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所审视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有争议的文学作品，它打通传统的时间概念，记录了中国文学从近代走向现代、从现代走向当代的惊涛骇浪的百年历程。本辑推出五本，全部为中短篇小说。即20世纪一二十年代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的狐步舞》、五六十年代的《在悬崖上》、七八十年代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八九十年代的《红蝗》。

《红蝗》为其中一册，收录了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莫言的《红蝗》、刘恒的《白涡》、余华的《鲜血梅花》、苏童的《妻妾成群》、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作品。

“20世纪中国文学争议作品书系”所审视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有争议的文学作品，记录了中国文学从近代走向现代、从现代走向当代的惊涛骇浪的百年历程。本辑推出5本，全部为小说作品。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在不断的争议中成长繁荣的。从这个视角而言，没有争议便没有文学。

莫言编著的《红蝗》所选中短篇小说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争议作品的代表作，包括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莫言的《红蝗》、刘恒的《白涡》、余华的《鲜血梅花》、苏童的《妻妾成群》、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六部名家名篇。

《红蝗》在每篇争议作品的后边，均附有“述评”，介绍作品的时代背景、争议双方的代表人物或主要观点、争议的影响以及如何看待这些争议，等等；在每本书的“前言”里，梳理并描述这一历史时期争议作品的概况、特点，为读者认识这一特定文学时期及其争议作品，提供相应的阅读和智力支持。

出版说明

前言

小城之恋

红蝗

白涡

鲜血梅花

妻妾成群

一地鸡毛

小城之恋

王安忆

小小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了。在一个剧团里跳舞，她跳“小战士”舞，他则跳“儿童团”舞。她脚尖上的功夫，是在学校宣传队里练出来的，家常的布底鞋，站坏了好几双，一旦穿上了足尖平坦的芭蕾鞋，犹如练脚力的解去了沙袋，身轻似燕，如履平地。他的腰腿功夫则是从小跟个会拳的师父学来的，旋子，筋斗，要什么有什么。下腰，可下到头顶与双脚并在一处；踢腿，脚尖可甩至后脑勺，是真功夫。这年，她只十二，他大几岁，也仅十六。过了两年，《红色娘子军》热过去了，开排《沂蒙颂》的时候，有省艺校舞蹈系的老师来此地，带着练了一日功。只这一日，就看出他们练坏了体形，一身上下没有肌肉，全是圆肉，没有弹性和力度。还特地将她拉到练功房中央，翻过来侧过去的让大家参观她尤其典型的腿，臀，胳膊。果然是腿粗，臀圆，膀大，腰圆，大大的出了差错。两个乳房更是高出正常人的一二倍，高高耸着，山峰似的，不像个十四岁的人。一队人在省艺校老师的指拨下，细细考察她的身体，心里有股不是滋味的滋味。她自然觉着了羞耻，为了克服这羞耻，便作出满不在乎的傲慢样子，更高的昂首挺胸撅腚，眼珠在下眼角里不看人似的看人。这时候的她，几乎要高过他半个脑袋。他的身体不知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不再生长，十八岁的人，却依然是个孩子的形状，只能跳小孩儿舞。待他穿上小孩儿的装扮，却又活脱脱显出大人的一张脸，那脸面比他实际年龄还显大。若不是功夫出色，团里就怕早已作了别样的考虑。

两人虽都算不上主角儿，却都勤于练功。一早一晚的，练功房里常常只见他们两人。大冷的天气，脱得只剩一身单薄的练功服，不用靠近，便能互相嗅到又香又臭的汗味儿和人体味儿。他的味儿很重，她也不比他轻。似懂非懂的同屋的小女孩儿便说她有狐臊臭，都不愿与她床挨床住。她不在乎，还想：“狐臊就狐臊，你们还没有呢！多人没，少有人有的东西，才是真正稀罕呢！”想归想，心里总还微微地有些难过，有点自卑。岂不知，那与狐臭是风马牛不相及，只不过人体味儿稍重些就是了。问或，练到一半会立定下来，喘一口气，互相看看，吸吸鼻子，她便好奇了，说道：“咦，你身上有西瓜味儿。”他便侧过头低下脸，抬起胳膊朝腋下嗅嗅，笑道：“我是甜汗儿，夏日里蚊子最好吃我。”可不是，白生生的皮肤上，这里那里全是褐色的小疤，夏天里留下的，再褪不去了。随后，他则惊讶地说：“你身上可是有股蒸馍味儿！”她也抬起胳膊嗅嗅腋下，回答道：“我是酸汗儿，蚊子不吃。”果然是光洁得连个针尖大小的斑点都没有，黑黝黝的发亮。两人便喘喘地笑，笑过了，再练，各练各的，有时也互相帮着。她的胯紧，他便帮她开胯，让她仰面躺在地板上，蜷起两腿，再朝两边使劲分开，直到膝盖两侧各自触到地面。待到她爬起身来，红漆地板上便留下了一个人形的湿印子，两腿蜷着朝两边分开，活像只青蛙。那印子要过一时才能干了褪去。他练着吸腿转，总绕着那人形，转不开去，遇了鬼打墙似的，直到那人形隐在地板宽阔的条子里边，他则期待着再长高若干公分，以为韧带的松紧是关键，便努力地拉韧带。背靠墙站好，请她帮助将绷直的腿朝头顶上推。她推得下力，脸蛋贴着他腿的弯处。他常靠的扶把尽头的那块墙壁，天长日久，石灰水刷白的墙上便有了一个黄黄的人形，独腿的，再褪不去了。她如站在那端的扶把上压腿，看着那独腿的人形，便觉有趣，沿着脚跟朝上瞅，直瞅到腿根。

这么着辛勤地练下去，他是越练越不长，她则越来越多圆肉，个子倒是很长，离那颀长却甚远。只是依着时间的规律，各人都又添了一岁。

这地方，是小小儿的一座城，环了三四条水，延出一条细细的汽车路，通向铁道线。最大的好处便是树了，槐，榆，柳，杨，椿，桃，李，杏，枣，柿，水灵灵的碧绿。轮船顺着水下来，早早的就看见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洲，渐渐近了，便看见那树丛里的青砖红瓦，再近了，才听着一阵阵不卑不亢的歌声，是水客拉水的号子。此地人吃惯了河水，一吃机井水便肚疼腹泻，水客做的就是拉水送水的营生。平车上安着柏油桶，桶里盛着河水，随着道路不平的颠簸，溅出水花。河边的道儿，被车轮辗出深深浅浅的沟。无数条沟交错着。车轮从这条沟岔进那条沟，车轱辘在坎儿上硌一下，号子便打个顿，颤音似的，还有着节奏。一颤一颤的刚去远，又有后来的响起，萦绕不绝，与那绿荫荫的树丛常在。轮船却开走了，丢下几十个人，十几个挑子，踩着颤悠悠的跳板，沓沓的走上岸来，走上通向街心的土路。

城里的街，大都是石块拼成的路，人脚磨得光滑滑的，太阳晒得热烘烘的，透过布底鞋烫着脚心，一身都舒坦了。挑子在肩上颤悠，脚板敲得石路沓沓的响，到了街心，才下了挑子，原来是一挑鲜嫩鲜嫩的韭菜，头刀割下，还带着露珠。这一日，城里十户有九户吃的是韭菜馅的扁食，一街的韭菜香。那韭菜挑子闲了，搁进一扎炸果子，悠悠的去了。

上南边买草的马车“得得”的当街走过，车上张着被单作帆。老马低着头啃吃啃吃的走，身边跑着没有羁绊的马驹子，摇头摆尾的撒欢，四条细长腿跨得老高，一忽儿跑前，一忽儿落后，一忽儿又左右四下的乱走，撞了老妈妈的凉粉摊子，也没计较，谁都给它让道，任它闹去。

脱落了石灰，露出青砖的墙上，贴了大幅的海报，电影院演的电影，戏院演的戏。电影是一角的票，戏院则是三角；电影是人影儿动，身手很不平凡，戏院里虽是武艺低了几筹，却是真人形的。价钱很公道。到了夜里，都能满场，刚够满的场，正好的。

到了夜里，街上的挑子走净，店铺上了门板，黑黝黝的一条街，石子路在月光下闪着莹莹的光亮。门闭了，窗关了，过了一阵子，灯也灭了。孩子开始做梦，梦到大了时候的情景，老人却想心事，想那少年时候的光阴，不老不少的男女们则另有一番快乐，黑暗里运动着，播下了生命的种子。来年这个时候，小城里便又有了新生的居民，呱呱地哭着。

这会儿，是黑漆漆的静。

影院里，唯有一块屏幕光明着，活动着人影儿，人影儿演着悲欢离合的故事。戏院里，是一方戏台辉煌灿烂着，真人扮着假角儿。

他们总是不间断的练功，是想停也停不了。一旦停了下来，她会越发的圆胖肥硕，而他身上是连一分膘也不敢长的，横里多一分，竖里便更短了一分。他们只有这样苦苦地练下去了。P1－3

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的浪潮对文学界的；中击前所未有，一些传统的观念和价值体系被质疑甚至被颠覆、重构。

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可谓其问的“重头戏”。讨论发韧于哲学界，旋即遭到了强有力的批评，然后是一段尴尬而痛苦的沉寂，风风雨雨之后重新得到正视并逐渐形成某种共识。这种过山车般的历险过程并不奇怪，因为我们早已形成了思维定势，凡事以阶级性为第一要务，人也被当然地视为阶级的人，谈不上还有什么其他属性。而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则是对抗性的，有时是你死我活的，因而普遍存在的“人性”“人道主义”等便相当敏感，长时间被视为禁区。延安整风运动以来，一些学者或作家因此而遭受罹难，成为人性祭坛上的牺牲品。

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主要发生在理论层面，作家们较少直接参与，但对他们的人生思考和创作实践的冲击和影响却是巨大的。他们努力探寻失落已久的人性，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情感起伏和精神谱系，“人”的审美得到了回归和重构。作家们通过他们的作品热情地回应、参与了讨论，并且推动了讨论向纵深的发展。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198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后霭理土的《性心理学》等一批被冰封数十年的学术名著也得以问世。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相关的文学名著如《查泰来夫人的情人》（曾一度遭禁）以及郁达夫、施蛰存、白先勇等人的小说相继被推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掀起了一股“弗洛伊德热”。这一思潮的出现，打破了“谈性色变”的禁锢，一大批如张贤亮、贾平凹、孙甘露等作家，以不同的形式和风格表达了他们心目中的“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安忆连续发表了《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系列中篇小说，对人、人性和性进行不同视角的探索和描绘。这几篇被称为“三恋”的小说，引起文坛的普遍关注和较深层次的争议。

争议的焦点不在于能不能写性，而在于如何写性。在《小城之恋》中，王安忆将一对青年男女性的迷失与颠狂置于“文革”后期，表现了全民精神生活的单调和荒凉，物质生活的贫困，生存空间的逼仄，表达了环境对人心灵带来的压抑和扭曲，体现了干预生活的批判锋芒。与此同时，王安忆着力展示了人的存在的荒谬性，强调了如何对人的“内视”。人，不应成为环境的奴隶，人性中存有美好的东西，它使人积极、乐观、向上；也存有恶的东西，它使人阴暗、乖戾、堕落。《小城之恋》通过人物内心律动的描摹和命运的走向，表达了作家对真善美的呼唤。从荒诞、野蛮、肮脏、扭曲转向正常、合理、温馨、健康，即从人性丑转向人性美，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小城之恋》在表现这一历程的过程中，其间的描写是否有未经作家过滤因而存有粗鄙，批评和争议为作家提出了参考意见，对完善并推动创作显然是有益的。

经过反复探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王安忆的创作显得更为理性，走向成熟。199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获得了普遍的好评和赞誉，收获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王德威评价说：“王安忆细写一位女子与一座城市的纠缠关系，历数十年而不悔，竟有一种神秘的悲剧气息。”（《女性与文学》，香港岭南学院，1997年版）

1985年前后出现了具有先锋实验性质的小说作品，形式的标新立异、叙事的创新和语言的自觉为小说带来自由和广阔的空间，小说的格局呈现了多元的形态，为文坛带来了相当的冲击。代表作家较早的有刘索拉、徐星、残雪、马原、扎西达娃等，稍后的有余华、苏童、格非等，而莫言则贯穿了整个先锋小说的全过程。莫言对原始生命力的膜拜和弘扬，余华、苏童等对具体历史或生活的抽空、对人性意味的刻意表达，以及马原对传统叙事颠覆性的破坏等，构成了先锋小说的主要特征。

莫言在文坛甫一亮相即引起争议。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是他在“军艺”学习期间的“习作”，在老作家徐怀中的帮助下发表，可谓其真正小说创作的“处女作”。作品没有完整的故事，由黑孩这个形象勾连起乡村记忆，贫困、挣扎、压抑、扭曲，尽在其中。有些读者和评论家认为小说“故弄玄虚”，著名作家李陀却给予热情的肯定：“作者没有彩用人们都熟悉的写实的方法，而是借一种特定的表现形式，将现实的因素和非现实因素融成一体，形成一种十分独特的小说艺术形象。”（李陀：《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评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文艺报》1985年7月6日）莫言其后发表的《红高梁》以古老的故事和崭新的表达而使文坛震惊，争议随之而来。“小说对题材的处理显示出对传统小说叙事的叛逆，”荒蛮而粗砺的环境与奔放而绚丽的生命交织在一起，表达了作品的主题，“体现着民族民间的两个方面，一是勇敢抗争，一是勤苦耐劳，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季红真：《忧郁的土地，不屈的精魂》，《文学评论》1987年第6期）赞者如是说。也有人认为小说有自然主义倾向，“不仅不能给人以美感，反而让人感到头根发麻，好不舒服！”（蔡毅：《在美丑之间……》，《作品与争鸣》1986年第10期）弹者如是说。然而，时间已经证明，《红高梁》不但是莫言的小说代表作，也是中国新时期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本书所选《红蝗》不是莫言小说中最好的，但与《透明的红萝卜》和《红高梁》一样，是有争议而且是最激烈的。《红蝗》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形式，都堪称莫言早期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得十分到位的作品。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莫言的成名作《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在创作上更加注重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和尊重读者的阅读感受，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

余华是一位风格独特、拥有众多读者的作家，也是一位饱受争议的作家。余华早期迷恋暴力与死亡，本书所选《鲜血梅花》虽然不是这方面的典型之作，但是对于生命意义的追问、对于死亡价值的思考，特别是在营造这些故事和意蕴时的沉静冷漠、叙述人与作品人物的距离感，在余华的早期小说中，是具有代表性的。

余华的小说创作为中国当代文坛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冲击，叙事的独树一帜和审美的特别感受令人惊讶而迷醉，莫言曾发自肺腑地称赞说：“我欣赏的是那些独步雄鸡式的、令人不愉快的东西。‘正常’的人一般都在浴室里引吭高歌，余华则在大庭广众面前狂喊，他基本上不理会别人会有的反应，而比较自由地表现狂欢的本性。狂欢是最露骨的表现，是浪漫精神最充分的体验。这家伙在某种意义上是个顽童，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个成熟得可怕的老翁……于是余华便成了中国当代第一个清醒的说梦者。”（莫言：《清醒的说梦者——关于余华及其小说的杂感》，《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2期）我们在阅读《鲜血梅花》时，这种感觉，庶几近之。

1995年出版的《许三观卖血记》可谓余华艺术转型的标志性作品，小说从虚无梦幻的时空转向实实在在的生活图景，从抽象化的符号过渡到“人”的复活，表现手法也从冷漠的叙事转向带有温度的讲故事。这种“拨乱反正”还表现在《活着》和进入新世纪以后的《兄弟》中。余华的转型更加赢得了读者的青睐，他的作品成为疲软的纯文学图书市场的宠儿。然而争议依然不断，例如董健、丁帆、王彬彬就指出：“余华的这种剧变多少给人以突兀之感，让人对两者何以表达的是作者真实的人生体验暗生疑虑。另一方面，《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所张扬的人生态度也可以说与中国传统的‘好死不如赖活着’很难划清界限，也让人想到诸如‘逆来顺受’、‘唾面自干’、‘苟且偷生’一类成语所表达的意义，还让人想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这个意义上，这两部小说表达的是一种很陈旧很低俗的人生观念。”（《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相较莫言和余华而言，在先锋作家中，苏童小说的争议不是很多。苏童的创作大体上也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作品如《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和《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等，“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表现得比较明显。这些小说大都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但第一人称的“我”却带有进出故事的随意性，在正常的叙述中有时突然插入一些莫名其妙的句子，这些形式上的花样，可能给阅读带来新奇感，但却显得生硬别扭，破坏了读者阅读的美感。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交替之际，以《妻妾成群》为代表，苏童的创作有了较大的转变。这种转变较莫言等作家显得更彻底。苏童开始采用第三人称叙事，作品具有完整的故事，注重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命运的书写，那些文字游戏和技巧卖弄不见了，代之以似乎是传统的写法。然而，那纯净而伤感的语言，出色的冷静和凄艳的色调，富有江南韵味和古典气息的氛围，独特的故事情境和深藏的文化内涵，依然流露出不是外在形式而是贯注于字里行间和作品气场的内在的“现代”文学特质。

苏童的小说多以历史为题材，特别是再现家族的历史成为他关注的主要对象。在封闭的格局中，苏童不在意历史的真实，而将注意力投射到对人和人性的聚焦。他充分发挥他奔放不羁的想象力，把人的种种欲望、疯狂和残忍表现得淋漓尽致。《妻妾成群》如此，后来出版的长篇小说《米》亦复如是。当然，《米》的格局比《妻妾成群》显得开放和广阔，场景也明显繁复。作品虽获相当好评，但仍有争议。有论者认为，“当作者摈弃那些虚幻的光明和理想，真实地展示着人性的黑暗和灵魂的糜烂的时候，却因为缺乏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无法进一步洞穿这种黑暗与糜烂。这样，作者没有能够与所描写的对象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相反却沉溺其中，终于为笔下的人性的黑暗与灵魂的糜烂、生存的无奈与绝望所同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使小说丧失了独立精神主体的观照与审视。”（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这些看法对《妻妾成群》而言，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20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和进入九十年代之后，先锋文学的重要作家大都开始转型，读者反映的“看不懂”已被较强的故事性所代替，现实主义的回归不但已成为主流，而且悄然兴起了一股“新写实”的创作热潮。“新写实”有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它注重对庸常凡人“原生态”的表现，而不是那种歌颂英雄人物的“宏大叙事”：它努力还原生活的本来面貌，从而解构崇高的悲剧美学观；在叙事上，它主张“零度情感”，而不要求作者“饱蘸情感”的笔触之类。“新写实”的代表性作家为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等。

《白涡》是刘恒的早期作品。小说“剥离了周兆路和华乃倩情欲之中的爱情光环，还原了作为情色动物的人的悲剧性存在图景”，有论者评价道，“小说在写实中深深融和着现代主义精神气质，注重对人的存在意义的追问，对人的宿命的解剖，作品中弥漫着孤独的意蕴和较强的心理分析色彩。”刘恒早期的长篇小说《苍河白日梦》与《白涡》的格调相近，孤寂、灰暗、悲观的气息萦绕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围绕《白涡》的争议，触及到了这一点，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有参考意义的。进入九十年代中后期刘恒发表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刷新了此前的叙事格调，通过幽默和调侃表现积极乐观的精神气质。生活里有苦涩和苦难，也有微笑和快乐，两者互相渗透，互相化解，表现了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渴望。

《一地鸡毛》和《单位》是刘震云早期的代表作，也是“新写实”小说的“经典”文本。作品通过小林夫妇在现实生活中的不断碰壁而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反映了商品化、市俗化社会对人的生存、理想和个性的强大压力和扭曲，精神生活被无往而不胜的生存哲学、关系哲学所异化或抽空。刘震云坦言：“在这个世界面前，任何人都是输者。”

刘震云是一个颇富争议的作家，文学评论家陈晓明指出：“那些通用说法和流行术语，诸如‘生活本相’、‘原生态’一类含糊其辞的概念，轻而易举就消磨了刘震云小说的光泽和锐气，并且使他处理的特殊主题以及由此呈现的风格特征也弄得莫名其妙。”（跋：《权力意识与反讽意味——对刘震云小说的一种理解》，《官人》，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刘震云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版的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杂》、《一腔废话》，虽然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和一些读者的青睐，但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这几部长篇小说既没有可以把握的情节线索，又没有可以把握的思想内涵，像是对读者进行话语的狂轰乱炸。作者或许是有意进行某种探索，但这种探索实在不能说是成功的。”（董健、丁帆、王彬彬：《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面对质疑和批评，刘震云不可能无动于衷，然而作家是靠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思索并且回应读者和评论界的。200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好评如潮，获得了多种奖项，在图书的书腰上印着几位评论家的热情赞颂，其中摩罗说：“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笔触始终紧贴苦难的大地和贱如草芥的底层人群，结构单纯而内容丰富，命悬一丝而荡气回肠，主人公常常走投无路而又一直勇往直前。这是刘震云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小说。”

争议为文坛注入了活力，创作在争议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