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玲北梅，梅娘比张爱玲的经历更为传奇，从名作家、右派到平反昭雪，梅娘的命运沉浮，融涵了现代中国艰难的历程。梅娘编著的《梅娘(怀人与纪事)》是她对百年风雨人生的回望。静下心来倾听她的娓娓细语，审视她的作品所反映的时代，将深深体会到那个时间段所饱含的沧桑。

梅娘编著的《梅娘(怀人与纪事)》讲述了：梅娘成名于“满洲国”，后移居日本、北京，是北方沦陷区最负盛名的女作家。新中国成立前夕，丈夫命丧太平轮海难，她从台湾奔赴北平。经历了各种政治运动灾难，一直坚守写作。

从名作家、右派到平反昭雪，梅娘的命运沉浮，融涵了现代中国艰难的历程。《梅娘(怀人与纪事)》是她对百年风雨人生的回望。

代序1 孙姨和梅娘／史铁生

代序2 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谢幕／张泉

第一辑

 我没看见过娘的笑脸

 花一样的篝火

 电在我的故乡

 松花江的哺育

 长春忆旧

 寒夜的一缕微光

 ——《小姐集》刊行52年，祭宋星五先生兼作选集后记

 纪念田琳

 我与日本

 我的青少年时期（1920——1938）

 我的大学生活

 佛像画册与松本妈妈

 ——喜读《戴草笠的地藏菩萨》

 我与日本文学

 往事如烟

 ——妇女杂志的记者生涯

 几句话

 复小姐姐

 随想·小传

第二辑

 小女儿的一条守则

 妈妈的感谢

 与女儿相处

 往事依依

 一段往事

 ——回忆赵树理同志

 梅娘致许觉民书札

 我与赵树理

 记忆断片

 关于《三角帽子》

 苦涩岁月

 往事

 致周上分信

 企盼、渴望

 音在弦外

 ——在《我家》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关于《茶史漫话》

 写在《鱼》原版重印之时

 人间事哪能这么简单

 一代故人

 《博览群书》与我

 我忘记了，我是女人

 三个二十七的轮回

 远方的思念

 怅望云天

 一封未寄出的信

 致孙屏的信

 为什么写散文

 一枚纪念章

 真情不泯

 在温哥华的沃土

 我的答案

 梅娘赘语

 ——序《故乡有约》

 致岸阳子的一封信

 读金庸

 致学勇的信

 我是一只草萤

附录

 附录1 未曾忘记的／柳青

 附录2 读书笔记

 ——南玲北梅／藤井省三

 附录3 《梅娘小说散文集》序／张中行

 附录4 写在《鱼》重印的时候／阿茨

代跋 关于口述史以及“口述史”的阅读／张泉

说起我与日本，真是千丝万缕，恩怨相叠。从我不懂事的时候起，每过农历新年，我总会有件大红的细绒线衫穿。那红彤彤、软绵绵的衫子装在一个长方形的白色盒子内，捆着特制的红白两色的丝带，上面写着“娘样”，这是专门给我的礼物。我的学伴牵着我的衫襟，摸了又摸，摸了又摸，得出一致的结论：“这衫子不但暖和，还比棉衣好看。”娘那些贵胄夫人的女伴，对我的红衫子更是啧啧地赞不绝口。不过，我很早就暗暗地明白了，她们赞的不是衫子，赞的是显赫一时的父亲，说的是： “你家二爷真能干，连日本人都对他上心。”

稍稍大了之后，我知道开在长春车站广场上的金泰洋行，地基是父亲帮助买的，那楼也是父亲帮助筹划盖的。买时，长春只不过是南满铁路的一个二等车站。随着火车的启动，长春县兴旺起来，地价年年上涨，金泰洋行的生意也越做越红火，我家总是有各色洋货由金泰送上门来，所有货品都只收出厂价。父亲说：“这金泰的老板是个真正的买卖人，不忘旧。”如此，我便打扮得俨然日本的贵胄小姐，常常被老师、同学侧目相看。这种有异于一般的感觉，使我很是尴尬，甚至一看见那矮矮的老板亲自带着店员送货进家的时候，便在心里暗骂：“就你们日本人会做买卖，把我们的钱都挣去了!”

是这个精于商贾的日本老板，在我们那还处于农耕意识的环境内，给我上了商业的第一课。

那位与父亲在神案前三跪九拜结为生死之交的木村叔叔，是我少年时最佩服的人物之一，他是满铁东方研究所的成员，讲一口地道的长春方言。他在去长白山腹地考察的时候(扮作收购珍贵兽皮的中国商人)，被当时吉林省境内威名赫赫的女土匪驼龙所掳。是父亲想方设法救了他出来，他就暂住在我家里养伤。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地质学家，十分相信长白山的草药，他全身都是驼龙用鸦片烟枪烫伤的溃疡。他只许孩子们称他穆叔。他讲起长白山的黑熊，长白山的野猪，讲得十分惊险有趣。他给我辅导地理课，不要说东北、华北、中国甚至是太平洋、大洋洲，不用看地图，三笔两笔便能简捷地画出那儿的地形地貌来。我常常摇撼着他的胳臂，问他是不是真的是日本人，他说，他投错了胎，没投到孙氏门中来。

就是这位穆叔，在日本全面占领东北之后，不畏杀身之祸，暗地里协助父亲和七叔张鸿鹄从日本买了军火，支援进山抗日的马占山。

我去日本上学以后，曾小住穆叔那广岛祖遗的农家小屋。穆叔不知被军方政府派到什么地方为他的祖国效劳去了，独子尚志哥哥也已应征人伍，静子婶婶背负着双重离愁也仍然体贴地接待了我。每当黄昏，婶婶把穆叔最喜爱的八重樱(这种樱花开的时间最长)插在穆叔照片前的花瓶里时，婶婶那沉重的忧思捶打着我的心，我甚至恐惧地联想到穆叔又是被无从抗拒的野蛮力量掳了去，折磨得遍体鳞伤。婶婶那妻与母的无垠情绪，向我昭示着战争的残酷，它不仅祸害了我的故土，也无情地吞噬了日本善良的百姓。

1942年，太平洋战争遽起之后，我们回到了作为华北政权首府的北京，是应丈夫的好友龟谷利一的邀请，到北京帮他办杂志社的。日本军方把这个曾由军管宣扬圣战的杂志社交给龟谷，希望能办成一个缓和中国读者情绪的民间社团。这个文学气息浓郁的日本青年龟谷，向往把作为社团法人的杂志社办成扫却战争阴霾、宣扬人之常情、化解中日仇结的真正的杂志社。在我先生柳龙光的主持下，杂志社出刊的杂志报刊以求知、消闲、探求生活情趣的软目标为主旨，在那中国老百姓以仇恨的眼神无声地凝视驰马横刀的日本巡逻兵的氛围内，杂志社赢得了读者，不仅经济能够自给，且有盈余。龟谷沾沾自喜，以为他真正为日中友好贡献了力量。

就在此时，我以激动的心情翻译了日本名作家石川达三的长篇巨著《母系家族》。讲述了身受地主蹂躏的母亲、身受资产大亨始乱终……

P25-26

柳青的母亲，我叫她孙姨，曾经和现在都这样叫。这期间，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最早听说她，是在1972年年底。那时我住在医院，已是寸步难行；每天唯两个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学们来看我。同学们都还在陕北插队，快过年了，纷纷回到北京，每天都有人来看我。有一天，他们跟我说起了孙姨。

“谁是孙姨?”

“瑞虎家的亲戚，一个老太太。”

“一个特棒的老太太，1957年的右派。”

“右派?”

“现在她连工作都没有。”

好在那时我们对右派已经有了理解。时代正走到接近巨变的时刻了。

“她的女儿在外地，儿子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点活儿干，养这个家，还得给儿子治病。”

“可是邻居们都说，从来没见过她愁眉苦脸唉声叹气。”

“瑞虎说，她要是愁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见见她。”

“保证你没见过那么乐观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难多了。”

我听得出来，他们是说“那老太太比你可坚强多了”。我知道，同学们在想尽办法鼓励我，刺激我，希望我无论如何还是要活下去。但这一回他们没有夸张，孙姨的艰难已经到了无法夸张的地步。

那时我们都还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说，我们都还不知道梅娘是谁；我们这般年纪的人，那时对梅娘的作品一无所知。历史常就是这样被割断着，湮灭着。梅娘好像从不存在。一个人，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竟似消散得无影无踪。一个人丰饶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无声无息。

两年后我见到孙姨的时候，历史尚未苏醒。

某个星期天，我摇着轮椅去瑞虎家——东四六条流水巷，一条狭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间一座残损陈旧的三合院。我的轮椅进不去，我把瑞虎叫出来。春天，不冷了，近午时分阳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她家门前的太阳地里聊天。那时的北京处处都很安静，巷子里几乎没人，唯鸽哨声时远时近，或者还有一两声单调且不知疲倦的叫卖。这时，沿街墙，在墙阴与阳光的交界处，走来一个老太太，尚未走近她已经朝我们笑了。瑞虎说这就是孙姨。瑞虎再要介绍我时，孙姨说：“甭了，甭介绍了，我早都猜出来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轻捷，说她是老太太实在是因为没有更恰当的称呼吧；转眼间她已经站在我身……

看到“自述”二字，我们马上会想到，这是历史亲历者在讲述历史故事。

自述是描述历史的一种方式，可以归入自传类，但严格说来，两者还是略有区别。

同样是记述过往，自传一般要求所讲述的经历具有连续性和完整性，自述则比较自由，可以描绘全局，也可以只写局部。但所写所记真实可信，是对自述或自传的共同期待。

对于自传“真实可信”的这个期待，能够实现吗?

其实，从“历史”这个词汇的出现，到历史学成为经久不衰的人文显学，人们一直在孜孜追问和探寻：什么是历史?谁有权书写历史?被表述出来的历史能够还原“历史现场”吗?

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一直众说纷纭，与人类文明史如影随形；在历史学科领域之内，学派林立，论争从未停歇过。只是时至今日，仍找不到一个可以应付各类考试的标准答案。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历史”定义中，有一个来自史学圈以外。

在纳粹德国战败之后，二战时期德军最年轻的一位上校派普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

派普认为，被描写出来的“历史”并不是“事实真相”。也就是说，是虚构的假象，不是历史。每每看到这句话，我就会想到克罗齐的那个名句：“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傅任敢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第3页。)

历史叙述是一种权利，胜利者无疑会当仁不让。这一点没有疑义。引发诘问的是后者：难道只有亲历者才能够洞悉事实真相吗?或者换一种说法：亲历者记忆中的“事实”，就一定是“真相”吗?另一个伴生的推定也许会让一些史学家感到不悦：专业历史人员或者成为御用文人，或者无所作为，没有第三种选择。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同时也是一位史学理论权威。他认为，过去的事件不是历史，只有在经由认识主体的认定而与当下生活发生关联之后， “确凿的东西变为真实的东西”，才成为“真历史”。

看来， “真历史”是创造，不是返回。 “确凿”的事实要想成为历史“真相”，关键不在事实“确凿”与否，而在是否能够赋予其现实意义。在这个链接和转化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认识主体的精神活动。难怪克罗齐甚至极而言之地说： “精神本身就是历史。”执着于“史”、 “论”关系之辩的中国传统史家或许会反问：那又置原始文献、历史遗迹、出土文物……于何种位置呢?

其实，克罗齐的凸显主观的历史观，是在思辨的层面上突出入的作用，强调在历史再现的系统工程中，具有专业训练的史学家是历史认识主体的主体。

当然，除了史学家外，历史也还有别的认识主体。比如，亲历者。

与史学家相比，亲历者不见得就一定是一名合格的历史认识主体。不说史学知识，仅说亲历者自身的条件。

从心态来看，作为有利益关联的当事人，很难在自述中始终保持中庸和中立。从眼界来看，作为曾经纠缠于具体历史事件的一份子，很难获得局外的宏观视野。正如宋代苏轼《题西林壁》所云：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此外，还有每个人都无法逾越的一般认识规律，以及个体差异化的心理状态和生命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