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时间竞赛，我们是注定要输的；生命的开始，我们已经来不及；时间是一切欲望和愿望的陵墓；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张悦然《老狼老狼几点了》、朱天心《童年往事》青山七惠独家专访《如何与世界相遇》，《鲤·来不及》是鲤书系十本纪念，迄今为止张悦然最满意的鲤读物！

张悦然主编，2011年1月春节献礼！

我们是流水线上的一代，被制造、命名，分送到既定的位置，呈现给大众。流水线只负责装配，却不能帮助人成长：80后呈现出的群像，就像是一群握在媒体手中的空心玩偶。在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整个世界都被摇撼，信息塞满各种缝隙，核心价值却摇摇欲坠。我们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去辨别和思考什么是我们想要的么？我们能够让脚步变得更踏实徐缓么？我们能够主导自己吗？我们能够在自己的领域带来改变吗？我们需要一场彻底而毫无顾忌的表达，然而我们还能等来吗？

在《鲤·来不及》中，几位不同年龄的作家畅谈他们如何用写作来对抗时间与生命的流逝。日本女作家青山七惠替80后群体表达与现实世界相遇时的焦虑。台湾女作家朱天心在深度访谈中提及《初夏荷花时期的爱情》里的中年危机，并奉上散文《童年往事》再次定格少年刻度。阎连科则以作家的姿态直面死亡带给他的恐惧。特约作者困困发出提问：凭什么作家的老与死那么郑重其事，那么富有审美意义，那么崇高呢？

《鲤·来不及》由张悦然编著。

态度

 如果时间可以按下暂停键 文——鲤编辑部

 火山灰里的盛宴 文——毛毛

 网络森林的寄居者 文——刘琪鹏

 最后一首记得的歌 文——丽劫

 当离别来到的时候 文——程亮

 如果冷漠 文——塑料人儿

小电影

 陌生人的房间 文字、摄影——李爱霞

沙龙

 青春从未是件累人事 文——鲤编辑部

 来自天国的人口普查员 文——困困

 如何与世界相遇 文——姜妍

 初夏荷花时期的击壤歌 文——于是

 童年往事 文——朱天心

 一个人的三条河 文——阎连科

不在场

 世上已千年 文——韩松

 慢镜快进 文——小庄

镜子

 倒淌河 绘画、摄影——Yv?nette.z

小说

 林肯支持者 文——（美）罗恩?拉什 译——姚人杰

 哟，约瑟夫，我很累 文——（美）理查德?耶茨 译——孙仲旭

 闭幕式 文——韩松

 肤性 文——桃之11

 爱情 文——周嘉宁

 碎片 文——颜歌

 敌人易得 文——春树

 老狼老狼几点了 文——张悦然

诗

 “低语” 文——AT

别册：声纳

诗

 颜禾

 Aaron Rose

 瑞苏

 崔晓晋

如果把人的自然生命视为一条某一天开始流淌、某一天必然消失的河流，于作家、诗人、画家、艺术家等等相类似的职人而言，从这条河流会派生出另外的一条河流来。那就是你活着时创作出的作品的生命时间。

生命与时间是人生最为纠结的事情，一如藤和树的缠绕，总是让人难以分出主干和蔓叶的混淆。当然，到了秋天到来之后，树叶飘零，干枯与死亡相继报到，我们便可轻易认出树之枝干、藤之缠绕的遮掩。我就到了这个午过秋黄的年龄，不假思索，便可看到生命从曾经旺茂的枝叶中裸露出的败谢与枯干。甚至以为，悦然让我写点有关作家与死亡、与时间的文字，对我，都是一种生命的冷凉。但之所以要写，是因为我对她与写作的敬重。还有一个原因，是朋友田原从日本回来，告诉我一个平缓而令人震颤的讯息，他说谷川俊太郎先生最近在谈到生命与年岁时说到：“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

富有朝气、卓有才华的诗人兼翻译家田原，年年回来总是给我带些礼物。我以为他这次传递的讯息，是他所有礼物中最为值得我收藏的一件。在日本的亚洲文学，或说世界文学，大江健三郎、谷川俊太郎和村上春树，约是最为醒目的链环。他们三个人中，诗人谷川俊太郎年龄最长，能说出上边的话，一是因为他的年岁，二是因为他的作品，三是他对自己作品生命的自醒和自信。由此我就想到，于一个作家而言，关于时间、关于死亡、关于生命，可从三个方面去说：一是他自然的生命时间，二是他作品存世的生命时间，三是他作品中虚设的生命时间。

自然的生命时间，人人都有，无非长短而已。正因为长短不等，有人百岁还可街头漫步，有人早早夭折，如流星闪逝。这就让活在中间的绝大多数，看到了上苍对人的生命之无奈的不公，滋生的人类生命本能最大的败腐，莫过于对活着的贪求与渴念，因此膨胀、产生出活着的无边欲望和对死亡莫名的恐慌。我就属于这绝大多数中最为典型的一个。在北京，最怕去八宝山那个方向。回老家最害怕看见瘫坐在村口晒太阳的老人和病人。十几年前，我的同学因为脑瘤去世，几乎所有在京的同学，都去八宝山为他送行，唯独我不敢去那儿和他最后见上一面。可是结果，大家去了，在伤感之后，依然照旧地工作和生活，而我却每天感到隐隐的头痛头胀，严重起来如撕如裂，于是怀疑自己也有脑瘤，整整有半年时间，不写作，不上班，专门地托亲求友，去医院，找专家，看脑神经、脑血管和大脑相关的各个部位。单各种CT和核磁共振的片子拍得有一寸厚薄。医院和专家，也都不惜你的银两，看见小草就说可能会是一株毒树，不断地引领你从感冒的日常遥望癌症的未来，直到最后在北京医院求见了一位八十多岁的脑瘤专家，他在比对中看完各种片子，淡淡问我：“你看病自费还是报销？”我说：“全是自费。”他才朝我一笑，说你的头痛头胀，还是颈椎增生所致，回家按颈椎病按摩去吧。

实话说，我常常为死亡所困，不愿去想人的自然生命在现实中以什么方式存在才算有些意义。躲避这个问题，如史铁生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想清弄明的执著一样。比如写作，起时是为了通过写作进城，能够逃离土地，让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些，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父母的不太一样。后来，通过写作进城之后，又想成名成家，让自己的生命过程和周围的人有所差别。可到了中年之后，又发现这些欲望追求，与死亡比较，都是那么不值一提，如同我们要用一滴水的晶莹与大海的枯干去较真而论。诚实坦言，直到今天，我都无法超越对死亡的恐慌，每每想到死亡二字，心里就有种灰暗的疼痛，会有种大脑供血不足的心慌。

就是二三年前，北京作协的老作家林斤澜先生因病谢世，我找不到理由不去八宝山为他送行，回来后还连续三个晚上失眠烦恼，后悔不该去那个到处都是“祭”字、“奠”字和黑花、白花的地方。现在，弄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继续写作，我就对人说：“写作是为了证明我还健康地活着。”我不知道这句话里有多少幽默，多少准确，只是觉得很愿意这样去说。因为我不能说：“我写作是为了逃避和抵抗死亡。”那样会觉得太过正经，未免多有秀演。可我把死亡和写作，把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和文学联系在一起时，我实在找不到令我和他人都感到更为贴切，更为准确，又可信实的某种说辞。我常常在某种矛盾和悖论中写作。因为害怕和逃避死亡才要写作，而又在写作中反复地、重复地去书写死亡。

《日光流年》我说是为对抗死亡而作，其实也可以说是因恐惧死亡而悠长地叹息。《我与文辈》中有大段对死亡浅白简单的议论，其实也是自己对死亡恐惧而装腔作势的呐喊。我不知道我什么时间、在什么年岁可以超越对死亡的恐慌，但我熟悉的谷川俊太郎先生，在年近八十岁时说了“生命于我，剩下的时间就是笑着等待死亡的到来”那样的话，让我感到温暖的震撼。这句对自然生命与未来死亡的感慨之言，我希望它会像一粒萤火或一线烛光，在今后的日子里，照亮我之生命与死亡那最灰暗的地段和角落，让我敢于正视死亡，如正视我家窗前一棵树木的岁月枯荣。

如果把人的自然生命视为一条某一天开始流淌、某一天必然消失的河流，于作家、诗人、画家、艺术家等等相类似的职人而言，从这条河流会派生出另外的一条河流来。那就是你活着时创作出的作品的生命时间。曹雪芹活了大约40几岁，而《红楼梦》写就约近250年，似乎今天则刚入生命盛期。没有人能让曹雪芹重新活来，腐骨重生，可也没有人有能力让《红楼梦》消失死去，成为废纸灰烬。卡夫卡41岁时生命消失，而《城堡》、《变形记》却生命蔓延不衰，岁月久长久长。他们在活着时并不知自己的作品会生命久远，宛若托尔斯泰活着时，对自己的写作和作品充满信心一样。而一个画家不相信自己的作品可以长命百岁，并不等于他不理想自己的作品生命不息。一个作家之所以要继续写作，源源不断，除了生存的需求，从根本去说，他还是相信、或者侥幸自己可以写出好的、乃至伟大的作品来。如果不怕招人谩骂，我就坦然我总是存有这样侥幸的莽撞野愿。但我也知道，事情常常是事与愿违，倍力无功，如一个一生长跑的运动员，到死你的脚步都在众人之后。你的冲刺只是证明你的双脚还有力量的存在，证明你在长跑中知道掉队但没有选择放弃和退出。如此而已，至多也就是鲁迅所歌颂的“最后一个跑者”罢了。P077-080

和时间的这场比赛，是注定要输的。可是我们必须参加这场比赛，还要不断骗自己说也许会赢。事实上，从生命的一开始，我们已经来不及了。或者说，以上帝面前的那只钟表来看，我们永远都是来不及的。

不过，除了哲学家，很少有人整日拿上帝那只钟来为难自己。更多的时候，人们看的是世间的钟表。我们居住的国家和城市有各自的钟表。网络，报纸，杂志，真实或虚拟的社交群落，也有它们的钟表。选择一份工作，不可避免地要加入它的时间体系；与一个人结成长期的伴侣，有时也需要将钟表调试到与对方一致。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我们的时钟，渐渐地，我们甚至忘记了它的存在，——那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内在的时钟。

倘若内在的时钟没有受到外界侵犯，我们或许会过得从容和体面许多。不过在一个如此迅疾而密密麻麻的世界里，这几乎是没有可能的。我们甚至愿意接受这种侵犯，因为它让我们感觉到自己身处一个现代的，热闹的，丰盛的世界。我们张开双臂迎接侵犯，令外界的时序彻底攻占了内心世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成了装备机芯的发条玩具，在固定的时候作出必要的反应。我们再也听不到彼此的心跳，取而代之的是滴滴答答的钟表声。

永远都是来不及的，迟早也是要来不及的。来不及一点都不可怕。但有些来不及是不必要的，是一种对自己的啃噬和伤虐。我们都在赶时间。不过，我们究竟在赶的是谁的时间？那些和时间赛跑的人啊，他们又在和谁的时间赛跑呢？

这个世界太热闹了，最不缺少的就是声音。每个人都在忙着表达自己，声音如同甩一甩头发掉下来的头皮屑，轻易，细碎，落在地上立刻就会像水气一样蒸发，什么也没有留下。

粗略地追溯一下，“80后”这一名词，大约诞生于2000年前后，或许可以说，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一代人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十年里，我们一直在说，却又好像什么也没有说过。我们如此热衷于表达自我，然而所有的表达只是令我们沉入更深的自我。我们早慧，却晚熟，十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扮演着最初的角色——一个旧传统里的不和谐音符，然而所发出的声音却越来越微弱，不用再过十年，它就会被近乎吞没。或许是我太悲观。可是在那些偶然乐观和间歇理想主义的时刻，我还是会想，是否还会有一些声音可以汇聚到一起，凝结成某种坚硬的东西，渐渐长成一副骨骼支起我们虚弱的身体？我们还在渴望这样的声音吗？或许它最终也无法强大到足以挽救我们的虚弱，可是对它的渴望，本身就是对于虚弱的反抗。

因为这种渴望，所以有了名为《声纳》的别册。现在所看到的它，轮廓还很隐约，声音也很孱弱，有太多东西需要在以后慢慢完善。而时间恰好是一个新的十年的开始，人们通常会有在开端许愿的习惯，所以我们姑且将《声纳》的诞生，视作许在新的开端之前的一个心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