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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中国崛起--华夏体系500年的大历史
分类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作者 叶自成
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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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华夏体系500年的历史,预演了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众多现象,而且还可以肯定,这段历史中还有许多内容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当今的国际体系还会有许多的现象可能会在这段历史中看到它们的前奏和影子。因此,研究华夏体系500年的历史,对了解我们今天面临和生活其中的国际社会,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中国崛起——华夏体系500年的大历史》旨在探讨和研究华夏体系500年(前721—前221年)的产生、发展、兴衰的历史。本书由叶自成著。

内容推荐

《中国崛起——华夏体系500年的大历史》是国内第一部对公元前721—前221年的华夏体系500年进行历史和理论总结的研究成果。

《中国崛起——华夏体系500年的大历史》研究了华夏体系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作者叶自成以华夏体系500年中齐国、楚国、吴国、越国、魏国、赵国、秦国等大国的兴衰为主要线索,描述了这些华夏体系内的大国间的争霸及华夏体系秩序和观念的变迁,以宏阔的历史场卷为背景,深入分析了华夏体系500年间出现的小国外交、超限制外交、结盟观念、连横合纵等现象,分析了秦国统一华夏和六国失败的原因。中国崛起在世界的东方,是华夏体系500年历史演变的最后结局。华夏体系500年的大历史对理解当下国际体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目录

前言 华夏体系与当今国际体系

 一、多元与一元:当今国际体系与华夏体系根本不同点

 二、多元同根与多元多根

 三、地缘政治环境不同

 四、无政府状态的相似性

 五、大国政治和格局转换:体系主要特征相同

 六、世界上最早的干涉主义:孟子的仁义干涉思想

 七、最早的人道主义救援:秦国援助晋国的泛舟之役

 八、华夏一体化是最早的区域一体化

 九、墨家是最早的非政府组织、最早的志愿军

 十、最早的和平演变和非传统安全:吴越之战

 十一、《管子》最早提出了货币战争的思想

 十二、学习西方与发掘中国历史文化

第一章 华夏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一、“华夏”的由来与华夏国家的产生

 二、周王朝的建立和周朝的性质

 三、周王室从天下共主衰落成普通国家的表现

 四、周王室的特殊作用和特殊影响

 五、春秋初期的诸侯国大多不是独立国家

 六、郑庄公箭射周桓王与华夏体系的初步形成

 七、齐、晋等诸侯国性质的变化和华夏体系的发展

 八、楚国、秦国、吴国、越国从蛮夷之邦变成新兴独立国家

 九、春秋中后期的国家具有近代国家的基本性质

 十、华夏体系的五种主体及活动特点

 十一、华夏体系中的国家与外交观念

第二章 大国崛起与春秋时期的华夏体系格局

 一、齐国崛起与华夏体系首霸

 二、齐国霸权的衰落与晋国和楚国的崛起

 三、格局的转换与晋国的超级霸权

 四、宋国弭兵与晋楚争霸的两极格局

 五、吴越争霸与多极化格局的形成

第三章 华夏体系的霸权秩序

 一、霸权国家的特点

 二、霸权国家的责任和作用

 三、霸权国维护霸权体系的主要方式

 四、华夏体系的霸权秩序

 五、华夏体系中的盟会与多边外交

第四章 华夏体系中的外交思潮

 一、军事威慑观念的产生

 二、均衡观念的出现

 三、范文子:国内政治与国家间政治的关系

 四、华夏体系中的国家利益观

第五章 子产——小国外交、弱国外交的先驱

 一、小国的大外交家

 二、国家主权观

 三、小国善事大国与大国尊重小国

 四、不许大国干涉小国内政

第六章 吴越之争:华夏体系的转折点

 一、伍子胥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

 二、越国文种、范蠡的超限制外交哲学

第七章 七国争雄与多极格局

 一、战国时期国家观念的进一步发展

 二、小国与大国的关系:小事大与中立观念

 三、国家的军事同盟与不结盟

 四、大国间的不平等关系与干涉主义

 五、爱国主义观念的发展

 六、国与民、国与家、“国家”概念的出现

 七、战国时期的利益观

 八、为了利益不顾一切

 九、战国时的强国运动——改革、变法与开放

第八章 战国时期的外交形式与外交观念

 一、伐交:孙子的战争与和平的智慧

 二、战国时期的外交形式

 三、孙子的谍交理论与苏秦的谍交实践

第九章 纵横家的外交谋略学派

 一、张仪的外交思想和连横战略

 二、苏秦的外交思想与合纵战略

 三、陈轸、朱已的外交谋略思想

 四、苏代的“尊上交,务正利”的外交思想

 五、司马错的实力外交思想

 六、范雎的远交近攻战略

第十章 大国崛起之魏国兴亡

 一、魏文侯的变法与改革

 二、魏国的崛起与霸权

 三、魏国霸权的顶峰

 四、齐秦的挑战与魏国霸权的维持

 五、魏国霸权的衰落

 六、魏国霸权衰亡的原因

第十一章 大国崛起之齐国复兴

 一、齐威王与齐国的崛起

 二、齐国的稷下学宫

 三、为何齐国霸业未成?

第十二章 大国崛起之楚国梦霾

 一、华夏体系霸权的老牌挑战国

 二、战国时期楚国争霸的进程

 三、楚国未霸原因解析

第十三章 大国崛起之赵国争霸

 一、赵氏五子开国

 二、战国中期赵武灵王的改革与赵国的崛起

 三、长平之战:赵国兴亡的转折点

 四、赵国争霸失败的原因解析

第十四章 大国崛起之秦国统一

 一、秦统一中国的进程

 二、领导者和人才因素

 三、秦始皇:千秋功罪谁评说?

 四、明确和清晰的战略

 五、农业和经济在秦国崛起中的支撑作用

 六、地缘政治优势与秦国的胜利

 七、司马迁:天助大秦

第十五章 华夏体系的消亡:六国为何不能胜一国?

 一、合纵连横的不同类型

 二、华夏体系的十次抗秦联盟

 三、六国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强大的动力

 四、六国内部矛盾深刻和复杂

 五、六国的合作缺少强有力的中坚力量

 六、道义和制度原因

 七、六国反秦合作中的排他性收益压倒共同收益

 八、华夏体系中的非华夏国家:中山国、西戎一义渠国

结束语 一个伟大国家的诞生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试读章节

晋文公在成就霸业的当年,就带领联合军队包围了楚国过去的盟国——许国,迫使许国接受晋国的霸权。为了与狄人作战,晋国扩充了自己的军队。第二年,晋文公再次与周王室及鲁齐陈蔡秦等国会盟,重申了自己的权力。秦国作为一个地区霸权国也参与以晋国为主的霸权体系中来,过了几年,楚国这个争夺霸权的国家,也被迫与晋国订立友好同盟条约,成为晋国霸权体系中的成员。这样,在晋国这个霸权体系中包括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大国。但这样的好景没有保持多长时间。晋国的霸权体系以进入高峰期那样快的速度急剧衰落。

秦国和楚国作为两个实力较大的国家,并没有完全信服晋国。秦国与晋国的同盟在攻打郑国的战争中发生了分裂。公元前630年,晋秦两国围攻郑国国都,郑国派出老练的外交家烛之武对秦国晓之以国家利益,让秦国知道了自己的利益所在,秦国接受了他的劝告,把自己的军队悄悄地从郑国撤走。后来两国关系紧张又发生了军事冲突。秦国重新回到那种孤立主义的处境,只满足于在西戎的霸权。

另一个让晋国霸权体系头痛的是,楚国又重新扮演起霸权体系挑战者的角色来。楚国虽然是春秋大国,但它的地位和身份一直可疑,不被承认为华夏国家,更不承认它的“王”的称号,《春秋左传》一直都把楚王写成“楚子”,有强烈的贬楚色彩。楚国在公元前627年就背弃了与晋国的同盟条约,重新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对邻近的陈蔡两个老盟友发动进攻,迫使它们臣服于楚;楚还对重要的中原国家郑国施加压力,让郑国不那么听从于晋国。

九鼎是华夏国家体系一个权力和德行的象征。公元前606年,当楚庄王攻打陆浑戎人到达洛水,在周王朝疆域内陈兵示威。周定王派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时,楚庄王很不客气地“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也不客气地回答说:得天下“在德不在鼎”,从前当夏朝实行德政的时候,远方的方国把当地的器物绘制成图,献给朝廷,九州的长官进贡青铜,夏王铸造了九座鼎并把各种图像铸在鼎上,各种事物都具备在上面了,让百姓认识各种鬼神妖怪。所以百姓进入川泽山林,不会遇到不利的事情。山魔石怪也不可能碰到,因此能上下协力同心,享受上天的福佑。夏桀昏庸,九鼎移到商朝,达六百年之久。商纣王暴虐无道,九鼎又移到了周朝。如果德政美好,鼎虽然小,也是很重的。如果奸邪昏乱,即使鼎大,也是轻的。上天赐福给有德之君,也是有限度的。成王把九鼎安置在郏邱,占卜的结果是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上天的旨意。周王朝的德行虽然衰亡,但天的旨意还未改变,九鼎的轻重,是不能问的。

楚庄王向周问鼎大小轻重,表明了楚国争霸的野心。

晋楚两国争霸的焦点和前线在郑国,郑国是个中原中心国家,地缘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楚庄王问鼎之后,楚国不断地发起对郑国的进攻,郑国也频繁地请晋国支持,楚晋在郑国争夺中形成拉锯战。双方打打停停,时战时和,战争与和平交替进行。谁占有郑国,谁就成为霸权国。

宣公十年(前599年),楚庄王出兵攻打郑国。晋国派士会救援郑国,在颍水以北赶走了楚军。诸侯军队便驻守在郑国。次年春,楚庄王攻打郑国,直达栎地。郑国的子良说:“晋、楚不务德而兵争,与其来者可也。晋、楚无信,我焉得有信”。“晋国和楚国不致力于德行而靠武力争夺诸侯,我们顺从打进来的国家就行了。晋国和楚国不讲信用,我们怎能守信用?”当年夏,楚庄王、陈成公、郑襄公在辰陵会盟。陈国和郑国都顺从了楚国。但后来楚国在厉地作战时,郑襄公趁机逃回国内。从此楚国一直没有得志。“郑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晋”,此后郑国同时服事楚晋两个大国。

公元前597年,楚军围郑。晋荀林父率师与楚子战于邺。经过多年以郑国为中心和焦点的楚晋的争霸,终于导致了两国的决战。

楚庄王包围郑国十七天时,郑国人为求和占卜,但不吉,再次在太庙号哭,而且出车于街巷以示不屈占卜,吉利。于是都城的人都到太庙大哭,守城将士也都大哭。楚庄王见此,下令退兵。郑国人修复了城墙,楚庄王再次进军包围了郑国都城,历时三个月才攻破。楚军从皇门人城,直达城中大道。郑襄公光着上身牵着羊出来迎接楚庄王,说:“我没有承奉天意,侍奉您,使您满怀愤怒来到我国,这是我的罪过,怎敢不听从您的命令呢?如果把我俘虏到江南,流放到海滨,也听凭您安排;如果灭亡郑国,把郑国的土地分赐给诸侯,让郑国的男女成为别国的奴婢,也只听凭您的吩咐。如果承蒙君王念及两国过去的友好关系,托周厉王、周宣王、郑桓公、郑武公的福,而不至于亡国的话,那么让郑国重新侍君王,将郑国等同于楚国各县,这就是君王的恩惠了,也是我的愿望,但这又不是我所敢奢望的。谨陈述我的心里话,请您考虑。”庄王的手下人说:“不能答应他,得到了一个国家就不能再赦免它。”庄王说:“郑国的国君能屈己居人之下,一定能得到他的百姓的信任,郑国还是有希望的吧!”于是退兵三十里,同意郑国求和的请求。楚国的潘旭人城结盟,郑国的子良出国到楚国做人质。

郑国与楚国讲和时,救援郑国的晋军也已抵达黄河,听说郑国已和楚国讲和,晋军是战是退,内部为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退兵派以主帅荀林父和上军主将士会为代表,主张撤军回国。荀林父说:“没有赶上救郑国而劳民与楚军对峙,哪里用得着呢?楚军撤回后再出兵攻打郑国,也不算迟。”P97-99

序言

本书旨在探讨和研究华夏体系500年(前721—前221年)的产生、发展、兴衰的历史。

公元前721—公元前221年在中国大地上存在过的华夏体系,是中国长期主导的、与西方体系长期并存的东亚体系的起源。

国际关系始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近代国际关系源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中心论的说法。

英国学派领军人物布赞和利特尔在其著作中批判这一观点时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无论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行为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尽管他们的方法不同,但都未能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情结”的影响,这一情结遮盖了他们的视野,造成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停滞,造成了现代主义、非历史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无政府偏好、国家中心主义五大弊端①。

两千多年前的华夏体系,它所产生的历史文化和国际环境,都与当今的国际体系有重大的不同,但其主要的本质和特征,却与当今的国际体系有许多惊人的相同之处。因此,无论是华夏体系中的大国兴衰的历史,还是华夏体系中影响这些大国兴衰的理论范式,对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有重大和极强的现实借鉴和理论指导意义。

一、多元与一元:当今国际体系与华夏体系根本不同点

第一个重大的不同,在于华夏体系的演进,在政治和文化上都是单向地从一到多、又从多到一的进程,都是从一元到多元、又从多元到一元的历史进程,而当今的国际体系的演进和变化,是多元化与一元化长期并存的局面,根本不可能重复华夏体系的进程。

华夏体系始于周朝的衰落,周朝的衰落加速了分封的诸侯国向独立国家发展的进程,也加速了非华夏政治实体向国家方向的发展进程。随着周朝的衰落,逐渐产生了齐、晋、秦、吴、越、楚、中山、郑、宋等国,这是从一到多的进程,原来表面上的周一统天下的局面,变为春秋中后期的诸侯国独立、非华夏民族部落与华夏文化结合的国家实体兴起,出现了近百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到春秋末期,春秋初期的政治实体,逐步减少,晋国一分为韩赵魏三国的一到多的局部趋势,也未能阻挡多到一的历史大潮流,战国初期的政治实体逐步减少为十四五个,战国中后期基本变成七八个,最后到华夏体系终结时变成了一个,完成了从多到一的历史进程。

在文化上,春秋时期的周文化是主体,周文化成为华夏体系的共同意识形态,周文化后来演变为华夏文化的核心,多个不同的国家实际是以周朝礼制典章为基本文化价值的,秦、楚、吴、越等新兴国家也基本上是以接受华夏文化为基本趋势的。这是文化思想一体化的进程,但在春秋中期到战国中期,又开始了从一体化到多元化的进程,就是在以周文化为基础的华夏文化的基础上,开始与各国的国情结合,产生了齐文化、秦文化、楚文化,高潮时期出现了文化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繁荣,到华夏体系终结时,又归于高度集中的文化一元化。

秦帝国的统一很容易被误解为恢复了周朝的统一,实际上周与秦有本质的差别,周的统一是表面的、松散的,主要是文化上的体系,外加一个更松散的五服体系,既不是联邦,也不是邦联,更不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实体;而秦是真正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文化的统一,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体系。

而当今的国际体系,却有完全不同的演进过程。

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冷战后的国际体系的确出现了全球化加剧的趋势,尤其是在经济上,今天的经济一体化程度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通讯、网络、交通、信息等新技术的出现使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联系,同步变化。

在政治文化上,人们对基本人权、自由和民主的认同也空前提高。在欧洲,出现了欧洲联盟,它由过去的欧洲共同体的几个国家演变成为今天包括27个成员国的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盟,欧盟宪法、欧洲货币、欧洲法院、欧洲议会、欧洲委员会等的产生,与当年华夏体系的一元化进程有相似之处,只不过华夏体系的政治进程是通过战争而不是通过和平的方式进行的。

但是,所有这些都无法改变世界多元化长期存在的大趋势,冷战后的国际体系的变化趋势与华夏体系的演进有根本的不同。

在政治上,今天的国际体系是一个多元体系,世界上有大大小小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联合国有190多个会员国,更有数万个大小不等的非政府组织等国际体系的实体存在并产生不同的影响;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相反的是,苏联从过去的一个国家变成了15个独立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从一个变成了两个,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从一个变成了七个。

在经济上,今天的国际体系中有欧洲、北美、东亚三个强大的区域,有东南亚、中亚、拉美、东非、西非、南亚等相对独立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全球化与区域化两个进程同时存在。

在文化上,虽然有西方的强势文化的影响,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教育、生活方式,越来越具有全球的影响,也有些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但与此同时,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生活方式仍然是普遍存在的,承认不同文明的多元化的存在和发展,也是一种普世价值。即使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当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即使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欧洲不同于美国;即使是欧洲资本主义,德国不同于法国……更何况中国与西方的巨大的文化历史差异,中国与印度的巨大差异,中国与日本的巨大差异……

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未来的国际体系的变化趋势将是复杂的,难以预测的,但只有多元化的长期存在是确信无疑的。

美国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和霸权国家,它的经济总量曾达到世界GDP的30%,它的军事力量强大无比,其军事费用曾长期超过世界上所有大国军费的总和,它的文化影响力遍及世界,它的教育体系培养了全世界许多国家的精英,它的科技发明独步全球,它在其中起作用的国际组织控制了这个世界的主要政治经济进程,它发动多次战争,颠覆他国政权,它魅力超凡,全世界的有钱人(也包括现在中国的有钱人)都以成为美国人而自豪……但就是这样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这个世界上最强最大最牛最霸的国家,这个冷战后20年中唯一一个打了五场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而且还在不断寻找发动战争机会的国家,也无法像当年华夏体系中的秦国一样一统天下,它发动的那些战争,军事上都取得了辉煌胜利,但在政治上都是有得有失的。  这个世界的范围太大,这个世界的文明太多元,这个世界的人口太多,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太复杂,所以,即使是美国那样的强权和霸权,也无法完全控制阿富汗、伊拉克,更何况控制中国、俄罗斯、印度!所以,华夏体系一统天下是可以实现的,但今天的世界是绝不可能由多到一的!更何况,今天的美国已经今非昔比,金融危机已经吹响了美国历史性衰落的号角,而且这一进程比人们预想的要快得多,正如中国的崛起比人们预想的要快很多一样。所谓一个强大的国家可以通过其强力(政治经济文化网络和军事的强制力)建立世界政府的想法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多元同根与多元多根

三、地缘政治环境不同

四、无政府状态的相似性

五、大国政治和格局转换:体系主要特征相同

六、世界上最早的干涉主义:孟子的仁义干涉思想

……

十二、学习西方与发掘中国历史文化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历史的文明大国,或迟或早会成为当今国际体系的大国和强国,她不仅要融人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也要成为这个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和新的中心,不仅是西方制定的国际秩序的遵守者,也必将成为更加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秩序和规则的制定者。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们既要自觉地学习和借鉴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也需要吸取华夏体系500年的历史经验教训,提出和发展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

所以,中国人有必要了解和借鉴西方的外交思想,但实在没有必要鄙视中国的外交思想。人们没有必要一谈起理想主义外交就只知道德国人康德和美国人威尔逊,而不知道中国孔孟的仁义观和老子的小国寡民其实也包括古代中国人对国家间关系的理想;也没有必要一谈现实主义就只想起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或美国人摩根索,而不知道苟子、苏秦、韩非子关于国家权力与国家利益的论述;中国的学者谈起地缘政治,需要知道德国人拉泽尔、英国人麦金德和美国人马汉,但不能不知道管子、孙子著作中包含的地缘政治思想的精华。

中国国际政治学、外交学理论在学术理论研究方面的落后,一方面可以说对西方的研究成果借鉴不够,另一方面也在于对中国外交思想史总结不够甚至很不够,可以说是一个空白。西方的国际政治学正是在研究古罗马、古希腊的历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古希腊的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影响西方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三部书之一。还有人认为,西方的现实主义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当然,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西方历史名著,但就其思想性理论性而言,不见得就一定比中国的《管子》或《春秋左传》更加宏伟、更加深刻。马汉的《海权论》,实际上也是对古罗马和古迦太基战争史的总结而得出的结论。而实际上,《管子》一书中包含的有关国际政治学的思想是很丰富的,《春秋左传》也可以视为一部伟大的古典国际关系的著作,一点也不会比《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逊色;要谈权谋和对权力的追求,《韩非子》一书中包含的思想也不比马基雅维利差,至于谈到《老子》、《孙子兵法》中的深刻的战略思想,就更没有什么西方古典的著作可以与之相比。所以,中国的国际政治学理论的研究者们没有理由妄自尊大,的确有必要系统地学习西方的研究成果,但更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以为中国没有创建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的基础。

比如,我们通常都认为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没有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概念,认为古代中国存在过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家根本不是国家,但我们应当想一想为什么这么说。早在春秋时期,就已经有了君主不等于国家的思想,可见国家是高于君主的,而且当时的国家已经具有独立主权国家的意义,国家包括统治权、社稷、领土、人口、军队,且各诸侯国之间相互承认,组成了一个国际社会。西方的一些汉学家也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关于大一统的理论体系,实际上反映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务实的政治思想家和政治家关于“主权的概念”的思考。

华夏体系500年的历史,预演了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众多现象,而且还可以肯定,这段历史中还有许多内容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当今的国际体系还会有许多的现象可能会在这段历史中看到它们的前奏和影子。因此,研究华夏体系500年的历史,对了解我们今天面临和生活其中的国际社会,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后记

岁月如梭,光阴似箭,从2003年出版《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一书,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个年头。

笔者在这些年中,在思考如何继续进行中国外交思想的研究的过程中,经历了长久的犹豫、彷徨、徘徊,不知该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但有一点我是明白的,就是自己在古文和国史方面的知识远远不够,《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写作中的阅读只是初步。除了继续学习之外别无他途。

孔子说,“吾尝终日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君子不可以不学”,因此,这十年中,我经常沉浸在经典著作的阅读和思考中,在书店里,在飞机旅行途中,在网上,在工作之余,在生活间隙,只要有空,我就顺手拿起能找到的经典著作翻阅起来。

穿过时光的隧道,我经常想象2000多年前的老子、孔子、颜子、商子们,在那个物质生活极为贫乏的年代,在那个精神产品并不丰裕的时代,他们如何学习,如何思考:如何创作……在这些日子里,我体会到一个读书人和思想者的艰辛,更体会到作为一个思想者是多么快乐。如孔子所说,君子读书在于乐道,“其未得之,则乐其意;既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

不管读者们对本书如何评价,但我自己可以肯定的是,和几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一书相比,作者在本书里有更多的发现,对经典著作有更多更准确的理解,有更多的心得体会。

期待着读者们通过本书的阅读,能对中国的华夏体系有更多的了解,尤其是对本书提出的华夏主义的观点能有更多的了解和思考,以期能为中华民族正在进行的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有所裨益。期待读者们对本书的缺点和错误提出批评,也期待更多有兴趣者共同和继续进行相关的研究。

当然,华夏体系500年产生了中国最为丰富、最为激动人心的史学著作,对这些著作的研究成果浩如烟海,可能人们穷其一生精力也未必能完全直接和仔细阅读完所有这些成果,所以,本书的写作参考和借鉴了大量的研究者们的相关成果,在此对本书所引用的所有文章著作的著者们表示感谢。

感谢我的学生们,他们的观点、想法和课堂上的意见讨论直接和间接地帮助我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其中胡波博士所写的博士论文中有关从相对收益角度解释六国为何不能胜秦的内容,直接成为本书“六国反秦合作中的排他性收益压倒共同收益”部分。

谨以本书献给我的父母亲。2011年是父亲的30周年忌年,也是他的百年诞辰。我的母亲在本书写成后的2012年辞世。谨以此拙作为酒为花,告慰我的双亲的在天之灵。

感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我能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谐的团队和环境中进行工作和研究,是我莫大的荣幸和光荣。

感谢我的导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原系主任张汉清教授及曹长盛教授、黄宗良教授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梁守德教授、常务副院长潘国华教授在我上学、留校工作期间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给予我的支持、帮助、鼓励、关心。

北京大学是值得怀念的精神家园。我有幸在这个精神家园中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感谢北京大学对我的培养和支持。

感谢我的亲朋好友、我的家人、学院的同事们在我的生活和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真诚和亲切的支持、帮助、鼓励、关心。

感谢王和仲、杨润东、黄伟镖、陈才明、龙泉霖等先生对本书写作和出版的支持。

感谢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本书责任编辑刘敬文为出版本书的支持和辛勤工作。

谢谢我的家人对我的工作的支持和理解。当我开始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时,我还是只身一人……一转眼,我的女儿来到世上并长成一个聪明伶俐的少女,还能不时从网上帮助我购买一些图书资料,给我精神上莫大的慰藉和支持。

愿中国崛起和华夏主义的精神能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叶自成

2011年8月10日初稿

2012年11月10日终稿

于北京郊区悠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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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4/27 16:2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