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林编著的《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主要记录了受中西文化影响的梁漱溟为探索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之解决的一生，尤为详尽地记录了建国前后梁漱溟的政治社会活动以及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立身处世之道。从加入革命组织同盟会，进行乡村建设运动、参与民盟工作、奔走国共和谈、会见中共领导直陈国策，到建国后1953年与毛泽东公案、反右斗争以及特殊时期的历次批判会，梁漱溟独立思考、特立独行和敢说真话的品质到为难得。

梁漱溟称作者是“多年相识的晚辈朋友”，在《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初版时亲自审定书稿并作序介绍。《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是唯一一部经梁先生亲自审定的关于自己的传记作品。

作者（汪东林）在特殊年代里记录整理了梁漱溟在当时的各次发言以及受批判斗争的情况，在文中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记录了梁漱溟所经历的时代变化和各种重大历史事件，独家披露了包括1953年梁漱溟与毛泽东之争、“文革”中拒绝“批林批孔”等重大历史内容在内的1949年以后梁漱溟先生39年人生轨迹，为海内外梁漱溟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档案材料。

梁漱溟序

第一章 四书五经与ABCD

第二章 投身革命与笃信佛学

第三章 北大讲坛与乡村建设

第四章 见蒋介石与会毛泽东

第五章 二赴延安与奔走和谈

第六章 耳提面命与思想变化

第七章 错误始末与闭门思过

第八章 科学道德与阶级斗争

第九章 林彪接班与“批林批孔”

第十章 “文革”闭幕与人治法治

第十一章 著述不辍与重登讲坛

补遗

一、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特殊年代的特殊群体

二、程思远与梁漱溟

三、梁漱溟与毛泽东1953年历史公案重要补遗

四、“人无完人”与梁漱溟——记述毛泽东晚年的一段批示

五、章乃器的“撤销政协委员资格”与马寅初、梁漱溟“走马换将”

六、梁漱溟向党“交心”材料摘录

七、接班人名字不应写进宪法——记林彪肆虐时梁漱溟一次震惊四座的发言

八、冯友兰与梁漱溟

九、赵朴初与梁漱溟

附录

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费孝通

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吴江

儒者梁漱溟郭齐勇

《梁漱溟问答录》出版前后汪东林

新版后记

问：听说梁先生的父亲梁巨川先生在辛亥革命后抱定以身殉清的宗旨，自杀而死，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您能不能谈谈这件事的始末？

答：我父亲名济，字巨川，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始在清王朝任内阁中书，后任内阁侍读。这里我想先扼要讲一讲我的家世，然后说说我父亲的为人和家教，最后再谈他殉清自杀的始末。我家祖先与元朝皇帝同宗室，姓“也先帖木耳”，蒙古族。元亡，末代皇帝顺帝偕皇室亲属逃回北方即现在的蒙古，而我们这一家没有走，留在河南汝阳，地属大梁（开封），故改汉姓梁。至第十九代梁由河南迁广西桂林居住。梁的儿子即我的曾祖父梁宝书，应乡试中举人后，又进京会试中进士，历任直隶、正定等地知县和遵化知州，此后全家便在北京住下，没有再回桂林。我的祖父梁承光在北京即顺天府应乡试中举人，后在山西离石县（当时叫永宁州）做官。我父亲走的也是这条路，只不过没有做地方官吏，而在内阁任职，官衔从七品做到四品，并不是什么大官。我的外祖父也是进士出身而做官的。祖母、母亲都能诗文。所以说我出身仕宦之家，也算是书香门第，是不错的。我父亲的自杀，是离不开我家几代在清王朝做官这个背景的。

说到种族血统，自元亡以后经过明清两代，历时五百余年，不但旁人早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自家人如不是有家谱记载，也无从知道了。但几百年来与汉族通婚，不断融合两种不同的血统，自然是具有中间性的气质的。再说我家由中国北方而南方，又由南方而北方，我祖母、母亲系统亦如此，其后代亦难免兼有南北方人的两种素质和禀赋，亦赋有一种中间性的。我所分析的这种中间性，至少与父亲和我这两代人的气质、秉性是相关的。我父亲的自杀与这种秉性的形成也是有关的。

我父亲天资不高，但秉性笃实。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为别人最不可及之处，是意趣超俗，满腔热忱，一身侠骨，不肯随俗浮沉。因其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其具有豪情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重视学问，古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亲一副心肠。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最大者，就在这里。

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兄妹共四人，我排行第二。父亲对我们是宽大和慈祥的，尤其对我。儿时记忆，大哥挨父亲的打，仅有几次，被厉声训斥的事很少；而我则一次挨打的事也没有发生过。我小时候既呆笨，又执拗，应属“该打”之列，但父亲却对我绝少正言厉色的教训。父亲对我的教育，与其说是教训，毋宁说是提醒和暗示。我儿时完全没有感觉到来自严父的一种精神上的压力和威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待儿童或少年。

有这么一件印象极深的小事。大约在我八九岁时，我自己积蓄得一小串钱（用麻线贯串之铜钱），常挂在身边玩。有一天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家人吵闹，终不可得。隔天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心知是我自己遗忘。他不斥责，亦不喊我来看，却铺纸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说他有一小儿自己将钱挂在树上，却到处寻问，吵闹不休。如此糊涂，真不应该。写完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跑去一探即得，随后不禁自愧，追悔自己的举动。

这桩事很能说明父亲对我的管教方法。在我七八岁至十二i岁之间，我所受父亲的教诲，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听他讲戏。父亲平日喜欢看戏，常以戏中的故事、人物讲给儿女们听；孩子们也常随他去看戏，但大都似懂非懂。再是同他上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借此练习经理事务，懂得社会人情。三是经常听他对我们生活和做人的告诫。例如关于清洁卫生及如何照料身体，如何尊长爱幼等事，他都极为耐心而细致地嘱告我们。到我十四岁以后，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诸行事。父亲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不同意的，也只是让我知道他不同意而已，却从不加以干涉或制止。当我十七岁和十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而与他见解相左之事（如我加入京津同盟会，参加辛亥年革命党的活动），他仍不加干涉。就在父亲的这种不干涉之中，我自以为是，自以为非，逐渐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成就了我一生的自学，自进，自强。

我出生于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其时，我父亲已经三十七岁。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震动了清王朝的若干有识之士，起而加紧进行维新变法。我父亲是支持维新变法的，他当时草拟的奏折，表明他主张维新，进行改良。不同于康、梁的，是他主张从教化百姓人手，由官到民，一步步进行。其大前提当然是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他的这种维新改良的主张，反映在对儿女的教育上，便是舍弃传统的四书五经，学做八股文之类，而让我们去学ABcD，读一些传播近代新知识的书。康、梁变法失败之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以致我本人在辛亥革命前夕也放弃宪政主张，投身革命，加入了京津同盟会。

面对清王朝的覆灭，父亲是无可奈何的。他在家中曾规劝我不要参加那些激烈的革命行动，但仅仅是规劝，而并不禁止。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登台表演，北洋军阀的各类人物像走马灯似的，我父亲均不以为然。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率辫子兵进京复辟，我父亲曾不具名地给张勋写信，希望他成功后实行“虚君共和”的主张。张勋是打着“忠君”旗号的，当时北京城里清王朝的大小臣民一时都从失望中振作起来。我父亲原以为张勋敢这样做，是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的。没想到事败后张勋即惶惶然躲进荷兰使馆，以保全自己的性命。我父亲对这类举动历来深恶，自此，他常流露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要以身殉道，感召后人的意向。家人只当牢骚话听听而已，谁也没有在意。P2－4

据悉，《梁漱溟问答录》这篇长文，自1986年《人物》杂志第一期开始连载以来，受到读者欢迎。作者要我写几句话，我欣然同意。

汪东林是位中年同志，现在是《人民政协报》记者，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到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并一直在我所在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担任小组秘书多年。二十多年来，我自己在学习中不免发表了不少言论，也断断续续地多次讲过自己历史上经历过的若干人和事。不过我自己只是讲，并没有记录，时过境迁，也就记不得那么多、那么细了。但汪东林同志是小组记录，他当时作了笔记，而且有心保存下来。从1980年开始，他就着手撰写并在《光明日报》、《北京晚报》、《团结报》、《东西南北》等报刊上陆续发表有关我的文章。其中一篇题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梁漱溟先生》为海内外好多家报刊转载，文中许多内容都是汪东林同志所记录并保存下来的，我于1974年间在政协直属学习组的若干次发言，以及当时受到批判斗争的情况均在内。

正因为汪东林同志并不是同我只有一面之交的新闻记者，而是多年相识的晚辈朋友，他对我的情况较为熟悉，并且掌握了若干资料。所以，在他于两年前着手撰写《梁漱溟问答录》这篇长文时，一方面找我采访，补充内容，一方面搜集、整理已有的资料（包括由我提供的旧作《我的自学小史》、《我的努力和反省》等），使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他大致写了不到一年时间，便开始在《人物》杂志上连载发表了。

但是，由于我出生于1893年，从晚清就先后上过几个学校，辛亥年前即加入了京津同盟会，算起来已为人生问题和中国问题探索并奔波了八十个年头了。如此漫长的岁月，经历了多少人和事，要细细叙述并撰写出来，数量将相当可观。《梁漱溟问答录》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着重于政治社会活动，对我的哲学思想、学术研究等方面，则记述得较少。另外，由于时间漫长，我的记忆自然有不确切之处，而汪东林同志的年龄又只有我的一半，解放前的事他并无亲身经历，因此文中就难免会出现某些时间或空间上的差错。这方面，自然希望各个时期的知情者和广大读者多加指正和补充。

《梁漱溟问答录》自1988年首版迄今已经整整25年了。拙作自问世以来，受到海内外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它独家披露了梁漱溟先生1949年以后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为梁漱溟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2003年，拙作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再版。笔者对书中内容作了多处重要修订：增加了9篇补遗文章，着重介绍与梁漱溟相关的许多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背景材料；遴选了100多幅历史图片；收入了费孝通先生《梁漱溟先生之所以成为思想家》的讲话和吴江同志《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一文；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还专为该版写了有见地、高质量的序言。

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是拙作的第三个版本。这个最新版本自然是前两个版本所具备的特色和价值的集成。

首先，新版将书名改为《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梁漱溟问答录》有画龙点睛之效。梁漱溟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北大教书期间写下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有这样一句话：“因为我对于生活如此认真，所以我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一整个的；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道出了梁漱溟先生特立独行、表里如一品格的思想底蕴。

其次，将梁漱溟先生的初版序言单独放在开篇，凸显作为国内外唯一一部经梁漱溟先生亲自过目审改的著作的价值。其他解读和介绍性文字作为附录放在书后，以帮助读者在阅读原汁原味的梁漱溟先生的叙述后，进一步了解梁漱溟先生的思想及其价值。这样的编排更适合读者的阅读心理。

其三，在2003年版中我增写的9篇补遗，作为本书的重要部分在问答录后单独排出，以补充正文中未能详述的相关内容。拙作出版前后，梁先生经历了从被“冷藏”到“梁漱溟研究热’’过山车般的过程，这说明了党的政策越来越开明，从前加在梁先生身上的种种曲解和委屈终于结束。因此，在此次新版中，我补充了一篇《＜梁漱溟问答录＞出版前后》，交代了拙作坎坷的写作过程，作为对这段历史的一个注脚。

另外，新版在装帧设计上恢复使用了赵朴初先生为本书初版题写的书名手迹，同时增加了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特为本次新版题写的书名，在此，我非常感谢两位先生的深情厚谊。

《梁漱溟问答录》不断以不同的新版本问世，体现了好书的生命力和不同出版人对它的独到解读。好书的生命力当然源自其独有的价值，这一点毋庸赘言。我现已年届八旬，愿《梁漱溟问答录》能经由认真的出版人之手一直流传下去，也希望一茬接一茬的读者能从中受益。

汪东林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就到全国政协机关工作，并一直在我所在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担任秘书多年。二十多年来，我自己在学习中不免发表了不少言论，也断断续续地多次讲过自己历史上经历过的若干人和事。不过我自己只是讲，并没有记录，时过境迁，也就记不得那么多、那么细了。但汪东林同志是小组记录，他当时作了笔记，而且有心保存下来。

——梁漱溟

我对梁先生的治学、为人，是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我认识到他是一个我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我认为，在当今人类遇到这么多前人所没有遇到的问题的时刻，正需要有更多的这种人，而又实在不可多得。

——费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