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时代的三个标志
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显著的标志,代表着一个时代前进和发展的方向,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共向理想和追求。
如果说现代中国已进入了幸福时代,那么公民拥有一定数量的财富、公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和以政府为主体的人民幸福观的转变就是幸福时代的三个根本标志。
财富是生活的保障,是获得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当人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是没有什么生活幸福感可言的。这时候,如果拥有了一定的财富,肯定会使幸福感增加。从中国的现状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中国幸福学之父”陈孟云说:“中国实现真正的幸福在哪里?在穷人的幸福里。这是在中国‘普及幸福’的一条捷径,对以小康生活为起点的人而言,他们的收入对增加幸福的效应是会逐步递减的,而贫困阶层收入增加一些会使他们感到幸福了很多。”因此,与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相比,可以说现在的中国人已经具有了追求幸福生活的物质基础。但是,一些有关幸福的调查显示,“高收入不一定最幸福”,“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收入对幸福感的作用变小,甚至出现负影响”。因此,当下中国人对是不是“越富有越幸福”的回答,也是复杂的。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人已经摒弃了“吃饱饭就算幸福”的观念,接受了更高层次的幸福标准。这是“幸福时代”即将到来的一个基本标志。
“幸福时代”到来的另一个标志是公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它是主导人们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幸不幸福,怎么才算幸福,只有公民说了算。近年来,主观幸福感的说法不仅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可,也得到了学界研究人员的支持。心理学的研究显示,“大多数的幸福经验时刻都可以被这种单一的总结衡量方法合理解决”;此后的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大多时候,人们都能对自己的生活作整体评估。这种“个性(或者说个体意识)”的觉醒,正是中国“幸福时代”到来的标志。可以说,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讨论幸福。“高消费≠幸福感”、“发达地区不一定有更多幸福感”等调查结果显示,传统的物质主导的幸福观已经发生了改变,精神为主导的幸福观正在到来。一方面,这一点与人们追求的高层次幸福,比如旅游、买车等,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国民追求的幸福与政府主导的GDP政绩等过于物化的指标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偏差,客观上要求政府转变政绩观念,从民众的切实需要出发,创造真正属于人民的政绩。这就涉及“幸福时代”到来的第三个标志。
以政府为主体的人民幸福观的转变是“幸福时代”到来的第三个标志。21世纪以来,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提出,积极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确立,都表明政府在转变以往的发展方式,从而适应时代需要,创造新的政绩。政府不再单纯地追求GDP等宏观经济发展指标,而是开始考虑到每一个百姓,在百姓心理满足感、家庭生活质量、健康水平,社区建设,基本人权,生态环境等方面增加公共支出,以改善城乡居民的社会环境和综合感受。以“十二五”规划为例,政府就特别强调民生,把它作为整个规划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就是要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温家宝总理表示,中国将降低“十二五”期间的GDP增长目标,着力解决房价、物价、反腐、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民众关心的问题。此前,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两会”报告和“十二五”规划显示,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似乎成了各级政府“十二五”期间执政的重中之重。此前召开的全国各地“两会”显示,提升居民幸福指数似乎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的共识,至少在文字记载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是如此。例如,北京呼吁“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广东期待“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重庆则宣布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
2011年的“两会”召开期间,世界媒体关注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热议的建设“幸福中国”问题,认为“让人民更幸福”将成为中国政府未来工作的主题。其实,早在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说时就明确提出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温家宝总理在2011年“两会”前与网友交流时,也指出幸福就是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经济成长是基础,获得幸福感是目标。当“幸福感”成为中国社会的衡量指标,会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当“幸福感”成为中国人生活的终极关怀,就会创造真正的和谐社会。总而言之,中国民众幸福需求层次的提高以及民众与政府对幸福标准的共同认可,标志着中国社会正在步入“幸福时代”。但是,“幸福时代”的到来,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也正是政府为进一步提高中国公民的幸福感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当然,这也需要每个公民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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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幸福”正越来越成为社会上的一个热词。诚然,国家富裕和人民幸福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为了增加人民的福祉,提高民众的幸福度。但是,近些年流行的“幸福热”不同于以往带有鲜明的“集体”属性的幸福,而是在有意无意中凸显了“个人”,即每一个人的幸福感。
2011年的“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友“幸福的标准是什么”时说,“对于幸福的理解和标准可能各有不同……我只是说如何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今后五年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从普通百姓的视角来看,大家对于“幸福”的热衷。也不再是整齐划一式的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等口号,而是从每个个体的感受出发,更加关注“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幸福理解的转变,正是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而且,幸福不再只是一个定性的概念,同时也发展出了可以量化的方式方法——幸福指数。
来自“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的报告《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七成半人感到幸福,整体幸福感接近“比较幸福水平”。此外调查还显示:女性比男性更感幸福;不同年龄群体的幸福感差别不大;大学本科、研究生幸福感最高;非农户口居民幸福感高于农业户口居民;学生和体制内就业者幸福感低;领导群体的幸福感高;直辖市居民倾向幸福评价的比例高;东部居民幸福感高,西部低。在该“幸福感调查”中,生活满意度、未来预期、生活尊严等“个体化指标”被认为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生活满意度几乎等同于幸福感,对未来的预期也对幸福感有很大影响。由此可以看出,民生问题与老百姓的幸福感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政府层面来说,社会发展不能再仅仅关注经济的增长,而要切实回归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关注民生问题,关注老百姓的感受。
让人欣慰的是,对国民“幸福”的关注已经得到了政府层面的肯定。在2011年全国“两会”召开之前,“让人民幸福”就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中关注的重点。国家“十二五”规划中说,要坚持把事关幸福的民生作为整个规划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温家宝总理也表示,中国将降低“十二五”期间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着力解决房价、物价、反腐、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
实现国家更加繁荣富强、人民更加幸福安康、社会更加和谐美好是“幸福中国”的终极目标。围绕“幸福中国”,政府回应了关乎13亿人民切身利益的焦点和难点问题:收入分配方面,“尽快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体现了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的决心和勇气;楼市调控方面,实行“考核问责制度”,以期逐步实现“居者有其屋”;教育、医疗、就业方面,紧扣这“老三难”瓶颈,探求“新解法”;社会保障方面,构建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提升城乡居民幸福指数;物价方面,稳定物价“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彰显政府在困难面前保障民生的坚定信心;食品安全方面,“全面提高食品安全保障水平”,政府将切实履行责任,消除监管盲区,堵塞监管漏洞,减少事故发生;反腐倡廉方面,倡导“建设廉洁的政府”,这将是一场“持久战”;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建设人民满意的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充分尊重农民‘自主选择权’”,避免“暴力拆迁”、“被上楼”、“违规征地”,给农民吃了“定心丸”;发展方式方面,“加速转向‘内生增长、创新驱动’”,提出并强调“改造提升制造业”、“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服务业”等举措。
什么是中国人民想要的幸福?追根究底,13亿人民迫切渴望更好解决住房、医疗、就业、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期待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最关乎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温家宝总理无数次的“让人民满意”,充分显示了政府要让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信心和决心,是政府对人民群众民意民声的最高表达和承诺,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
可以预期,在未来社会的发展中,“幸福中国”将成为主旋律,各级政府将围绕这一主题而努力。心理学家说,幸福感的本质是一种个人内心的主观感受。因此,每个人幸不幸福又和自己内心的感觉息息相关。这就需要国家在致力于国民物质文明建设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国民精神文明的建设和提高,使每个公民自己能够创造幸福、能从内心感受到幸福。
本书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把全国人民的幸福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并力图为广大追求幸福的人们指出一个通往幸福的方向,引领渴望幸福的人们步入幸福的殿堂。
姚巧华编著的《幸福中国》是一本帮助中国人追求幸福的心灵读本。
《幸福中国》把全国人民的幸福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并力图为广大追求幸福的人们指出一个通往幸福的方向,引领渴望幸福的人们步入幸福的殿堂。
心理学家说,幸福感的本质是一种个人内心的主观感受。因此,每个人幸不幸福又和自己内心的感觉息息相关。这就需要国家在致力于国民物质文明建设发展的同时,还要注重国民精神文明的建设和提高,使每个公民自己能够创造幸福、能从内心感受到幸福。姚巧华编著的《幸福中国》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把全国人民的幸福提高到“政治”的高度,并力图为广大追求幸福的人们指出一个通往幸福的方向,引领渴望幸福的人们步入幸福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