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将近两百万字。系列小说《厚土》为其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出版有小说集、长篇小说、散文随笔集等体裁的著作。本书为其长篇小说之作。

本套“中国当代作家”系列丛书遴选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风格鲜明、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归纳和择取；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各系列卷数不等，每卷以其中某篇伤口的标题命名。

本书为该套系列丛书之一，所选作者为多产作家李锐。

一九五一年公历十月二十四日，旧历九月廿四那天恰好是“霜降”。

那一天上午，英姿勃发的银城市军管会主任王三牛师长满怀激情、满怀胜利的喜悦，历史性地举起手来朝着无边的蒙梦秋雨劈砍过去，用他浓重的胶东口音宣布：

“把反革命分子们押赴刑场！立即枪决！”

不知是被这个命令震惊了，还是对这个过分拗口，过分突兀的胶东口音感到陌生，长江上游银城市的十万市民二十万只眼睛，一动不动地停在王三牛师长激动而喜悦的脸上。紧接着，行刑队长刘光弟更加激动的凄厉的口令声，划破了这冰冷而阴湿的惊呆。一百零八个反革命分子，一百零八面插在脑后的白色的亡命牌，被胸前挂满弹匣的威武的解放军战士推搡着拖拽着，拥向警戒线包围着的老军营校场对面的一截依山而砌的石墙。石墙上湿漉漉地长满着青苔。刹那间，这一百零八面白晃晃的亡命牌，在那些柔绿的青苔上聚起一股阴森肃杀的鬼气。一百零八这个数是王三牛师长亲自选定的，呈报上来的该杀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远远多于一百零八，电许因为是山东人对于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的偏爱，王三牛师长亲自为这次最盛大的“镇反”大会选定了这个数字。行刑队长刘光弟暗自核对过，在这一百零八人当中有三十二个人姓李，几乎囊括了九思堂李氏家族三支子嗣当中所有的成年男子。临行刑的前一天，刘光弟曾向军管会递交“请战书”，要求由他来打响第一枪，亲手处决自己的舅公李氏家族的掌门人李乃敬。随着刘光弟清脆嘹亮的第一枪，大义灭亲的子弹从美式卡宾枪的枪口中无情地呼啸而出，李氏家族掌门人李乃敬的天灵盖像一块破碎的瓦片，飞进到青苔遍布的石墙上，“瓦片”上飞旋的乱发沾满了鲜红的血和粉白的脑浆。紧随其后，是一模一样的一百零七次的涂染，那长长的一段石墙变得仿佛霜染秋林似的斑斓……顺着这段石墙向右走不远，就会看见穿城而过的银溪，河水沿着山脚拐了一个弯，留下一潭静静的墨绿。山壁上有词圣苏东坡手书的三个大字：听鱼池。当枪声大作的当儿，听鱼池平静的墨绿上瞬时泛起一阵细碎而仓皇的银白。而后，一夜秋雨洗净了墙上黏糊糊的血红和粉白，也洗净了那令人胆战心惊的一百零八颗子弹的呼啸声。李氏家族在银城数百年的统治和繁衍终于结束。遍布银城街头巷尾的几十座李氏家族的大大小小的功德坊、进士坊、节孝坊，从此失去了往日的荣耀和威严，面对着行人大张着惊恐而丑陋的嘴。后来，这个刑场被改建成了灯光篮球场，可是嘭嘭落地的球声，和为了抢球而扭成一团的人体，总是让李氏家族的女人们想起卡宾枪的轰鸣和那一百零八具横陈的尸体；总是让她们想起一九五一年公历十月二十四日，旧历九月廿四那天恰好是“霜降”。

这一天，李氏家族中惟一的一个成年男子没有面对行刑队，他的名字叫做李乃之，和被枪决的李乃敬以堂兄弟相称。当年李乃之曾做过一任中共地下党银城市委书记，以后又升任过省委书记。此刻，他完好的额头上戴着一顶苏式的呢制鸭舌帽，正带领着新中国第一个拖拉机手训练班的第一期毕业生，在北京东郊坦荡的原野上驾驶着“斯大林”55型拖拉机，在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翻开新中国的沃野。巨大的铧犁翻起沉睡的土地，把一张张欣喜若狂的黄色面孔摆满在爽朗的秋阳当中。两架摄影机和许多架照相机，正匆匆忙忙地把这个“铸剑成犁”场面纳入镜头，这些镜头后来果然作为新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果而载人各种各样的文献。

当这些人在轰鸣和忙乱之中被历史性地纳入镜头的时候，李乃之的长子，李氏家族按族谱记载的第六十九代子嗣中的一个儿子，降生在实验农场简陋的医务室的木床上。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已经给他起好了名字，不再按照李氏祖上选定的那十个字起名排辈，那都是封建老一套，如今革命胜利定都北京，这孩子不论是男是女都叫李京生。在李京生呱呱落地的当儿，实验农场水塔上的两只高音喇叭，为了庆贺新中国第一批拖拉机手的毕业，正以最高、最大的音量播送着一支充满了浓厚的时代气息，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激动的歌。歌里唱的是“土改”胜利，分到地主财产的农民的快乐：

三头黄牛，一呀么一匹马，

不由我这赶车的人儿

笑呀么笑哈哈。

往年，这个车呀，

咱穷人哪会有呀，

今年呀嘿，

大轱辘车呀，轱辘轱辘转呀，

大轱辘车呀，轱辘轱辘转呀，

转呀转呀转呀

嘟——哒，

转到了咱们的家！

欢歌嘹亮，充塞天地。

后来，当李京生咿呀学语的时候，话还说不清但是已经学会了“大轱辘车呀，轱辘轱辘转呀……”再后来，当李京生酒酣耳热在自己的结婚宴席上竞也是唱的这支歌。

李京生初省人事的时候，在一些发黄的照片和黑白两色的纪录影片中，看见了戴着苏式鸭舌帽的李乃之和李乃之脸上洋溢着的胜利的喜悦与激动。但李京生总觉得有些不足，到底不足什么？又说不上来。其实，他是觉得父亲还不够威武，尤其是少了一点在那样一种伟大的历史时刻应有的姿态，冥冥之中，他渴望父亲的正是王三牛师长那个举起手掌朝着空中历史性的劈砍。

后来，当李乃之再次因为一九三九年的被捕入狱而遭“政治审查”，并终于死于那个大雪飘飞之夜的时候，随着渐渐冷下去的身体，他才终于从理想实现和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中冷静下来，并把这冷静写满在一张《人民日报》的空白处。

当王三牛师长满怀激情满怀胜利的喜悦，历史性地举起手掌，朝着空蒙阴冷的秋雨劈砍过去；那一百零八面惨白的亡命牌，在石墙柔绿的青苔上聚起一股阴森的鬼气的时候，李氏家族空空如也的宅邸里，一个面如死灰的女人颤抖着坐在一墩蒲团上。听鱼池畔枪声大作脑骨飞进的当儿，这女人骤然停住颤抖，极不雅观地叉开双腿，仰面朝天地昏死在空空如也的房子里。一串檀香木的念珠在她气绝倒地的瞬间被揪断了线，把破碎了的恐惧和绝望，意味深长地洒满在一个失去了父母的孤儿面前……后来，当李紫痕瞒着弟弟李乃之修复了念珠设立了供坛，以一个女人的坚忍不拔和不可思议的直觉果断，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弟弟的邀请，留在李家老宅把那个孤儿抱在怀里的时候，她并没有意识到那串断了线的念珠，早就给过她意味深长的暗示。

P1-5

这套丛书一共收入了我的八部作品。从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的《厚土》开始，到最近的一些随笔为止，大致选了二十年以内的文字。《厚土》是我的成名作。严格的说，我的文学创作也是从《厚土》开始的。在这之前的十二三年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但只能算是学习和准备。

我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一个标准：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但是，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时代强调使用方块字？怎么才能算是深刻？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这几个问题一问，就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标准，其实很苛刻。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这八本书，我不能说真的做到了，只能说还算是一种自觉的追求。

本来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情。作家和好作家的分野就在于类似和独创的不同。但是我相信，无论多么独特、独创的写作者，他都无法使自己分身于历史和时代之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写作常常是对历史和时代的反省与反抗，是独自一人对生命深情的抒发和挽留。讽刺的是，历史会让反抗和反省变得多余，生活会让抒发和挽留变成自作多情。因为，无动于衷是历史的基本属性，变幻无常是生活的本来面目。

我是和文革以后的“新时期文学”一起成长起来的。当我们在一波又一波的主义和潮流中模仿和“创新”的时候，身边的这个世界早已翻天覆地：

从天安门广场上高举毛主席语录本狂呼万岁的红海洋，到灯光广场上挥动荧光棒泪流满面的追星族；从千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到亿万农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去打工；从所谓的国家主人翁，到失去生活依靠的下岗工人、没了土地的农民；从排着长队用粮票、布票购买生活必需品，到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名品专卖店；从“深挖洞，广积粮”的自我封闭，到高楼林立、汽车塞路的国际化流行病；这一切都是我们亲历亲见的历史和生活。眼前的这个世界变化之大，之剧烈，之深刻，说翻天覆地没有半点夸张。在所谓全球化的潮流下翻天覆地的中国，让所有的文字描述相形见绌。我们已经从狂热信仰的革命天堂或地狱，一步跨进了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在这个狂欢节上被权力剥夺的精神侏儒们，却又同时依靠金钱变成了消费巨人。有人宣称，这是一个历史终结于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经典被读物取代，独创被复制取代，欣赏被刺激取代。总之，在“作者死了”之后，文学的死期也就不远了。可是在我看来，文学是人记录自己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在没有文字之前被人们口口相传，在有了文字之后人们就用文字记录。就像食欲和性欲一样，这样的生命本能并非专属于某一时代。真正的文学从来都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和需要，权力的剥夺，金钱的驱使，或许可以得逞于一时，甚至得逞于一个时代，但它们从来也没有能得逞于永远。刻骨的生命体验，勃发的想象力总是会从岩石的缝隙中生长出来，总是会在大漠的腹地汇聚成茂盛的绿洲。真正的创作者从来用不着向历史撒娇，非要要求一个适合文学生长的“盛世”。生活本来就是泥沙俱下的，历史也从来就不可能干净。唯其如此，才滋养出了意想不到的文学。

在这翻天覆地的世界上，几十年来除了读书就是写作，很单纯也很单调。写的东西也简单，除了小说就是散文随笔。如此这般，在单纯和单调之中一晃三十载，眨眼间，曾经的热血青年忽然白发杂生。真快。快得来不及感叹。所谓的反省和反抗，在落到纸面的同时，也渐渐变成一个人的独白。到这时候才体味出什么叫“创作是个人的事情”。那情形很像是一个人把沙子扔进黑夜，也很像那只啣来石头填海的笨鸟。

牢记着历史无动于衷的基本属性。我不想给自己的选择涂上浪漫的色彩，更不想找一个道德的高台阶站上去。义无反顾的自生自灭是用不着宣言的。

二00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傍晚，于草莽屋

从冬天到冬天

别人写长篇是因为篇幅长，我不是，我写长篇是因为时间太长。一部不足二十万字的长篇，从冬天写到冬天，断断续续地花了一整年的时间。于是，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也被带进到小说里来，文字之间仿佛也有了四季的节奏和差别。但因为是从冬天开始，又是在冬天结束的，小说结尾的时候我一直沉浸在寒冬之中；真冷，是那样一种心脾寒彻的冰冷……看着我的人物一个个地在笔下死去，看着我惨淡的故事在冬天的寒风中结束，难禁的悲哀深深地浸泡在时间的冷水之中……

我没有想到这场和祖先与亲人的对话竟是这么长。

我没有想到这场对话竟被安排在寒冷的冬天。

我没有想到当这场对话结束的时候，剩下的只有我自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假的。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真的。

我知道那一切都是属于每一个活着的和死去的中国人。

有人说：冬天既然来了，春天也就不会远了。可我的故事却是在冬天开始，又是在冬天结束的。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于家中

追逐白马

公元前325年——公元前250年有个叫公孙龙的赵国人，给世人出过一道难题，说是“白马非马”。公孙龙在世的时候，曾做过平原君赵胜的门客，深得平原君的厚爱。但作为名家的代表人物，公孙龙在中国历史上一向不大被人看重，连庄子也说他是“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辩者之囿也。”但事实上，在公孙龙以后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时不时的要陷入在“白马非马”的尴尬之中。每当人们像猫一样咬着自己的尾巴旋转起来的时候，就会在那“魔圈”的外边听见公孙龙犀利诡谲的冷笑声。

白马非马。白马真的不是马？那红马、黑马呢？那到底什么才是马？我们不能问，再问下去就又会听到那个悠长的两千多年的冷笑声。

中国文人曾经在“西方”还是“中国”，“现代”还是“传统”之间旋转了一个多世纪。我们说这个文化不好，那个文化好。为此，我们锲而不舍，举出种种言之凿凿的论据，在对“好”文化的一百多年的追逐中，我们终于发现自己奔波在一条环形跑道上。这个发现有些令人尴尬。当我们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地相互打量的时候，就会听见有个人在笑，笑得犀利而又诡谲。

他一边笑，一边说：白马非马。

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这条环形跑道上，也跑着我们这弄文学的一群。大家的体力、姿势各异，穿戴着的衣帽鞋袜也各异，心里怀着的目标还是各异。但因为是弄文学的，就不免比别的奔跑者多了些舞文弄墨的姿态，多了些文人中惯有的争吵，多了些骚客间常见的互嘲。争吵和嘲笑的中心，不外乎你弄的不是好文学，而我是；不外乎真正的文学或文学的革命自今日始，自本人足下始，而非自昨日，自他人足下始；不外乎老子今天第一，尔等小子们差矣！当大家这样争吵，这样嘲笑，这样排一论二的时候，都忘了那是一条环形跑道，大家都在这条环形跑道上指着对方说“尔非马也”。可当吵闹与喧嚣的热浪翻滚过去之后，在那条环形跑道的上空就会听见一声悠长而又犀利的冷笑。这笑声并非是对谁先谁后谁对谁错的裁判。

他一边笑，一边说：白马非马。

其实，冷静下来想一想，在这条环形的跑道上，原本就没有什么竞赛。有的只是我们自己和自己长短不一的影子。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那也只有一些依稀难辨的足迹，重重叠叠，模模糊糊，不分你我，无论先后。看着那足迹，我们只能知道，有许多人曾经走来，又有许多人曾经走去。

公孙龙说：白马非马。

一九九二年四月二十三日上午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