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大的故事》由谢冕、胡的清编著。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现名。

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以及鲁迅、胡适等一批杰出人才都曾在北京大学任职或任教。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经历南迁长沙，又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于1946年10月在北平复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大学成为一所以文理基础教学和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大学的校友和教师有400多位两院院士，中国人文社科界有影响的人士相当多也出自北京大学。

老大学故事丛书通过全国六所名校诞生之初、成长历程、校友回忆等方式，向广大校友和学生展现一幅名校画卷。

《老北大的故事》由谢冕、胡的清编著，为“老大学故事丛书”之一。

《老北大的故事》介绍了北京大学的故事。北京大学通过百年的历程和发展，已经在国内乃至国际享有声誉，培养了一批为国家、人类进步做出贡献的高素质人才。北京大学优美的人文环境、严谨的学风、灵活的治学，无不吸引着一个个青春的灵魂。

忆冯友兰先生

师门仰望三题

我与北大往事三则

开花或不开花的年代

往事杂忆

我的几位业师

燕园忆旧

飞来的一群

名师片断三则

那是三十三年前

青春岁月：北大日记（节选）

草棚大学纪事

情怀

魂留燕园

情系北大

往事星花

未名湖往事

老师的回忆

燕园，我们的精神家园

历任校长

著名校友（不完全名单）

参考资料

燕园忆旧

张毓茂

余生也晚，北京大学在沙滩红楼时的峥嵘岁月，只是从师长们的讲述和文章中略知一二。我入学时，北大已经迁至湖光塔影的燕园了。燕园的旖旎风光和在那里度过的青春岁月，实在令人终生梦绕魂牵。

在北大的五年，回忆起来，很温馨，也很苦涩。这里有众多国内外知名教授、专家。他们在我们年轻学子的心目中是一座座崇高的偶像。有丰富的藏书，有活跃浓郁的学术气氛。教授们的讲授，也是千姿百态。有娓娓而谈，如坐春风；有出神人化，令人陶醉；有的标新立异，骇世惊俗。当然，也有的大学者讲起课来，实在沉闷乏味，催人人睡。那时候，确实有点百家争鸣的气候。吴组缃和何其芳两先生同讲《红楼梦》。吴先生认为薛宝钗和花袭人都很坏，一个如女曹操，奸诈无比，险恶虚伪；另一个简直像女特务，以出卖别人来讨主子的欢心。而何先生则认为她们都是善良人，都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唐弢先生发表《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一文，杨晦先生则主张杂文不是艺术，谈何“特征”。在“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的热潮中，杨晦先生在他的长篇论文《论关汉卿》中，认为关汉卿就生活方式而言“跟猪在泥坑打滚的情形十分近似”，引起许多专家的批驳。高名凯教授主张“汉语实词无词类可分”。王了一、朱德熙等先生不但在学术刊物上与高先生论战，而且在课堂上展开争鸣……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学子，确实大开眼界，如饥似渴地吞食着知识的成果。

学生中的社团活动也很红火。北大校园内有诗社、戏剧社、美术社……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学生社团，我至今也说不清。只记得每到星期六，大饭厅外面的墙壁上，贴满了海报，都是在昭告某社请某某名家前来讲学的。听这种讲座，也要精打细算，因为太多，必须做出选择。我听过曹禺、冰心、艾青、雪峰、赵树理等作家、诗人和文艺批评家的报告。有三件事，至今还留有深刻印象。一是雪峰对杜鹏程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的评价。雪峰当时是《文艺报》的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我们都知道他是鲁迅深为器重的：‘左联”领导人、诗人、文艺理论家，曾作为党的代表和鲁迅保持密切的联系。那时他已满头白发，神态严峻，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他说时间将会证明，《保卫延安》将是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和《三国演义》、《水浒》一样传之后世。尤其令我们惊骇的是，他认为杜鹏程之所以写出这部杰作，是因为他远离当时的文坛，否则他在公式化、概念化理论的影响下，就什么也写不成了。

另一件事是美术社请来中央美术学院的冯法禊教授。冯是油画家，讲如何欣赏美术作品。他一进会场，就向坐在前排的一位女同学深深一鞠躬，连称“师母”……我们很惊诧。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位端庄清秀的女士就是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静文。她在悲鸿先生去世后就到北大中文系进修，准备将来回美术学院讲授中国文学史。据说她忍受失去亲人的悲痛，为了工作顽强地学习，令人感动。

还有一件事是周扬来校讲美学，讲题好像是“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从上午一直讲到下午，大家午饭都没有吃。周扬当时名气很大，如日中天。他不但是大名鼎鼎的理论家，更是党在文化界的领导人。建国初期一次次运动和批判，都是由他来代表党做总结的。他当时的形象、仪表，也让我们这些小青年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目光炯炯，神采飞扬，但讲话却和他的论争对手雪峰不同，似乎一边思索一边讲，有激情却很沉稳，颇具权威感。他那天讲的内容很广博，时日太久，很难清晰回忆。但他关于时代精神的论述，至今还有印象。他说什么是时代精神？就是一个时代人民大众的共同要求、愿望和心声。艺术作品中体现的时代精神愈强，就愈是好作品。即使写爱情，也要体现时代精神。不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也好，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也好，都体现了时代精神。若与时代无关，两个人关起门来爱都是了，管别人什么事，何必去写！周扬又举邹韬奋办的《生活周刊》为例。抗战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国统区广大人民的抗日要求无法表达，惟一的途径是《生活周刊》，因而这家刊物风行一时。1937年“七七”抗战炮声一响，人民大众的抗日要求已经在台儿庄、平型关等战场上得到充分体现，而《生活周刊》虽然办得仍很出色，却无法与昔日相比了。同样的例子，周扬又举了19世纪俄国的文化现象。他说俄国在沙皇统治下，十分野蛮、黑暗、落后，但在文化艺术领域却一度群星璀璨，涌现出果戈里、普希金、托尔斯泰、别林斯基、列宾、苏里柯夫等艺术大师。何以如此，就是因为当时的时代精神主要体现在文艺领域。当马克思主义政党出现后，时代精神就主要由党来体现了。周扬以此来回答为什么当今社会没有出现托尔斯泰、鲁迅那样大师级作家。他说，就表达时代精神来说，作家难道比党还高明！周扬这些说法，我们当时不仅感到新鲜，而且对其正确性是深信不疑的。

在周扬之后，刘白羽、邵荃麟、蔡仪等专家也来北大做学术报告。刘、邵讲些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了。蔡仪教授是当时美学讨论中一派的主要代表，他既反对朱光潜，也不同意朱的批判者黄药眠。我们都以为他是唯物论美学的正统代表，可惜他讲话不行，方音重，口齿不清。往往他慷慨激昂的时候，我们却莫名其妙。开始听讲的人很多，后来就少了。我也没有坚持下去。现在能记得的就是“美是典型”……有的同学在下边开玩笑说，难道典型的癞蛤蟆也美吗？李泽厚也来做过美学报告，他不但批评朱光潜，也批评蔡仪、黄药眠。他当时很年轻，没有多大名气，但他做学问独立思考，敢于向权威挑战，我们很佩服。

这种“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到反右斗争以后，就难以继续了。代之而起的是“学术批判”和“科研大跃进”。我们的老师游国恩、林庚、王瑶、王力、吴组缃、高名凯等著名学者，都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受到严厉批判。学生被动员上阵，写批判老师的文章。这些文章收集在《文学研究与批判》专辑中，一共出了四大本。在这基础上，我所在的中文系五五级集体编写出《中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造成全国范围内的轰动效应。当时被捧得很高，说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辉煌战果。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给我们年级写信，表示支持和鼓励，我们年级也因而被评为先进集体……四十年过去了，尘埃落定，今日回顾，我们那部文学史是带有极浓的“左”的色彩的。例如，我们认为，过去出版的文学史，轻视和排斥民间文学。这，自然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反动偏见。我们的文学史就要对着干，奉民间文学为正宗，把民间文学置于每一编的首位，尽力拔高。不仅如此，在分析和阐述其它许多文学历史现象时，也不同程度地带有这种左倾幼稚病。然而，不管怎么说，对我们年轻学子是一次特殊的学术训练，还是有积极作用一面的。今日学术界著名的专家，像孙玉石、谢冕、孙绍振、张炯、王水照、黄修己等，都是当年编写这部文学史的骨干或积极参加者。我想，编写文学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他们日后学术成长无疑是有益的。

那些年月，北大和全国一样，政治运动不断，整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1957年反右斗争之前是整风运动，号召向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据说能不能向党积极提意见，是考验跟党的感情是否深厚。我没提什么意见，倒不是我有先见之明，实在是我没什么意见好提，全部心思都用在读书上了。但对有些意见很赞赏，有共鸣，也跟个别同学议论过。所以给我一个留团察看的处分。二十年后，北京大学团委通知我，当年处分错了，现在宣布撤销。如今回首往事，我还得感谢自己，假如当时不是埋头读书，也跟人家乱说一气，那后来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时光似流水，当年的莘莘学子，如今都已步人老年。追忆旧事，尽管自己一生碌碌，但仍感欣慰，那就是我们年级中确有不少学友，在各自领域内成就卓著，为祖国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不负母校的哺育和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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