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散文里的人物描写除了写自己的孩子、父母亲、家乡亲戚友人，还有就是写他最熟悉的朋友，例如写李叔同，写梅兰芳。在他的心目中，李叔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教育观与文艺观作者也十分赞赏，梅兰芳具有威武不屈的精神，于是在这些怀念人物的篇章里，充满了作者对他们的赞美与崇敬的感情。

丰子恺的性格里有一种儿童的率真与乐观的特点，于是在他散文里就有了诚恳真挚而幽默诙谐的风格。人家强调“画龙点睛”，而丰子恺偏偏“不要脸”，他的许多漫画人物是没有眼睛鼻子与嘴巴的，只有一个脸的轮廓，甚至半个脸。他的散文里常常有涉墨成趣的妙言警语。譬如丰子恺笔下的白鹅，是一个富有人性的威武雄壮的卫士形象，而与它相对的那些刁奸猥鄙的狼狐狗，那些冥顽愚蠢的猪龟，还有那些琐碎怯弱的鸡鸭，使读者马上联想到社会上的某一些人物，我们会会心地发笑起来。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幽默讽刺的睿智。

瞻瞻的日记

给我的孩子们

忆儿时

我的苦学经验

陋巷

作父亲

学画回忆

热天写稿

野外理发处

送阿宝出黄金时代

杨柳

半篇莫干山游记

山中避雨

我的母亲

告缘缘堂在天之灵

“艺术的逃难”

白鹅

胜利还乡记

湖畔夜饮

庐山面目

爆炒米花

李叔同先生的爱国精神

西湖春游

扬州梦

黄山松

威武不能屈——梅兰芳先生逝世周年纪念

天童寺忆雪舟

塘栖

后记

陋巷

杭州的小街道都称为巷。这名称是我们故乡所没有的。我幼时初到杭州，对于这巷字颇注意。我以前在书上读到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的时候，常疑所谓“陋巷”，不知是甚样的去处。想来大约是一条坍圮、龌龊而狭小的弄，为灵气所钟而居了颜子的。我们故乡尽不乏坍圮、龌龊、狭小的弄，但都不能使我想象做陋巷。及到了杭州，看见了巷的名称，才在想象中确定颜子所居的地方，大约是这种巷里。每逢走过这种巷，我常怀疑那颓垣破壁的里面，也许隐居着今世的颜子。就中有一条巷，是我所认为陋巷的代表的。只要说起陋巷两字，我脑中会立刻浮出这巷的光景来。其实我只到过这陋巷里三次，不过这三次的印象都很清楚，现在都写得出来。

第一次我到这陋巷里，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事。那时我只十七八岁，正在杭州的师范学校里读书。我的艺术科教师L先生似乎嫌艺术的力道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把图画音乐的书籍用具送给我们，自己到山里去断了十七天食，回来又研究佛法，预备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日，他带了我到这陋巷里去访问M先生。我跟着L先生走进这陋巷中的一间老屋，就看见一位身材矮胖而满面须髯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出来应接我们。我被介绍，向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只椅子上听他们的谈话。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们的话，只是断片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又有一个英语“Philosophy”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这英语是我当时新近记诵的，听到时陉有兴味。可是话的全体的意义我都不解。这一半是因为L先生打着天津白，M先生则叫工人倒茶的时候说纯粹的绍兴土白，面对我们谈话时也作北腔的方言，在我都不能完全通用。当时我想，你若肯把我当作倒茶的工人，我也许还能听得懂些。但这话不好对他说，我只得假装静听的样子坐着，其实我在那里偷看这位初见的M先生的状貌。他的头圆而大，脑部特别丰隆，假如身体不是这样矮胖，一定负载不起。他的眼不像L先生的眼纤细，圆大而炯炯发光，上眼帘弯成一条坚致有力的弧线，切着下面的深黑的瞳子。他的须髯从左耳根缘着脸孔一直挂到右耳根，颜色与眼瞳一样深黑。我当时正热中于木炭画，我觉得他的肖像宜用木炭描写，但那坚致有力的眼线，是我的木炭所描不出的。我正在这样观察的时候，他的谈话中突然发出哈哈的笑声。我惊奇他的笑声响亮而愉快，同他的话声全然不接，好像是两个人的声音。他一面笑，一面用炯炯发光的眼黑顾视到我。我正在对他作绘画的及音乐的观察，全然没有知道可笑的理由，但因假装着静听的样子，不能漠然不动；又不好意思问他“你有什么好笑”而请他重说一遍，只得再假装领会的样子，强颜作笑。他们当然不会考问我领会到如何程度，但我自己问心，很是惭愧。我惭愧我的装腔作笑，又痛恨自己何以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的话愈谈愈长，M先生的笑声愈多愈响，同时我的愧恨也愈积愈深。从进来到辞去，一向做个怀着愧恨的傀儡，冤枉地被带到这陋巷中的老屋里来摆了几个钟头。  第二次我到这陋巷，在于前年，是做傀儡之后十六年的事了。这十六七年之间，我东奔西走地糊口于四方，多了妻室和一群子女，少了一个母亲；M先生则十余年如一日，长是孑然一身地隐居在这陋巷的老屋里。我第二次见他，是前年的清明日，我是代L先生送两块印石而去的。我看见陋巷照旧是我所想象的颜子的居处，那老屋也照旧古色苍然。M先生的音容和十余年前一样，坚致有力的眼帘，炯炯发光的黑瞳，和响亮而愉快的谈笑声。但是听这谈笑声的我，与前大异了。我对于他的话，方言不成问题，意思也完全懂得了。像上次做傀儡的苦痛，这会已经没有，可是另感到一种更深的苦痛：我那时初失母亲——从我孩提时兼了父职抚育我到成人，而我未曾有涓埃的报答的母亲——痛恨之极，心中充满了对于无常的悲愤和疑惑。自己没有解除这悲和疑的能力，便堕入了颓唐的状态。我只想跟着孩子们到山巅水滨去picnic，以暂时忘却我的苦痛，而独怕听接触人生根本问题的话。我是明知故犯地堕落了。但我的堕落在我所处的社会环境中颇能隐藏。因为我每天还为了糊口而读几页书，写几小时的稿，长年除荤戒酒，不看戏，又不赌博，所有的嗜好只是每天吸半听美丽牌香烟，吃些糖果，买些玩具同孩子们弄弄。在我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看来，这样的人非但不堕落，着实是有淘剩的。但M先生的严肃的人生，显明地衬出了我的堕落。他和我谈起我所作而他所序的《护生画集》勉励我；知道我抱着风木之悲，又为我解说无常，劝慰我。其实我不须听他的话，只要望见他的颜色，已觉羞愧得无地自容了。我心中似有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丝，因为解不清楚，用纸包好了藏着。M先生的态度和说话，着力地在那里发开我这纸包来。我在他面前渐感局促不安，坐了约一小时就告辞。当他送我出门的时候，我感到与十余年前在这里做了几小时傀儡而解放出来时同样愉快的心情。我走出那陋巷，看见街角上停着一辆黄包车，便不问价钱，跨了上去。仰看天色晴明，决定先到采芝斋买些糖果，带了到六和塔去度送这清明日。但当我晚上拖了疲倦的肢体而回到旅馆的时候，想起上午所访问的主人，热烈地感到畏敬的亲爱。我准拟明天再去访他，把心中的纸包打开来给他看。但到了明朝，我的心又全被西湖的春色所占据了。

第三次我到这陋巷，是最近一星期前的事。这回是我自动去访问的。M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只是使我惊奇的，他的深黑的须髯已变成银灰色，渐近白色了。我心中浮出“白发不能容宰相，也同闲客满头生”之句，同时又悔不早些常来亲近他，而自恨三年来的生活的堕落。现在我的母亲已死了三年多了，我的心似已屈服于“无常”，不复如前之悲愤，同时我的生活也就从颓唐中爬起来，想对“无常”作长期的抵抗了。我在古人诗词中读到“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六朝旧时明月，清夜满秦淮”，“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等咏叹无常的文句，不肯放过，给它们翻译为画。以前曾寄两幅给M先生，近来想多集些文句来描画，预备作一册《无常画集》。我就把这点意思告诉他，并请他指教。他欣然地指示我许多可找这种题材的佛经和诗文集，又背诵了许多佳句给我听。最后他翻然地说道：“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画。”我好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怪不得生活异常苦闷。他这话把我从无常的火宅中救出，使我感到无限的清凉。当时我想，我画了《无常画集》之后，要再画一册《常画集》。《常画集》不须请他作序，因为自始至终每页都是空白的。这一天我走出那陋巷，已是傍晚时候。岁暮的景象和雨雪充塞了道路。我独自在路上彷徨，回想前年不问价钱跨上黄包车那一回，又回想二十年前作了几小时傀儡而解放出来那一会，似觉身在梦中。

1933年1月15日于石门湾P43-48

我和本书的编选者方伯荣先生相识已有十多年了吧。方先生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有突出贡献的文艺工作者。他为读者做了很多工作，如今又要给读者献上一本百读不厌的书——我父亲丰子恺的散文集。

我父亲在漫画、文学、书法、艺术理论、艺术教育、外文翻译等等方面都有成就，但人们往往只称他为漫画家。其实，有不少人认为，他在散文方面的成就，高出于漫画之上。不管这种论见是否正确，父亲的散文确实吸引了很多读者，甚至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

我个人也是父亲散文的爱好者。从《缘缘堂随笔》、《缘缘堂再笔》、《缘缘堂新笔》、《缘缘堂续笔》，到《随笔二十篇》、《车厢社会》等等，其中的散文都是我爱读的。有时，我遇到一位读者，他也读过这些书中的文章，那时我们的谈话就有了很多共同的语言。即使在外地，也会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我们中国真大啊！父亲的散文在上海、杭州、北京、台湾、香港、湖南、湖北、河南、广西、江苏、辽宁、吉林、黑龙江、四川、云南、山东、陕西、新加坡等等地方，都出版过。在日本，也有他的散文译作。

广东省只有十多年前出版过一本《艺术人生》，如今恐怕已经买不到了。就在这个时候，方伯荣先生应广东教育出版社的要求，编了这本散文集，以飨读者。所收散文28篇，取自各个时期的代表作，相信读者会喜欢的。

我丈夫是广东人，虽已去世，却有侄子侄女在广州，我们经常有联系。所以说，广州可说是我的第二故乡。因此，方先生让我写点感想，我欣然命笔。

2005年早春于上海

2004年10月15—19日，我应邀参加在海滨城市大连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13届学术年会。会议期间，我认识了广东教育出版社的编审卢家明先生。卢家明先生知道我是浙江桐乡人，曾经与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一吟有联系，便希望我能够为他们出版社编一本丰子恺散文配图珍藏本。

我匆匆赶回学校上课，来不及与卢家明先生告别。有一天我从学校里回家，我爱人说广东一位卢先生来过电话。我知道就是卢家明先生。我对我爱人说，卢家明先生希望我编一本丰子恺散文配图珍藏本。她非常高兴地说：“那你就编吧，明年你退休以后把它做好。这本书一定要做得非常好，可以流传下去。”

2005年2月4日我编好了《缘缘堂散文》计划(限于篇幅许多好文章无法编人，我征求了丰一吟先生意见)，我告诉我爱人，她很高兴。其时，她已经哮喘病非常严重，常常咳嗽。

2月16日年初八，我与丰一吟和褚万根联系，请丰一吟写序；请褚万根找好图片照片。当时，我爱人咳嗽得十分厉害，我要她去医院看病，她不肯，说是老毛病了，不要紧。要我抓紧把关于丰子恺散文的文章写好。于是我着手写《缘缘堂里的抒情诗》；接着，一篇一篇写“注释”，花去了我大量的时间，查阅了许多资料。我对我爱人的照顾就很少了。有时候我写着写着突然停下来，到楼上去看看我爱人。她总是笑了笑说：“不要紧，你去写吧。”我帮助她倒痰，给她吃药，然后用热毛巾给她揩面。她又说：“你去忙吧，答应了人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

3月2日她要求住院，她说：“我再不住院要把你拖累死了，影响你工作(编丰子恺散文)。”想不到这一去，54天，我爱人与病魔搏斗了54天，最后还是带着无限痛苦和遗憾在2005年4月24日凌晨离开了我。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她一直靠呼吸机维持着生命。

我在极度痛苦不安中抓紧时间继续做我的丰子恺散文注释工作。

我爱人张树春，出生于浙江省越剧之乡嵊州，从小学戏，吃苦耐劳，主演过许多越剧小生，深受越剧爱好者的爱戴。在“文革”中与我一起受尽了苦难和迫害。她一直支持我的教学与写作，担当起繁重的家务劳动。当我把我的长篇小说《狂野·狂恋》正式出版以后，我捧着小说，她为我拍照纪念。如今我再不能把《缘缘堂里的抒情诗》读给她听，再也听不到她的意见了。

“驾鹤西去需张翅，千万小心且慢行；落英缤纷桃花源，一树红梅便是春。”等到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一定把它送到我爱人所在的“桃花源”里那一棵红梅旁边。

方伯荣

2005年5月4日流着眼泪写完，于嘉兴世纪嘉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