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田编著的《蒙田随笔》于1580-1588年分三卷在法国先后出版。自此以后，他的作品就再也没有绝版过。到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书面语言都可以读到它。它与《培根人生论》《帕斯卡尔思想录》一起，被人们誉为欧洲近代哲理散文三大经典。散文中的散文，哲理中的哲理。

蒙田是文艺复兴后期法国人文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他曾先后担任波尔多市法官、议员和市长，与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等过从甚密。

蒙田编著的《蒙田随笔集》于1580-1588年分三卷在法国先后出版。自此以后，他的作品就再也没有绝版过。到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书面语言都可以读到它。它与《培根人生论》《帕斯卡尔思想录》一起，被人们誉为欧洲近代哲理散文三大经典。 　　

《蒙田随笔集》作者对随笔体裁动手娴熟，开创了近代法国随笔式散文之先河。他的语言平易通畅，不加雕饰，文章写得亲切活泼，妙趣横生。全书充满了作者对人类感情的冷静观察。

论傲慢、偏见与真知

自高自大是人的一种毛病

空壳的麦穗才会趾高气扬

爱他时要想到有一天会恨他

古典作品的魅力

改变看法就是改变生活

恐惧是一种奇怪的情感

生命的好坏在于你自己

原则的让步必须谨慎

习惯可不是小事

要知识，还是要本事

过于热烈的拥抱会使德行变成恶行

品行为命运打上印记

人性总在游移不定

做个一成不变的人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不在于爬得高，而在于行得正

坐上世界最高的宝座也只能靠自己的

屁股

哪一颗高尚的灵魂不带点疯狂

死的自由若要商量，生命无异是一种

奴役

父爱的方法

德行不是一蹴而就的

隐居山林的真正心态

欲望因困难而增大

论荣誉

读书的乐趣

论体面与傲慢

合金才能更坚硬

万物皆有时

论冲动与习惯

论发怒

生活由相互对立的东西架构而成

相信我，但别让我知道秘密

我只和自己打交道

患难之交、男女之交以及与书的交往

论婚姻

不做不可告人的事情

论交谈的艺术

论操持家务

论相貌

顺乎自然是一件好事

论毅力与情感

我没有说要摆脱生命

附求米歇尔德蒙年谱

有人认为，轻信是天真和无知的标志，这也许并非没有道理。曾有圣哲告诫我们说，信念就像印在心灵上的印记，心灵的抵抗越微弱，印记便越清晰。秤盘加上重量定会下坠，心灵相逢明晰必然服从。心灵越空虚越不平衡，越容易在第一个论证的重压下下沉。这就是儿童、平民、妇女、病人特别容易偏听偏信的缘由。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对于认为不大可能的东西，或者不屑一顾，或者贬斥为虚妄，这也是一种愚蠢的傲慢。这是那些自认比平民百姓聪明的人所犯的通病。我过去就常这样，倘若听见有人谈鬼怪行走、未来之兆、巫术妖法或其他难以置信的传说，便悲悯那些可怜的人被妖言所惑。现在发现，应该悲悯的倒是我自己。尽管不乏好奇心。经验表明的绝不会超越从前的信念，况且理智告诫我，武断地贬斥任何东西为虚妄或不可能，等于要求特权、承认大脑能认识上帝意志和自然之母的权限。我也懂得，在世界上，最明显的愚蠢莫过于用我们的力量和能力去绳度这些东西。倘若把一切超越理智范围的东西统统称作奇迹，眼前将连续不断地出现多少奇迹啊！想想穿过多少迷雾，通过怎样的探索，我们才认识了现有的大多数事物，无疑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剥除奇异性的不是知识，而是熟悉。

如果同样这些东西重新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会认定它们像其他事物一样不可思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还有什么事情不敢相信呢？

从未看过河流的人认为他碰到的第一条河是大洋。在我们看来，我们认识范围中最了不起的东两便是自然创造的最大极限，眼睛看惯了，心灵也就习以为常，对眼前经常发生的一切不觉惊奇，也没有疑问。鼓舞我们去探求事物原因的不是它们庞大，而是它们新奇。

在评判自然的无边法力时，我们必须更加虔诚，更勇于承认自己的愚昧和无知，任何忠厚可靠的人都可作证，世上罕见之物层出不穷！对于它们，头脑至少应该保持开放，尽管未必相信。因为指责它们不可能，就是草率而傲慢地自称知晓一切可能性。倘若真的知道不可能与不经常的区别，知道违反自然秩序的进程与违背人的普通信念——既不轻率相信，又不简单排斥——的区别，那么我们应该恪守奇洛的吩咐，万物皆有其定数。

我们从傅华萨的著作中发现卡斯提尔国王约翰在尤伯卢斯战败的第二天，伏瓦伯爵便在贝亚恩闻讯并读了作者对当时情景的描绘，可以付之一笑：当编年史告诉我们，就在腓力二世死于芒特的那一天，罗马教皇洪诺留公开为他举行葬礼，并下令意大利举国哀悼时，我们也可一笑置之。因为这些证人的权威不足以压服我们。P1-3

有人说，中世纪的城市空气有益于自由。

的确如此。

躲在高高石墙后面的人，尽可以安全地对男爵和教士嗤之以鼻。

不久以后，欧洲大陆的条件大为好转，国际商业又成为可能，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历史现象。

以三个双字词组表示便是：生意益于宽容。

你在一周内的任何一天，特别是在星期天，都可以改变这个论点。

温斯堡和俄亥俄可以支持三K党，纽约却不行。纽约人如果掀起一场运动，驱逐所有犹太人、所有天主教徒和外籍人。华尔街就会乱作一团，劳工运动冲天而起，一切都化为废墟，不可收拾。

中世纪后半期正是如此，莫斯科是一个貌似公爵的小小伯爵的所在地，可以激恼新教徒，但是在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需要小心从事，不然便会惹恼前来做生意的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兰芒商人，把他们赶到维斯比去。

一个纯农业国可以用一整套丰盛的份饭来泰然款待农民。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布吕赫人在他的围墙里开始屠杀异教徒，那么代表外国公司的人便会马上外流，随之资金也会被抽回，使城市陷于破产。

不少国家并不能从根本上汲取教训(如西班牙、教皇统治区和哈普斯堡的领地)，依然被所谓的“对信仰的忠诚”所左右，无情地把信仰的敌人驱逐出去。结果，它们不是化为乌有，就是缩小到第七等国家。

然而，商业国家和城市的掌管人通常都很尊崇既定事实，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所以在精神世界上严守中立，天主教、新教、犹太人和中国主顾都能照常经商，同时继续忠诚于各自的宗教。

为了外表的体面，威尼斯通过了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案，但是十人内阁却小心地告诉宪兵，这条法令不必执行得太认真，让那些教徒自行其是吧，愿意信仰什么都可以，除非他们真的动手把圣马尔可抓到他们自己的会场去。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好友也如此行事。每个星期天，新教牧师们都高声斥责“淫荡女人”的罪孽。但是在旁边的街道里，可怕的天主教徒也在一个不显眼的房子里默默地做弥撒，外面还有新教警长警戒，提防日内瓦宗教牵扯的狂热崇拜者闯入这个犯禁的会议，他们可能会把法国和意大利客人吓跑。

这丝毫不是说，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可敬教会的忠诚弟子。他们一如既往，仍然是好天主教徒或新教徒。不过他们记得，汉堡、吕贝克或里斯本的十个经商的异教徒的善良愿望，要比日内瓦或罗马的十个寒酸教士的允许更有价值，于是他们便宜行事了。

蒙田有开明白由的见解(并不总是一种)，而他的父亲和祖父却经营鲱鱼生意，母亲又是两班牙犹太人的后裔，把这两者联系起来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不过据我看，商人长辈对蒙田的观点有很大影响。他作为战士和政治家，整个一生的特点就是深恶盲信和偏执，这要起源于离波尔多主要码头不远的一家小鱼铺。

我如果当着蒙田的面这样说，他是不会感谢我的，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所有“生意”的痕迹都从华丽的家族纹章中小心地抹去了。

他的父亲获得了蒙田地方的产业，便无度地花钱，想让儿子成为绅士。蒙田刚刚会走路，私人教师便在他的可怜小脑瓜里塞满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六岁的时候他被送往高级学校，不到二十岁便成为波尔多市议会羽毛丰满的一员了。

接着他从了军，还在法院工作过。三十八岁时父亲死了，蒙田便退出了所有的外界活动，把余下的二十一年(除去几次违心地短期介人政治)都消磨在他的马匹、狗和书的上面，并且都有所研究。

蒙田虽可称为划时代的人物，却有几个弱点。他从没有彻底摆脱某些感情和礼仪，这个鱼贩的孙子相信这才是真正的绅士风度。直到他死去的时候，还一直说门已不是真正的作家，只是个乡村绅士，到了冬天没有事情做，才草草记下一点略有哲学内容的杂乱思想。这全是废话。如果说有谁把他整个的心、灵魂、美德和罪恶以及一切都献给自己的书，耶就是这位能和不朽的达尔塔昂匹敌的开朗的绅{

由于心、灵魂、美德和罪恶都属于这个豁达大方、深有教养并性格宜人的人，他的全部作品要比其文学作品更胜一筹，它们已经发展成为明确的生活哲理，它们以常识和实际的日常体面为基础。

蒙田生为天主教徒，死时依然故我，年轻的时候还加入过法国贵族为把加尔文主义逐出法国而成立的天主教贵族联盟，

1572年8月，教皇格列高里八世欢庆杀死三千名法国新教徒，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从这以后蒙田永远离开了天主教会。他从来没有加入另外一派，而是继续参加某些重大礼仪，免得旁人饶舌。然而自从圣巴塞洛梅惨案之夜以后，他的作品便全都与马尔库斯、奥里利厄斯、爱比克泰德或其他十来个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同归一辙了。有一篇题为《论良知的自由》，很值得缅怀。他在文章里使用的语气就好像是古时帕里克利的同代人，而不是法国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仆臣，他还以背教者朱利安为例，阐明真正宽容的政治家应该取得的业绩。

文章很短，充其量才五页，你可以在第二册的第十九章中找到。

蒙田已经看腻了众多顽固不化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倡导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在当时环境中)只会导致新的内战。但是一经条件允许，那些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睡觉时不再把两把匕首和手枪放在枕头下面了，明智的政府就应该尽量避免干预别人的思想，应该允许所有臣民依照最能使自己心灵获得幸福的方式热爱上帝。

蒙田既不是唯一也不是第一个产生这种想法并且大胆公之于世的法国人。早在1560年，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前大臣麦克尔·德·豪皮塔尔和好几个意大利大学的毕业生(由此被怀疑是受了再洗礼教的熏染)就曾经说过，对异端者只宜用文字论战。他令人惊讶的观点是，良知有自己的本来面目，不是靠武力可以改变的。两年以后，他促成了《皇家宽容法》的产生，该法使胡格诺教派有权召开自己的集会，举行宗教会议讨论本宗教的事务，俨然像一个自由独立的教派，而不是寄人篱下的小派别。

与巴黎律师让·保丹的观点一样，蒙田否认国王有权运用武力强迫臣民进这个或那个教堂。

大臣们的演讲和政治哲学家的论文极少受人欢迎，但蒙田的书却在以智慧之士座谈会的名义下聚在一起的文明人中被阅读、翻译和讨论，并且持续达三百多年之久。

他的业余身份和他只为乐趣而写作的说法，使他深得大众之心。不然，人们是绝不会买(或借阅)一本被官方列为“哲学”的图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