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重新定义了旅行写作。

《巴塔哥尼亚高原上》是一次探险，一次奇迹般的旅行。它是关于漫游与流放的一本书。本书叙述的是布鲁斯·查特文只身去了一个遥远的国度，去寻找一种不知名的野兽。在旅途中，他遇到了一些人，那些人令人着迷的故事一再把查特文拖延在路上。

布鲁斯·查特文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1940年出生于英国谢菲尔德(Sheffield)，曾是苏富比最年轻的董事之一，后来辞去工作开始旅行。1972年，任职于《星期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三年后又突然离职，远走世界的尽头——巴塔哥尼亚，这趟长达六个月的自我放逐之旅，让查特文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巴塔哥尼亚高原上》。本书出版至今受到无数读者喜爱，其独特的写作风格，更获得英国“豪森登奖”(Hawthornden Prize)及美国“佛斯特奖”(E. M. Forster Award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等文学大奖的肯定。 查特文于一九八九年一月去世，短短十余年间，他陆续完成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旅行文学及摄影集等，其中较知名的包括：曾进入一九八八年“布克奖”决选名单的《乌兹》(Utz)，以及《歌之版图》(The Songlines)。

祖母家的餐厅里有件带玻璃门的餐柜，餐柜里放着一片兽皮，只是很小的一片，不过厚实，很有皮革的质感，上面还带着几条粗硬的棕红色兽毛。祖母把那片兽皮用大头钉钉在硬卡纸上，那钉子都已经锈迹斑斑。可那时我还太小，不懂卡纸上的字。

“那是什么？”

“雷龙的皮。”

祖母只知道两种史前动物的名称——猛犸象和雷龙。她晓得那不可能是猛犸象，因为猛犸象生长在西伯利亚。

后来我学到，雷龙是一种体型庞大的动物，因为体型过于庞大，上不了诺亚的方舟，故而消失在上帝的大洪水中。我想象着一只庞大丑陋的怪兽，长着尖牙利爪，两眼放射出凶恶的绿光。有时候，那怪兽会踏平卧室的墙，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祖母的雷龙生活在南美一个叫巴塔哥尼亚的地方，那里是世界另一端的尽头。千万年以前，它被埋入冰川，困在蓝色的冰中，随着冰川流到谷底，毫发无损。发现它的是祖母的表哥，查理·米尔沃德船长。

查理·米尔沃德驾驶的商船在麦哲伦海峡附近沉没，他幸免于难，并在智利的阿雷纳斯港长期呆了下去，在那儿开了家修船厂。在我的想象中，查理·米尔沃德是人中之龙，高大结实，寡言少语，两鬓络腮胡须上窄下宽，两只湛蓝的眼睛炯炯发光，头上的水手帽斜向一边，脚上蹬着水手靴，靴子顶上的皮向下卷起一道。

他肯定一眼就发现了戳在冰中的雷龙，接下来的一切他再在行不过了：先把它大卸八块，再抹上盐。装进大木桶，运回位于南肯星顿的自然历史博物馆。我仿佛看到鲜血和冰沫四溅，皮肉和盐块齐飞，一帮印第安雇工忙得手脚不停，岸边还排着一长溜大术桶。天哪，那是巨人干的事儿，到头来却竹篮打水一场空。船过赤道时，雷龙开始腐烂，抵达伦敦时已是一大块臭肉，所以如今你在博物馆里只能欣赏到雷龙的骨骼，却看不到皮毛。

好在，查理·米尔沃德把一小片雷龙皮寄给了他的表妹。

祖母的住处是一幢红色的砖房，房前种了一排月桂树，开花时开着星星点点的米黄色的小花粒儿。屋顶上有高高的烟囱、尖尖的角阁，屋前有片小花园，里面的玫瑰花的颜色像血一样浓。进到屋里，你会闻到一种近似于教堂的气味。

祖母给我留下的记忆实在不多，除了她的体型。小时候，我时常会爬到她宽大的双膝上，有时还会抬头调皮地瞄上她一眼。看她还能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祖母脑袋上方挂着几幅油画，画的都是中世纪荷兰商人，画中每个人都长着像屠夫一样圆滚滚的脸，半埋在带着花边褶，像轮子一样绕脖子一圈的衣领中。壁炉台上放着一对日本人偶，我跟它们玩儿，有时也跟祖母家的活节木偶猴玩儿，不过我缠着祖母时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还是：“把那片雷龙皮给我吧，求您了。”

以后的一生中，我对其他任何东西的渴望从没超过那片兽皮。祖母说，有朝一日会给你，或许吧。祖母去世时，我说：“现在可以把雷龙皮给我了吧。”可妈妈说：“你说那片兽皮啊，恐怕已经扔了。”

在学校，我把雷龙的故事说给同学们听，可人人听了都哈哈大笑。科学课老师说我肯定把雷龙和西伯利亚猛犸象给搞混了。他对全班同学说，俄国科学家确曾吃过深度冷冻的猛犸象肉，还教训我以后别再撒谎。他说，雷龙是爬行动物，皮上没有毛，披着一层鳞片般的坚甲，说完还向我们展示了一幅艺术家画的想象图——艺术家的想象同我的想象相差何止万里——灰色的皮肤，透着点儿绿色，小小的脑袋，巨大的脊背起伏不平，在湖里不声不响地啃着水草。那头长毛的雷龙让我臊得无地自容，可我确定它不是猛犸象。  多年以后我才解开那个谜团，查理·米尔沃德发现的动物不是雷龙，而是磨齿兽，也可能是大地獭。他发现的也不是一整只标本，甚至连完整的骨架都没有，只是一些零散的皮毛和骨头，在寒冷、干燥、重盐的环境中保存了下来。发现地是一处叫拉斯特·霍普·桑德的洞窟，位于巴塔哥尼亚高原在智利境内的部分。他把自己的发现运回英国，卖给了大英博物馆。故事的这个版本缺了点儿罗曼蒂克，优点是真实可靠。

那片兽皮消失了，我对巴塔哥尼亚的兴趣却并未随之而去。冷战在我心底唤起对地理的热情。40年代末，克里姆林宫里的食人兽在所有人的生活中投下阴影，你简直会把他的大胡子当成两根大獠牙。各种讲座中，我们听到他计划发动的战争，看着民防教官在地图上的欧洲城市周围画出一个个圈，标出彻底摧毁和部分摧毁区域。圈越来越多、越来越挤，最后圈外再没有一点儿空间留下了。还记得那位教官穿着咔叽布的短裤，双膝苍白、肿大，在他的笔下，什么希望都没了。战争就要到来，我们只能坐以待毙。

后来，我们又知道了有钴弹这种武器，比氢弹更厉害，它引起无穷无尽的连锁反应，能把整个星球烤焦。

我还是从姨婆的画中知道钴是什么颜色。姨婆和马克西姆·高尔基是同代人，住在意大利的卡布里岛上，常画裸体的卡布里小男孩。后来，她几乎只画宗教题材，画了许多圣塞巴斯蒂安像，背景总是一片钴蓝色，前景中总是那个英俊的青年，身上插满了敌人射来的箭。

于是，我想象着钻弹落下，升起一道深蓝色的烟柱，向四周喷射出千万条火舌。我仿佛看到自己一个人站在绿草如茵的海角上，在天际中搜寻那钴蓝色的烟柱，看它会从何方升起。

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想活下来。于是，大家组织起一个移民研究会，开始制定各式各样的移民计划，打算搬到地球上某个偏远的角落去。大家的眼珠紧盯着地球仪，还研究主要风向，以及污染物在大气中的沉淀模式。战场在北半球，于是，大家的目光移向南半球。大家先把太平洋上的岛屿排除出去，岛屿无异于囚笼。接着，大家又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排除出去，最后大家的目光停留在巴塔哥尼亚高原上，一致认为那会是地球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想象着一幢低矮的木房子，屋顶上压着大块卵石，防止大风把屋顶上的瓦片吹走。屋里升着熊熊篝火，四面墙上陈放着最优秀的书籍。就算世界上其他地方都被炸个稀巴烂，那儿也依旧是生活能够继续的地方。

然后，斯大林辞世而去，大家在小教堂里唱起赞歌，可巴塔哥尼亚依旧留在我内心深处。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