时空的多层面观照的话，那么唐友耕则是举高这一箭垛到无蔽处的一块石头。所以，他偶尔也会被如像我这样跑偏的箭头“歪打正着”，撞出一连串火星。火星不足以自明，火星只是为了勾勒箭垛的大丰收盛况。自然了，他们的生命原本不会像我等一样毫无用处，他们更非插满了利箭的“箭垛式”的稻草人，他们用脚下不断涌出的血，谱写出了“血的踪迹”。其作用既不能证明神的真道，也不能勾勒自由的姿容，它只表明：伦理与权力需要更多的血去浇筑地盘，最后锈死板结成了历史。

但愿从我追踪到的“红锈”里，可以偶尔听见那些叫魂与枭鸣……

蒋蓝

2013年1月30日于成都九眼桥

有些事，可遇而不可求（代后记）

2005年3月，张承志来成都举行了《向山河与民众求知》的文学讲座。这个标题意味深长，也是自2005年开始，我习惯于独自驾车在西部的山岳河谷之间漫游。

川南一线我去的次数最多。最初是因为写作长篇非虚构散文《褴褛时代的火焰凌霄——刘文彩三姨太凌君如个人史》，寻着民国美女的踪迹，我不但去了凌君如的幼年生活地——宜宾大棬子村，她待过几年的宗场镇凌家祠堂，那里有关她卷发披肩、那金色旗袍的凸凹腰身并散发迷人香水味儿的传闻至今也未遁迹。我还去了刘文彩收购鸦片的云南盐津县普洱渡和征收鸦片税的宜宾县横江镇……在横江镇，我首次听到了石达开部在此与官军血战一月、死亡数万、尸体壅塞江流的细节。

其实，早在2005年我在写作《与绞肉机对峙的中国身体——石达开在成都被凌迟前后》一文时，已经注意到石达开进入宜宾的事实。在横江镇茶馆里听完几位老人的诉说，我决定认认真真写一本书。

写作人应该明白，这类将历史记载还诸大地的写作，行路的难度要大大高于案头写作。我写作20年，出版了近30册本版书，从来没有指望过得到有关部门一文钱的资助。碰巧本地一个文化部门知道了，叫我上报一个考察、写作计划，他们也希望能够给我一点实际帮助。也是私欲作祟，我动了心，报了上去。后来裁判所官员说了，怎么写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呢？写一写抗震救灾或者老军人嘛，如果是这样我们可以考虑资助。听到这样的结论，我就为我一时冒起来的私欲“感到惶恐”。其实这也符合文坛常态：衮衮诸公的牙口必将蛋糕分而食之！

我非常感谢宜宾县农村信用联社总社的杨仁桂理事长，是她请横江镇的朋友接待了我几天，并请来了当地耄耋为我讲述历史；宜宾第二人民医院贾钰铭主任四处为我收集本地资料；宜宾市工商银行的周德芸赠送给我她高价购买来的《高县县志》；乐山市地方志办公室调研员戴大健先后为我找到了卷轶浩繁的《乐山市志》《乐山市中区志》《五通桥区志》《犍为县志》等工具书；成都长江画院董事局丛林中主席为我寻找到了光绪版的《名山县志》；横江镇人大主席团主席郑启友一直陪同我踏访横江镇，邀集本地老人座谈，我们先后去了黄鳝沟古战场、石城山、云南水富县楼坝镇等地；雅安市文联主席赵良冶细心为我安排了大渡河一线的采访；名山县新闻出版局俸金龙为我找到了民国版的《名山县新志》；朋友林元亨为我提供的几批老四川图片非常罕见……后来我又去了江安县、长宁县、兴文县、高县（含庆符县）、盐津县老鸦滩、大关县以及西昌市、乐山市、雅安市、犍为县、名山县、洪雅县、丹棱县、眉山市、青神县、汉源县、石棉县等地，采用把纸上历史予以“现实对位”的还原法，尽力复原一段波诡云谲的历史。在写作过程中，我希望用一种“文学田野考察”之法，成为文学侦探，去追寻唐友耕的踪迹，用他的踪迹来盘活四川处于“多事之秋”的断代史，纳历史考据入文学叙事，把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同思考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跨文体的变奏叙事。

用近两年时间来全力完成一件事，长期奔走于田野山河间。

我承认，我深爱我的祖国。

将所有的梦蜷缩如种子，将所有的锈在刃口上打开，艳帜高涨，只要它们尚未被厄运磨灭，那就无须回到土地与熔炉。它们在那里，运行如云的命运，就可能看到大地上的阴影，终于出现了缺口！

我与著名散文家、原百花出版社副总编辑谢大光老师多次交流，得益于他的不少提示；散文家赵荔红、高维生、诗人沈苇、雷平阳等人也给出一些建议和支持；写作期间，我的老朋友作家祝勇多次来蓉，他去故宫为本书寻找了一些清官档案线索，我们谈得推心置腹，这让我获益匪浅；四川历史学者郑光路还为我寻找到了不少珍贵资料；《成都市志·公安志》主编陈稻心先生多次为我“复原”提督街、沟头巷、文庙后街一带民国时期的地理，廓清了本书的一些地名错误；著名历史学者王笛、陈岱峻、李殿元等人也先后为我提示了不少思路……我预感到唐友耕的后人应该还在成都，四处向几十位“可能知道”的老人打听。一次偶然机会，得到四川省楹联学会副会长冯修齐、景常春以及秘书长赵仁春的相助，为我找到了唐友耕后人唐劳绮老师的电话，这为我的纵深研究又打开了一扇门。唐劳绮老师为此特意招集了十数次家族座谈会，力所能及地提供了他们所知的历史情况。后来，又是一个偶然机会，我结识了农民起义军蓝大顺家族的后人蓝炳元先生，进一步厘正了在历史上已成定律的史实错误……

我淘旧书的历史已有二十几个年头了，靠了像我这样的几百人，使得如今成都的旧书市场依然火爆。本书所涉及的大量旧籍，至少有五六十种来自我住家附近的“莲桂南路150号”旧书店，这是一种不浅的缘分。值得一提的还有“新浪爱问共享资料”网站，我在这个网站找到了几十种晚清、民国时代绝版书的PDF文件，解除了一睹为快的苦恼。

行走在历史当中，如同与我的另一半相遇。某天我突发奇想：用两部快门一致的相机，两眼相对、四目相向，像情侣那样吹动一池秋水。同时按下快门而出现的图景，总有精怪的影子倏然而至。这也让我想起西蒙娜·薇依的话：“在保存中无‘我’的痕迹。在毁坏中有‘我’的痕迹。‘我’通过毁坏在尘世留下自己的印迹。”

感谢云南《大家》杂志，尤其是项万和先生的迅捷与卓识。

我先后在成都电视台的“金沙讲坛”、成都市群艺馆举办的“成都故事”、“百姓故事会”以及绵阳市文联的“西蜀文化论坛”等讲坛上，举行过有关石达开、唐友耕、王闿运的四十几次公益讲座。本书里的不少章节，已经陆续刊发于纸媒，从不少读者那里我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反馈。也许，我杜撰的“踪迹史”一词会被人效仿，但我一直认为，这样的写作太过艰难。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有能力写出第二本这类著作。

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事，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蒋蓝

2013年4月6日于成都

收到蒋蓝的书稿，竟然一口气读完了。令我吃惊的是，一个作家，从历史上的一个二流人物人手，竟然收集了如此丰富的资料，发掘了这么丰富的历史。

作者挖掘了被埋没多年的历史。本书不仅是讲述了人所未详的故事，字里行间更有作者对历史的洞悉、理解和哀叹。作者力图把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心性史、意识史、历史记忆、历史建构打通，这是另类的历史，面向大众的历史，公共的历史，是历史走出象牙塔的令人钦佩的尝试。这是别具一格的历史写作，是出自文学家之手的散文体历史，但比历史家的著作更引人人胜，淋漓痛快。文字资料、口述史、传说、田野调查、地方史、掌故、史迹、文人骚客的记录，等等，交织在一起，完成了一段扣人心弦的历史叙事，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王笛（美国德克萨斯州A＆M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写作强调的是史实的梳理，使用的是现存的各种档案与文献，但是，这些传统撰述历史的资料却总是零碎纷乱，即古人感慨的“断烂朝报”，无法展现活生生的历史人物与场景。蒋蓝这本书写得好，在于结合文学想象与历史真实，孜孜不倦追索历史真相的过程，通过作者的灵思想象，让我们看到了睿智的历史反思，也让我们探索难以遽定的历史成为可能。——郑陪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教授）

一张陌生的面孔，一条隐形的线索，蒋蓝从这里出发，进入宏阔浩荡的历史现场，发现骇人听闻的历史内幕，人与鬼，情与仇，在历史的大潮中纠缠激荡……蒋蓝这位杰出的“历史侦探”，为我们带来一部非虚构的历史杰作。——祝勇（作家，历史学者）

鲁迅说：“野史和杂说，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本书融“文史哲”于一体，是我所见到的当今“野史和杂说”中的杰作。我很佩服蒋蓝先生独创一格、汪洋恣肆的叙史方式：时如抽丝剥笋，时如曲径通幽，时如显微透视……他将我们带入“时光隧道”，穿越进入早已浑沌的历史。——郑光璐（作家，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