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尤·杰拉皮阿诺

三个月过去了，但我仍未料到，我永远离开了彼得堡。头一个月我在里加度过，我父亲在那儿安了家，然后我从里加迁往柏林。

我喜欢国外吗？不喜欢，一点都不喜欢。这里的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我在彼得堡想象的可不这样，这不是我想象的国外生活。

我老想回家，可我一个字也不敢提，要听说我想回彼得堡，父亲准会晕倒。

我没向任何人承认我完全失望了。大部分从俄国跑出来的人都对柏林的生活欣喜若狂，恣意享受。简直难以想象，过不完的节日，商店里什么都能买到，饭店、咖啡厅、出租车。还想要什么呢？

到了这里大家好像都把诗忘记了。让人难以相信，正是这些人，不久前，深夜沿着没有路灯的可怕街道，疲惫，饥饿，冻得发抖，冒着严寒，淋着冷雨，常常要穿过整个彼得堡，只是为了到艺术之家和文学家之家听诗歌朗诵。

我独自留在柏林，处于“守活寡”的处境。格奥尔吉·伊万诺夫已经走了一个星期，到巴黎去看望他的小女儿列诺奇卡去了，当然还有前妻。他到巴黎去是得到我允许甚至祝福的，谢天谢地，我不是个嫉妒的女人。他不在期间我舒适地安顿下来——在德国公寓租了一套带卧室和客厅的住宅，而他的朋友和熟人遵照他的嘱托不断来看望“守活寡”的我。

我通常上午逛商店，在棕熊饭店或费尔司杰尔饭店用午餐，晚上到各咖啡馆，流亡人聚居的地方去。用奥楚普的话说：

我时光过得充实，

我钻研时髦舞蹈，

我上电影院——

因为理应如此。

我们大家在柏林都热心钻研时髦舞。连白发苍苍的安德烈·别雷都被时髦舞迷住了，他像尼采那样把舞蹈同哲学联系在一起。对他来说，一天不跳舞便算白过了。他在“舞蹈学院”学特别的“体操动作”，并极为投入，可跳起来却像被一群仙女围绕着的长尾猴。

场面相当难看，特别是在可以跳舞的咖啡厅里。安德烈·别雷同女舞伴跳了几步狐步舞，突然放开她，围着她有节奏地跳出“越来越宽的旋转舞步”，拼命弯腰，做鬼脸。可怜的女舞伴羞愤得恨不能钻进地缝，无可奈何地望着他，不知该不该走开。好心的德国人一面喝啤酒一面摇头，笑话疯教授，给他鼓掌打气。

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的第一个舞会，我所参加的第一个真正的舞会。

在彼得堡我步行参加舞会——穿着毡鞋，在没膝的雪堆里跌跌撞撞，手里拿着装夏季皮鞋的袋子——我当然没有舞鞋，也没有舞装，只有已故母亲留下的服装，虽然是真正的巴黎货，但做工粗糙，并且被我笨手笨脚地改窄了。而现在我在这儿第一次参加舞会，缝制了大开领的绸舞衣，腰窄下宽的裙子，理发师给我做了参加舞会的发型，头上别着绣花飘带，脚上穿着锦缎舞鞋。当然不乘坐马车，乘坐的是尼古拉·奥楚普和彼得堡熟人鲍里斯·巴什基罗夫接我的出租车。巴什基罗夫是“半个诗人”，我们管那些没有根底还要写诗的人叫做“半个诗人”。

参加舞会，像通常那样，往往有点激动，但心里却非常快活。头一次舞会在年轻的生命中总算件大事，尽管我嫁给格奥尔基·伊万诺夫已经两年了，可我觉得还像第一次参加舞会。

我到了舞会，立刻大失所望。不对，还“不是那么回事”。同我们彼得堡的舞会完全不同——它们带有某种大国的，某种悲壮和辉煌。

记得祖博夫公爵坐落伊萨基叶广场上的那座黑色大理石府邸，那间没生火的昏暗的圆柱大厅，我们在大厅跳舞，冻得牙齿打战，可我们跳得精疲力竭，跳得头脑发昏，但玩得开心极了。记得1920年冬天，在一次舞会上，有人磨了大家半天——追问什么地方能弄到酒。大家回答这儿从来都没有过酒，他两手一摊，指着我说：

“那这位姑娘在哪儿喝醉的？不喝酒她能这么快活！”

可这儿的一切都无聊乏味，有一股小资产阶级的庸俗气味。一切都彬彬有理，井井有条，又是乐队，又是明晃晃的支型吊灯，打得锃亮的地板照出盆景的枝叶，舞厅深处设有小卖部，摆着一排酒瓶、蛋糕、点心和三明治，仿佛应当喜欢。可我不喜欢，非常不喜欢。我环视四周，感到少有的沉闷。

但是，尽管舞会同我希望的不一样，我一跳舞失望的情绪和沉闷便消失了，我又快乐起来。当然不像在彼得堡那样，但仍然快活。我甚至觉得这儿也很开心。当然不如彼得堡，但按照柏林的标准就算不错了。

我意识到对祖国的思念啮噬着我的心，我的一切不满都是由此而引起的。P1－3

正文

我的两本回忆录——《涅瓦河畔》和《塞纳河畔》——得以问世，——应当特别感谢尤·康·杰拉皮阿诺，这本《塞纳河畔》便是献给他的。他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评判员。然而，写杰拉皮阿诺先生的那一章，是在死亡无情地把他从我们身边夺走后写的。他没能等到这本书的问世便去世了。但是他所渴望的，强迫我相信的，却实现了。我的书在国外只有几千个读者，我们侨民出版社的印数少得可怜。而现在这本书回到它的祖国，拥有成千上万的读者。我感到幸福，因为，亲爱的读者，我能把那些远离祖国、长期生活在异邦的人的气息和感触转达给你们；我感到幸福，因为今天我把他们在你们面前复活了。

我在《涅瓦河畔》的前言中恳求读者热爱我所写的人，因为正如法国哲学家马赛尔所说，“爱情赐予他们短暂的不朽”。每次你说“我爱你”，那便意味着你不会死，是因为我，爱你的人，还活在世上。

而读者在心里回应了我的恳求。为此我对读者深表谢意。

现在我恳求你们爱我在本书中所写的人。他们需要你们更多的爱，并不仅因为“面包苦涩和异国土地的阶梯陡峭”，而是因为他们缺乏比面包更难以缺少的东西，那就是读者的爱，没有这种爱，便会窒息在异邦的自由的空气里。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写道：“我不需要三百年后还有人读我的书，我需要人们爱我。”

没有一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珍爱作家，特别是诗人。俄国人认为诗人用诗思考。

1923年马林娜·茨维塔耶娃说过，她从像需要面包那样需要热爱她的诗的国家落到不论她本人还是她的诗谁也不需要的国家，我赞同她的话。甚至侨居国外的俄国人也不再需要她和她的诗了。这便使用俄语写诗的人变成不幸的人。

我的读者，如果你们满足我的恳求，喜爱我所写的人，那你们便赋予他们暂时的不朽，我便会觉得在世上没白活一场。

啊，爱他们吧，把他们保留在人世间吧！

1983～1989

巴黎一莫斯科

伊琳娜·奥多耶夫采娃

伊·奥多耶夫采娃是20世纪俄罗斯白银时代著名长寿女作家。她既是白银时代的诗人，又是这个时代的见证者。

《塞纳河畔》是一部关于白银时代侨民文学的回忆录，讲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亡巴黎的俄国作家们的难忘聚会、坎坷经历与浓烈乡思。这些作家一个个都个性独特、才华横溢，如著名诗人叶赛宁、现代舞的创始人邓肯、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俄罗斯国宝级作家苔菲、作家夫妻吉皮乌斯与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令人掩卷难忘；其中作者对诺贝尔奖得主布宁的描写和刻划尤为细腻、深刻，展现了他在晚年时期内心的孤独和深沉。本书以其内容的优美、丰富和精彩，成为俄罗斯“侨民文学”中的优秀代表。

名著名译，文笔非常优美。作者伊·奥多耶夫采娃是白银时代的诗人、作家，她的两部文学回忆录《涅瓦河畔》和《塞纳河畔》非常有名，深受人们的喜爱，而译者蓝英年是俄罗斯文学的权威翻译家，他的翻译，将原文的准确、细腻和优美传达得淋漓尽致，为汉语读者带来一次文字的盛宴。

内容丰富，文史价值极高。20世纪的俄罗斯侨民文学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在20世纪总共五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俄罗斯作家中，就有三位是“侨民”作家。有关俄罗斯白银时代作家、诗人的记录不多，这部内容丰富、生动详实的回忆录十分珍贵难得，不容错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