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一说，我父亲在逝世前的最后几年经常闹病，我母亲得守在他身边，这样一来，她就觉得再要为自己的那三所房子操劳实在力不从心了，屡次表示想卖掉其中的一所。有个叫玛利亚·伊万诺芙娜的老妇人得知了这件事，此人与母亲相识多年，生活困难，母亲很可怜她。这个老妇人的女儿有病，女婿是个酒鬼，她靠自己的劳动把好几个外孙拉扯大。她的“劳动”是替人家物色房屋买主，用抵押房产的办法借款等等，亦即从事所谓“代理人的行业”。有一天，玛利亚·伊万诺芙娜告诉我母亲，说她已经为我们的房子找到了一个有钱的买主，问是否能把他带来谈谈。我们约定了日期，我母亲按照当时的习俗，为客人们准备了茶和点心等等。他们是两点钟来的，母亲请客人“用点心”，可他却想乘天还没黑的时候先看看房子，然后接受她的盛情招待。“买主”这种务实的态度很合母亲的意，于是她便领着他去看那所准备卖掉的房子。后来我得知那个“买主”看得十分认真：他走下地窖，登上阁楼，仔细观看了每个房间，还把他看到的一切记在小本子里。
这时候，我坐在楼上房间里等着母亲把事情办完，好一起上姐姐家吃饭，爸爸在早晨就去那儿了。玛利亚·伊万诺芙娜上楼来找我，看到我穿着家常便服坐在那儿，大吃一惊，感到不快。
“您怎么不打扮一下，纽托奇卡(由于相熟，她叫我小名)，您今天不是准备去参加宴会吗？”
“时间还早，玛利亚·伊万诺芙娜。”
“那您就打扮一下，去和客人聊聊天。”
“这怎么是客人呢？这是买主，我没有必要去见他。”
“还是应该去见见，”老妇人说，“去帮妈妈办事嘛。有您帮忙，说不定事情就能办妥！”玛利亚·伊万诺芙娜看到我断然拒绝结识“买主”，就决定向我摊牌。
“要知道，这不是买主，纽托奇卡，他是来相亲的。他正在找对象，打听到您是位出色的姑娘，家里又有钱，所以要我把他带到这儿来，装作买主见见您。”
这种花招使我十分恼火，但是为了摆脱她的纠缠，我就说，我准备换衣服，请老妇人出去一下。
买主看完房子，就开始吃点心。他对妈妈说得很肯定，他喜欢这所房子，至于价钱，大概双方也能谈妥的。看来，这件事已经不成问题了，可是使妈妈纳闷的是，买主还不准备走(显然，他在等我去)，可怜的玛利亚·伊万诺芙娜就上楼来找我，在门外劝我下楼；而我却锁上门，默不作声。快到四点钟，马车来接我们上姐姐家去(我们住的地区比较偏僻，要雇马车必须向邻近的马夫家预约)。临了，我母亲上楼来找我。我听到她的声音，便打开门，嘲弄地问道：
“怎么样，妈妈，房子卖掉了吗？”
“差不多卖掉啦，”妈妈高兴地答道，“价钱我们已经谈好，他答应日内给我最后答复。”
“妈妈，您要知道，您受骗啦！他不是买主，而是来相亲的，他是来‘看’我的！”
“怎么会是来相亲的呢？你在说些什么啊？不可能！”妈妈一时间不能相信，“既是这样，他又为什么要看房子，让我领着他一五一十地向他介绍呢？”
“大概他要眼见为实，看看您给我作陪嫁的房子是否好，”我笑着说。
妈妈本来真以为她找到了可靠的买主，这时候简直气坏了。她走到楼下，告诉那位客人，她马上要乘车外出。客人问她，他什么时候可以再来，她回答，她以后会通知他的。就这样，妈妈冷淡地跟客人们点头告别，就走开了，而客人们也只得离开我们的家。
过了二十分钟光景，妈妈换好衣服，我们就动身了。这是最恶劣的十月里的天气，外面下着雨夹雪。我们住的这一地区的几条街上全是深洼，里面积满了水，套在车上的马只得一步步地走到苏沃洛夫大街。车子驶近十字路口时，我远远地看到一个身穿淡灰色大衣的矮个子先生站在大路边的人行道上，他旁边是玛利亚·伊万诺芙娜。很明显，他们在等我们，这个“买主”大概看中了我们的房子，很想瞧瞧那个可能随着房子附带送给他的姑娘，哪怕瞥一眼也好。这种叫人厌恶的行径惹恼了我，我便不考虑后果，喊叫起来：“车夫，快，使足劲儿把马赶过那个先生和太太，我加你二十戈比！”马车夫经不住这个诱惑，便策马疾驰。我们刚才的客人们看到飞跑的马，就在原地乱转，但是却没有摆脱灾难：根据我们车夫的羊皮袄来判断，可以猜想，他们身上也溅到了不少泥浆。“买主”乱转乱奔的那副神态如此滑稽，以致我像发疯似的哈哈大笑，好长时间停不下来。妈妈虽然不赞成我的这种恶作剧，却不能不嘲笑那个使她上当的“买主”的狼狈相。尽管如此，他却没有失去信心，寄来了两封信，请求我们接待他，但妈妈没有给他答复。玛利亚·伊万诺芙娜好久没有在我们家露面，但是她一来，就用下面这类话来责备我：“当然，出不出嫁是您的自由，但是这样欺负别人，弄得他从头到脚都沾上泥浆(他的新大衣就此完蛋了！)，这可是只有心肠狠、脾气坏的人才干得出来。”不论我怎样向可怜的玛利亚·伊万诺芙娜说明，我并不存心要弄得这位来相亲的人“从头到脚都沾上泥浆”，这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只是想赶快避开他们，十字路口有个深洼并不是我的过错等等，——老妇人还是感到委屈，长时间生我的气。[……]P12-14
她的回忆录在数量众多、相互矛盾的回忆文献中占有相当独特的地位。这些回忆建立在仔细筛选、核实素材的基础上，是最为可靠的，它们鲜活地讲述了最富创作成果时期（1866至1881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他创作了那些伟大的悲剧小说——从《罪与罚》到《卡拉马佐夫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最后的扛鼎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自己的忏悔，献给了她。将世界文学最伟大的杰作之一献给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挚爱情和深深敬意的表达，还是对她之于俄罗斯文学无可怀疑的功绩的承认。谁知道呢，也许妻子不知疲倦的关爱、分担事务的能力，赐予了作家生命中为创作这部伟大的作品所必需的那些年头。
作为家庭成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爱的丈夫，体贴入微的父亲——这就是回忆录的主题，是该书的主轴，“他是这部回忆录主要的、几乎唯一的人物”，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本人在远景，在暗影中，起着不显眼的传记作者加妻子的作用，一位为读者虔敬地复活丈夫的个性特点的女性。
——俄文版编者 C.В.别洛夫、В. A.图尼马诺夫
在世界著名作家的遗孀中，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定要占有一个显赫的位置。托尔斯泰关于安娜的一个著名说法是：“俄罗斯许多作家将会自我感觉良好些，如果他们的妻子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妻子这样。”的确，相对于托尔斯泰与其妻子索菲娅时不时充满“斗争”的紧张关系，安娜与丈夫十四年的共同生活基本是在“相濡以沫”的氛围中度过的。
1866年10月，安娜携刚刚掌握的速记术，闯进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一举改变了他(她)的命运。首先是挽救了身陷一份要命的合同威胁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她勇敢地答应了年长的文学偶像的文学式求婚。这次婚姻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经历了第一次混乱的婚姻之后所热切想望的。低调、简朴的婚事之后，年轻的姑娘一下子进入了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领域，各种困难迎面而来。为躲避大家庭的混乱无序，躲避债权人，同时也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状况，陀氏夫妇计划去国外待三个月，谁知这一走就是四年。在远离彼得堡的日子里，夫妻俩经过了通常夫妻免不了的磨合，甚至经历了失去爱女的撕心裂肺的痛苦，最终他们的爱情和家庭得到了巩固。
安娜出国时是一个未谙世事的新婚女子，回来时已是一个性格坚定、治家有方的少妇。此后，她继续是她的速记员、缮写员，同时还是他的秘书，丈夫作品的出版人，为他排除一切干扰，使丈夫得以摆脱日常生活中的琐事，专心创作。由于疾病，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特别的、全身心的照顾，在这一点上，安娜作为丈夫的“母亲”、“监护人一安慰者”，没有人做得比她更好。正是安娜，给予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最富创作成果的时期(1866—1881)。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自己的总结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题献给了安娜，这是对安娜功绩的公开展示，也是丈夫对妻子的至高敬意与感激。
陀氏去世后，安娜还活了三十七年。然而，这是怎样的三十七年啊！三十七年间，她七次出版陀氏文集，建立陀思妥耶夫斯基“旧居博物馆”，编辑出版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和社会活动的“文章与艺术作品图书索引”，参加文学晚会、文学展览会，与数量庞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天才的崇拜者通信，解译1867年的速记日记，最后是依据速记日记撰写回忆录。
安娜一生生活简朴，丈夫去世后，她依然如故。年轻时，为了丈夫，她的装扮一向是严肃、老成的，成为真正的老太太之后，她更变本加厉，一身素黑，离群索居，生活重心始终紧张地放在丈夫的事业和声誉上。
《回忆录》的撰写是带有竞争性的动机的。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高声誉，同时代人在其逝世后发表了大量回忆性文字。安娜作为生活中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重要的见证人，她觉得同时代人的评判之语不尽准确，甚至有的有恶意诽谤、丑化之嫌(《回忆录》专辟一章来反驳)，她觉得有必要讲述自己所知道的关于丈夫的一切。事关丈夫声誉，她眼里容不得沙子。
安娜不是专业作家，但《回忆录》以其卓越的叙事技巧、温婉撩人的幽默感以及资料的翔实准确(这最后一点由于1867年日记的完全解密有了些微的动摇，可参见《一八六七年日记》俄文版编者C.B.日托米尔斯卡娅在其《作为文史资料的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中的精彩分析)，赢得了读者和专家的一致称赞，被认为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性文献中占据特殊位置的著作。在该书中展现出来的不仅是作者无可争辩的文学才能，还有她所特有的精细与明晰的智慧”。
《回忆录》的重心放在了陀思妥郧夫斯基身上，除第一章简短交代自身家世和生活环境、教育背景外，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娜本人“在远景，在暗影中，起着不显眼的传记作者加妻子的作用，一位为读者虔敬地复活丈夫的个性特点的女性”。这也是《回忆录》散发着浓浓爱意的一个例证。
这本《回忆录》在中国也大受欢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至少出现了六个不同的译本：《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氏夫人的日记和回忆录》，吕千飞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9月；《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路远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李明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3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马占芳、远笙、九仁译，北京出版社，1988年6月；《永生永世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樊锦鑫译，漓江出版社，1992年7月；《相濡以沫十四年》，倪亮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7月。《回忆录》的俄文版有三个。最早的版本是苏联陀学大家列昂尼德·格罗斯曼编辑的，出版于1925年。1971年又有C.B.别洛夫、B.A.图尼马诺夫整理出版的新版本。1981年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一百周年之际，苏联在1971年版的基础上又推出最充实、完整的版本。除最早的吕千飞版是转译自英文本外，其他都是根据最新版本翻译的。别洛夫和图尼马诺夫所下的功夫极深，除长篇导言外，还对正文进行了校勘和修订，另附有近三百条详尽的注释(虽然因为年代关系，注释中的一些评论性文字是带有苏联文学的某些意识形态倾向的)。中译本的情况各有不同，除北京出版社版外(这一版本是全译本，尤其可贵的是，在附注之前详细讲解了俄文版《回忆录》的版本变迁)，要么省掉了编者导言，要么省掉了附注，要么二者都省掉了。
选择倪亮老师翻译的这个版本纳入“文学纪念碑”，主要考虑的是译文由一人独立完成，风格统一，且相对较全，虽然没有翻译编者导言，但保留了原书所有注释，并以原书“人名索引”中的介绍文字为基础添加了大量脚注。此外，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倪老师作为资深的翻译家兼专业的外国文学编辑，她的译文精准地传达出了安娜行文的调性和氛围。遗憾的是，倪老师已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辞世，为新版本修订已无可能。于是我邀请耿海英教授增译了别洛夫和图尼马诺夫的导言，并校订了全部译文，修正了不准确和不统一之处。
选择这个译本其实也有顾虑。刚开始为版权寻找倪亮老师时，只搜得若干译作，其他一概不知。请教了徐振亚老师后方才明白，倪亮是倪延英的笔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老编辑。在徐老师的指点下，我去找了上海翻译家协会以及上海译文出版社，都没有得到倪老师及其子女的进一步信息。在网上搜索，也只得三条相关资料。其一，译文社老编辑、儿童文学家、翻译家任溶溶老师写的一篇回忆倪老师的文章《话说一位老译文编辑》，其中颇能见出倪老师的敬业精神；其二，“译文论坛”里一帖子，列举了其部分经历和代表性译作；其三，在“上海女性”网“妇女志”内附一份上海市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者名录里，倪延英位列1982年度获得者，其前后分别是黄宗英、菡子和丁是娥、周渝生。此后，继续委托相关老师、朋友四处打听倪老师子女的情况。希望见到本书后，他们能与我取得联系(mijianka@163.com)。
倪亮老师的这个译本原是收入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作家回忆录”系列的。这个系列主要是关于俄国古典文学大师的回忆录，计有九种十二册：《巴纳耶娃回忆录》、《同时代人回忆托尔斯泰》(上、下)、《父亲》(上、下)、《残酷的天才》(上、下)、《伟大诗人普希金》、《淡淡的幽默：回忆契诃夫》、《相濡以沫十四年》、《列·托尔斯泰一生的最后一年》、《群星灿烂的年代》。
2006年，我起意主编“文学纪念碑”也是从俄苏文学着眼的。丛书以传记、回忆录、日记、书信等非虚构作品为主。俄苏文学曾经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学影响深远，但如今似已式微。不过，俄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不仅仅存在于经典文学作品中，非虚构类作品里还储藏有大量财富，它们绝非俄罗斯文学的边角料。俄罗斯有套赫赫有名的“名人传”丛书(最早是由彼得堡出版商帕夫连科夫的出版社出版，1933年经由高尔基的建议由报刊联合出版社恢复出版，1938年起改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至今)，里面囊括了全部经典作家的传记；俄国作家的文学回忆录传统源远流长，作家们似乎都愿意在回忆录中留下自己的思索，其中两位女性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和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书写尤其了得，为残酷的二十世纪留下尖锐的证言；俄国还有为经典作家辑录相关回忆录的传统，题名通常是“同时代人回忆……”(译文社的“作家回忆录”有四种即出自其中)。谁知道呢，也许，在这个碎片化、到处都是书(速)写的时代，从侧面更能召唤伟大的俄罗斯文学的精魂。面对这样的时代(大乎？小乎？)，我们需要一点坚实的精神底子。
但在筹备入选图书时，还是遭遇了波折。出于个人的文学趣味和偏爱，这套丛书的首选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有言：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像发现大海，发现爱情。在我看来，像安娜一样，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项事业。那时我心中已经有理想的版本，即斯坦福大学资深陀思妥耶夫斯基专家约瑟夫·弗兰克教授的五卷本陀传。但是未获领导首肯。我不甘心，在彼时兴起不久的豆瓣网上稚气地呼吁同好集资出版，虽有若干反应，终于事无补。一直等到今年年初，当然，也是在等理想的译者，才将其纳入出版流程；可惜弗兰克教授却于今年3月6日辞世。紧接着看中的是俄国知名作家德米特里·贝科夫那本得过2006年俄罗斯“大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传》，可惜兜兜转转，版权花落别家。最终，有意思的是，“文学纪念碑”打头的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颇有微词的纳博科夫的传记(纳博科夫研究权威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资深教授布赖恩·博伊德的杰作，分别为“俄罗斯时期”和“美国时期”)。这两卷美不胜收、洞幽察微的传记为“文学纪念碑”奠定了选书的标准——体量丰厚、见解通透、声誉卓著，同时也为丛书赢得最初的声誉。此后诸如安娜·萨基扬茨的茨维塔耶娃传、纳博科夫眼中的果戈理、利季娅笔下的经典作家，继续为丛书添砖加瓦。去年，我开始考虑将“作家回忆录”逐步融入“文学纪念碑”，先期选择的就是《相濡以沫十四年》(为避免重复，更名为《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残酷的天才》(译名不能完全涵盖陀氏之特色，恢复为原书名《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顺利的话，剩下的也会陆续纳入。这两套立意相近的丛书如今能够合流实在是幸事一件。希望没有辜负前辈的努力。如今，“文学纪念碑”已规划到二十余种，不管如何，它还会继续壮大，选书也将不限于俄苏文学。
是为编后记。谨以此自勉，或激发同好之热情！
魏东
2013年7月10日于杨浦长海四村
我先前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写回忆录。不用说，我自知毫无文学天才；而且，为了出版我那难忘的丈夫的作品，我老是忙得不可开交，很少有时间考虑与他有关的其他事情。
1910年，我由于健康情况欠佳，精力不济，只能把这项我极感兴趣的、出版我丈夫作品的工作交给别人去干，而且，遵照医生的嘱咐，我不得不住在远离首都的地方——那时候，我感到自己的生活中出现了空白，这空白必须用某项足以吸引我的工作去填补，否则，我就无法照此长期生活下去。
我离群索居，不参与或不直接参与当前的事件，这样，我的心灵和思想逐渐沉浸在往事之中。回忆往事，我就感到无上的幸福，使我忘记我目前生活的空虚和无谓。
当我翻阅我丈夫和自己的记事本的时候，我发现其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详情细节，我不由自主地想把我原来速记下来的这些事用大家都懂的语言写出来；而且我相信，我的儿孙们一定会对我的笔记感到兴趣，可能还有一些崇拜我丈夫的天才的人也是如此，他们很想知道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在自己家中的情况。
我于最近五年中(19ll至1916年)在不同的时间里陆续写下的回忆录占用了几本笔记本，我尽可能把它们整理得有条有理。
我不能保证我的《回忆录》引人人胜，但我可以保证，它对某些人物的行为的描述是可靠和公正的：《回忆录》主要以记事本作为依据，而且引用信函和报刊文章中的材料加以证实。
我坦率地承认，在我的《回忆录》中有好多创作上的毛病：叙述冗长拖沓，各章节的篇幅大小不均衡，笔法陈旧等等。但是，一个七十岁的人要学会新东西是困难的；因此，为了我想把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自己家庭里和私人生活中的情况(包括他的全部优缺点)介绍给读者这一真挚和衷心的愿望，请原谅我这些毛病吧。
《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在数量众多、相互矛盾的回忆文献中占有相当独特的地位。这些回忆建立在仔细筛选、核实素材的基础上，是最为可靠的，它们鲜活地讲述了最富创作成果时期(1866至1881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他创作了那些伟大的悲剧小说——从《罪与罚》到《卡拉马佐夫兄弟》。
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自己最后的扛鼎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自己的忏悔，献给了她。将世界文学最伟大的杰作之一献给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挚爱情和深深敬意的表达，还是对她之于俄罗斯文学无可怀疑的功绩的承认。谁知道呢，也许妻子不知疲倦的关爱、分担事务的能力，赐予了作家生命中为创作这部伟大的作品所必需的那些年头。
作为家庭成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爱的丈夫，体贴入微的父亲——这就是回忆录的主题，是《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的主轴，“他是这部回忆录主要的、几乎唯一的人物”，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本人在远景，在暗影中，起着不显眼的传记作者加妻子的作用，一位为读者虔敬地复活丈夫的个性特点的女性。
在世界著名作家的遗孀中，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注定要占有一个显赫的位置。她的回忆录在数量众多、相互矛盾的回忆文献中占有相当独特的地位。
作为家庭成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爱的丈夫，体贴入微的父亲——这就是回忆录的主题，是《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的主轴，“他是这部回忆录主要的、几乎唯一的人物”，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本人在远景，在暗影中，起着不显眼的传记作者加妻子的作用，一位为读者虔敬地复活丈夫的个性特点的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