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施原所著的《王以哲之死(东北军参与西安事变始末上下)》一书,依据丰富的史料,以另类视角解密“十二兵谏”和“二二兵变”的全过程,还原东北军内斗致分崩离析真相。在惊险刺激的情节描写中,刻画了毛泽东、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等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真实地再现了他们性格真实而丰富的一面。
全书刻画了毛泽东、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等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在西安事变中起重要作用的王以哲、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白凤翔、刘桂五等人物。他们有各自鲜明的性格色彩,他们选择的道路不同,在抗日的大背景下,在波谲云诡的政治、军事斗争中,演绎出跌宕的命运。
由施原所著的《王以哲之死(东北军参与西安事变始末上下)》一书以纪实的风格、细腻的笔法,依据翔实而新鲜的史料,详述了从九一八“不抵抗”到“双十二兵谏”,再到“二二兵变”东北军的命运起伏。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卷入两起事变全过程,成为“二二”血腥兵变的重要目标和牺牲者。
本书是一部从东北军视角,对西安事变以及整个抗战史脉络进行别具一格解读和梳理的作品。西安事变是中国从长期内战转向全民抗战的转折点。这一震惊世界的事件背后,是国共之间、国民党内部之间各大军政势力的试探、交锋与博弈,各方豪杰纷纷走上历史舞台,操纵着历史的走向。
本书不仅刻画了毛泽东、周恩来、张学良、蒋介石等决策层面人物的真实形象和鲜明性格,而且运用大量新鲜的历史资料,描摹了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东北军军官的生动面孔与跌宕起伏的命运,极大丰富了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作者对于史料的整理和运用,不无创新之处,并长于细节的描写与解读,让本书成为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富有新意的纪实作品。
1936年11月4日,此时正是陕北的初冬时节。洛川以北黄土高坡上,一队戴着灰军帽、穿着灰色军大衣的骑兵冒着凛冽的寒风急急地赶路。马群奔腾,干燥的黄泥道上扬起滚滚沙尘。风沙弥漫,使人难以辨别骑兵队中的每个人。但是,从服装的新旧和颜色来看,其中有一位骑兵战士较为醒目:与其他的彪形大汉不同,这位身着新军装的战士身材较矮小,浑身整洁干净,脑后的军帽下檐似乎还露出半圈短发。像是害怕掉下马似的,这小个子骑兵紧紧地勒着缰绳,全身机械而拘谨地压在马鞍上!
这小个子兵莫非是个女的?
的确,不出旁观者的猜测,她果然是个女的。她不是别人,正是上海滩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的女作家丁玲!仔细看,紧跟在她身后的,还有一个女的,显然是来全程陪伴她的女伴。其实这队骑兵此行就是来护送她的。
此刻,迎面吹来强烈的北风,像是要把她从马背上刮走似的!她更贴低了身子:千万不能从马上掉下来啊!这可是她第一次骑马,第一次行走在黄土高原沟谷间这条崎岖不平的公路上!
丁玲是9月中旬从上海出发的,先是由中共地下党员、作家聂绀弩陪同到达西安。当月先后到达西安的还有丁玲的朋友史沫特莱等人。张学良的副官刘鼎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副官刘向三、少校秘书孙达生分别接待和安置了她们。刘鼎、孙达生原本是丁玲在上海的熟人和同志。在西安,丁玲先扮成德国牙科医学博士赫伯特·温奇的女佣,住进西安市七贤庄1号。此前七贤庄1号只是一处平常的地址,但第二年,就变成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了。丁玲在此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出发前她还住过安居巷17号“六国饭店”。“六国饭店”其实就是第六十七军西安留守处,用来解决后勤供应和军官来往接待的。王以哲的副官王政在此经营和安家,那里的面上事务归其夫人于文英张罗。其时,北平和上海各有一家“六国饭店”。北平那家是洋人开的,是下野军阀及落败政客归隐的地方。他们表面上躲在那儿搓麻将,消磨时光,实则是窥测风向,盼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三年前,湖南军阀张敬尧暴毙,引起了世人对那家饭店的注意。上海的赌枭朱J顷林也开了一家“六国饭店”,不用说,那是大赌场。所以东北军的军官在西安开的“六国饭店”,往往会给人相同的感觉:那是军官体假、搓麻将、推牌九、消磨时光的去处。但此处玄机暗伏:陕北红军代表钱之光、刘向三在西安的地下交通机关也设在此。中央红军代表叶剑英、彭雪枫、朱理治也曾一度在此暂住,后来叶剑英被张学良接到金家巷张公馆去住。
第六十七军在西安还有一个驻西安办事处,由王以哲的亲信副官宋学礼负责。从中共上海中央局或天津的北方局给红军采购的东西到达西安,都由宋学礼以第六十七军后勤名义运至洛川,让红军来领取;很多中共的干部如刘向三、孙达生等就隐蔽在这家办事处内;从各地经西安到苏区去的人员,如不久前上海来的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等,以及中共干部董健吾、涂作潮等同志,也由副官宋学礼掩护着进进出出。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邓发等,也是经过这里转道新疆去了苏联。
史沫特莱是宋庆龄的英文秘书,她被张学良的副官刘鼎安排在西安城东临潼的华清池疗养,等待时机前往陕北苏区采访红军。一年前,中共中央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阚尊民在中共地下党同志的掩护下,以“周教授”身份进入路易·艾黎家避难。路易·艾黎是宋庆龄与史沫特莱的亲密朋友,史沫特莱因此与“周教授”相识。宋庆龄知道“周教授”的背景后就将他推荐给了张学良。1936年初春,“周教授”化名为刘鼎,来到西安当了张学良的副官。史沫特莱此行正是应刘鼎邀请而来的,只有知情者才知道刘鼎就是阚尊民。
11月1日,丁玲决定去苏区,由王以哲的副官刘向三和五个随从同车护送出西安城,向黄土高原进发。第一天,一部汽车把她们一路送到耀县过夜。第二天继续靠汽车赶路到达洛川。那时,洛川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的“剿匪前敌司令部”所在地。洛川不是她此行的目的地,她们还得继续赶路,路程还很长。于是,她们决定在洛川休息一天。不论是在耀县还是在洛川,丁玲都按规定待在屋内不出门。她们在等待下一站接送队伍,这支队伍就是由一位红军骑兵连长率领且穿着清一色灰布东北军军衣的小队骑兵。她们面临一段长达一百多里的公路,必须骑马通过。她们走完公路后,还要经过一段更长的崎岖绵延的山路,深深地穿进陕北的黄土高坡,最后才能到达陕北“红都”保安。
在洛川,丁玲把头发剪短了,戴了东北军军帽,穿了东北军军衣。晚上她还和同行的女伴一道,以土坑为马背,练习着骑马的技术要领,跳上跳下,咯咯地笑个不停。她们怕被人笑话:连马都不会骑,还要到陕北去!
第二天一早,迎接她们的红军骑兵和运送行李的民工就来了,他们总共十来个人。这支队伍先骑了两天马,然后改乘毛驴。他们翻山越岭走了八九天之后,也就是1936年11月10日这天,才到达陕北苏维埃政权的“红都”保安。保安就是保安,而不是后来人想象的延安。原本陕北苏维埃“红都”在瓦窑堡,前不久,因形势不利,红军主动把瓦窑堡转让给东北军而搬迁到保安。保安如今改名为志丹,以纪念陕北苏维埃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那时延安叫肤施。肤施当时是东北军的占领区。西安事变之后,为反击南京“中央军”的进攻,东北军和西北军放弃包含肤施在内的整个陕北而南下西安,中央红军于1936年12月21日乘机进驻肤施,并南下到渭河平原,增援张学良和杨虎城。从此延安大名取代肤施被叫响,延安成了陕北“红都”!
此时的“红都”保安是个山谷间的小镇,总共不过六百户居民。虽说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但并非所有的机关都设在镇上,更不是所有的领导都住那里。除驻守红军和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党校在保安镇外,其他多数领导和红军干部还是分散住在保安周边的各山坡窑洞内。
保安正面的山坡上有一排相连的窑洞,有半里多长,那是中共中央办公地点,是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这些领导人办公和开会用的窑洞,他们有时也在那窑洞内熬夜不回家。
丁玲刚一到达,就被热情的人们迎进了一间当地最大、最好的窑洞,那就是“红都”的“外交部”!(P004-006)
事件就发生在中华全民族实现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前夕。
1937年2月2日上午,古城西安寒风凛冽。阴霾深沉,大街上戒备森严,武装士兵穿行如梭。忽然,城中不显眼的粉巷胡同内响起一阵沉闷的枪声,卧病在床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中将身中九弹,倒在血泊中,时年四十二岁。
像是历史夜空上的一抹流星,瞬间化为烟尘,消失了。
这天,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兵变”,王以哲将军死了。五十天前借“双十二”西安事变而荣登中国现代史明星舞台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也在顷刻间因之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