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瞧……”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说，“我马上要出去办点事，你，安托沙，到铺子里去照应一下吧！”
孩子的眼里涌出了泪水，眼皮不住地颤动着。
“铺子里很冷，”他表示不同意，“我从学校回来，已经冷得够呛了。”
“不要紧……穿得暖一点就不会冷了。”
“今天功课很多……”
“功课到铺子里去做……到那儿去好好照应……快！……别磨蹭啦！……”
安托沙气愤地丢下钢笔，啪的一声合上居纳的文法书，眼里噙着泪水，穿上中学生的棉制服大衣和破旧的皮靴，跟着父亲朝铺子走去。这铺子就开设在同一座房子里。待在铺子里使人很不痛快，主要是那儿太冷了。学徒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的两手发青，鼻子通红。他们不住地用一只脚碰击着另一只脚，冷得身子瑟瑟发抖，缩成一团。
“坐到账桌后面去！”父亲对安托沙命令说，接着在圣像前画了几个十字就走了。
孩子依然哭泣着，走到柜台后面，爬上账桌旁边一只装过喀山肥皂、如今权充凳子的木箱，把两只脚垫在身子下面坐定，然后气恼地把钢笔插到墨水瓶里，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什么。笔尖触到了冰上：墨水冻结了。铺子里和街上一样冷，而安托沙却不得不在这严寒中至少待上三个钟头：他知道巴威尔·叶果罗维奇这一去要很久才回来……他把双手塞进袖管，身子像安德柳什卡和加夫柳什卡一样瑟缩着：根本就别想做拉丁文的翻译作业了。明天准得一分，由于这倒霉的分数，他还得挨父亲一顿臭骂。
在已故的安·巴·契诃夫的读者和崇拜者中间，未必会有很多人知道，在他的童年时代，命运迫使他在一个杂货铺里充当小伙计……已故的安东·巴甫洛维奇完全在棍棒下经受这种残酷的、强制性的教育，在他的一生中，每当回忆起这段生活，他总感到辛酸。他小时候是个不幸的孩子。
细心的读者会在他的作品中注意到一个初看起来并不很显著的特点：他所描绘的孩子们都是一些受苦难、被压抑的小生命。在短篇《渴睡》中，给送到工匠家当小保姆的瓦尔卡老是睡不足，为了要睡个好觉，她掐死摇篮中的婴儿。小说《草原》写的是一个由亲戚和乡村牧师送到城里去上学的男孩叶果鲁什卡，在这篇篇幅很长的小说中，作者没有一笔写到他的生活乐趣。短篇《儿童》中的几个孩子，他们之所以起劲地玩着罗托①，并不是出于一心一意想玩乐的天真需要，而是由于父母出外做客，他们闷得慌的缘故。不知怎的，契诃夫笔下的大多数孩子总会引起读者不由自主的怜悯和哀愁。
这种情调和这些带着淡淡的哀愁精心刻画出来的儿童形象直接取自生话，而且能在作者往昔的经历和童年生活中找到根由。在他成年以后，他不止一次地在至亲好友中间说过这样的话。
“我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
安东·巴甫洛维奇只是从远处看见幸福的孩子们，而自己却从未经历过那种回忆起来就使人愉快的幸福欢畅、无忧无虑、富于乐趣的童年生活。已故作家的童年生活是那么不幸，以致他没法跑跑跳跳，稍稍玩乐、嬉戏一下。他没有工夫玩乐，因为他的空闲时间都得花在铺子里。再说，父亲也不准这样做；不准奔跑，因为“容易弄破靴子”；禁止嬉戏，因为“只有野孩子才淘气”；和同学们一起玩是有害无益的事儿：“天知道他们会教人干出什么事来”……
“别在外面游荡，还是到铺子里去好好照应＿下；要学会做生意！”安东·巴甫洛维奇老是听到父亲这样的话。“在铺子里至少能给爹帮点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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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努力创作的一生在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他们的记录不仅具有文学史意义，同时也极具艺术价值，他们揭示了契诃夫的内心世界，记载了他对时代重大事件的看法，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最真实的契诃夫。……一些回忆录作家无法从精神层面接近契诃夫，不能深入理解时代，而这些却是完整、全面诠释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些作者的意义只是为契诃夫的生平提供了一些事实资料。只有和契诃夫拥有相同的艺术追求，明白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发挥的作用的那些同时代人，才能为大家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契诃夫，才能深刻理解他丰富的精神世界。
——俄文版序者阿·康·科托夫
契诃夫既不是天使，也不是圣人，而是一个就人这个字来说包含其全部意义的人。他那令人惊讶的稳重和冷静是内心痛苦斗争的结果，是他历尽艰难取得的战利品。在这一斗争中，作为一个艺术家，起了协助的作用，他要求为自己付出全部时间和全部力量，而不经过较量生活是不愿意作丝毫让步的。生活是对的：要成为精通生活的行家，就得经受它的爱抚和对自己的打击。难道歌德和普希金是圣人吗？难道他们不曾“懦弱地沉溺于尘世的欢乐中”吗？
——回忆录作者伊·尼·波塔片科
他一生中有过热烈的、“浪漫主义的”、盲目的爱情吗？
我想是没有的。而这是一件十分耐人寻味的事。毫无疑问，他会渴望这样的爱情。他特别深刻地了解女人的心，对女性的特征感觉敏锐而强烈。在他按自己的理想所塑造的形象中有许多是动人心弦的，为他所喜爱的，而且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跟女人交谈，能那样感动她们，在心意上和她们息息相通……
——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阿·布宁
前言 阿·康·科托夫
摘自《安·巴·契诃夫的童年》 亚·巴·契诃夫
安东·契诃夫在暑期里 米·巴·契诃夫
摘自《回忆契诃夫》 维·安·西莫夫
安·巴·契诃夫的欢乐时光 弗·阿·吉里亚罗夫斯基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符·加·柯罗连科
与安·巴·契诃夫的几次会见 伊·叶·列宾
安·巴·契诃夫 亚·谢·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
回忆契诃夫 伊·列·谢格洛夫
我和安·巴·契诃夫的交往 维·安·法乌谢克
我生活中的安·巴·契诃夫 莉·阿·阿维洛娃
在黄昏（珍贵的回忆——忆安·巴·契诃夫） 弗·尼·拉德任斯基
和契诃夫交往的几年 伊·尼·波塔片科
回忆契诃夫 塔·利·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
遥远的过去 玛·巴·契诃娃
与安·巴·契诃夫的几次会面 谢·捷·谢苗诺夫
安·巴·契诃夫在莫斯科艺术剧院 康·谢·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契诃夫 弗·伊·聂米罗维奇-丹钦科
回忆片段 瓦·瓦·卢日斯基
回忆录 瓦·伊·卡恰洛夫
安·巴·契诃夫 马·马·科瓦列夫斯基
我和契诃夫的会见 巴·尼·奥尔列涅夫
契诃夫在雅尔塔的住宅是怎样建造的 列·尼·沙波瓦洛夫
安·巴·契诃夫 尼·德·捷列绍夫
安·巴·契诃夫 阿·马·高尔基
契诃夫 伊·阿·布宁
悼念契诃夫 亚·伊·库普宁
安·巴·契诃夫 维·维·魏列萨耶夫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谢·亚·叶尔帕季耶夫斯基
契诃夫二三事 谢·尼·休金
两次见面 伊·阿·诺维科夫
回忆契诃夫 伊·纳·阿尔特舒勒
忆契诃夫 米·康·别尔乌辛
安·巴·契诃夫与文化 米·亚·奇列诺夫
关于契诃夫 亚·谢列勃罗夫（吉洪诺夫）
和契诃夫的最后两次见面 叶·巴·卡尔波夫
纪念契诃夫 尼·加林
回忆契诃夫 格·伊·罗索利莫
为安·巴·契诃夫画肖像 尼·扎·帕诺夫
忆安·巴·契诃夫 奥·列·克尼碧尔契诃娃
阿·康·科托夫
一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努力创作的一生在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他们的记录不仅具有文学史意义，同时也极具艺术价值，他们揭示了契诃夫的内心世界，记载了他对时代重大事件的看法，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最真实的契诃夫。苏联文艺学把契诃夫从资产阶级批评家的诋毁和曲解中解救出来，确立了对其创作真正科学的认识，这种认识正是建立在作家同时代人真实见证的基础上。
契诃夫一生都与俄罗斯文学和艺术领域中众多杰出人物有着紧密联系。无论是作为艺术家，还是作为一个人，契诃夫都引起了同时代人的极大兴趣。实际上，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的几乎所有著名作家和艺术活动家都关注过契诃夫。
在他刚踏入文坛，以发表在幽默刊物的笑话和小短篇而闻名时，契诃夫就结识了老一代的作家列斯科夫和格里戈罗维奇。1880年代下半期，契诃夫与同龄的文学人柯罗连科关系密切，再往后与托尔斯泰相识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契诃夫很快成为托尔斯泰喜爱的作家和精神密友。和契诃夫关系最紧密、最友好的当属高尔基，他卓越的才华和革命意识在契诃夫在世时就鲜明地表露出来。
俄罗斯最伟大的艺术家——柴可夫斯基、列宾、列维坦、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契诃夫关系都十分密切。虽然契诃夫无法长时间在莫斯科和彼得堡生活，但他巨大的才华和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吸引着各行各业的人们，其中不乏和文学根本不沾边儿的人。一些进步科学的杰出代表对契诃夫也给予很高评价，特别是季米里亚泽夫（К.А.Тимирязев）和齐奥尔科夫斯基（К.Э.Циолковский）。
契诃夫处在俄罗斯文学和艺术中心有二十年时间。无论是工作关系还是私人感情方面，契诃夫和许多著名的作家、画家、音乐家和演员的关系都非常密切。这一点使得关于契诃夫的回忆录具有了特别的意义。这些记录不仅为我们了解契诃夫的一生提供了资料，而且使俄罗斯艺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更加清晰地展现在世人面前，托尔斯泰、高尔基、柴可夫斯基、列宾以及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建立都与这个阶段紧密相连。
当然，远不是所有了解契诃夫的人都留下了关于他的回忆。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契诃夫去世早。契诃夫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从他们之间的往来信件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回忆中了解到的。尽管如此，同时代人留下的有关契诃夫的回忆在俄罗斯回忆录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同时代的很多知名艺术家像柯罗连科、列宾、库普林、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加林·米哈伊洛夫斯基、卡恰洛夫、魏列萨耶夫、捷列绍夫等都公开发表过回忆契诃夫的文章。契诃夫的童年时期和他文学创作的早期则由他的两个哥哥——亚历山大和米哈伊尔详尽地作了记录。高尔基关于他的回忆在契诃夫回忆录中占有特殊位置。他以最详尽的描写为我们展现了契诃夫的精神面貌，勾画出一个鲜活真实的契诃夫。高尔基关于契诃夫短篇小说《在峡谷》的评论文章，以及稍后写的回忆随笔都为人们重新解读契诃夫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当然，仅从回忆录文集中找寻作家详实无遗的生平是不行的。绝大多数记录的都是契诃夫生前蜚声文坛或已经崭露头角的那个时期的事。他与众多文学家和戏剧活动家的相识始于1880年代下半期,他们都曾撰写关于他的回忆录,这自然为他们的回忆录划定出一个时间界限。文献中对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特别是雅尔塔的生活阶段给予了非常详实的记录。这个时期，契诃夫和大批的青年作家、艺术活动家出于对文学和社会的共同关注而相互交往。
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契诃夫一生中所有的阶段在他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都得到了体现。
契诃夫于1860年出生在塔甘罗格。在那里他完成了高中学业，在前往莫斯科和1879年考入莫斯科大学之前他一直住在那里。关于自己的童年乃至自己的一生,契诃夫自己很少提及，只是在他的一些小说中可以见到他记忆中塔甘罗格的生活场景。从契诃夫的信中我们能够准确无误地断定契诃夫对自己成长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态度。在给作家谢格洛夫的信中契诃夫写道：“我小时候就接受过宗教教育以及这一类的培养——例如在教堂唱圣歌,朗诵使徒福音和《旧约》中的赞美诗,参加晨祷,负责在圣坛上帮忙,在钟楼上敲钟。结果怎么样呢？现在每逢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它给我的感觉总是非常阴郁。现在我不信教。您知道，当初我和我的两个哥哥在教堂里唱三重唱《改邪归正》或者《天使长的声音》的时候，大家都感动地看着我们，羡慕我的父母，与此同时我们却感到自己是小小的苦役犯”。1892年3月9日的信。这里和下面契诃夫书信的引文都摘自莫斯科1944—1951年出版的文集和书信全集。——原编者注（以下凡未注明注者的均为原编者注）
从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可以了解契诃夫一家在塔甘罗格的日常生活。我们了解到，从小契诃夫就必须在父亲的杂货店中干活，十六岁当家庭教师，与和“套中人”一样的中学老师打交道——他们只会用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用惩罚粗暴地对待孩子。“塔甘罗格中学，”作家唐·博戈拉兹回忆道,“就像一个特别的劳教队。学校有一个感化班，用翻译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课堂练习来代替棍棒责罚。”在回忆录中同时代人用生动的描写为我们勾画出这样一个少年契诃夫：在死气沉沉的中学读书，被教堂夜间唱诗班折腾得筋疲力尽，在父亲濒于破产的小杂货店里忙碌，又卖东西又收钱；他幽默，爱讲笑话，那种幽默感是他特有的，安托沙·契洪捷未来的特点在此正在渐渐形成。 契诃夫从小生活在充斥暴力和谎言的市侩环境中。“专制和欺骗毁掉了我们的童年，”有一次契诃夫这样说。关于这一点，作家的哥哥亚历山大·契诃夫在回忆录中的描述也印证了这一点。“安东·巴甫洛维奇，”他写道，“他只能远远地看着幸福的孩子。可他自己却从没有体验过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他多么希望在回忆起自己童年的时候会有一丝甜蜜的感觉。”但是，他能回想起来的只是个受尽折磨、事事服从的中学生。这一点从他的另一个哥哥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出。契诃夫很早就有了要对荒唐的生活和可笑又可悲的人嘲讽的想法。在米哈伊尔和其他熟悉安东·巴甫洛维奇塔甘罗格生活的同代人的回忆录中，你会读到他们记录下的契诃夫的讽刺幽默小说和他改编的笑话。“他经常组织演讲和演出，”米哈伊尔·契诃夫写道，“他把自己想象成某个人或模仿某个人。”契诃夫生活的环境为他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他很早就对生活中发生的荒诞不经的事有感悟——在杂货铺帮忙的时候，在商业法庭和学校都看到过那样的事。他的幽默讽刺作品的典型特点就是始终不渝地对周遭的市侩习气进行嘲讽。例如,他的一篇即兴之作写人愚不可及地妄自尊大同时又巴结献媚,其中描写了两个官员：一个“官居高位”，另一个是小官吏，在其面前奴颜婢膝。契诃夫也不无讽刺地改写一些宗教故事，比如，他写一个现代人，“在他那里创世的神话发生了极其有趣的变异：小黑葡萄干和葡萄干混合得无法将它们区分出来了，而月亮能应该由女工来清洗清洗”。所有这些都显著地表现出未来契诃夫的特点。
每个作家的创作都会有一个内在准备期,虽然那时确保他获得创作成功的力量还没有形成，但是未来创作的取向和特点都已基本确立。对契诃夫来说，这个内在创作准备期就是在塔甘罗格中学度过的岁月。契诃夫二十岁初涉文坛，在创作中他很轻松地就把自己擅长的即兴创作、讽刺小品和幽默小说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他童年时代的朋友证实，他在塔甘罗格最早发表在杂志上的小说就是这样的结合物。印象中，他当时的一部分小说是由滑稽短剧和笑话演变而来，那些短剧和笑话都来源于他的童年生活，是对周围滑稽的人和事的模仿和嘲弄。后来，契诃夫养成了即兴讲幽默笑话的习惯，这个习惯对他的小说也有影响——他的小说很容易进行改编搬上舞台。但是，在杂志社工作的最初几年，契诃夫创作所涉及的领域要比他在塔甘罗格宽泛得多。众所周知，契诃夫的创作才能提升得非常快，创作范围也非常广，他的作品内容几乎触及了当时所有的新领域和新现象。
1879年契诃夫考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从进入大学的第二年起他就成为莫斯科和彼得堡一些幽默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他写幽默小说和令人发笑的评论，为图画作幽默文字点评。他的同时代人证实，契诃夫后来甚至连自己都记不清在创作高峰时究竟在幽默杂志上发表了多少篇小说——他写得实在太多了。比如，1883年他就发表了一百多篇小说和随笔。早期，契诃夫曾在一些小杂志社工作，那里的人都是和写作没太大关系的记者。自然，他少不了和那些记者以及当时新闻界的“同仁”打交道。顺便提一句，后来出现的一个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作家去世后一下子冒出了许多契诃夫的“朋友”。一些好像是“很早和他一起共过事”，一些曾和他有过“推心置腹的谈话”，还有的说是“友情深厚”等等。而实际上，大家知道，在1880年代的记者中和契诃夫关系称得上亲近的只有非常少的几个。
契诃夫在从事文学活动之初就给自己提出了艺术目标。因此，他的小说在当时的同类作品中显得非常突出。契诃夫非常善于透过滑稽可笑的事件和细节来揭示深层次的东西。在他的小说中，感觉敏锐的同时代人能够领悟到一些更加意味深长的东西，了解作家是多么巧妙而又有力地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欺骗的本性。同样在1883年，契诃夫在幽默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中出现了真正的经典作品,它们是《小公务员之死》、《英格兰女子》和《胖子和瘦子》。
当然契诃夫不可能感觉不到，在报社和一些小杂志社里，他和那些不得不打交道的办报人和无良记者是多么得格格不入。在谈到吉里亚罗夫斯基时，契诃夫认为他是1880年代的记者中比较特别的一个。在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契诃夫谈到了自己对那些“办报先生们”的看法：“我和他（指吉里亚罗夫斯基）认识将近二十年了，在莫斯科我们一同起步。我对他做过非常仔细的研究……他脸皮很厚，身上有种令人不安的东西，爱吹牛……但是人还是很淳朴的，心地也善良，他根本没有那些办报人骨子里的背信弃义的恶习。”（摘自1899年8月24日）契诃夫希望把他划归自己的同类是很自然的事——因为以列维坦、瓦斯涅佐夫和科罗温为首的现实主义画派的画家都是那种样子。
吉里亚罗夫斯基证实，早在1880年代初“一些画家就经常在契诃夫家聚会。列维坦就是从那时起一直到去世始终和契诃夫的家人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作家的妹妹玛利娅·巴甫洛芙娜·契诃娃称列维坦是“我们家最好的朋友”。
维·阿·西莫夫——苏联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舞台美术家，他在自己的随笔中曾讲述过契诃夫和这个画家群体的友谊。“列维坦和契诃夫的关系是建立在真挚的友谊和相同的艺术目标的基础之上，这一点从他们的来往信件和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可以了解到。”
契诃夫创作的第一阶段包括莫斯科大学求学时期、在齐金和兹韦尼戈罗德卡医院实习期，是紧张的创作期。在这个阶段，他的写作水平已经十分接近当时最著名的作家——这一点在很多的回忆文章中都能得到印证。作家的哥哥米哈伊尔在回忆录中详述了这个时期，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兴趣。最重要的资料当属柯罗连科随笔中记述的内容。在讲述1887年和契诃夫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时，柯罗连科证实，契诃夫具有积极的社会情绪。能够确认契诃夫对柯罗连科具有好感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柯罗连科刚刚结束多年的流放，并且仍处于监视居住中。契诃夫当面对柯罗连科本人表示出强烈的好感，而且对他的作品也非常欣赏。“他是一位我喜爱的当代作家，”他在1888年2月这样写道。契诃夫提议柯罗连科和自己一起从事戏剧创作，为“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创办的新杂志出主意，提档次。1887年10月17日在写给柯罗连科的信中契诃夫表达了自己对对方的态度。“我对您说，”契诃夫写道，“能和您相识我感到万分地高兴，这是肺腑之言。第一，对您的才华我非常仰慕和喜爱，很多原因使我非常看重。其二，我想，如果我和您能再活一二十年，我们在将来的日子里也不会因为观点分歧而到无法收拾的地步。在当今俄国所有从事写作比较成功的人中我是最肤浅和最不认真的一个……而您是一位认真、坚强和诚实的人。我们之间的差距，正像您看到的那样，非常之大。可是即便如此，我在拜读您的作品和与您相识时没有感到一丝生疏感。”摘自1888年2月5日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
柯罗连科的回忆录涉及契诃夫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就是他对自由民粹派的看法。正如柯罗连科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他曾试图把契诃夫和以米哈伊洛夫斯基为首的《北方导报》的自由民粹派编辑部拉上关系，但并不成功。这个结果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契诃夫的文学观点和米哈伊洛夫斯基的自由民粹派的观点有着原则性巨大差异。柯罗连科列举了一些说明米哈伊洛维奇对契诃夫态度的资料。但在此需要作个说明。柯罗连科是在1904年，也就是契诃夫刚刚去世时撰写的回忆录，同年米哈伊洛维奇也去世了。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柯罗连科认为谈论米哈伊洛维奇对契诃夫的真实态度有些不合适。当他写到米哈伊洛维奇“对契诃夫非常有好感”时，无论如何，能够感觉到柯罗连科希望淡化这种态度，尽管一开始他指的就是他的个人态度。至少从米哈伊洛维奇发表的对契诃夫态度的非常激烈、甚至是侮辱性的演讲中仍然能够找到相关印证。
在契诃夫涉足文坛初期，除了吉里亚罗夫斯基留下的几张素描外，1880年代的文学家中还有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和谢格洛夫撰写了回忆录。前者在1887年初就与契诃夫相识，后来他们见面的频率相当高，主要是在莫斯科和梅利霍沃，很长时间他们一直保持通信。契诃夫对他的文学活动给予了非常大的影响。拉扎烈夫·格鲁津斯基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初期，契诃夫对他提出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文学论点。
同一年，契诃夫和谢格洛夫相识。一开始契诃夫就预言对方在写作方面会有所建树，但后来谢格洛夫辜负了他的期望。如果说刚认识时他们的关系还比较亲密的话，后来契诃夫和他基本没有什么来往——这是因为谢格洛夫作为一个作家缺乏原则性，做事不择手段，庸俗不堪，他和新闻界的一些反动分子越走越近。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契诃夫只是偶尔和他通通信，再也没有见过面。
关于契诃夫创作初期的回忆录虽然很多，但是单凭这些仍然很难对作家在幽默杂志工作期间的思想状况勾勒一个完整的轮廓。大部分回忆录仅仅只是对他的经历进行了真实的描述，并且对作家的文学和美学观点的阐述很多都是错误的。但是，柯罗连科的回忆录尽管非常简洁，和其他人相比，他对契诃夫该方面的剖析还是比较全面的，并且他和别人来往的一些书信也为我们对契诃夫的文学和社会观点获得更加完整的轮廓提供了可能。
《草原》（1888）是契诃夫创作新阶段中一部最重要的作品。在《草原》之后相继发表的《没有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匿名氏的故事》、《带阁楼的房子》、《我的一生》、《农民》和《海鸥》是契诃夫艺术才华更进一步的展现，是他对文学的社会使命更深层次的认识，是他广泛接触和了解人民生活的结果。
对契诃夫来说，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事件有：萨哈林岛之行，这次游历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梅利霍沃参加医疗工作和社会活动；在下诺夫哥罗德省赈济饥荒；参与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文学和戏剧活动。“在这个阶段，”聂米罗维奇丹钦科写道，“契诃夫处于首都作家和演员艺术群体的漩涡中心……他喜欢聚会和妙趣横生的谈话，喜欢戏剧界的活动和到各地和国外旅行。他乐观向上，像以前一样地谦逊，像以前一样听得多，看得多，却说得少。他的名声越来越大。”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契诃夫和演艺界、美术界和音乐界的接触明显增多。1887年契诃夫和列宾相识，第二年认识了柴可夫斯基。在很多回忆录中都准确地描述了契诃夫对柴可夫斯基的作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同样，柴可夫斯基也多次对契诃夫的作品给予热情赞誉。“您对俄罗斯文学领域出现的又一位伟大的天才契诃夫有所了解吗？”1889年6月2日柴可夫斯基写道，“我认为，他是我们文学领域未来的栋梁。”给尤·帕·施巴任斯基的信。在那段时间，契诃夫和俄国的著名演员像连斯基、苏姆巴托夫·尤任和斯沃博金关系都很亲密。1895年契诃夫前往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拜访托尔斯泰，两人之间的深厚友情一直延续到契诃夫去世，并在他们的一生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契诃夫这个时期的回忆录同时代的人写得比较多，这不仅能使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作家的生平，而且对他的社会和文学观点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认识。同时代人的记录使契诃夫关于文学的任务、作家和人民的关系以及必须要“不断地、深入地”研究生活等论述得以保留下来。其中，大部分的材料涉及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的生活。契诃夫的演员和作家朋友们都喜欢来这个莫斯科郊外的庄园作客，列维坦就不止一次来这里。梅利霍沃的场景也常常被作家写进描写俄罗斯乡村最著名的作品中。
撰写该时期契诃夫回忆录的作家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位，比较突出的还有波塔片科和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契诃夫和波塔片科是在1889年敖德萨的旅行中相识的。到了九十年代，两人的关系更加稳固。他写的回忆录中包含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但却丝毫无法证明波塔片科了解作为艺术家的契诃夫。
谢普金娜库帕尔尼克的回忆录生动地描绘了契诃夫在梅利霍沃的生活场景，再现了契诃夫家人之间的浓浓亲情。在回忆录中她还记录了契诃夫和莫斯科文学界的关系，我们从中可以获得不少实质性的资料。
对女作家阿维洛娃的回忆录需要作一个特别的说明。她的回忆录中有大量关于她自己生活的叙述性文字，其中契诃夫被给予了重要位置。阿维洛娃好像是在写一部关于自己的小说，对自己和契诃夫长达十年间的大量来往书信进行了点评。她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真实可信的资料，特别是契诃夫在彼得堡的那段时间所交往的圈子以及彼得堡的剧院第一次上演他的剧本时的情形，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作家在那段时间所经历的事情。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指出，作者在处理和契诃夫有关的内容时表现出过分的主观和片面。同样契诃夫在小说《关于爱情》中对阿维洛娃的态度未必是完全真实的。
……
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中有关契诃夫行医和他的医学兴趣这部分内容，填补了作家生平的空白。正如著名的神经病学家格·伊·罗索利莫写的那样：“……契诃夫没有脱离医生的实际工作，尽管时间和客观情况都不允许。”罗索利莫证实，契诃夫有一段时间甚至梦想到大学教书和从事科研工作。在谈到契诃夫对医学的兴趣时，奇列诺夫医生说他曾经试图在莫斯科创立一所医生进修学院。和契诃夫结交多年的同时代人列举了大量他勇于自我牺牲和大公无私履行一名医生职责的事例。
当然，这部同时代人回忆录文集中所发表的东西，无论从文学意义上，还是就他们提供的了解契诃夫的资料来说，价值都是远远不相同的。一部分文章仅仅只是作者回忆和契诃夫见面情景的简单介绍，有的是写作家生活中一些小插曲。还有一些文章写得更加详细，更加具体——常常有很多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有时甚至和作家没有直接的关系。在回忆录中常会见到作者对契诃夫的某些作品、他的生活和当时的文学现象所作的一些主观上的、但不完全正确的评价。例如，一位像柯罗连科一样优秀的回忆文章的作者，在文中就完全错误地指出好像契诃夫是继谢德林之后由于“绝望的忧愁”才结束生命的。毫无疑问，这不仅对谢德林是错误的，对契诃夫也是错误的。顺便说一下，相似的论断和柯罗连科写的基本内容完全矛盾。在总结契诃夫最后几部作品的特点时，柯罗连科写道，在这些作品中“表现出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信念和期盼”，正是这些真正确定了契诃夫1905年革命事件前所创作作品的特点。回忆录中所引用的契诃夫的个别论述和表达，有时是偶然或信口说出的话，毫无疑问，根据这些话判断契诃夫真正的看法常常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一些回忆录作家无法从精神层面接近契诃夫，不能深入理解时代，而这些却是完整、全面诠释一个作家不可或缺的东西。这些作者的意义只是为契诃夫的生平提供了一些事实资料。只有和契诃夫拥有相同的艺术追求，明白他在俄罗斯文学史中发挥的作用的那些同时代人，才能为大家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契诃夫，才能深刻理解他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方面高尔基做得最全面、最深入，他揭示了契诃夫的创作具有最伟大的意义，再现了他完美的人格魅力。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契诃夫的作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人们对作家本人的兴趣也日益提高。目前对契诃夫的书信进行了最全面的收集和公开发表，出版了大量有关契诃夫的文集。而这部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活生生的契诃夫，使我们领略到这位俄罗斯伟大作家的人格和作品的完美与和谐，其意义就在于此。
(耿海英译)
谢·尼·戈鲁勃夫等编的《同时代人回忆契诃夫（精）》是一本相当厚重的关于经典作家的文学回忆录，契诃夫在读者中的声誉保证了不少忠实的读者对其生活与创作情况感兴趣；
本书属于“文学纪念碑”的一个子系列，已经推出过同时代人回忆茨维塔耶娃、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响不错，后续还会推进马雅可夫斯基、布罗茨基等人；
本书是各种契诃夫传记的基础参考资料，也为“文学纪念碑”后续推出契诃夫传预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