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选(上下)》是文坛巨匠契诃夫的经典之作,一百多年以来被译成一百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短篇《变色龙》《套中人》《万卡》等被选入我国中学语文课本。
凝练的文字,不落窠臼、曲折的情节设计,社会百态的生动再现,经典佳作值得收藏。
版式设计大方自然,纸张优良,印刷清晰,适宜阅读与收藏。
契诃夫主张创作要以“十足的客观态度”,坚持“无条件的真实”,避免“陈词滥调”,要有“独创性”,追求“双倍的简练”,作品“亲切感人”。他的小说,无论是短篇还是中篇,都简洁凝练,没有多余拖沓的叙述,通俗易懂,结局往往出人意料,构思精巧。故事中的主人公仿佛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故事多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展开,读来有似曾相识之感。简练流畅,同时幽默精彩,轻松好读,不失深刻厚重。故事中主人公的矛盾困惑、孤独探索、挣扎努力,在平静的节奏中爆发强烈真实的感染力,令人震撼。契诃夫离开我们已经一百多年了,他留下的作品,犹如醇酒,历久弥香。无论是极富诚意的创作态度、精妙的创作技巧,还是冷静的观照与深刻的同情,都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选(上下)》是文坛巨匠契诃夫的经典之作,契诃夫的小说,文字精炼,节奏紧凑,情结曲折,生动有趣,幽默中蕴含着深刻的现实问题。《套中人》和《变色龙》被选入我国中学语文课本。《套中人》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塑造了一个在沙皇俄国专制统治下,害怕变革、逃避现实、多疑惶恐的人物形象。《变色龙》中,作者辛辣讽刺了谄上欺下的奴才嘴脸。《胖子和瘦子》《小官吏之死》《苦恼》《万卡》等,描写了“小人物”的诚惶诚恐,在讽刺幽默中表达了同情。在《假面人》中,作者嘲笑了一批所谓的社会精英面对假面人前倨后恭,丑态百出。《在流放地》《六号病房》《带阁楼的房子》《庄稼人》《未婚妻》《出诊纪事》等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真实再现了当时沙皇俄国的弊端与混乱,表达了对底层人民的同情。
一个美好的夜晚,一位同样美好的庶务官,大名叫伊凡.德米特里奇。切尔维亚科夫,正坐在剧院第二排的座椅上,眼对望远镜,观看轻歌剧《科尔涅维利的钟声》。看着看着,只觉得身子飘飘然起来。但是。突然间——话说小说里出现“突然间”的字样是常有的事。小说的作者没错,不是吗,生活中不乏意外事件——突然间他的脸皮皱了起来,眼皮向上一翻,喘不过气来……他放下望远镜,头一低……一声“阿欠”!!!瞧见没有,他只是打了个喷嚏。打喷嚏嘛,不分什么场合,谁也不犯禁的。庄稼汉会打,警长会打,有时甚至连二三品的高官也会打。谁也免不了打个喷嚏。切尔维亚科夫自然丝毫不会为此而感到不自在。他只是拿出手绢擦擦脸,像个懂礼貌的人那样,打量一下四周,看看自己这一个喷嚏有没有打扰到别人。这一看不要紧,只害得他顿时心慌意乱起来。只见坐在自己前面第一排座椅上的一位老者拿着手套擦自己的秃脑门和脖子,嘴里还嘟嘟哝哝着什么。切尔维亚科夫认出这老者居然是在交通部门任职的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将军。
“我的唾沫星子准溅上他了!”切尔维亚科夫暗想,“虽说他不是我的顶头上司,是别的部门长官,可到底不妥。得跟他赔个不是。”
切尔维亚科夫清了清嗓子,身子前探,凑着将军的耳根低声说道:
“对不起,大人,我的唾沫星子溅上您了……我是无意的……”
“没事,没事……”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敬请原谅……我可是无意的!”
“嘿,您请坐下吧!听戏!”
切尔维亚科夫挺不自在,尴尬一笑,看起了戏。看着看着,再也没有方才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了。只觉得浑身的不自在。幕间休息的时候,他来到布里扎洛夫跟前,在他四周来来去去走了几圈,终于鼓起勇气,大着胆嗫嚅道:
“方才我的唾沫溅上您了,大人……敬请原谅……我可是无心的……”
“嗨,别说了……我早已不放在心上了,您干吗老提起?”将军说罢,撇了撇嘴唇。
“说是不放在心上,可瞧他那眼神多凶狠。”切尔维亚科夫疑疑惑惑地望着将军,心想,“连话也不想多说。得跟他解释解释,我那是完全无心造成的……打喷嚏到底是自然规律,别认为我是想啐他。他即使现在不这么想,过后也准这么认为!……”
切尔维亚科夫回家后,把自己的失礼行为告诉了妻子。在他看来,妻子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态度不免失之轻率。开始时她吓了一跳,后来听说对方是“别的部门的长官”,便放宽了心。
“不过你还是过去给人家赔个不是,”她说,“要不他还以为你在公共场合不懂礼貌!” “正是!我是道过歉了,可他怪怪的……一句中用的话也没说。再说当时也没时间多谈。”
第二天切尔维亚科夫穿上新制服,刮了脸,向布里扎洛夫解释去了……他一进将军的接待室,就看到里面有不少访客,将军本人就在这些求见的人中间,开始接待来客。将军细细询问过几个人后,便抬头看了看切尔维亚科夫。
“大人、您还记得吧,昨天在阿尔卡吉亚剧场,”庶务官报告说,“我打了个喷嚏……不小心唾沫星子溅上了您……对不……”
“多大的事……天知道!您到底要干吗?”将军转身招呼起下一个来访者。
“他连话也不想跟我说!”切尔维亚科夫见此情景,顿时脸色变得煞白,“可见,他生气了……不行,不能就此罢休……我得给他解释解释……”
将军接待完最后一名来访者,正要回内室,切尔维亚科夫拔腿追了上去,嘟嘟哝哝道:
“大人!请原谅我斗胆向您说几句,我这是出自一片悔恨之心!我完全是无意的,请海涵,大人!”
将军听罢摆起了哭丧脸,手一挥。
“天哪,您开哪门子玩笑!”他说着,进了门,不见了他的人影儿。
“开哪门子玩笑?”切尔维亚科夫心想,“哪门子玩笑也没开!身为将军,居然还不理解!早知道是这样,我死活也不会向这爱摆架子的人赔不是了。见他的鬼!我这就给他写封信,再也不去找他了!真的,再也不去找他了!”
切尔维亚科夫回家的路上就这么捉摸着。但结果他还是没有给将军写信。他想呀想,绞尽了脑汁还是想不好如何下笔。第二天只得再去向他当面解释。
“昨天我打扰了您,大人,”他一见将军向他投过疑惑的目光.忙嗫嚅道,“我来并非与您大人开什么玩笑,我是因为打了喷嚏,唾沫星子溅了您,大人,我是来赔不是的。我没想过开什么玩笑。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开玩笑?要是你我彼此会开什么玩笑,那还谈得上上下之尊吗?”
“滚!”将军昕得火冒三丈,脸色铁青,浑身哆嗦,大喝道。
“什么?”切尔维亚科夫吓得顿时丧魂失魄,低声问道。
“滚!”将军跺了跺脚,又喝了一声。
这时的切尔维亚科夫已五脏六腑俱裂,什么也看不见、听不到,艰难地退到了门外,来到街上,拖着沉重的步伐迷迷糊糊向家里走去。回到家,制服也不脱,翻身倒在沙发上……一命呜呼。
(1883年)
P2-4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9世纪末俄国伟大的作家,著名戏剧作家。他的作品以幽默和深刻见长,与莫泊桑、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契诃夫1860年生于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一个小商人家庭,祖父是赎身农奴,父亲曾开设杂货铺。1876年杂货铺破产,全家迁居莫斯科。只有契诃夫只身留在塔甘罗格,靠担任家庭教师以维持生计和继续求学。
1879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学习。毕业后在兹威尼哥罗德等地行医,广泛接触平民和了解生活,这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生动而丰富的素材。1880年起开始文学创作。他早期的作品以契洪特的笔名发表,大都是供消遣的滑稽故事,《外科手术》便是这类作品之一。但他很快就摆脱了这种风格,认真思考起了重大的社会问题,目光转向了广大民众遭受不公、贫穷愚昧的生活。他的小说短小精悍,简练朴素,结构紧凑,情节生动,笔调幽默,语言明快,寓意深刻。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通过幽默可笑的情节进行艺术概括,塑造出完整的典型形象,以小见大,以此来反映当时的俄国社会。
契诃夫一生创作了七八百篇短篇小说,早期作品大多数是短篇小说,如《胖子与瘦子》《小官吏之死》《苦恼》《万卡》,再现了“小人物”的不幸和软弱、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和小市民的庸俗猥琐。而在《变色龙》及《普里希别耶夫中士》等中,作者鞭挞了忠实维护专制暴政的奴才及其专横跋扈的丑恶嘴脸,揭示出黑暗时代的反动精神特征。《假面人》与上述作品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所嘲笑的是一班知识分子——所谓社会上的精英。他们面对假面人前倨后恭,丑态百出,是旧俄社会一幅人生百态图。1890年,契诃夫不顾身虚力弱,到政治犯流放地萨哈林岛进行考察,目睹种种野蛮、不幸的事实后,提高了自己的思想境界,深化了创作意境,创作出表现重大社会课题的作品,《在流放地》就是这类作品。《六号病房》是猛烈抨击沙皇专制暴政的作品;《带阁楼的房子》揭露了沙俄社会对人的青春、才能、幸福的毁灭,讽刺了自由派地方自治会改良主义活动的于事无补;《庄稼人》极其真实地描述了农民在19世纪80、90年代极度贫困的生活现状,表现了契诃夫对农民悲惨命运的关心同情;在《未婚妻》中,作者相信旧制度一定灭亡,新生活早晚会来!正如女主人公所想象的,“一种崭新、广阔、自由的生活展现在她的面前,这种生活,尽管朦胧,充满了神秘,却吸引着她,呼唤她的参与”。
《套中人》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创作于1898年,其时沙皇俄国正处于专制统治时期,人们失去了思想与言论上的自由,别利科夫就是这种环境所造就的一个可恶而又可悲的人:他性格上的顽固保守、躲避现实、害怕变革和人格上的卑劣,是他可恶之处;而可悲之处表现在他整天六神无主、谨小慎微,因多疑而诚惶诚恐,为了维护专制制度而丧失了自我。而《出诊纪事》则表明资本主义“魔鬼”不仅压榨工人,而且也折磨着工厂主后裔的良心,他们意识到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理,因而深深感到抑郁不安。在《醋栗》和《姚内奇》里,契诃夫刻画了自私自利、蜷伏于个人幸福小天地的庸人的心灵空虚和堕落,并指出:“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之地,不是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这个广阔天地里人才能展现出他自由精神的全部品质和特性。”而《在峡谷里》则揭露农村中商人对农民的欺诈和盘剥,真实反映了资本主义渗透农村的情况。
契诃夫后期转向戏剧创作,主要作品有《伊凡诺夫》(1887)、《海鸥》(1896)、《万尼亚舅舅》(1896)、《三姊妹》(1901)、《樱桃园》(1903),都曲折反映了俄国1905年大革命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
契诃夫的小说有着独特的艺术风格,这就是朴实、简练,艺术描写具有客观性,同时富于幽默感。他的小说没有多余的东西,很少有抽象的议论。他善于用不多的文字表现深刻的主题。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多是截取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和事,在平淡无奇的故事中透视生活的真理,在对平凡琐事的描绘中揭示出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这使得其作品朴素得跟现实生活一样真实而自然。如《苦恼》中写一位马夫姚纳,在儿子夭折的一星期里,几次想跟别人诉说内心的痛苦,却几次遭到各怀心事的乘客的冷遇。万般无奈之下,他只有向老马倾诉自己的不幸与悲哀。作者借助这一平淡无奇的故事,揭示出黑暗社会中的世态炎凉、人情冷漠和小人物孤苦无依的悲惨遭遇,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契诃夫从不轻易在小说中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倾向、发表主观议论,而是把这种主观倾向寓含于客观冷静的艺术描写之中,让生活本身来说话,做到含而不露、耐人寻味。如《渴睡》中写13岁的小女孩瓦里卡白天不停地为主人干活,晚上还得整夜地给主人的小孩摇摇篮。她困极了,可小孩总是哭哭啼啼,使她根本无法入睡。最后她捏死了摇篮中的小孩,倒在地上酣然睡着了。作者冷峻的描绘中,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瓦里卡的命运究竟将会如何?这个问题,作者留给了读者自己去思考。
契诃夫主张“简洁是才能的姊妹”“写作的艺术就是提炼的艺术”,其小说大多是速写式的,既没有冗长的景物描写和背景交代,也很少有大起大落、曲折离奇的情节和急剧变化的紧张场面;而是情节简单、发展迅速、人物不多、主次分明,语言精练明快,善于运用白描式的个性化语言刻画人物性格、塑造典型。比如《变色龙》中仅仅写了狗咬人一件事、警察断案一个场面、四个人物,故事情节发展极其简单;作者仅仅抓住了警官奥楚美洛夫在审案过程中的五次“变色”,便收到极其强烈的讽刺效果。
1904年6月,契诃夫因肺炎病情恶化,前往德国的温泉疗养地黑森林的巴登维勒治疗,7月15日逝世。
我国最早介绍契诃夫作品的是190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黑衣教士》,是吴祷根据日文用文言文译出来的。两年之后的1909年,周作人和周树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出版,其中收有契诃夫的两篇短篇小说(《在庄园里》和《在流放中》),此后各杂志陆续发表了周作人的又一译作《可爱的人》(现通译《宝贝儿》)、鲁迅翻译的《坏孩子》等八个短篇。最早开始大规模翻译契诃夫小说的是赵景深。1930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从英文转译的八卷本的《契诃夫短篇杰作集》,共收契诃夫小说162篇。但向中国读者介绍契诃夫作品的最大功臣当属汝龙。1950--1958年,上海平明出版社和新文艺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共收录其二百多篇小说的《契诃夫小说选集》,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契诃夫的全集。
在契诃夫的诸多小说中,《变色龙》《万卡》《套中人》等先后入选我国各地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参考过国内外不同版本的《契诃夫小说选》,许多注解及资料是从这些书籍和网上文章中选取的,特向有关译作者表示感谢。
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