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法国著名汉学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和耐的名作。细致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的下层社会民众生活。《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这个书名，虽只以寥寥几个单词，却已把直至两宋才臻于化境的中国日常生活艺术的舞台摆到了草原游牧民族不断进犯的黑暗布景之下，从而在读者心目中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悬念和反讽。

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毁灭。对于那些……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安宁的时期。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直至兵临城下之前，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游哉闲哉。《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这个书名，虽只以寥寥几个单词，却已把直至两宋才臻于化境的中国日常生活艺术的舞台摆到了草原游牧民族不断进犯的黑暗布景之下，从而在读者心目中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悬念和反讽。……倘若非处在某个文明已是落花流水之际，人们便总是很难像曹雪芹那样蘸着血泪去为它写一个清醒的跋尾。

本书是法国著名汉学大师，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和耐的名作。细致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的下层社会民众生活。《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这个书名，虽只以寥寥几个单词，却已把直至两宋才臻于化境的中国日常生活艺术的舞台摆到了草原游牧民族不断进犯的黑暗布景之下，从而在读者心目中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悬念和反讽。

导言

第一章 城市

 1.选都杭州

 2.人口过剩及房荒

 3.火灾及消防

 4.交通与供应

 5.城市生活的乐趣

第二章 社会

 1.变迁中的社会

 2.上流社会

 3.商人

 4.城区的普通百姓

 5.农民

第三章 衣·食·住

 1.居住

 2.个人卫生

 3.衣着

 4.饮食

第四章 生命周期

 1.家庭环境

 2.出生

 3.抚养与教育

 4.婚姻与妇女之地位

 5.疾病

 6.亡故

第五章 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

 1.节令与历算

 2.节庆

 3.宗教

第六章 消闲时光

 1.城市生活的影响

 2.娱乐

 3.艺术和文学

第七章 总结性描绘

 译后絮语

第一章　城市

1.选都杭州

时机常会把事情安排妥帖。公元1126年，当马背上的蛮族女真人以雷霆之势攻占宋王朝的国都(即今日的开封，位于黄河流域)时，南迁便开始了。不过，当时并无任何迹象显示出杭州注定会成为新王朝的行在。它当时只不过是一个边远省份的省会，坐落于浙江口，距离主要的商道相当遥远。二帝及其廷臣，一行3000余人，被蛮族押送到沈阳以远的地方。一个逃脱的皇侄于公元1127年在南京称帝，尔后便在游牧民族侵袭之前望风而逃：有时候逃到长江中游的城镇；有时候再向东逃到扬州，大运河在那里与淮河相接；或是逃到长江右岸的镇江，江水经南京流到这里；又再向南逃到苏州，接着是杭州。这些地方的城墙均不足以抵御侵略。但相比起来，高宗多次停留过的杭州，却比长江流域的城池更易于防卫。若要抵达那里，须先经过一片布满无数湖泊和泥泞稻田的地区，这使得骑兵难于展开。在开封失陷10年后，局势恢复平静，中国划淮河而分为两半，淮河以北为蛮族所据，以南则属于汉人，而皇帝终于选杭州作为都城。

宋高宗之所以作此决定，既不是出于杭州城的重要性，亦非鉴于它过往的历史。只有南京才一度当过南方小朝廷的京城(公元317-590年)，那里似乎更值得考虑被当作天子的居所。除了与受入侵威胁的地区有适当的距离间隔之外，杭州只有一个好处：它那令人流连的风光。城西的湖泊以及环湖的优美山势，使得它至今仍是中国最有魅力的胜景之一。人们在13世纪对它的描绘，虽然与某位学者的下述铺陈比起来尚不免相形见绌，却兴许足以引我辈入胜了：“青山四围，中涵绿水，金碧楼台相间，全似著色山水。独东偏无山，乃有鳞鳞万瓦，屋宇充满，此天生地设好处也。

杭州的秀丽当然会在选都时成为一个考虑的因素，而此事一旦定夺，它在地理形势上的诸般好处亦开始显露出来。在长江和东南沿海之间当时正有若干大商埠崛起(其中首要的当推福州与泉州)，而就在杭州成为京都的同时，它也注定要成为蓬勃兴起的新的南部中国的大商业中心。考虑到当时的实情，杭州作为一个扩展中的城市，还是比古旧的南京更适于作为首都，后者正处于衰退之中。

事实上，人们并无热情去把杭州当成中央政府的所在地。直至12世纪中叶，皇帝及其廷臣仍然对是否要永久安身于杭州犹犹豫豫。他们不合得花钱去改善居所，说只要能遮风挡雨便足矣。而只有较北县境中的官邸，才是皇帝以及主要行政机构惯常居住的地方。临时宫殿的主要门柱之间距，其宽度不超过一二百柞。到1133年，才勉强决定在皇宫(以前的县衙)南门修造一条遮蔽路，以便百官在雨天中能不再于泥泞中穿行。而直到1148年，才又决定把宫墙扩建至东南方，但其中的建筑物仍然稀稀落落，且装修不足。两座主要的建筑物，高只有60英尺，宽则不超过80英尺。总起来说，它们并不比一所大的县衙富丽和奢侈多少。

所有的证据都显示出，朝廷并未习惯于外省的生活，而长期对此持保留态度。这并不是说他们对杭州城本身有任何抵触，而是由于100多年以来皇帝及其朝臣均始终怀有收复北方各省的夙愿。而杭州也从未获得过作为国都的名义。它只不过是皇帝的临时行宫而已——在中文中称为“行在”，而在各种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行在”一词均被改作Quinsai，或Quinsay、Kinsay等等(尽管杭州已被蒙古人占据，这个名词却一直与该城相连)。朝廷当时落脚于此，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这种权宜之计的后果却是巨大的：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这座中等规模和具有外省特点的城市就变成了世界上最富庶和最享盛名的都会。在13世纪末叶，杭州城的生机勃勃、豪侈美丽使得马可-波罗为之倾倒。他很少能领悟到，如此一座伟大的城市竟是从如此质朴无华的起点上发展出来的，他也想不到，宋代皇帝竟是如此半心半意地把它当成都城。  杭州城的城址在宋代以前有过变动。在早些时候，由于考虑到缺乏足够的灌溉用水及饮水，曾有人想到过开挖一个人工湖泊，该湖将因修造一条堤坝截留住周围群山的水源而形成。到了公元7世纪，杭州城才最终坐落在现在的地方，位于一块1-2英里宽的狭窄冲击沃土之上，这块土地又夹在浙江左岸和那个湖泊之间，浙江由此通向人海口，而那个湖泊又在杭州城以西近2英里处。在7世纪初修筑的城垣就是根据这里的地形而建的，它长11英里，从南到北大致构成了一个长方形。这些城墙到宋时又向西南扩展，遂形成了13世纪的城垣。它开了5座大城门，运河即经此城门流过；又开了13座门楼，城市的大街直通这里。它们把这座城市定了型，以至直到13世纪居民们仍然常常根据这些城墙来区分城区和市郊。在有些地方，南、北城墙分开得好远，相隔超过了4英里，而东、西城墙却多少有点儿平行，把这座城市围在半英里或至多也只稍微超过1英里的空间之内。这些城墙以土和石块充填而成，可能以砖头铺面，高30英尺，墙根厚约10英尺。城墙上缀有堞口，并且很可能像若干其他城市的习惯做法那样，每月都刷白一次。那13座圆形拱门之上均建有尖塔，其中3座位于城东的城门，并且由于处在该城易受攻击的一边，筑有更进一步的防御工事。

公元893年之后，形成了这样一个计划：在东城和河流之间修造一条更坚固的防线。为了完成这项新的城防工事，当时的地方首脑下令征调了20万农民，此外还有13个地区的民兵。这条防线计18英里长，在北边和南边远逾城外，其初衷乃在于从侧面保护杭州免遭从河上发起的水师的突然进攻，而不太像马可-波罗似乎暗示过的那样，是想通过环湖设防而把整座城池囊括进来。在朝向河流的一边，有一道沿河筑起的堤防，和一条连接着城中运河的护城河，在涨潮时分此河由一道水闸封闭起来。由于河岸陡峭而易溃，在11世纪末曾作过这样的努力：以束薪和树干来重新筑起堤岸，故每位居民都有义务提供一定数量的束薪。但到了后来，由于江流与潮汐纷至沓来，使这样的堤防十分脆弱，遂改用大石板铺筑之。…

我们尚可见到公元1274年杭州城的详细蓝图。每个街坊，每座桥梁、公共建筑、军队营房以及庙宇的名称都被极度精确地标志出来。该城完全遵循传统的风格，在蓝图上是长方型，而其四边一一对应着正东、正西、正南、正北。尽管这种习惯做法把杭州的实际地形扭曲了，不过，由于这张蓝图在细部上极其详尽，再基于我们已知晓的该地形的实际轮廓，也根据到12世纪初叶仍然幸存下来的宋代遗址，确有可能在1274年重建此城。

这张蓝图很简单：有一条大街，它在朝廷以此为行在后变成了御街，从北至南穿过城市，直抵皇宫的北门，然后再越过皇宫继续南伸，来到祭祀天地的祭坛。这条大街与其他东西走向的大街呈直角交叉。此外，还有几条运河与这条御街平行。位于城垣和11世纪末叶修建的城墙之间的市郊，亦伸延至城北、城东和城南，许多条运河和城墙内伸展过来的街道横穿其上。但是，我们尚不清楚市郊在南北两个方向上究竟伸出了多远，唯一可以断言的只是——到1274年，整个建筑区域看上去无疑覆盖了7-8平方英里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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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惯常妄下结论，以为中华文明是静止不动的，或者至少会强调它一成不变的方面。这实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任何未被分辨清晰的事物，总是显得缺乏特点。如果我们自家的文明也遭到历史学家们此等程度的忽视，如果人们对它自古代以降的复杂发展也所知甚少，就像他们对中国的那样，那么，它同样也有显出巨大惯性的危险，在其某些传统和精神取向中也同样能找到中国那种恒久不变的特质。不过我想，在这方面的错觉也包含着某种真理的尺度，至少它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自家的文明和中华文明一样，在其抉择关口都是奇异的和飘忽不定的。只是由于缺乏适度的比较，才使人们难于领略其妙处所在，尽管这尚未妨碍我们每每进行自我省察。

还有一点必须强调：经历过诸阶段之发展的并不只有我们的文明。随着研究的进展，我们曾经建立起来的有关中国的固有形象正在消逝。而一旦笼罩住其轮廓的迷雾散去，我们就将发现，中国的历史并非存在于延续性和不变性之中，而是存在于接踵而至的一连串剧烈震荡、动乱和毁坏之中。从公元6世纪到公元10世纪，中国经历了一个其面目全然无从辨认的时期。当时，草原的游牧民族盘踞了北方各省，而佛教的全面胜利也留下了至深的印迹。事实上，每个时期都自有它独具的风貌，甚至唯独适于它的环境。此外，中国的幅员辽阔，也意味着它在气候、风光、生活方式、习俗和方言等方面千差万别。这是一个面积可与整个欧洲相匹、具备近3000年有记载历史的国度，因此，任何对它的有效论述都必须涉及确切的时间与地点。再不许奢谈什么“永恒不变的”中国了。

笔者最初本欲写一本涉猎面更宽的书。但鉴于中国的世界是如此巨大，各地区有所差异，历史赓续不绝，我发现有必要对研究领域进行更精确的限定。我所选定来描绘中国生活的特定历史时期，是被称之为南宋的那个王朝的末年(1227-1279)，即其国都从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数十年。我所选定的区域则为杭州地区，尤以杭州城本身为主，当时这个大都市称作，临安，是中国建都之处。如今，此处为一片旅游胜地，以其山明水秀闻名遐迩，它是一座拥有几十万人口的小城市，位于上海西南120英里处的钱塘江口。在1275年前后，它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为富庶的大都会。

在说明我们作这种选择的理由之前，有必要作一番历史简介。

在公元8世纪的唐朝，中国有过最辉煌的岁月，而到了公元12-13世纪，情势就有了令人瞩目的扭转。在这4个世纪中，发生过急剧的变化。一个尚武、好战、坚固和组织严明的社会，已经为另一个活泼、重商、享乐和腐化的社会所取代了。

整个该时期的共通特点在于农民的贫困和不安定的生活，这完全可以一目了然，而且，这种贫困还在与日俱增。中国唐代的粗犷朴素的伟大可以归咎于其气候的特点和人民的性格。它立国的中心位于干燥和充满灰土的黄河河谷平原，该平原展开于河西走廊的末端，而河西走廊则穿过了大片高山峡谷，直抵中亚腹地的军事要塞。在马可·波罗看来，中国13世纪的蛮夷之地反而是稻田密布、运河成网的江淮流域和浙江丘陵地带，以及东南沿海省份(现在的江苏、浙江、福建)和长江流域。对于这位威尼斯旅行家来说，这里和中国北部反差很大，简直判若天壤。

公元8世纪的中国南方，由于其沉闷和使人丧失活力的气候，只不过是辽阔帝国的一块未开拓的地区罢了。人们的兴趣和感情都另有所系。对于许多人来讲，南方并非祖先的故土，在那里会产生一种流放之感。中国的伟大王朝总是建都于北方，即如今的西安及其以东地区。

不过，数世纪过去之后，人们已经不断地感受到了中国南方的日趋增长的重要性。在南方，人口更加密集，富足程度增加，海上和内河交通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一种几乎不为中国北方所熟悉的特殊的城市生活方式，产生了一些重要的书香世家，这终于使人们意识到它的存在和它的活力。对于这种深远的、几乎难于觉察到的变化过程，我们最先想到的也是最有可能正确的解释是：正是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的来自中亚和今天蒙古一带的野蛮游牧民族的持续不断的压力，才构成了促进中国长江流域和东南省份经济普遍成长的主要动因。

……

选择这个城市来描绘还有另一个有利之处：马可·波罗曾于那里逗留了相当长的时间，时值1276年至1292年间，也就是从杭州落入蒙古人之手起，直至他启程返欧止。在这段时间内，杭州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在马可·波罗的回忆录中，其最长和最详尽的部分之一便是他对于自己离别的中国京城的回忆。那也是其最生动的部分。如果从某种角度来衡量他这本书，它确实是基于一位蒙古将领的官方记载而写成的，后者自1276年年初起对杭州进行围攻。但即便如此，显而易见的是，他仍然同样经常地利用了他个人的亲身感受。他的描述既有趣又朴实，其功绩不在中文文本所提供的记载之下。在他的描述中，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在准确细节方面与杭州居民的刻画不尽相符之处。长期以来，此书的所谓拉姆索(Ramusio)版本遭到了怀疑，可是它在描述杭州城的细节方面却比更常见的版本《马可·波罗游记》(The Book of Marco Polo)丰富得多，而且，在将其与中文资料相印证以后，我们也发现它的细节在大多数场合也与后者贴合得多。我们最经常援引的正是这个版本。

附带补充一点：本书几乎全部是基于原始中文材料写就，而在许多方面又补充了完全崭新的信息。可供征引的二手材料极其匮乏，这是因为除了极少数研究家之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迄今未吸引更多的作者。更何况，中文确乎是一种难于掌握的语言。也许，上述原因倒可以成为一个原谅本书种种阙失的理由哩！

人这种生灵，实是妙不可言，所以大家对人性体会和揣摩得愈久，便愈会感到，它的特征总是难以说清道尽。正因此，无论古往今来的哲人们怎样想以“种加属差”的逻辑规则去框套它，都终难逃脱以偏概全之弊。比如，在看完这本书的校样之后，我便突发奇想：若是仿照先哲的路数，再把人说成是一种“努力记忆，追索和验证自身历程的存在”，大约也不至于比将其说成是“创造劳动工具的动物”之类的定义肤浅到哪里去。诸君只要略加试想，便会省得此论大致不差：天底下的所有变异发展，原都是“事如春梦了无痕”的，这对于任何动物(包括高级的灵长类动物)来说均概莫能外，故蛮可以称作一切存在的普遍劫运(此之谓“种”的群性)；然而，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被造之中，究竟又只有人这种动物，才会这样不怕伤透了脑筋，想要努力记住和说破这场春梦，悟出自己到底何从何去，这难道不正是人的独具癖好(此之谓“属”的差异)么？

这道理看起来太过简单明了，好像都没有必要煞有介事地讲出来，除非是在耍弄文字游戏。不过，仔细想来却又会发现，由此所生发的问题却远非如此简单明了，以至于我们根本无心再来幽甚么默。实际上，正由于人类从本质上说乃是一种“记忆动物”，才化育出了人文学科这种教人“白头搔更短”的知识领域，才推绎出了无数令人文学者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艰涩课题。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跟着再下一个定义，又把人文学者再说成是人这种特殊“记忆动物”所分化出的专有“记忆器官”。记得潘诺夫斯基在其有名的论文——《作为人文主义一门学科的艺术史》中就曾作过这样的对比：一方面，尽管狗也可以用叫声表示来了客人，但它却不会用一种特殊的叫声来表达这样一个意念——当主人外出时曾有客人造访，所以，只有人才能使用符号记录下自己的实际经验过程；另一方面，尽管同属人类的自然科学家也需要研究前人的记录，但他却只会用自己的自然体系去吸干涌现出这些符号的时间长河，而决不会觉得这种记录本身有什／z,独立含义和永恒价值，所以，又只有人文学者才会透过这些符号去留心人类的一般文明轨迹。正因此，潘诺夫斯基才会一言蔽之曰：“人文主义者，从根本上说，就是历史学家。”

不消说，潘诺夫斯基所讲的历史学乃是广义的，而若从当下的学科分类而言，则决不致意味着大学里的文科只应设置历史系。这是因为，我们自不难推想：即便只从省察和增进人类记忆之真确度的目的出发，专事记忆的历史学也会自然而然地递进为历史哲学式的反思；更何况，在这种记忆之维中，还更会跃升出人类对于自身历程、地位和命运的形而上玄想。然则，正因此我们又会顺势联想到：一位真正够资格的人文学者，就不仅要和普通人一样去顺从自己的记忆本能，一味去满足自家的求知兴趣，还更需要开动脑筋去想透下述问题：此类记忆究竟有否理由成为人类不可或缺的本质特点之一？其实，这个问题也正是门外汉们经常气势汹汹地诘难历史学家的——过去的那些陈芝麻旧谷子，那些断烂朝报，到底“干卿底事”，值得你们去皓首穷经？不过我们先不忙去嘲笑外行，只怕即便是那些选择终身以钻故纸堆为业的人们，也未见得全都敢理直气壮地应对它。倘非如此，马克·布洛赫就不会正襟危坐地去写一整本书来回答其爱子的幼稚问题了——“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照这位法国史学巨擘看来，这个童言无忌的问题确乎击中了要害，直指历史学能否成立的正当理由。故此，为了替自己对历史知识的强烈癖好辩护，他就不能不对人们那种短浅的功利心表示反抗了：“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禀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之时，人们就会感到愤慨！……”

我当然并非专治史学的方家，所以也就没有感到那种要替历史学辩护的冲动。不过，从另一层更积极的意思来说，也正由于我并非这方面的专门家，故而总是对史学家的满肚子学问充满艳羡和崇敬，所以就不单不觉得历史学有进行此类辩护的必要，反例只觉得那些无缘识得历史的人们委实可怜。记得我还在哲学所攻博士的时候，就曾妄发过议论，以为至少在目前的状况下文科大学生们只有选修历史才能学到点真东西；而且出乎意料的是，所里的老先生竟对我的偏激之辞大表赞同。我想，我们所以会不约而同地持有这种看法，当然绝不是出于对哲学这门学科的妄自菲薄(尽管我觉得目前那种足以把孩子们越教越蠢的哲学系本科教学亟待改进)；恰恰相反，大家倒是渴望能够为自家的哲学思考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既然同属于人文学科，哲学与历史学所关注的对象就同是人类的生存状况，所以，设若哪位同仁竟致于像王充所说的那样“不览古今”而“论事不实”，那么他终究就难以更进一步地去解什么惑悟什么道。庄子所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秋水》)，恰是再鲜明不过地讲出了此中的真谛。由是我想，有幸去专心治史的学者们，才真的是有福了，他们凭靠辛勤而沉稳的埋头阅读，不仅有机缘现实地降生于此刻此地，还更有机会在想象中潜泳于彼时彼空，了解到人类在远为广大的区间之内的生存状况，从而也就最大限度地延长了自家的寿数和阅历。所以，对于那些“不知晦朔”、“不知春秋”者的逼问，历史学家就根本没有必要感到半点儿惶惑，正如彭祖亦不必向朝菌蟪蛄者流解释“便做了人瑞又有何用”一样。君不见：“用处”必乎与人自身相对待，而“功利”亦必有小大之辨；所以谁若果想对得住自己，则终应省得“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庄子·逍遥游》)的道理。

记住了历史的人，自不免常要去怀古，这也正是凡夫俗子们往往要嘲弄历史学家的话头，比如说考古家连找太太都是越老越好之类。但实际上，恰恰是这种足以跨越肉身有限性的知识背景和时问意识，才使得史家能不囿于俗常的寸光之目，从望远镜中把人类的来龙去脉看个究竟。而且，既然他曾在其他文明环境中漫游过，就不再会像芸芸众生那般把眼前约定俗成的规则当作甚么不可更改的天经地义，就有可能看穿当代生活的弊端；故而正是在史家思接千载的博大襟抱中，自会有一种批判的精神在。记得汤因比就曾这样表达过他对现代文明的忧虑，因为他说过——要是容许他自由投胎的话，则其最愿意过活的时空区间，当是在公元9世纪的中国新疆北部。我至今尚未弄清他这样讲的确切缘由，因为我尚没有福分去像他那样去识得好几十个文明，然后再去“诸害相权取其轻也”。不过，凑巧的是，设若让我也来回答上述问题，则我的选择却跟这位西方史学大师相去得并不很远，因为我最愿意去活一次的地方，无疑是在10世纪的中国汴京。对于天水一朝的文物之盛，我是那样的心往神追，因而苍天倘能独厚于我，让我每日都以宋瓷沏一盏香茗(杯中绝无化学污染)，再开读一卷宋版书(其中绝少印刷垃圾)，则此生复有何求？更何况，在那个产生了苏轼的时代，言路曾是何等的宽松自在，故果某能生逢其时，即便无力去自逞坡仙之才，亦应有缘与他那一班文友兴会斗酒了。嗟乎哉！那样的场面，纵是“一笑相逢那易得”，却总该是“数诗狂语不须删”的罢？

当然，这永远只是个弃我而去的梦境罢了，充其量只能在惊醒之余心怀悲凉地说说而已。

……

那么，到底“今宵梦醒何处”呢？我却不得而知，竟至于连是否还能留下“杨柳岸晓风残月”，也觉得“不可说不可说”了。

附记：谢和耐先生不仅慨然允许我翻译他的这本著作，还为我手头的原文复印件补齐了缺页，谨此向他表示由衷的谢忱。

蒙古人的入侵形成了对于伟大的中华帝国的沉重打击，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而由于此次入侵，它却在其历史中经受着彻底的毁灭。

对于那些……意识到这些危险的人来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安宁的时期。然而显而易见的是，直至兵临城下之前，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游哉闲哉。

——谢和耐(Jacques Gemet)

《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这个书名，虽只以寥寥几个单词，却已把直至两宋才臻于化境的中中此常生活艺术的舞台摆到了草原游牧民族不断进犯的黑暗布景之下，从而在读者心目中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悬念和反讽。

……倘若非处在某个文明已是落花流水之际，人们便总是很难像曹雪芹那样蘸着血泪去为它写一个清醒的跋尾。

——刘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