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伦敦，人们首先想到它是与纽约和巴黎齐名的三大世界级城市之一，想到其著名的建筑如伦敦塔、大本钟、伦敦眼、大英博物馆、白金汉宫、圣保罗大教堂、杜莎夫人蜡像馆、温布利球场……但什么才是这座名城的精神，诸如是什么让古老的伦敦成为当今世界的创意之都这样的问题，就大多不明究里了。

作为现任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试图在本书中，向读者展示他眼中的伦敦真面目：一个古老传统与当下生活极度杂糅的未来之城。

鲍里斯·约翰逊以其诙谐的英式幽默语言风格著称，以调侃的修辞乐此不疲地与我们分享伦敦的生命力与其独特的个性，并选取了在他看来为伦敦精神的彰显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人逐一评说——一些是著名人物，一些则相对冷门。书包含了从罗马人到作为作者前辈的前市长——迪克·惠廷顿，从乔叟到甘地，从莎士比亚到丘吉尔，并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的各色人物，正是这些不凡者和普通人，构成了伦敦与时俱进的精神内核。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帝国的首都，伦敦背负着太多的历史与传统，却在今天被公认为世界的“创意之都”，这是怎么做到的？《伦敦精神(伦敦市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的伦敦生活指南)》为你一一道来。

鲍里斯·约翰逊的身份决定了以上言说的分量。

这不是一本政治书，而是人文气息浓厚的伦敦精神指南。所有对英伦文化感兴趣的人都会为本书的内容着迷。

序：一场意外的胜利

第一章 伦敦桥

 通往城市的步伐

第二章 布狄卡女王

 她让罗马人前来投资

第三章 哈德良皇帝

 他把伦敦设立为首都

第四章 伦敦桥（续）

 一座孤桥的权力

 供与求/坠落/资金缺口/获得收益/桥梁之战

第五章 麦勒提斯

 他带回了基督教，却遭到了驱逐

第六章 阿尔弗雷德大帝

 作为英国之王，他重建了伦敦

第七章 威廉一世

 他建造了伦敦塔

第八章 杰弗里·乔叟

 英语——当今非官方人类共同语言——的祖先

第九章 理查德·惠灵顿爵士

 他不仅是世界上首位伟大的银行家，也为慈善事业制订了高标准

@ 抽水马桶

第十章 威廉·莎士比亚

 以及伦敦如何成为现代戏剧的先锋

第十一章 罗伯特·胡克

 从未听说过的最伟大的发明家

@ 钦定本《圣经》

第十二章 塞缪尔·约翰逊

 他给了这世界最温情的保守主义

@ 弓街追踪者

第十三章 约翰·威尔克斯

 自由之父

@ 西装

@ 博·布鲁梅尔

第十四章 透纳

 印象派绘画之父

 自行车

第十五章 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

 他资助了帝国

@ 乒乓球

第十六章 佛罗伦斯·南丁格尔与玛丽·司格尔

 护士行业的先锋

@ 约瑟夫·巴扎尔杰特与伦敦下水道

第十七章 W.T.斯特德

 通俗新闻业的发明者

@ 《共产党宣言》

@ 地下铁

@ 红绿灯

第十八章 温斯顿·丘吉尔

 他使世界免于暴政，并且是福利国家的无名的创始人

@老式伦敦红色双层巴士

第十九章 凯斯·理查兹和滚石乐队

 他和米克·贾格尔先生给了这世界摇滚乐

第二十章 米德兰大酒店

 重生的象征

后记：莫·法拉

致谢

第一章 伦敦桥

通往城市的步伐

他们静静地来，涌向我，穿过这座桥。

他们在阳光、狂风、暴雨、霜雪中前行。每天清晨我骑车经过，他们整齐地排列在那里，高低有序，就像他们刚从伦敦桥车站出来似的。流浪，流浪，沿着239米的宽阔路面流浪，这条路越过河流，面对着他们工作的地方。

那感觉就好像我正在检阅一群艰苦跋涉的通勤者。当我在车辙累累的柏油马路上与他们擦肩而过时，他们就不经意地向左看齐。我向他们问好，他们或微笑，或哭泣。

他们时而打电话，时而和邻居聊天，或者查看短信。很少有人会看看这值得一赏的风景。左边是这座城市闪亮的塔楼，右边则是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上的枪炮和塔桥上的雉堞墙，其建筑仍然保持着白色诺曼的样子。在它们的下面，是河流强大的旋涡，不停地旋转。随着一天时间的变化，看上去，它有时是绿色，有时是棕色。而那些乘坐汽车、地铁和地上火车的人，大部分都有着固定化的嘴型和眼神、呆滞的表情，他们钢化了一般杵在那里。

这景象你定然过目不忘。它曾让T.s.艾略特心生恐惧。涌过伦敦桥的人流如此之多，让人想起那些假扮诗人的敏感金融家。我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人，他抱怨道。而在艾略特被滚滚人流吓坏的90年后，这种景况却愈演愈烈。当我在非高峰期的时候经过那条街，我可以看到它饱经风霜的苍白与破败，它可不是嚼着一块口香糖就可以轻松地挽救的小绵羊。

在艾略特去世后的今天，人流本身还是发生了变化。现在，前进的队伍中有成千上万的女人，她们穿着运动鞋，包里装着高跟鞋。男人们背着帆布背包，而不是公文包。没有人再戴圆顶高帽，也几乎没有人抽烟，更别提烟斗了。但是，对跋涉的目标，伦敦的上班族们仍然没有改变，他们蜂拥而至，这是史无前例的。

伦敦公交运送的乘客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地铁也比原来长出数英里，有更多的人坐火车上班。人们放弃他们的汽车，支持公共交通，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矛盾的是，私人交通工具也在增长，在一年内，其数量同比上涨了15％。

当我们回头看看过去20年的信息技术革命时，有一个当时十分肯定的预测竟然没有成真。

他们说，我们可以坐在乡间的厨房里，利用“信息高速公路”远程办公。我们还被告知，视频链接会使会议不再需要。这完全是忽悠!

不管我们认为他们可能“需要”做什么，人们总是希望能近距离地看到彼此。我让人类学家对此仔细分析，其结果是，你仅仅需要尝试“在家工作”一个星期，你就会知道它的弊端。

煮咖啡，上网，忍不住要去吃掉冰箱里的那块奶酪，所有这些都会消磨你的斗志。还有更多深层次的原因，比如顽固的人们总渴望能在饮水机旁就嗅到对方。就像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格雷瑟阐述的一样，通往城市的步伐在信息革命中是理性的，因为它处于工业革命当中。

在我骑车回家之前，早上大部分的人群又向着相反的方向攒动。像一些巨大的海底腔肠动物，伦敦已经完成了它的壮观日常行为，呼吸——早上7点到9点吸入无数的上班族，下午5点到7点又把他们有效地排出，让他们回到郊区，回到周围各郡。然而，回家的路径更加错综复杂。有人会去酒馆、俱乐部和酒吧，当我看到人行道上的酒徒们——他们三五成群，仿佛分解着改编着一支缓慢的小步舞曲——我可以看出城市优于乡村的原因。那纯粹就是机会多少的问题。

在地铁的自动扶梯上，你可以和你的但丁或贝娅特丽齐交换眼神；你可能打翻别人的拿铁咖啡，主动给他们再买一杯。当他们踩着你的脚时，你可以道歉；你可以让你的狗与他们的狗戏耍，或在人行道上，你可以与他们相撞。你甚至可以使用服务晚报进行个人约会(我觉得这仍然是有效的)，你也可以主动给他们买一杯饮料。虽然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物种的无数交配策略中的一部分，但据统计，它在城市里的成功率相当高。因为城市里的人多，潜在的伴侣就多——失败的代价也低得多。

大都市就像是一个庞大的跨国反应堆。夸克先生和微中子小姐以最快的速度移动，互相碰撞，产生了一个个最激动人心的结果。这不单单是浪漫或繁殖的问题，而是思想与理念的问题。这就像是成千上万的蜜蜂在进行异花授粉，而非仅仅几个蜂巢的蜜蜂。

你希望我这样说，当然，我必须承认，不少伟大的城市在许多方面都谈得上首屈一指。但是，我敢初步断言，有一点可能会令它们感到尤其沮丧——在过去500年，伦敦是文化、技术、政治和语言上最具影响力的城市。

事实上，当我说伦敦就是这样的时候，即便是巴黎、纽约、莫斯科、柏林、马德里、东京、北京或阿姆斯特丹的市长也不能与我诡辩——继雅典罗马之后，历史上第三个纲领性的城市就此诞生。

在世界各地，也有很多类似的大批上班族，跋涉在相同的路面，面对着经济竞争，情绪低落。他们穿戴着伦敦设计的东西——深色外套，配上夹克、长裤和领带。这是18世纪维多利亚时期上层社会所倡导的。他们依靠伦敦生产或发展的交通工具旅行：地铁(从帕丁顿到法灵顿)、汽车，甚至自行车。如果不是在伦敦发明，这些交通工具就不会流行开来。

他们乘坐的飞机，都是由空中交通管制员利用源于杰弗里·乔叟。创造的现代英语来进行空中导航的。

在建立百货公司以前(1909年的牛津街)，他们就已经利用了自动提款机(于1967年初次安装于柏克莱银行恩菲尔德分行)。当他们到家时，有可能会躺在电视机前(这首次发生于1925年苏霍区弗斯街那个如今已是意大利咖啡厅的地方)观看足球比赛(其规则是在1863年的大皇后街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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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意外的胜利

每个人都会有那么几次，觉得自己把事情搞砸了，觉得自己犯下了错误——或者正在犯错，甚至在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再无回天之术。

2012年7月27日，星期五，大约傍晚九点半，我有了上述想法。

那会儿正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仪式，我坐在斯特拉特福德体育场的政府官员专座上，玛丽娜。坐在我的左边，康沃尔公爵夫人(就是卡米拉)坐在我的右边。在不远处的下排依次是女王陛下，爱丁堡公爵，威尔士亲王，首相夫人萨曼莎，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和贵为伯爵的罗格夫人，科爵士和科夫人，米歇尔·奥巴马，米特·罗姆尼夫妇，还有来自世界各地134位国家领袖。

我们非常清楚，现在有数十亿人在关注着伦敦，我们的一举一动，哪怕是挠一下鼻子或者任何不雅的小动作，都会影响国家的荣誉。

我不否认，过度的紧张让我在超棒的VIP酒吧里泡了一会儿。但亲爱的读者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依然无法压制我紧张的情绪。

我正在和卡米拉热情攀谈，无暇自顾。她本人的优秀程度完全符合她的铁杆粉丝的描述。她不厌其烦地帮我们伦敦做起了反强奸和反家庭暴力的宣传。她非常享受这样的场面，但我还是蜷身向前像只哈巴狗一样，同时试着去干点别的事情——辨认一些国家的国旗，或者讲解一下为什么这个环节有一点点法国味儿。当我想要挪动一下位置时，发觉这座椅还挺沉的(比十六个半石头还重)。这无疑是迄今为止最舒适的座椅，加软的白色坐垫是仿皮材质的，和运动场的其他地方一样美不胜收。但是，当我俯身向前再一次将其挪动时，座椅的支撑部分好像发生了扭曲，还发出了声响，然后……

“哐当!”在为奥运会作了长达7年的准备之后，我右边屁股下面的某个东西“啪”的一声就断了。在这郁闷的一瞬间，我意识到，在我做完各种演讲以宣称我们是多么胸有成竹，把遇到的所有麻烦都一一化解，让大家相信这个国家的实力和效率之后，我把椅子坐断了!而我趴倒在地的样子，像极了一袋煤炭、一桶啤酒和摆在锡盘上的涂油乳猪。

我的脑袋更是直冲卡米拉的大腿而去。

在无可挽救的落地过程中，我觉得自己丢脸至极。我只好说我是喝醉了，这也是目前来看唯一成立的借口。

奥林匹克筹建局花费了5亿英镑的巨资来修建这个体育场，我不可能去责怪他们的品质。我想到了新闻头条，想到了那些不开化的反奥运报刊。主办城市的市长突然向前滑出了电视屏幕，我想，这就好比在拿破仑的战场上，一名士兵射错了目标。

一番挣扎之下我躲开了公爵夫人的膝盖，然后脸朝地趴倒在她面前，活像一只喘着粗气的猎狗；然而，在自己成为全球人民的嘲笑对象之前，在我准备好要将自己的身体抬起来的时候，我知道这并不是今晚的第一个悲剧。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几乎错过了整场VIP庆祝典礼。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决定在上下班高峰期的时候，所有人都乘坐公交车从圣詹姆斯宫前往伦敦东部，而我们出发时的确预留了足够的时间。当中有坎特伯雷大主教，反对党领袖米利班德夫妇，大都会警察局局长和挂满各式勋章的三军将领，以及诸位重要大臣和代表。你可以想象任何一个大国的嘉宾清单。我们有伟大的基斯·米尔斯爵士，他是此次奥运会的无冕英雄，他在伦敦拿下奥运会的过程中功不可没。我们还有那么多位奥运会负责人，他们为了这一瞬间献出了这十年间最好的点子。就连我们的司机也是炉火纯青。可惜没有任何人向他说清楚，应该从A12的哪个出口下去。当然他最后还是开出去了，开到了一个我们说不清楚往哪儿走的地方。

此刻夜幕已经降临。我们迷路了。

我们发现自己在同一场反资本主义示威的人群旁经过了两次。我们看见安赛乐米塔尔轨道的诡秘钢架朝我们缓缓靠近然后急速离开。我们似乎是在沿着一个直径越来越大的环路，围着伦敦东区作圆周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发明显的是，无论是基斯爵士还是司机抑或车上的其他人，无一能提出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让我们能够一举进入奥运公园。一种恐慌却不失快感的情绪占据了我——这事的奇葩程度超越了阿尔曼多·伊安努奇和《二零一二》编剧的所有奇想。

坦诚地说，当我们最终抵达——远迟于各路贵族的违约抵达——的时候，我的神经已处于高度紧绷状态。所以，当我匍匐在公爵夫人脚下时，一种极致的荒谬感再次油然而生。我拖着身体回到了专座，绷紧大腿呈半蹲状，避免让已经损坏的座位承受太大的重量。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显然没人注意。

他们并未听到那断裂声。他们压根儿没发现我不见了。他们完全沉浸在丹尼·博伊尔打造的盛大场面中。

开幕式很快就结束了，一位保守党议员在小声嘀咕，一派左翼的废话；尽管他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大家的严厉批评，但你仍能看出这些情绪为什么能被煽动起来。

打个比方，如果你是自费医疗的坚定拥护者，那么对NHS肯定多有微词。但我着实不清楚玛丽·波平斯为何会与伏地魔厮打在一起。从一开始，丹尼·博伊尔就不得不与关乎他中心思想的沸沸扬扬的政治怀疑论相抗争。他尽量加入了一点沙文主义，多一点皇家部队的阅兵，多一些国王和女王。有的人(乃至于我)甚至建议他来一场军演秀，展示一下我们过去是如何战胜绝大部分应邀而来的国家的——比如脍炙人口的阿金库尔战役、重创无敌舰队、布莱尼姆战役、巴拉克拉瓦战役、罗克渡口战役、火烧华盛顿。

……

当然，精英运动是为少数人而设的。只有少部分人会有天赋并有机会成为哭运会的运动员，更不用说奖牌获得者了。奥运会的伦理标准永远都是闪耀着的，如同荷马史诗般：一个产生赢或者输的两极比赛，总是以成功的荣誉或者失败的沮丧来结束的。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伦敦奥运的真正精神不仅仅是被运动员所展示，还有那些志愿者——70000名项目工作者以及8000名团队伦敦大使。

他们的存在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参加奥运会，2012年奥运会是属于我们大家的。他们使这项盛事变得平民化和民主化。在他们的热情和活力中带着红衫军·的某种精神，他们占据了群众心里属于他们个人的英雄地位。对他们当中许多人来说——他们不断地告诉我，这是他们这辈子做过最好和最令人振奋的事情(同时我们当中许多人也这么认为)。他们可能暂时性地要把这些粉红和洋红色的制服收起来了，但是大部分人都希望，能再次有机会参与这样的盛事。

在残奥会结束之时，仿佛也没出现什么问题。或者说，人们根本不会在乎它会有什么问题。我们在残奥会的开幕式后乘坐“标枪号高速列车”回家。后来这成为了一个问题，因为疏导服务渐渐减少，我们在成千的人群里等了接近两个半小时。在正常的情况下，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像被私刑拷打了一样。但是现在大家对这一切如此宽容，我发现自己也被大家感谢着。

接近残奥会尾声的一天，我漫步穿过公园，发现这里比奥运会的时候更热闹更丰富了。阳光照耀在那些快乐的人群身上，他们都聚集在桥上。很多家庭在花朵盛放的草地里玩耍。这有点像古代所描述的天堂之境，我想象着，并更加仔细地观察起来。

我们来谈谈价值吧。

在奥运会结束之时，我们已经为伦敦的交通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们建造了上千供人民住的新房子；重新开放有150年历史的国内最大的绿色公园，而且使东伦敦的一大部分地区重生。我们向世界展示了属于伦敦的美好印象，也让人们有一种普遍的归属感以及与邻为伴的和谐感。

对于政治来说，它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觉得那93亿英镑已经使用在了这10年间最美好的时光里，那么，这必须列为政府做过的最好的投资之一。

我们对伦敦和英国有了全面的理解，但是我们又已经忘记了一大半。在2000年那“圆顶”的混乱之后，我们终于可以上演一场完美的演出，应对一个大型而棘手的项目。一些愤世嫉俗者甚至会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实现那些国家迫切需要建设的新基础设施项目，这次奥运会的举办，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证明和警示。

我们也意识到了让公共和个人私营部门结合运作的重要性，而且，奥运会也是那些精明的官员和我曾见过的最聪明的生意人双方合作的一次胜利。

我们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个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变得更好。沙特阿拉伯终于派出了他们的第一个女运动员。英国女人掌控了舞台中心，并一定程度上使男士们失色。“杰斯·埃尼斯(Jess Ennis)太帅气了!”我听到一个13岁的男孩说。他并不是指他为她着迷了，尽管可能是这样。他的意思是埃尼斯是一个优秀和令人钦佩的好榜样。这就是一种进步。

因为那些运动明星和破纪录者们，残奥会被公认为所举办过的最好和最激动人心的一次。在我的童年，40年前，我一定不敢想象，一大堆伦敦人为一场戴着假肢的运动员参加的比赛而兴奋地真诚地欢呼和喝彩。这也是一种进步。对，我知道谭妮·格雷一定会跟我说，这发展的路还长着呢，但是我们已经向前又迈了一大步。

在这种热烈而又慷慨的反响中，奥运会也带来了一些有伦敦特质的东西。在很多方面，已经展示出这是一个英式城市，有着经典的英式酒吧、花园以及天国似的公园。吹着口哨的建筑工人和带着各种诡异表情的乘客坐在红巴士的顶层；郊区市民带着上面印着咖喱或者炸鸡广告的花哨尼龙袋在商店街购物；嘴巴里总是念叨着什么东西的出租车司机：每个周日清晨，150座美丽的尖顶之上，教堂的钟声都会照旧响起，回荡在残留着前夜的雨水和呕吐物的花岗岩或者约克石镶嵌的路面之上。

伦敦是英格兰的首都，也是大不列颠的首都，联合王国的首都。但是，奥运会提醒了我们，它也是一个国际化城市。

当所有运动员到达这里时，有50个国家在伦敦设立了超过一万个成员的主队。从来没有一个城市是这样的，可能纽约也是。这样一来，奥运会成了伦敦一个功能的隐喻，或者一个延伸的说法，那就是：近几个世纪，世界各地的人才都可以来到这里的竞技场、体育场和场馆比赛，然后功成名就。

在伦敦人热情的反响下，来自不同种族和不同背景的人也热烈(却不激进)地表达着英国式的爱国主义，我们目睹着这个城市的盛会让世界各地的人民参与进来，然后把他们自己变成“市民”。这是一个自信的都市文化标志——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并在各个方面把他们变成了“伦敦人”，无论用词、口音、对皇室的热爱还是他们的幽默感。这就是伦敦精神。

后记

莫·法拉

在5000米决赛的开头几分钟，我们似乎就要迎来一个国民性的尴尬，在接下来的时间，我都不忍直视了。

我们这位运动员不仅仅是接近最后，他明显是最后一个了。这究竟是哪门子的策略?接着，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步伐，人群的嘈杂声此起彼伏，激荡的回声使体育场紫色的遮阳篷颤动着，就像那些罗马的暴徒发狂时一样。

这位英国选手终于开始向目的地加快移动了，一个又一个地超越其他选手。而现在，选手们都明显地比先前更快地加速，比起先前71秒一圈的速度，现在已经提升到61秒一圈。他们瘦长的小腿快速抽动着，手臂也加速摇晃，都快看不见影子了。因为英国选手这小小的伪装和突然加速的策略，让人相信，他会领先于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美国的选手。

现在，我又开始担心了。因为比赛只剩下几圈了，而莫·法拉在第四还是第五圈被堵住了，他那精心谋划的策略被那些聪明的选手限制着，他们的钉鞋和手肘挡住了他，使他无法超越他们——这样看起来，他似乎没办法赢取任何奖牌了。而在最后一圈冲刺的时候，他终于不负众望。

在一个星期前，他就说过，在赢得1000米长跑之后，自己已经非常疲惫。很多人认为不仅是身体上的精疲力竭，他的心理层面也达到了临界点，没有饱满的精神让他来个最后一击!但是他仍然来了个惊人的放手一搏。

接下来的45秒，全国人民进入了一种发作式的表现。我们转向自己的座位前，啤酒罐直接被扔在地上。大家的心率开始加速，手放在脸上，毛细血管浅浅地扩张起来，无意识的尖叫就那样爆发了出来!

全国各地的人群都在那个晚上观看着大屏幕，孩子们被大人举起双肩，好让他们目睹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发生。数百人开始在伦敦桥的站台上反复呼喊着他的名字，在海德公园同样也有几万人。而在奥林匹克体育场内，这地方好像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吼叫着的涡轮发动机：那些国民的呼喊声仿佛真的在推着他向前去。

当他离冲刺还剩数百米的时候，有大概5个菲尔特姆般的瘦长家伙正跟随其后，每当他们想要超过莫·法拉的时候，我们便更使劲地喊着他的名字。

“莫!莫!莫!”他的名字好像混合进了一种难以形容的元音发声之中，伴着这种超音波爆炸声在后面推动着他，他向着终点线全力冲刺。他不让22岁的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布雷梅斯科尔那不顾一切的最后拼搏成为他冲向终点线的威胁，二人都在最后一刻不断加速。当莫冲线的时候，他渐渐睁开眼睛，那是一种麻木而欣喜的表情，极端的狂喜让他拍打着自己光滑的头顶，他整个人埋在膝盖里，高举双手，就好像越南电影中那些人被射中背部的情景一样。

英国有了一位新英雄，长跑项目的双金牌得主。第二天，所有报纸的头版都有莫·法拉的报道——“他就是一个活动机扑”，照片是莫·法拉用自己的手做成了一个M形摆在自己的头上，或者与尤塞恩·博尔特的合照。如果你问英国人民他们在2012年奥运会上最光荣的一件事，大多数人会回答：“莫·法拉赢得金牌的那一刻。”

人民爱莫·法拉，并赞赏他的率真、谦虚和真诚。

当我在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莫·法拉被放大的人头画像已经出现在伦敦的各大广告牌上，那些大企业也为他们赞助了莫这个明智的选择而向自己道喜，当然又更加卖力地销售他们的产品。在奥运会准备期间，莫·法拉竟然也是一名遭受了很多辛辣和令人不快的辱骂的英国运动员，这不禁令人感到奇怪。

他被很多媒体评论为一个“整容的英国人”。他在索马里出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不知为何，这便让他为英国国家队效力成为一件不好的事。甚至，有一家报纸在2012年3月以“那英国人。真是侮辱了我们的奥运会”为题，报道了莫·法拉的相关新闻。这家报纸指出，有61个“整容的英国人”在国家队里，包括莫·法拉以及其他在国外出生的运动员。

其实“整容的英国人”的概念有点模糊不清。在国外出生就不是英国人了吗?于是，我们谈论起那40％的伦敦人都是“整容”过的。在一些区，像威斯敏斯特、纽汉和布伦特，更有50％的人是在国外出生的。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幼稚的说法，至于对莫·法拉的评价更加荒谬。他应该是在摩加迪休出生的，在他18岁来到英国的时候，他确实一句英语也不会说，也不会阅读和书写表达，甚至无论是哪种语言他都没有掌握。他那因为胜利的快乐而眼球突出的样子，不仅给英国人带来了欢呼，连索马里的人民也感到光荣。

他的很多家庭成员还在索马里，尤其是他的母亲和兄弟们，他们住在索马里北部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他们要走4公里的路穿过大草原才能找到最近的电视，目睹莫·法拉那个胜利之夜。但是，当他欢迎我到他特丁顿的公寓做客时，他所说的一言一词并没有索马里口音，而是带着自然的伦敦腔。

我们坐在沙发上，看着外面的丛林公园——方便他进行训练，他的妻子塔尼亚在一旁为我们煮茶。他过继的女儿蕾哈娜忙于录制那晚的录像片段，还有两个小宝宝在藤条婴儿床上熟睡着。那对婴儿是艾莎和阿曼尼，她们在父亲拿到双金牌之后不久便出世了。她们的脸上有着一般刚出世的婴儿那种对所有事物充满疑惑的平静。莫已经戒掉了家用游戏机的足球游戏——他也是一个狂热的阿森纳球迷。

他穿着一件T恤和一条运动长裤，他那萎黄的脚直接赤裸踏在地板上。他跟我说起在索马里长大的模糊回忆，还有南方和北方的内战。  “只有一个国家，一种宗教信仰，一种语言，问题是，人们都没有受过教育。在非洲的很多地方，如你所知，部族对他们来说是何其重要。也正是部族的冲突而引起了这些战争。”

他可以从外表上分辨出索马里的南方人和北方人。他说，“不是从牙齿分辨出来——就像他一样，很多索马里人都有两颗突出的门牙。是皮肤的颜色。”他记得北方人在摩加迪休受到安全的威胁之前，他都可以在大街上随便奔走。后来他们搬家去了吉布提，随后他当IT顾问的父亲来到了西伦敦。

在学校的时候，他觉得难以适应。因为一开始不会说英语，当他听到一些孩子呼喊着“来啊!敢不敢”时，他把这个当作是一种问候而不是要打架的挑衅。

“来啊!敢不敢。”小莫·法拉也对学校里的一群人喊，他希望被邀请到孩子们的游戏中。

结果，他马上就被打了一顿。

那时，学校的体育老师艾伦·瓦金森保护着小莫·法拉避免这些欺负。瓦金森发现这个孩子在足球场上有着超凡的速度。“他跟我说，参加一个跑步俱乐部吧。我总以各种借口去推搪，因为我喜欢的是足球。”

他真的有那么好吗?

“不，没有那么好。我以为我是不错的，但是严格来说，我没有任何技能。我可以传球，但是我不会点球和带着球穿过那些对手。他们只让我打右路，仅此而已。”

当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第五套频道工作时，我的上司特里(Terry)来到的时候，我便问他，我真的有那么好吗?他回答：“没有，你是垃圾。”接着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我?”他说：“嗯，你可以跑上跑下。”

莫非常感激他的恩师瓦金森，他还记得16岁那年，瓦金森带着他去参加佛罗里达州的青少年奥运会。“我去过奥兰多的迪士尼乐园，回来之后我便是一个焕然一新的人了。我想成为一名跑步选手而不是足球运动员，改变我的是，我想去做这个事情不是因为别人想我去做，而是因为我看到了回报。”

他在学业上的进步让他获得了更大的自信，尽管他去了特维克南的圣玛丽大学，他还是没有完全摆脱他早期那种鲁莽的品性。

“我在大学的时候是一个爱捣乱的小伙，我和同学经常做一些调皮捣蛋的事情。有一晚，我们出去玩，我决定从京斯顿大桥跳下去。有人不知道说了什么关于警察的话，接着我们拔腿就跑。”

“而且你什么衣服都没有穿，”蕾哈娜突然插嘴，她看起来像10岁了，但是其实还没过7岁的生日，“然后你躲在灌木里。”

我想说的是，不管他藏在哪里，警察应该都不会去捉他。在2005年之前，他已经开始认真对待长跑训练，并开始在运动员的圈子里受到注意。从2007年开始，他已经在欧洲和国际锦标赛3000米到。10000米的长跑项目中，获得耀眼的金牌成绩。

很明显，他的妻子塔尼亚对他有巨大的影响。他们十四五岁的时候在菲尔特姆社区学校认识。两夫妻都是运动员，妻子是一个短跑运动员。他们有一些年少浪漫的回忆，之后却各奔东西了。在2012年他们终于结婚，他们的婚礼聚集了很多其他运动明星。

塔尼亚为他料理饮食(她说，只是周末烧烤和一些简单的英式菜式)，而在孩子们出生之前，她还是莫的经纪人。当然，她为丈夫的成就感到非常骄傲。在5000米长跑获胜的那个晚上，有些报道拍到她在场的镜头，并给予了强烈的批评。有一家报纸说，她因为要承受一个新国民偶像妻子这样的包袱，而感到“非常痛苦”。

塔尼亚很想跟我澄清这个事情：她对莫是完全没有怨言的，但是对那些奥运会官员有些意见。“莫跟他们说，我要跟我的家人待一会儿，他们说不可以，要继续前进。莫只能听他们的指示循规蹈矩。我非常生气，但是什么都不能说。我愿意不断地澄清这个问题。”

“包在我身上吧!”我说。

伙计们,让我们清楚明白这件事：莫·法拉是忠诚的英国人，忠诚如伦敦塔上的守卫。他是地道的英国人，就如地道的苦啤酒，他是英国特有的存在，就如英国特有的斗牛犬、潮湿的周一银行休假日，或者英式电影里超烂的双关语，或是在寒冷的雷丁车站月台上售卖的热乎乎的康瓦尔郡菜肉烘饼。

而现在他真的把自己生活分开成两个部分，一个是在特丁顿的生活，一个是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耐克训练营的生活。这是因为美国有非常好的训练设备，那些仪器能让他在受伤的时候也可以进行训练。莫·法拉不得不到那儿训练。大家都不能责各他，怪只能怪英国的运动员训练系统还有缺陷，不能让我们优秀的运动员在这里进行训练。

无论他去到哪里，他依然是那个在菲尔特姆被欺负的小孩，在京斯顿桥上纵身一跃的顽皮小伙。他已被河水洗涤清净，受到大家温暖的祝福。

当然，他不会忘记自己在索马里的根。他带着塔尼亚与家人见面(塔尼亚发现那是一次非常复杂的经历)，他又开办了一个针对解决非洲饥饿问题的慈善机构。他也是伦敦的索马里社区的带头人物，他是这个总是遭受到枪支和刀具威胁的群体的新希望。而总的来说，他也是年轻人的好榜样。

我曾经跟他一起去过一些伦敦的学校，看着那些完全认同他以及他所获得的成就的孩子们对他表现出的无限崇拜。他给孩子们说了一些关于以后人生可以做些什么的建议，即便现在他们无法去做这些想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他们爆发出自己的全力，很多事情在今后都会变得有可能。在成就、努力以及如何克服困难的经历方面，他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案例。

总的来说，他同时也是移民群的一个活广告，对觉得我们应该对寻求庇护者关闭英国大门的人，他就是有力的回驳。莫·法拉是英国人，因为他的父亲就在这里的豪士罗出生。直到1991年因为索马里内战，他和父亲才急于逃亡，英国就是一个极好的避难之地。移民观察(Migration Watch)，这个反移民组织，他们对莫·法拉的到来又是持怎样的态度呢，他们要把他撵出英国，然后把我们所获得的两枚金牌剥夺掉，以及毁灭那场使国家人民都团结起来的运动盛事吗?我们暂时还没有听到这样的意见。

在一定程度上，奥运会展现出了伦敦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的胸怀。这场盛事把全世界的运动精英聚集起来，然后让他们参与了这场可能会给他们中的一些人带来不朽功名而让其他选手默默无闻的斗争之中。

莫·法拉的凯旋是伦敦的胜利，这样一来，他展示了你可以多快地成为一个伦敦人，而伦敦人就可以多快地把你记在他们的心上。他的成功对穆斯林来说，也是有好处的。他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当人群在狂呼“莫!莫!莫!”的时候，他们肯定也是在叫喊着穆罕默德的简称。

我再次问他，体育场里面的嘶吼是否真的对他的表现有用。

“很认真地说，这真的有用。当有人为你欢呼呐喊的时候，你会得到一种爆发力。我可以感觉到呐喊声越来越大。然后我等着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采取行动，他在最后真的跑得很快。如果我在那两秒之间大意的话，我真的可能赢不了这场比赛。”

可以说我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但是我喜欢这种想法：这个穆斯林移民因为伦敦人民为他做出的疯狂欢呼而赢得了这个比赛。

他的故事感动了我，可能因为我想起了我伟大的穆斯林祖父，他在1909年来到伦敦，在恐惧中度过余生。如果知道孙子已经成为了他的避难之地的市长的话，他肯定很惊喜(尽管可能没有伦敦选举区的成员那么惊喜)。

那么小艾莎和小阿曼尼的未来将会是怎样呢?我并不清楚，但是他们的父亲会让其知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限制他们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想，这是使他感到十分光荣的，也使伦敦感到十分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