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七十岁上下上海美专毕业的老同学，陈志强和王劼音，怀着年轻人才有的那颗热烈虔诚的赤子之心，3年中先后走访了杨可扬、黎鲁、杨涵、戎戈、叶飞、赵延年、赵坚七位将近百岁高龄的版画艺术家。且不说访谈内容，就这次访谈本身就是足以令人动容的行为艺术，一段堪称21世纪“新世说新语”的艺坛佳话。这本《七星集(版画前辈访谈)》就是两代艺术家敞开心扉促膝交流的结果。

访谈集几乎不加任何修饰，以极为平实、朴素的记录，真实而真切地展示了七位艺术家漫长的艺术生涯，使我们在他们极为平静的叙述中，看到了那些激动过几代中国人，并且注定还将激动无数代中国人的艺术作品，是怎样在时代的洪流中产生的艰苦壮丽而动人的情景。

这本由陈志强著的《七星集(版画前辈访谈)》收入了7位老版画家的访谈录，在这几位年逾耄耋的版画前辈自身的历史回顾中客观地记录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一定程度再现了老版画家们在风云际会的时代大潮中投身革命、坚持创作的历史风采。

杨可扬先生访谈录

黎鲁先生访谈录

杨涵先生访谈录

戎戈先生访谈录

叶飞先生访谈录

赵延年先生访谈录

赵坚先生访谈录

后记

杨可扬先生访谈录

采访时间：2010年4月1日

对可扬先生，早在50多年前我还在中学读书时就有所耳闻——那时我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组，在美术组活动时，除了画石膏、画静物、画壁画，我们的美术老师还经常给我们介绍一些国内外的著名画家及其作品，其中就有“木刻家杨可扬”。

从上海美专毕业后，由于长期从事与造型艺术关联不多的实用艺术设计工作，所以对可扬先生仅止于“耳闻”，一直无缘得见，也没有作更深的了解。只是近年来在撰写原上海博物馆馆长、我的母校——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首任校长沈之瑜先生的传记时，接触和研究了一些解放前后上海美术界的历史资料，在这些资料中，“杨可扬”的名字时有所见，于是，对可扬先生的革命生涯和艺术造诣才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可扬先生是—位老资格的革命艺术家，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就参加了鲁迅先生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1936年，在上海新华艺专求学期间，他是“刀力木刻研究会”的成员，后来又参加了由力群、江丰、陈烟桥等发起组织的“上海木刻工作者协会”。1937年“t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木刻青年纷纷奔赴抗日前线或敌后参加抗战救亡工作，可扬与郑野夫也一起去了浙江，并于1939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文化阵地的第一线浴血奋战。抗战胜利后，原在重庆的中国木刻研究会迁移上海，杨可扬与各地陆续来沪的木刻家们共同筹办了规模盛大、轰动一时的《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1946年6月，该研究会改组为“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简称“全木协”)，杨可扬当选为协会常务理事并驻会办公。1947年，李桦、杨可扬还先后担任了由中共中央上海局宣传委员会领导并以苏商名义出版的《时代日报》“新木刻”副刊的主编。

对于“全木协”及杨可扬等版画家在上海解放前后所发挥的作用，《上海美术志·版画》卷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

读了这些史料，可扬先生的形象由“耳闻”变成了“目睹”，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老同学王劫音一直有意对上海版画发展的历史做一个比较真实的记录，特别对老一辈的版画家做一些“抢救性”的采访。于是，可扬先生就成了我们的第—位采访对象。

2010年早春4月的第一天，天气乍暖还寒。地上洒满了柔和的阳光，但空气中依然透着丝丝寒意。下午，我依约来到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住院部与劫音会合，乘电梯到13楼干部病房，找到了东15床。可扬先生因年老体弱在这里治疗、休养。

推开病室的房门，一股暖流扑面而来，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春意。只看见可扬先生正躺在病床上，口鼻处套着吸氧罩。看到我们进入病房，可扬先生赶紧摘下套在脸上的吸氧罩坐了起来，又侧身下了病床。为防老人着凉，可扬先生的女儿以平女士忙着给老人披上了—件外套。

面对脸色红润的可扬先生，无论如何想象不出他已然是—位97岁高寿将近期颐的老人了。只见可扬老人习惯性地整了整身上的衣服，用手梳理了一下稍显凌乱的头发，指着床边的椅子说：“你们来啦？这边坐、这边坐。”

看着可扬先生一连串习惯动作，站在床边的女儿女婿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同为版画家的女婿张子虎笑着对我们说：“老爸就是这个脾气，特别注意内务整洁，每次起来总是要把衣服拉拉挺，头发梳梳好。在家里也是这样，一切都是井然有序，不光是外表，连看不到的地方也要弄得井井有条。”

坐定之后，劼音说明了来意：“对于解放前上海版画界的情况，现在资料很多，大家比较了解，但是解放之后到‘文革’的17年，实际上是个空白，所以想请老一辈的版画家给我们作些介绍，把它记录下来。”

听了劫音的说明，可扬先生随即清了清嗓子，用略带浙西口音的“官话”说道：“好，好，只是我现在讲话也好，走路也好，多动一点就会觉得气急……”

P12-14

精神，顽强地传递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

两位七十岁上下上海美专毕业的老同学，陈志强和王劼音，怀着年轻人才有的那颗热烈虔诚的赤子之心，3年中先后走访了杨可扬、黎鲁、杨涵、戎戈、叶飞、赵延年、赵坚七位将近百岁高龄的版画艺术家。且不说访谈内容，就这次访谈本身就是足以令人动容的行为艺术，一段堪称21世纪“新世说新语”的艺坛佳话。这本《七星集》就是两代艺术家敞开心扉促膝交流的结果。

访谈集几乎不加任何修饰，以极为平实、朴素的记录，真实而真切地展示了七位艺术家漫长的艺术生涯，使我们在他们极为平静的叙述中，看到了那些激动过几代中国人，并且注定还将激动无数代中国人的艺术作品，是怎样在时代的洪流中产生的艰苦壮丽而动人的情景。

因为个人的爱好和多年在文艺界工作的缘故，对于七位老版画艺术家的艺术成就，一直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之情。童年、少年、青年时，我无数次从画册和各种印刷品上阅读、欣赏过他们的作品。我一直把老一辈艺术家视为自己人生中的“艺术之父”。是他们用最初的文化乳汁，滋润了我们的心田，坚强了我们的灵魂，健全了我们的人格。可以说，没有他们的艺术引领，我们中很多人将会成为精神的弃儿。在我们人生最为困惑迷茫的时候，是他们的作品像北斗照亮了我们脚下的道路。近年更因为工作之故，我有缘无数次在各种展览中，直接面对他们的原作。儿时欣赏阅读的感受，越发地强烈起来。它们像大地上的野火、狂风，燃烧、席卷着一切，经久不息地冲击着你的心灵，让你无法平静，激动不已。

这些作品庄严的历史品相、丰富的艺术语言，经过七八十年岁月的锤炼，始终保持着它们初始的艺术冲击力。其实，这些作品因为创作年代战争频仍，物质极其贫乏，用材简陋、省俭，通常尺幅也只有两三个巴掌大。我常常在琢磨，凭什么这些不到一平方尺的作品，那么静静地置放在乳白的射灯下，会焕发出如此磅礴的力量！他们为今人到底提供了什么，还能提供什么？

说到中国的当代木刻，我们不能不提到鲁迅先生。他是中国新兴版画的教父。他与青年木刻家陈烟桥们畅谈版画艺术的那个温暖的下午已经成为中国版画发展史上永叵的经典瞬间。鲁迅先生寄希望的版画，是充满着新的生命的，是刚健分明，新的青年的艺术。受访的七位老版画家，因为年龄的关系，没有得到过鲁迅先生的亲炙，但他们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生涯证明，他们都是鲁迅先生版画思想当之无愧的“精神传人”。他们不但都不约而同地用版画的形式创作过朴素传神的鲁迅肖像，用版画艺术感性地再现过鲁迅的文学世界，更重要的是，他们今天能提供给这个时代的就是鲁迅先生所倡导的艺术精神，也是他们的版画艺术能穿越尘封岁月的感人力量之所在。

他们身上体现着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的人生的高度结合。他们的艺术从来不是关在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不是深楼小院里的无病呻吟。他们的艺术大都是在时代和艺术的双重烈焰的炙烤和淬火中产生的。文章为合时而著。他们都是在日军铁蹄蹂躏我大好河山之时，在日军飞机于头顶抛着炸弹，千百万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危急存亡的时刻，投身到艺术中去的。所以，版画从一开始就是他们战斗的武器，是他们射向敌顽的子弹，是他们激励中华民族抗争的号角，是他们表现民众疾苦灾难的方式。在抗日前线、在新四军战场、在敌占区、在国统区，他们始终作为我们苦难民族的一员，和自己的人民和自己的祖国，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在六七十年的漫长艺术生涯中，他们和自己的人民、自己的祖国一起共尝着苦难共享着欢乐。1949年后，他们为共和国的新生欢欣地流下泪水，也经历过“文革”的苦难。但是所有的一切，都没有改变过他们“为人生而艺术”的理想。在艺术创作中，他们始终把自己的心铆在了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之中。同时，他们的一生，几乎除了艺术，没有任何非艺术的念想，没有艺术之外的金钱、物质、名声、地位的追求。他们几十年的日日夜夜就是想着刻刀在木板上如何奏出艺术的旋律、时代强音、人民的心声，如何在刻刀和木板的互动中尽可能艺术地传达自己内心的或欢欣或痛苦、或苦难或幸福、或激动或平静、或叙事或抒情的真实情感。艺术和艺术的追求是他们人生的核心。最近有位外国汉学家在大谈“中国文学在西方不受欢迎”的话题。他自然是出于友好和焦虑。但我常常在想，中国的文学艺术能被西方理解固然不错，但为什么非要在西方大受欢迎呢？难道这比服务于自己的祖国在自己的祖国大受欢迎更为重要吗？

他们以他们的艺术作品和艺术生活向我们昭示了“为什么去艺术”和“怎么去艺术”的真谛。可以说，这七位老版画家，都是中国版画史上功勋卓著的名家大师。他们不凡的经历，他们为中国版画艺术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所作出的贡献，足以载入史册。但他们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从不居功自傲。有的直到今天还居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工房里。精神矍铄、毫无怨言。像戎戈先生九旬高龄，从5楼走下来为作者陈志强开门，临行又亲自下楼送客直到公共汽车站头。其集高风亮节和平易近人的为人之风貌，可见一斑。完全不像我们少数青年艺术家，艺术水平不怎么样，却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杨涵先生九十多岁依然拿着自己年轻时打的木刻刀在刻木刻！正是这种不计名利不求身外之物，一生沉浸在版画艺术中“游于艺”的人生，使他们获得了一种身心超然的自由，使他们的生命之树长得那么郁郁葱葱，那么的长寿！

我曾和七位老人中的杨可扬先生有过多次接触，为他写过评论。杨先生的和蔼可亲面慈心善，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至今记得第一次和他握手，老人握木刻刀的手，厚实柔软而有力。大约1997年，《文汇报·笔会》发表了一位华裔画家丁绍光的一篇文章，杨先生看到后随即给我写了封信。他在信中说：“最近我偶然读到丁绍光先生的一篇题为《东方与西方——谈艺录(上)》的文章(见10月16日《文汇报·笔会》)。第一节的标题是‘一部《画谱》不知毁掉多少艺术天才’。他把在没有美术教育机构和设施的历史条件下，作为启蒙、入门的一部美术教材(学习参考资料)而流传了几百年的《芥子园画谱》贬得一钱不值，甚至成为美术上的罪魁祸首，总觉得不是味道。当然《画谱》并不是什么经典著作，更不是什么金科玉律，有它的局限，但应该公平、公正才是。记得几年前，丁先生说过，要重写中国美术史。当时美术界的反映是‘财大气粗’。我也觉得丁先生的一些说法，不免有点霸气。你是美术理论家，如果有同感，能否写点文章……”

平心而论，虽然丁先生在外事业有成让人感佩，但我当时看了丁先生的文章也颇有“同感”，也有一吐为快的冲动，但终究没有成文。今天重读可扬先生的信，依然会感到可扬先生身上的那股凛然之气。七位老艺术家，他最为年长，可扬先生谢世时享年离100岁只差了3年！堪称“仁者寿”艺术家。

感谢志强和劼音，为七位老艺术家留下了他们人生最难忘的记忆。那天劼音给我打电话，说要我写个序。我还以为是劼音自己的画册。没想到他亲自送到我家的是这本《七星集》。劼音是我多年亦师亦友的兄长，在我眼中似乎是美术界的“逍遥派”，是个埋头艺术、不问世事“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交谈中，平日散淡的劼音十分忧虑当下历史文化传统的虚无和中断，令我十分感动。在劼音和志强的这份工作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这个世道浮躁、人心浮动的年代里，依然有一种人文的力量、艺术的力量、精神的力量、人格的力量，作为一种传统，静穆而顽强地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里传递着、支撑着……

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做这样的工作，也祝愿生活在这座城市的老艺术家们健康长寿。

2014年5月14日深夜

历时3年撰写而成的《七星集——版画前辈访谈》终于定稿了。本书收入了7位老版画家的访谈录，在这几位年逾耄耋的版画前辈自身的历史回顾中客观地记录了他们的人生轨迹，一定程度再现了老版画家们在风云际会的时代大潮中投身革命、坚持创作的历史风采。

本书的撰写起初源于拙作《文博先驱沈之瑜传》。沈之瑜先生是笔者母校一建立于1960年的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即现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首任校长、上海博物馆的老馆长和著名文博专家，他在新四军中的生活是他人生历程中的重要章节，也是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还原这段历史，笔者在撰写过程中，采访了许多曾与沈之瑜一起战斗的老同志、老战友，其中不乏当时活跃在新四军中的许多版画家。

我在上海市美专就读时的老同学、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王劫音，就此建议我对上海硕果仅存的几位版画前辈作一些抢救性的采访，把这些老艺术家的谈话平实地记录下来，其史料价值将不言而喻。

于是，在劫音兄的牵线搭桥和引见之下，从2010年4月到2012年12月，笔者先后采访了杨可扬、黎鲁、杨涵、戎戈、叶飞、赵延年、赵坚等七位版画前辈，历时将近3年。

在采访这些老艺术家的过程中，我一次次地被他们的事迹、艺品和人格所震撼、所感动。

上世纪30年代，在鲁迅先生的倡导、培育下，以新兴木刻艺术为代表的左翼美术运动在我国异军突起。它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美术的旗帜，坚持“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成为美术界一支向一切压迫者、侵略者作坚决斗争的生力军。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点燃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火，中华民族面临空前浩劫。战争的隆隆炮声使“抗日救亡”成为美术创作压倒一切的主题，许多有良知的艺术家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自己生活的都市，走向农村城镇，奔赴前线，报效国家。他们纷纷以木刻和漫画为武器，投身于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

杨可扬、杨涵、黎鲁、赵坚、戎戈、叶飞、赵延年等木刻家，正是这众多艺术家中的成员。

无论在浙南山区，还是苏中前线；也不论在孤岛上海，抑或在粤北赣南，他们都拿起了画笔，创作了许多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歌颂爱国抗日将士、反映民众疾苦的美术作品。《英雄》(杨可扬1938年)、《报告战况》(杨涵1940年)、《大势已去》(黎鲁1943年)、《车桥战役》(赵坚1944年)、《心中的仇恨》(戎戈1944年)、《望儿归》(叶飞1944年)、《负木者》(赵延年1944年)等木刻作品，就是艺术家们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

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全面内战，杨涵、黎鲁、赵坚等部队画家，坚持以美术为武器，战斗在部队文化宣传阵地的第一线。木刻《保卫四平》(杨涵1946年)、套色木刻《决战即将开始》(黎鲁1948年)、速写《战利品》(赵坚1947年)等作品，就记录了画家们这段时期的斗争勒迹；而同时期生活在“国统区”上海的杨可扬、戎戈、叶飞、赵延年等画家，则把木刻刀化作匕首与投枪，积极投身于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木刻连环画《英英的遭遇》(杨可扬1948年)、套色木刻《饥民》(戎戈1947年)、木刻插图《谁愿再战》(叶飞1945年)和木刻《抢米》(赵延年1947年)等作品，正是对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专制反动本质的无情抨击和对劳苦大众苦难生活的深刻揭露。

1949年5月，杨可扬、赵延年、叶飞等版画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以木刻创作为武器，参加了迎接上海解放的斗争。《迎接解放军》(杨可扬)、《解放军到，老百姓笑》(赵延年)、《向太阳》(叶飞)等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木刻作品。

新中国的建立使我国美术界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投身于时代洪流的艺术家，也迎来了他们的创作鼎盛期。套色木刻《雷锋》(杨可扬)、《军民一家》(杨涵)、《春暖》(黎鲁)、《围垦区的灯火》(赵坚)；木刻组画《征服荒滩》(戎戈)；木刻《船台》(叶飞)和《横眉冷对千夫指》(赵延年)等作品，则是这些艺术家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充满激情的力作。

岁月如梭。

在本书撰写伊始，杨可扬先生以96岁高龄在2010年5月的最后一天离开了我们；而正当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又传来了杨涵先生仙逝的噩耗。在我们对两位版画前辈先后离世深感悲痛和缅怀之时，更深深地感到我们身负的重任。

这些老艺术家都是值得我们仰视的前辈，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是上海美术事业以及新木刻运动的历史见证，也是海派美术历史传承的具体体现。他们的事迹、他们的艺品、他们的人格，不应被后辈遗忘，更不该被历史湮没，我们有责任一点一滴地把它记录下来、传承光大。

本书的撰写得到了杨可扬等7位版画前辈以及他们的后人杨以平、张子虎、杨冬白、赵巧、赵小卫等朋友的热情支持，有的馈赠书籍画册、有的提供图片资料，对本书的编写提供了不少方便。同时，在采访和撰写中，还自始至终得到老同学王劫音的帮助和指点，可以说，没有劫音兄的帮助就不会有这本书的诞生。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新华发行集团哈九如董事长、李爽总裁以及集团办公室顾红梅主任的鼎力支持。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设计系章莉莉副教授等为本书设计装帧，上海三联书店的鲁继德老师也给予了很多指教。特别是著名文艺评论家毛时安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写序，他从更高的历史文化视角对本书和本书述及的版画前辈的艺术生涯和艺术创作给予了充分的评价，为本书增色不少。  在此，对给予笔者极大帮助和支持的各位朋友，由衷地表示诚挚的感谢！同时，对本书可能出现的疏漏和不当之处，也望得到美术界朋友和读者的批评指正。

陈志强2014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