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人治国(普京传)》由安格斯·罗克斯伯勒著，胡利平、林华译。前普京政府新闻秘书、BBC记者，遍访100多位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高官，从克格勃到克林姆林宫，全面记录俄罗斯强人领导者的执政之路，解密权力精英集团如何掌控俄罗斯政权！

《强人治国(普京传)》由安格斯·罗克斯伯勒著，胡利平、林华译。本书是一部对普京个人经历及其执政生涯的全面记录。作者安格斯·罗克斯伯勒是英国著名的新闻记者，曾在BBC任职，冷战时期在担任《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期间，曾被苏联作为间谍驱逐出境。2006年，阴差阳错地成为普京政府的新闻顾问，并得以用三年时间近距离地观察普京及其统治下的俄罗斯。

《强人治国(普京传)》通过第一手的采访资料，全面记录和解读了这位曾服务于克格勃的俄罗斯领导者，如何一步步走上权力巅峰；如何从任职初期的向西方“求爱”到以越来越强硬的姿态让西方人心生畏惧；如何通过经济改革恢复国力，让俄罗斯人重新找回大国自信；如何用铁腕打压国内寡头、整肃新闻媒体，构建起行之有效的国家统治机器

前言

第一章 一位秘密警察的舞会

第二章 向西方“求爱”

第三章 经济改革之战

第四章 阴暗面

第五章 老欧洲，新欧洲

第六章 第二任期

第七章 四面树敌

第八章 新的冷战

第九章 媒体、导弹、梅德韦杰夫

第十章 走向战争

第十一章 重新设定与西方的关系

第十二章 强人和他的朋友

第十三章 双人驾驶学

结束语

注释

第十三章 双人驾驶学

双人自行车

自从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普京转任总理之后，国内外的人们一直都在寻找这“双人驾驶”之间出现分歧的迹象。也许这只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希望，因为他俩之间的不同之处与其说是实质上的，不如说是风格上的。这种寻找捕风捉影，毫无头绪，成了现代版的克里姆林宫学。人们仔细研究照片，逐字分析句子，以冀分辨出克里姆林宫幽暗角落（或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内心深处）的动向。这或许可以称为“双人驾驶学”。

常有人说他们之间分歧不大，因为自从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以来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当然，没有变化并不意味着不想变化。在我看来，在外交政策方面，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们二人之间的分歧几乎察觉不到，但事实表明，他们在经济和人权问题上的确意见相左—尽管这些领域中的进步微乎其微。到了梅德韦杰夫总统任期的后半部分，他们的分歧更加明显。两人之间出现了某种竞争，好像都要做2012年总统大选“正统”的候选人。可以肯定的是，支持他们的是不同的群体。如果两人意见相同，这种情况本是不会发生的。他们其实可以各自组建政党，为俄罗斯的未来指出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情形之所以没有发生，是因为普京紧紧地把着车把，很少转过头来听梅德韦杰夫力争也许应该走另一条路，或换一辆更好的车。有证据表明，梅德韦杰夫在后座上越来越沮丧不满，决心竞选连任总统。然而他们两人早就说好不做竞选对手。梅德韦杰夫知道，如果普京决意返回克里姆林宫，他一定会说到做到。况且这次竞选获胜好处更大，因为2008年底，梅德韦杰夫把总统任期从4年延长到了6年。

开始时，梅德韦杰夫最有象征意义的反抗举动是在2009年1月接见反对派报纸《新报》的编辑。那是在《新报》的一位记者被职业杀手开枪打死的10天后。要想明白此举的意义，就得像我一样亲耳听听普京团队的人对《新报》的谩骂。在他们看来，这家报纸实在太出格了。它曾刊登过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对普京政权的猛烈抨击。我听见总理手下的人用污言秽语咒骂它，还说普京也有同感。《新报》的老板是前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伦敦《标准晚报》及《独立报》的老板亚历山大·列别捷夫。它规模不大，却是反对腐败和专制统治的急先锋。它的一位年轻记者安娜斯塔西娅·巴布洛娃和人权律师斯坦尼斯拉夫·马科洛夫在莫斯科街头被枪杀。马科洛夫为俄罗斯在车臣残暴行为的受害者以及反法西斯积极分子做过辩护律师，和《新报》联系非常密切。人们认为他是枪手的主要目标，而巴布洛娃被杀是因为她目击了这起谋杀。

枪杀发生后，梅德韦杰夫总统打电话给《新报》总编辑德米特里·穆拉托夫。这与普京对波利特科夫斯卡娅之死的满不在乎形成鲜明对比。穆拉托夫回忆说：“他请戈尔巴乔夫和我去克里姆林宫讨论这件事，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他向我们表示了对死者的哀悼，没看笔记就说出了安娜斯塔西娅父母的名字。”穆拉托夫说他觉得梅德韦杰夫非常真诚，并提醒我别忘了：“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娅被害的时候，普京却说她的死对国家的伤害比对她本人更大。”穆拉托夫还指出，杀害波利特科夫斯卡娅的凶手还在逍遥法外，而杀死巴布洛娃和马科洛夫的凶手—一个新纳粹集团的成员—已被缉捕归案，被判了无期徒刑。1

和梅德韦杰夫谈话时穆拉托夫说，自2000年以来已有4名《新报》记者被杀。他承认，为此曾想过把报纸关门停刊算了。梅德韦杰夫的回答是：“谢天谢地报纸没有停刊。”他甚至同意把他就任总统后第一次接受采访的机会留给《新报》，并对穆托拉夫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从来不对任何人卑躬屈膝。”对总统的第一次采访发生在三个月后，采访中梅德韦杰夫公开与普京的“社会契约”理念拉开距离。根据普京的这一理念，国家为公民提供稳定和一定程度的繁荣，公民则在政治上顺从国家。梅德韦杰夫说不能把民主和福祉对立起来。他要让俄罗斯既有自由，也有繁荣。

4月14日，采访刊出的同一天，梅德韦杰夫召开总统人权委员会特别会议。会议开了好几个小时，梅德韦杰夫破天荒地命令工作人员从会议开始起把会上讨论的情况分批发表在他的网站上，公众因此得以知晓他和人权积极分子在会上说的每一句话。

他批评干涉民众示威或迫害非政府组织的官员，承认“我们的政府机器深陷腐败的泥淖之中”。会议讨论了对俄罗斯历史的官方说法。一位发言人是曾任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开放俄罗斯基金会”副主席的伊琳娜·亚西娜。她毫不留情地说：“整个20世纪期间，人的生命价值被否定，人权被践踏，这还是说轻了。作为经历了那个世纪的人们的后代，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梅德韦杰夫答道：“我同意亚西娜女士的话，整个20世纪是否认人的生命价值的世纪。”

6个月后，在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日那天发表的视频博客中，梅德韦杰夫总统把矛头指向新教科书的作者，因为新教科书企图为历史开脱。他说：“让我们想一想：恐怖和不实的指控造成了几百万人的死亡—几百万人哪。他们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甚至连像样的葬礼都没有。多少年来，他们的名字就这么从历史上抹去了。然而，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人说无数受害者受苦受难是为了什么更高的国家目标。我认为，国家的任何进步、成功或雄心都不能建立在人的痛苦和生命的损失之上。没有什么能比人的生命价值更重要，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镇压辩解。”

相比之下，普京任总统时重新起用了苏联时期的旧国歌，呼吁在学校恢复苏联时期的基本军训。

梅德韦杰夫不只是“口头自由派”，他也采取了一些不大但实实在在的步骤，使民主派振奋鼓舞。比如，2009年1月，他不声不响地阻止了一项得到普京支持的法案的通过。那项法案原本要扩大叛国罪的定义，使其涵盖几乎一切对政府的批评和同外国人的接触。梅德韦杰夫说，促使他反对那项法案的是来自媒体和社会的强烈反对。

他还采取了措施保护公民示威的权利。从7月开始，反对派的积极分子开始在任何有第31天的月份的最后一天举行未经批准的集会，以此象征宪法关于保障公民集会权利的第31条。每一次集会都是刚开始几分钟就被防暴警察冲散，参加集会的抗议者被逮捕。国家杜马还通过了一项法案，进一步加紧对街头抗议的限制，但梅德韦杰夫11月否决了这项法案。反观普京对抗议者的看法则是，“示威者要是待在他们不该在的地方，警察用警棍敲他们的脑袋”是正常的。

2010年6月，国家杜马提出法案，为“打击极端主义”扩大了安全部门的职能。法案允许联邦安全局向它认为“即将”犯罪的人发出警告，他们如果置之不理即可对他们进行威胁、罚款，甚至处以长达15天的拘留。梅德韦杰夫总统听到人权委员会抱怨说这项法案“复辟了极权国家最恶劣的做法”后，把它的规定大大减弱，还强调说：“我要你们知道，这是我亲自下的命令。”

在此期间，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从未公开唱过反调，但他们各自代理人之间的思想战却打得不亦乐乎。一家自由派智库“现代发展研究所”在梅德韦杰夫当选总统后不久成立，由总统任董事会主席。该研究所所长伊戈尔·尤尔根斯说总统对他的观点“有些赞成，也有些不同意”，但几年下来，梅德韦杰夫确实是越来越向“现代发展研究所”的观点靠拢。2010年2月，研究所发表了一份长篇报告—《21世纪的俄罗斯：理想的明天》，里面建议取消普京的多项政治改革。它设想建立西方式的两党制，媒体不受国家干涉，法院独立，直接选举地区领导人，削减安全部门的权力。普京的宣传家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立即对此报告予以谴责，宣称：“不可能三天内建成民主，不可能一下子把一个孩子变成大人。”

到11月，梅德韦杰夫对普京津津乐道的“稳定”亲自发起了攻击，遣词用字酷似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把他自己上台前政府管理的时期称为“停滞”的年代。梅德韦杰夫在一段视频博客里似是谴责了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事实上的一党专政：“众所周知，一段时期以来，我们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停滞的迹象，稳定有可能会变为停滞。这种停滞对执政党和反对派同样有害。如果反对派完全没有机会赢得公平的选战，它就会堕落，变得可有可无。如果执政党从未输过一次选举，它就会不思进取。最终它也会堕落，像任何静止不动的生物一样。为了这些原因，必须加强政治竞争。”

尽管梅德韦杰夫似乎是鼓励媒体敢于冒险，但克里姆林宫仍然牢牢控制着中央电视台的各个频道。11月底，观众喜爱的主持人弗拉基米尔·波兹纳在他的每周节目结束时提到谢尔盖·马格尼茨基死在监狱里的事，结果他这段话被剪掉了。另一位受人尊敬的电视记者列奥尼德·帕尔菲奥诺夫在一次授奖仪式上尖锐抨击对电视新闻的管制—负责管制的人大多数当时就坐在主席台上。他说新闻简报越来越像苏联时期的宣传，不允许对总理或总统表示任何批评、怀疑或嘲讽。“记者……不再是记者，而是唯唯诺诺的官僚。”他这样说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9月，梅德韦杰夫本人还利用他对国家电视台的控制，败坏莫斯科的腐败市长尤里·卢日科夫的名声，然后又撤了他的职。从这件事上可看不出一点梅德韦杰夫有民主倾向的影子。因为普京废除了市长选举，所以无法通过投票赶走卢日科夫，只能用总统令这一招。没有充足的理由又不能这么干，特别是对像卢日科夫这么威权赫赫的市长。他的腐败也同样猖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所有人都知道莫斯科绝大多数利润最丰厚的建筑合同都给了他妻子的公司，他妻子也因此而成为俄罗斯女首富。可卢日科夫在克里姆林宫根基深厚，他从叶利钦时代起即任莫斯科市长，现在仍然颇受群众拥护。他把莫斯科建成了一个展示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重新崛起的流光溢彩的橱窗，并且他有普京的支持。但是梅德韦杰夫想开掉他，让梅德韦杰夫忍无可忍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卢日科夫公开批评总统停建一条高速公路的决定。那条高速公路要经过莫斯科北面的原始森林，因而引起了不少争议。在圣彼得堡和报纸编辑的一次会见中，梅德韦杰夫用了一个很不文雅的俄罗斯俗语说卢日科夫满口胡言，这倒像普京的说话风格。

梅德韦杰夫上紧了旧式宣传机器的发条，命令帕尔菲奥诺夫所谓的记者“官僚”听从主人的吩咐。三大电视台都播出了给卢日科夫抹黑的纪录片，批评卢日科夫“重建”莫斯科建筑遗产的政策，说18世纪的建筑物只是保留了表面，里面全被拆毁；把莫斯科的交通拥挤归咎于他；揭露他妻子神话般的财富；讽刺他在2010年酷暑难当的夏天，当莫斯科笼罩在泥炭起火造成的有毒烟霾之下时，不是帮助莫斯科人渡过难关，却去国外度假或照看他的蜂巢。

9月17日，卢日科夫被召到克里姆林宫。梅德韦杰夫的办公厅主任要他“悄悄地走人”，但他没有悄悄走人。他先去奥地利休了一个星期的假，然后在9月27日给梅德韦杰夫写了一封信，指责他发动了一场“空前的污蔑运动”，想要赶走一位“太独立、太难管”的市长。卢日科夫要求恢复市长选举，还说梅德韦杰夫要把他赶下台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他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市长的位子上，使他自己在将来的总统选举中胜算更大。“你有两个选择，”卢日科夫写道，“如果你有足够理由的话就开除我，要不就公开疏远那些帮了你这个忙（策划抹黑宣传战）的人。”第二天早上，梅德韦杰夫解除了他的职务，说他“失去了总统的信任”。

任命新市长花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这说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在人选问题上难以达成协议—最后选中了普京的得力助手谢尔盖·索比亚宁。他是普京的办公厅主任，是普京一手提拔起来的。（顺便要说的是，他在首都才住了5年，对这个他即将掌管的城市一无所知。至于莫斯科臭名昭著的交通拥堵，他只是在乘坐政府配发的轿车沿高官专用道飞驰而过的时候透过黑色的车窗玻璃扫过一眼。）如果卢日科夫怀疑得不错，梅德韦杰夫确实想安插他自己亲信的话，那么这场重要的战役他败给了普京。以后他还有更多次失败。

梅德韦杰夫就任总统以来力图建立自由开明的形象。但石油大亨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仍然身陷囹圄，这使得梅德韦杰夫的努力效果大打折扣。霍多尔科夫斯基到2011年底服刑期满，但他的敌人（霍多尔科夫斯基特别点名副总理伊戈尔·谢钦）坚决要多关他几年，无论如何也不想让他在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之前获释，于是2009年2月对他进行了第二次审判，对他提出的新指控完全不合情理。第一次审判已经判他犯了诈骗罪和逃税罪。这次检方想证明他和另一个被告人普拉东·列别捷夫侵吞了尤科斯从1998年到2003年生产的全部石油—可是过去检方说尤科斯出售了那些石油，却没有上缴应缴的税款。如果已经确认石油是霍多尔科夫斯基“出售”了，那么怎么可能又被他“偷窃”了呢？

工业部长维克托·赫里斯捷恩科和前经济部长格尔曼·格列夫都出庭作证，对检方的指控提出怀疑。这似乎给辩方打了一剂强心针。格列夫说：“如果发现有侵吞的事情，应该会向我报告。”赫里斯捷恩科则表示，他不知道几百万桶石油消失的事。

不幸，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辩护律师们没有高兴多久。法官本应于12月15日作出判决，但那天一早来到法院的记者们却看到门上贴了一张通知，说宣判推迟到27日，却没有任何解释。也许有一个解释：第二天，也就是16日，总理要出席一年一度的电视连线节目，一定会有人问他有关这场审判的问题。那就尴尬了，普京要想影响判决肯定也太晚了。现在判决推迟，他就可以利用回答民众打电话问问题的机会公然干涉司法进程。当有人问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普京说，“小偷就得进监狱”。这听上去像是向当时正在斟酌各种选择的丹尼尔金法官发出的直接命令。就连梅德韦杰夫总统都不认同这么公开的干涉。他在电视采访中说：“任何官员都没有权力在法院宣判前发表对案子的立场。”这是梅德韦杰夫第一次超越了仅仅发表与普京稍有不同意见的界限，实际上是公开的申斥。

可是这对审判的结果没有丝毫影响。丹尼尔金法官按照强人的意志宣判霍多尔科夫斯基有罪，并判处他14年徒刑，与对他的第一次判决合并执行，时间追溯到他被捕的2003年。他要等到2017年才能重获自由。

2009年和2010年间，梅德韦杰夫总统对民主和人权讲了很多，偶尔也采取点实际行动，可他总理的反应却越来越怪异。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普京开始在百忙之中抽出越来越多的时间宣传作秀，通过异乎寻常的方式显示他的阳刚活力，以表明尽管他比梅德韦杰夫大13岁，但他更加强健。

2009年8月，普京赤裸着胸膛在西伯利亚冰冷的河水里以蝶泳的姿势畅游。克里姆林宫的相机快门咔嚓咔嚓响成一片，记录下他钓鱼和骑马的镜头。2010年间，他几乎每个月都有这么一次照相的机会：他给一头北极熊套上追踪的项圈，他骑着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参加摩托车拉力赛，他驾驶飞机向熊熊燃烧的野火洒水救火，他在海上的狂风巨浪中用十字弓向一头鲸发射飞镖，他驾驶着一级方程式赛车以每小时240公里的速度飞驰。10月，媒体纷纷猜测他可能为显得年轻采取了非常手段。在基辅的一次露面中，他的脸看上去浮肿淤青，化妆痕迹明显。“没有淤青，”他的发言人说，“他只是飞行和开会太多，非常疲倦而已。另外，光线的角度也可能不对。”但是媒体猜想他可能和他的朋友、永远年轻的前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一样，做了面部拉皮手术，或注射了肉毒杆菌。

梅德韦杰夫没有试图和普京比试硬汉的身手—虽然他走路时也开始摆出雄赳赳的姿态，说话时像是在咬牙切齿，这都是跟普京学的。不过总体上他的道具不是赛车和野兽，而是平板电脑和推特。

形象对他们二人都至关重要，他们是在向不同的群体争取人心。到2010年底，离议会选举和总统大选还剩一年的时候，情况已经十分明朗了：两人都想做下任俄罗斯总统，而决定谁上的人是普京。说到底，他们共驾的双人自行车是前轮大后轮小的那一种。P246-253

和普京握手时，你几乎注意不到他的手是否有力，你全部的注意力都被他的眼神吸引住了。他微垂着头，眼睛上挑地凝视着你，仿佛想在几秒钟内记住每一个细节，抑或是把你的容貌同他此前记忆中的一张照片作比较……他的眼神里透着阴郁，直穿你的内心，令你感到浑身不自在。

俄罗斯的这位“国家领导人”不同于其他任何一国的总统或总理。1999年普京刚出人意料地被推上最高职位时，这位前克格勃特工矜持寡言，不善交际。如今他却变得肆无忌惮，成了一个强人和自恋者，频频上镜曝光，炫耀自己强健的体魄。起初曝光的，只不过是寥寥几张挑选出的照片—赢得柔道冠军的普京，坐在一架战斗机驾驶舱内的普京。此后，尤其是2008年由总统改任总理后，普京开始携摄影组一同外出，参与大力将自己打造成如电影明星般角色的各种活动。在摄影师的镜头下，普京把卫星跟踪仪安放在北极熊、老虎、白鲸和雪豹身上，让摄影师拍摄他在一条冰冷的西伯利亚河流里游蝶泳，在山区光着膀子骑马，亲自参与扑灭山火行动，驾驶摩托雪橇、摩托车或一级方程式赛车，滑雪，潜水，打冰球，甚至用英语哼唱《蓝莓岭》一曲，在大庭广众之下弹钢琴。尽管他既不擅长唱歌，又不擅长弹琴，但毫无羞涩之意。2011年8月，普京参加一次体检时，带了一位摄影师同往，拍下了他上身赤裸的照片。

除了普京，还有哪一位世界领导人如此行事？奉行强悍政策另当别论，就爱好虚荣而言，无人能与普京相比。

与人会晤时，普京谈及敏感问题时注意力集中，好与人争辩，有时会勃然大怒。他通晓世界事务，但对西方人的生活又显露出惊人的无知。他待人彬彬有礼，但有时也粗鲁蛮横。普京先后作为总统和总理以铁腕掌控着俄罗斯。近年来，他喜欢当众训斥手下的部长，造成了一种下属不敢表达反对意见，甚至因为担心不合他意，不敢直抒己见的气氛。普京创建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体制—“垂直权力体制”。在此体制下，人人心怀恐惧，畏首畏尾。

俄罗斯成了一个无视本国人民权利的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席称，他遵循的首要方针是，凡是普京说的都是正确的。议会主席称，议会“绝非讨论的场所”。在这个国家里，谁出任总统这个头号问题，实际上是由两个人私下商定的，公众毫不知情。2011年9月就上演了这一幕。当时普京的门生、继他担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同意干一任后下台，让普京2012年再次出任总统，而且一干有可能就是12年。这两个人还坦承，自从2008年普京卸任总统后始终是这种安排。此前人们早有怀疑，但没有实据。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任任期不过是为普京留住位子，目的是让普京在权位上想干多久就干多久，同时表面上遵守（实则践踏）宪法禁止一位总统任期超过两任以上的规定。

普京刚上台时并不是这样。2000年，众多西方领导人最初对他的新颖做法以及表达的寻求合作和共识的意愿表示欢迎。本书试图描述并解释为什么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为什么普京变得越来越专制？他如何挑战西方，西方又如何挑战普京？为何各方都看不到另一方的关切，从而导致双方猜疑日深，丧失了机遇？美国人和西方眼里看到的是：俄罗斯对政治反对派的打压、车臣的血腥战争及对记者的谋杀、腐败和与日俱增的好战，直至出兵格鲁吉亚并与乌克兰爆发了天然气之争。而俄罗斯眼里看到的是：美国人在世界上的霸道行径，包括它的导弹防御计划、入侵伊拉克、北约的扩大、俄罗斯做出的积极姿态受到冷落、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革命蔓延到俄罗斯的危险。双方都缺乏远见：普京看不到他在国内采取的强硬措施与国外作出的敌对反应之间的关系；小布什不懂得俄罗斯历史上害怕受到包围的心理，或是对他专横地推行外交政策之行径的愤怒。

撰写本书时，普京依然是俄罗斯最得人心的政治家，也许是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俄罗斯人生活上的稳定和自尊。借助于石油价格的上涨这一有利于俄罗斯的局面，在普京任期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然而他提出的众多目标均未能实现。普京上台时许诺要根除恐怖主义，然而恐怖袭击次数不减反增；腐败盛行，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普京执政期间，俄罗斯的人口锐减了220万；外国投资在俄罗斯经济产出中所占的百分比远低于诸如巴西和中国这些增长迅速的新兴市场；尽管过去10年里俄罗斯靠能源收入财源滚滚，却未能建立一个有活力的现代经济体。本书讲述了俄罗斯内部的改革之争，探讨作为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到底是（看上去常常给人这种印象）一个不得志的自由主义者，还是形同虚设。

政客惯于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尤其是这样做符合自身利益时。近年来对所有国际政治问题中或许是最棘手的问题—小国的自决权—的讨论尤其如此。科索沃、车臣、南奥塞梯、阿布哈兹、德涅斯特河左岸……在解释一国的独立是否构成其他国家的先例一事上，人们费尽笔墨和唇舌，往往是各执一词。通常是“母国”坚持认为，其他一切例子均不可复制（俄罗斯与车臣、格鲁吉亚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而小国则要求像对待已获得独立的国家那样对待它们。在俄罗斯，这个问题事关重大，因为俄罗斯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多民族国家，数十个民族杂居在一起，不同民族的自主权或大或小。克里姆林宫担心俄罗斯任何一个共和国若是通过独立树立一个先例，会导致俄罗斯解体。这一问题贯穿过去10年的历史，从车臣战争和俄罗斯境内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到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爆发的一场短暂战争。在这样的冲突中，通常没有哪一方是“对”的，不承认这一点是看问题简单化的表现。如果认为西方承认科索沃或北约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未来成员资格作出的决定对俄罗斯与四周邻国的关系没有影响，同样是想得太简单。一方对另一方的看法或误解常常比现实的作用更大，而且往往更有害。

这是我撰写的讲述俄罗斯的第三本书。我知道，任何一个外国人若是自称了解这个令人琢磨不透的国家实属狂妄。研究政治学的俄罗斯学者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写道：“我们俄罗斯人读到外国人笔下对我国不友好的描述时，心理上会产生对外国人的反感和排斥。”在当今的俄罗斯政治中，有很多地方令人感到不快，而且应该写出来。俄罗斯有时是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凭空想象外国对它的图谋，害怕而不是欢迎民主的扩展。但西方同样也未能理解俄罗斯国内正在发生的变化，作为一个希望成为世界一部分，而不是受世界排斥的国家，俄罗斯同样没有受到西方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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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由布鲁克–拉平制片公司（Brook Lapping）制作、英国广播公司播出的4集电视纪录片《普京、俄罗斯和西方》中担任首席顾问。我的这本书部分来自我在此期间的工作经历。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我们不仅在俄罗斯，而且在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采访了众多高层人士，时间长达几百小时。这些原始的采访资料使我对很多从前报道过的事件有了新的认识，也是本书的核心内容。

过去3年里，我任普京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的顾问，本书的有些内容来自这段个人经历，尤其是第九章。2006年，克里姆林宫决定聘用纽约的一家公关公司凯旋公关（Ketchum）和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合伙公司GPlus时，我没有料到我会偏离自己的记者职业。凯旋公关和GPlus内部均没有熟悉俄罗斯的人，突然间它们需要这么一个人，于是给了我这份工作。当时我报道欧盟事务已经8年，想到能再次深入俄罗斯社会，我觉得这份工作不无吸引力。我学过并教过俄语，在莫斯科做过笔译，在英国广播公司监听部工作过，做过《星期日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日后又转到英国广播公司。

我过去的经历中，曾有过一个激动人心的瞬间，令我更难拒绝这份送上门来的工作。1989年，普京仍是一名派驻德累斯顿的克格勃特工时，他的上司为了报复撒切尔夫人，下令驱除在英国的苏联间谍，也将我驱除出苏联。我当时任《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是被驱除出境的8名外交官和3名记者中的一个。这是冷战时期最后一次最大的间谍丑闻。我不禁想，作为普京的顾问重返莫斯科该是何等的讽刺！我接受了这份工作，成了克里姆林宫的一位媒体顾问，工作地点在布鲁塞尔，但定期往返于布鲁塞尔和莫斯科之间。全球范围内这批人的人数在20~30左右，我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唯一一个全职顾问。我与佩斯科夫和他手下的人员混得很熟，虽然他们始终对我存有戒心，但在那些岁月里，我恐怕是最接近俄罗斯权力中心的外国人了。我讲述的2006~2009年间的事情，基本上源自我个人的所见所闻。

作为克里姆林宫的媒体顾问，我们的首要工作是劝说他们对报界开放。一个简单的前提是：你说得越多，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越多。俄罗斯的政界人士对这一观点极为抵触。我离开公关一行、重操记者旧业后很久，他们一如往日。我参与制作英国广播公司的这套节目时，发现了这一点。劝说俄罗斯的高层政客接受采访难上加难，几位关键人物干脆拒绝接受采访。其他人同意接受采访，但此前他们的部属百般阻挠。他们似乎不愿意甚至是害怕把我们的请求转达给自己的上司，梅德韦杰夫总统的发言人纳塔利娅·季马科娃干脆把我们拒之门外。有意思的是，在苏联解体前夕，我参与制作英国广播公司的《第二次俄国革命》节目时，见到克里姆林宫的头号领导人反倒比现在还容易些。临近2012年总统选举的一年里，随着政治前景越来越不明朗，我们的工作也愈加难做。整个政府机构陷入停顿，普京和他的总统梅德韦杰夫不肯透露两人中谁会竞选连任。我们突然发现，原先答应过的采访又被取消了。显然，在局势变幻不定的时候，谨慎的政客和政府官员不敢抛头露面。

尽管如此，为拍摄这一电视系列片以及我写的这本书，我们还是采访到了100多位人士（其中一些人不愿透露姓名），包括8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外交部长和高级顾问。在俄罗斯，我们采访了柳德米拉·阿列克谢耶娃、阿纳托利·安托诺夫、斯坦尼斯拉夫·别尔科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奇若夫、鲍里斯·肖奇耶夫、阿卡迪·德沃尔科维奇、维克托·格拉先科、格尔曼·格列夫、阿列克谢·格罗莫夫、谢尔盖·古里耶夫、安德烈·伊拉里昂诺夫、伊戈尔·伊万诺夫、谢尔盖·伊万诺夫、格里戈利·卡拉辛、米哈伊尔·卡西亚诺夫、维克托·赫里斯捷恩科、叶夫根尼·基谢廖夫、爱德华·科科伊季、安德烈·科列斯尼科夫、康斯坦丁·科萨切夫、亚历山大·克拉马连科、阿列克谢·库德林、马拉特·库拉赫梅托夫、谢尔盖·库普里亚诺夫、谢尔盖·拉夫罗夫、费奥多尔·卢科亚诺夫、米哈伊尔·马格罗夫、谢尔盖·马科夫、弗拉基米尔·米洛夫、奥列格·米特沃利、德米特里·穆拉托夫、格列布·帕夫洛夫斯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谢尔盖·普里霍季科、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德米特里·罗戈津、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弗拉基米尔·雷日科夫、维克托·申德洛维奇、德米特里·特列宁、尤里·乌沙科夫、亚历山大·沃洛申和伊戈尔·尤尔根斯。

在美国，我们采访了马修·马雷扎、比尔·伯恩斯、尼古拉斯·伯恩斯、埃里克·埃德尔曼、丹尼尔·法塔、丹尼尔·弗里德、菲利普·戈登、罗斯·高特莫勒、托马斯·格雷厄姆、斯蒂芬·哈德利、罗伯特·汉密尔顿、约翰·赫布斯特、菲奥娜·希尔、詹姆斯·琼斯、戴维·克拉默、迈克尔·麦克福尔、特赖伊·奥伯林、斯蒂芬·皮弗、科林·鲍威尔、康多莉扎·赖斯、斯蒂芬·希斯坦诺维奇、迪安·韦尔克宁和戴蒙·威尔逊。

在格鲁吉亚，我们采访了伊拉克利·阿拉萨尼亚、达维德·巴克拉泽、格加·伯克利亚、妮诺·布尔贾纳泽、弗拉基米尔·恰奇巴亚、拉斐尔·格卢克曼、纳塔利娅·金奇拉、埃罗西·基茨马利什维利、丹尼尔·库宁、巴图·库捷利亚、亚历山大·罗玛亚、瓦诺·梅拉比什维利、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埃卡·特克舍拉什维利、格里戈尔·瓦沙泽、特穆尔·雅科巴什维利和埃卡·兹古拉德兹。  在英国，我们采访了托尼·布伦顿、约翰·布朗、尼克·巴特勒、乔纳森·科恩、迈克尔·达文波特、玛莎·弗里曼、大卫·米利班德、克雷格·奥利芬特、乔纳森·鲍威尔、乔治·罗伯逊和亚历山大·特默科。

在乌克兰，我们采访了列昂尼德·库奇马、赫里霍里伊·奈米里亚、奥列赫·雷巴丘克和维克托·尤先科。在波兰，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和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接受了采访。

在德国，我们采访了罗尔夫·尼克尔、亚历山大·拉尔特、格哈特·施罗德和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在法国，让–大卫·莱维特和莫里斯·古尔多–蒙塔涅接受了采访。

在此，我谨感谢布鲁克–拉平制片公司制片人诺玛·珀西和执行制片人布赖恩·拉平给予我的这个机会，使我得以投身这一旷日持久却意义重大的写作项目。我还要感谢两位导演万达·科什契察和戴维·奥尔特审阅了本书中的一些章节，还有助理制片人蒂姆·什蒂尔扎克尔不知疲倦地查找资料并提供多方协助。我尤其感谢系列片的导演保罗·米歇尔和莫斯科的制片人玛莎·斯洛尼姆对我提出的大量宝贵意见。尼尔·巴克利和菲奥娜·希尔抽出宝贵时间阅读了书稿或其中的部分章节，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我对他们表示感谢。最后，我还要深深感谢我的经纪人比尔·汉密尔顿和I.B.Tauris出版公司负责此书的出色编辑乔安娜·戈德弗雷。

本书展现的俄罗斯不是我本来希望描述的样子，也不是20年前苏联刚解体时我想象它将发展成为的样子。

弗拉基米尔-普京开始时向西方示好，采取措施刺激经济，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但后来他却压制媒体自由，扼杀民主，并利用一切现代通信手段发展个人崇拜。俄罗斯经济依然几乎全部依赖原材料出口，没有现代化的制造业基础可言。政府自己都承认腐败猖獗并且还在不断恶化——腐败是维持这个黑手党式的国家的黏合剂。统治国家的是普京来自克格勃、圣彼得堡，甚至他别墅合作社的一小撮朋友和同事。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若是真的想改变这一切的话，他已一败涂地。普京发誓要镇压寡头，但矛头所指只是在政治上反对他的人。与此同时，国家财富大量集中于巨富的大亨和官僚手中。这块土地地大物博，人才济济，却至今未能繁荣昌盛。一项民调显示，约40％的年轻人宁肯移居海外。

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普京这么受欢迎？事实上，他的支持度在稳步下降。据俄罗斯最大的独立民调中心列瓦达中心统计，2011年8月，只有39％的受访者说他们肯定会投票支持普京。而三年前在格鲁吉亚战争期间，普京的支持度高达58％。同期他的“满意度”从83％降为68％。(梅德韦杰夫的满意度从73％降到63％，只有209，0的受访者说“肯定”会投他的票。)还应当记住，专制统治的气氛(以及对克格勃残存的恐惧)意味着许多俄罗斯人在回答民意调查人(哪怕是独立民意调查人)的问题时，只肯说他们认为政府喜欢听的话。

不过，尽管普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失败，他仍然是俄罗斯最受欢迎的政治家。要寻求对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的答案，请再读一遍我在第十一章结尾处翻译的他最喜欢的那首歌的歌词。西方人可能觉得它矫情伤感，那些风雅世故、愤世嫉俗、痛恨普京和他所代表的一切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可能对它嗤之以鼻。然而，如果你到过几百万俄罗斯百姓家中，你会看到人们听到苏联时代的经典歌曲就会热泪盈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普京扣动的是几百万俄罗斯人怀旧的心弦——他们怀念过去简单的日子，怀念“平等”，怀念同志的情谊，怀念团结，怀念在俄罗斯比在任何地方都持续得更久的战时精神。这些是实实在在的。可能大多数西方人难以理解，但这是真的。

俄罗斯共和国的群众总的来说和“一般”西方人不一样。2008年举行过一次电视选拔活动，要选出“俄罗斯第一伟人”。结果斯大林得票第三——人们觉得若不是当局为避免尴尬难堪而对投票结果做了手脚，他本应稳居第一。

我在第一章中指出，西方(尤其是美国)以为俄罗斯是一个等待解放的西方国家是大错特错。普京就是利用了民众心中对此的本能反抗。他代表着那些想建立西方式经济并享受其种种好处，但想找到自己的未来之路，对西方的失败和不足避之唯恐不及的人。他代表着渴望俄罗斯受到世界尊重的人——不幸的是，这也包括几百万错把恐惧当成尊重的人。他还代表着全身心地热爱俄罗斯，沉醉于它独一无二的特点的人——这些人使像我这样真心努力“弄懂”俄罗斯的西方人气沮至极。他们对我们冷笑着说：“你们永远也不懂俄罗斯的灵魂。”

如果普京的直觉能伴以民主的本能和对人民选择的信任，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但普京并不真正懂得民主。我们看到，他相信美国总统可以开除讨厌的新闻主播。他相信阴谋论(认为格鲁吉亚战争打响是为了帮助麦凯恩参议员)，也相信他的情报机构向他报告的无稽之谈(说美国有单独的禽类加工厂，专门生产不达标的肉鸡卖给俄罗斯)。他建立了一个(他认为)需要他事必躬亲的制度。2010年夏天的野火肆虐时，他甚至命令在被烧毁的村庄里安装闭路电视以供他从办公室监督重建的进度。  他的领导方式包括在电视上公开申斥官员，有时逼着他们在摄影机前当场改变政策。下面是一个例子：

普京：我想弄清楚俄罗斯航空公司要买多少俄罗斯制造的飞机。否则你们想占据国内市场，又不想买国内的设备，那可不好。

萨维利耶夫(俄罗斯航空公司总裁)：可是我们买了俄制飞机呀……

普京：买得不够。

萨维利耶夫：好吧，我们去作计划，作好以后我会向您报告。

普京：好。

普京建立了一个传统(梅德韦杰夫把它保持了下来)，每次内阁会议开始时都会录像，在电视新闻节目中转播。显然他认为这显示了开放和民主。事实上，它意味着议政会议成了作秀。本来应该是不受打扰，在内阁的闭门会议上无所顾忌地讨论棘手的问题，现在却成了听普京讲话，至多是他和部长们装腔作势的对话。没有哪个西方国家在电视上播出内阁会议的情形，谁也不期望有这样的转播，因为困难的决定只能在非公开的场合作出。所以，普京抓住“民主”的皮毛——把决策者搬上电视——把它变成了独裁的工具。

2011年2月普京参观第一频道的演播室时暴露了自己对媒体自由的粗陋理解。他对记者们说：“我想所有部门的代表都必须上联邦电视节目，介绍他们部门的工作，解释那里的情形，使人民能听那些官员亲口说明他们的意图和计划。”乍看之下这个想法很开明。但俄罗斯电视缺少的不是对政府“意图”和已然确定的“计划”的“说明”，而是在计划确定之前对政策进行有理有据的自由辩论。

然而，普京的制度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平等，它却不像人们经常肤浅地说的“和苏联一样”。2009年1月，普京在达沃斯对如何改革资本主义经济发表议论后，前美国总统克林顿嘲讽的评论给我的印象极深：“我很高兴听普京总理鼓吹自由企业，我希望在他那儿能行得通。”2011年，《巴尔的摩太阳报》刊载了一篇关于俄罗斯人喜欢快餐店的文章，标题是：“同志，我们就是喜欢。”(取自麦当劳的广告)同志！俄罗斯人彼此不称同志已有20年了，但似乎过去的印记依然存在。

只要看看在莫斯科机场排队准备举家出国度假的兴奋的人群，或参观一下展出斯大林时代劳改营物品的古拉格博物馆，或去剧院观赏根据素尔仁尼琴的作品《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改编的话剧，或浏览一下俄罗斯的网站和博客，或哪怕只是在今天的莫斯科下饭馆，逛商店，你就会知道俄罗斯已经完全变了。

本书即将完成时，我想引用曾任英国驻苏联大使的罗德里克·布雷斯韦特爵士的话。他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和对它的人民的理解使他对俄罗斯的观察别具慧眼。“普京的办法有许多缺陷，”他写道，“但它使俄罗斯恢复了自尊，为将来的繁荣和改革奠定了基础。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外人最好闭嘴，不要乱提建议。那些建议有时是傲慢的、侮辱性的，经常是不得要领或毫无帮助的。”。

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恰恰没有这样做。正如本书所述事件表明的那样，对于新冷战的爆发，可能美国和普京都有责任。前者麻木迟钝，后者为追求恢复俄罗斯的自尊和地位这一合理目标不惜采取强硬蛮横的手段。我们在本书中已经看到，双方都落入了固定思考模式的窠臼，这种思考模式是植根于两种意识形态争夺世界统治地位的那个时代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没有什么“俄罗斯意识形态”，而且争取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完全不同于苏联理念向全球扩张的野心。然而双方都停留在冷战思维中，仍然时有冷战式的摩擦，结果是彼此剑拔弩张，而不是试着理解对方的忧惧。

俄罗斯的人民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表示出对民主和自由的向往，但他们痛恨随之而来的混乱。普京带来了稳定，却限制了民主。俄罗斯人尚未找到一位能让他们二者兼得的领导人。

一部外国记者对普京的有力叙述。

——《纽约时报》

这本书的重要价值在于，作者不遗余力、并从各个立场来理解普京如何走上执政之路、为什么许多俄罗斯民众到今天仍旧如此支持他，以及西方对待俄罗斯的方式是如何助力了普京执政观的形成。

——《华尔街日报》

本书客观描述了俄罗斯执政现状，而这种现状大多数俄国自身的官员都无法理解。普京这个人物的个性要远比其绰号“铁腕”所蕴含的更复杂得多……本书的每一章节都值得一读。

——英国《独立报》

对普京执政年生动而有趣的研究。

——《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