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之一。它记录了30年来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的历程，也是改革开放在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方面的一个缩影。该书侧重点放在采录和抢救传承人的具体工作上。全书共分三部分，内容包括：抢救满族说部工程的启动，抢救满族说部具体行动，专家对抢救满族说部的评论。

本书回顾了吉林省二十多年来抢救满族说部的艰辛历程，记述了政府重新启动抢救和保护满族说部工程的方针、政策、措施、实践和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和专家对抢救满族说部成果的评价。

抢救满族说部工程的启动

　一段难忘的回忆

　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研考

　三年筹划为抢救满族说部奠定思想、组织基础

　关于申请将《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请示

　吉林省文化厅成立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

　　(一)吉林省文化厅厅长周维杰讲话

　　(二)原省级老领导、主编谷长春同志的讲话

　　(三)编委会工作原则

　　(四)满族说部的整理原则和编辑体例

　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艺术集成编委会扩大会议纪要

　第二次编委会扩大会议纪要

　中共吉林省文化厅党组文件

　文化厅与省新闻出版局联席会议纪要

　关于抢救、整理满族说部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

　《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整理细则

　关于抢救、整理满族说部工作情况的汇报

　《中国满族说部艺术集成》被文化部批准为“十五”规划国家课题

　省委书记王云坤在抢救满族说部的工作汇报上作了重要批示

　《满族传统说都》档案管理细则

　刘魁立、乌丙安对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的指导意见

　中国民族民问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申请报告

　满族说部被文化部批准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

　关于抢救和保护满族传统说部的行动计划

　洪虎省长看到人民日报“抢救满族说部”报道后作了重要批示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满族说部试点工作方案

　国家中心组织专家对试点项目工作方案的论证结果

　吉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专家组工作条例

　吉林省抢救保护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专家组成员名单

　吉林省文化厅成立抢救满族说部领导小组

　满族说部艺术集成编辑部与国家中心签订试点项目任务书

　萨满文化与满族传统说部

　再论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

　关于在北京召开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的请示

　吉林省实施抢救满族说部工程的回顾与现状

　栉风沐雨二十年

 关于在京举办“满族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的情况报告

 满族说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

 满族说部申报国家级名录录像片解说词

 关于满族说部终审的若干规定

 满族说部阶段性成果正式进入出版程序

 编委会2005年工作小结

 国务院批准满族说部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抢救满族说部具体行动

 《乌布西奔妈妈》采录始末

 富育光：用心血熬就史诗

 一条漫长的求索之路

 《萨大人传》采录纪实

 田野调查视野中的满族说部

 回忆满族说部的发现

 抢救说部要只争朝夕 保护传承人刻不容缓

 老树发芽逢春雨 硕果生辉压满枝——访问满族说部传承人傅英仁纪实

 深入普查 重点采录——四次采录何世环用满语讲述说部纪实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萨大人传》审稿意见

(一)魏克信编稿意见

(二)吴景春审稿意见

(三)谷长春审稿意见

 谷长春对《比剑联姻》的审读意见及几点建议

 《萨布素将军传》编稿意见

 读《萨布素将军传》一稿的意见

 《佟春秀传奇》编稿意见

 《平民三皇姑》编稿意见

 《乌布西奔妈妈》读后

 满族说部的传承与保护

 我的家族与“满族说部”

 满族说部：到哪里去找“金子一样的嘴”

 建立抢救和保护满族说部档案室

专家对抢救满族说部的评论

 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在京举行

 抢救满族说部见成效

 满族传统说部保护取得阶段性成果

 抢救满族说部取得阶段性成果

 满族说部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

 满族说部是北方民族的百科全书

 满族说部具有很大的震撼力

 满族先民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

 抢救满族说部成果斐然

 说部是珍贵的历史文化记忆

 满族说部艺术管窥

 说部是满族形象化的口述史

 说部是绝唱，是最后一息

 说部是保持民族文化的精神之源

 满族说部是中华文化的瑰丽珍宝

 满族说部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说部的问世使满族文学史必须重写

 满族说部是稀世佳作

 满族说部是催人上进的精神力量

 满族说部为国家编纂清史提供了史料

 满族说部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成果

 满族说部与人类口传文化

 满族说部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朵奇葩

 满族说部在历史学和民族学中的学术价值

 满族说部石破天惊

 满族说部与满语言文化

后记

回忆满族说部的发现

2006年初，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中，满族说部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之一，得到专门的展示。这不仅是满族人民文化生活的一件喜事，也是一切为了满族说部的发掘、搜集、整理、出版的同仁的喜事。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作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能够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尽一份心意。

2005年7月中旬，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吉林省文化厅在北京联合召开了“满族传统说部阶段性成果鉴定暨研讨会”，会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博物馆、中国文联以及吉林省各大学、文化研究单位的专家，就满族传统说部的先期成果——《萨大人传》、《飞啸三巧传奇》、《比剑联姻》、《扈伦传奇》、《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东海窝集传》、《金世宗走国》等作品，逐篇进行了审查和讨论。这是一次空前的关于满族说部的盛会。

当时参与报道会议的记者很多，他们一方面对满族民族文化的大发现和巨大的搜集成就感到震撼，同时他们也有疑惑：怎么一下子出来这么多满族长篇文学作品？它们到底有着怎样的民族文化基础？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很少涉猎满族民间文化的一般群众来说不足为奇，因为他们不了解情况。但对于长期从事满族民族文化的调查者、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好回答的问题。

满族的民间文化土壤是深厚的，满族说部的发生和发展历史是漫长的，满族说部的搜集也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调查过程。仅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早在十到二十年以前我就亲自调查、整理、阅读过《南北罕王传》、《女真谱评》、《乌布西奔妈妈》、《天宫大战》、《红罗女》、《萨布素将军的故事》、《东海窝集部》等作品，只是当时还没有自觉意识到它们作为“满族说部”的系统性。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认识满族说部的民族基础，这里我仅对早期调查《南北罕王传》、《女真谱评》作品的情况稍做回忆。

1984年夏秋之际，为了准备硕士论文，我在东北三省十多个县进行了民间故事搜集工作，接触了许多故事讲述者，并对其中近二十人进行了重点调查。如黑龙江省双城县五家乡民和村的张德长、蒋本荣、赵德福、吴永礼，黑龙江省五常县的郎志新，吉林省永吉县乌拉街满族乡的关荣森以及乌拉街满族乡北兰村的关世英、罗世中，黑龙江省宁安县的满族故事家傅英仁、双城县的关树山、马亚川等等。他们之中既有当地人们公认的故事能手，也有只会讲几个一般故事的传承人。在故事能手中，我发现了两个故事大家：傅英仁和马亚川。

马亚川，黑龙江双城县人。初见他的时候，得知我的来意，他亲口讲述了很多故事。我问他到底有多少个故事，他也很难说清。他把故事名目列举个清单，初步估计了一下，竟有一千五百个。故事多是著名历史人物传说，像阿骨打、努尔哈赤、皇太极、康熙、乾隆等，都是他讲述的对象。我发现他常常按照人物生活事件的顺序讲述，表现出在构思上的宏观性和完整性，不同于一般民间故事，于是向他询问作品的来历。他说，他讲述的底本是一部叫做《女真谱评》的书，该书是晚清一位秀才在当地村夫野叟们闲时讲古的时候记录的。马亚川12岁时得到《女真谱评》，在这之前，《女真谱评》中绝大部分故事他都听村里老人们讲过，因此在他识字不多的情况下竟能看懂这部故事集，还把它当成了识字课本。它表明至少在20世纪初，满族群众中盛传这些故事。

马亚川讲述的《女真谱评》故事场面宏伟、知识丰富，当然他个人创作的因素也很明显。他告诉我说，现在《女真谱评》已经散失，但他能滔滔不绝地讲出其中的故事。人名、地名、事件以及各种具有史实或科学依据的知识充满他的故事，很少雷同。再到后来我去采访他时，他正全力以赴书录《女真谱评》，已经完成了几百万字，并有充足的信心把它全部写出来。那时他会讲故事的名声已经远近皆知，采访者不断，因而索性不再口述，而是用复写纸一次写下四五份，分别交给前来调查的人。我的任务不再是记录他的讲述，而是为他购买写作的稿纸和复印纸。我获得了他书写的故事八百余页，在帮助他修改之后，交给了当时黑龙江省的一位教授，因为他正在编辑《黑龙江民间文学》的马亚川专集。

《女真谱评》无疑是满族民间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马亚川是它的杰出的传承人。我们所见到的马亚川《女真谱评》的故事，内容浩繁，知识广博，艺术独特。如果没有过硬的记忆力和深厚的民间艺术修养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傅英仁，黑龙江省宁安县人。在我去调查之前，他早已是著名的满族故事家。他已经出版了个人故事专集。但那些只是他故事储存量的一少部分。他的特点是掌握许多专题故事。如讲述努尔哈赤的《南北罕王传》，讲述萨布素的《萨布素将军的故事》，还有关于东海窝集部的全套故事等等。其中每一个专题故事都是长篇，记录下来要有几十万字。由于我把硕士论文的题目定在努尔哈赤传说上，对《南北罕王传》更感兴趣。《南北罕王传》的形式和内容方面具有明显的文人创作痕迹：比如它有回目。第二十六回：“讨外兰聚义联盟，惧尼堪加害罕王”；第二十七回：“施巧计罕王脱险，栖鹰阁罕王斗敌”等等。它把不同时期的努尔哈赤故事联缀起来，使它初具章回小说的整体性，连贯性特点。傅老闲时就讲上几段，忙时就把自己讲述的底本给我看，让我自己去琢磨。他的底本并非完整的故事记录，而是只有章回名目和几个故事线索的简单提示。这使我相信，讲述说部口传才是真功夫。

《南北罕王传》这部具有连贯性的努尔哈赤传说记载都有汉文字基础，《南北罕王传》还采用了汉族章回小说的体式，编排、联接那些能独立存在的努尔哈赤故事。据传承者傅英仁介绍，《南北罕王传》原是一个宫廷讲述本。清末宫廷中有一个专门为帝王讲述故事的讲评班，其曾祖就在此班中。这些讲述者15岁时被选人宫，20岁还家。人宫时在训练班里学习三个月，然后分成南北两派，南派讲汉族的历史传奇故事，北派讲努尔哈赤的故事。傅先生的曾祖属北派，和其曾祖同讲这部书的，还有现在河北的一位老人的祖父。讲评班的人在政治上的待遇很高，一进宫就穿皇帝赏赐的黄马褂，时人称之为“黄大衫队”。当傅先生曾祖他们给慈禧太后讲述时，宫廷内府大臣奏本，让她不要再听此书，因为它是“乾隆爷”时的禁书。

据傅英仁介绍，《南北罕王传》还有另一个传承人——一位河北老人，他的前辈与傅英仁前辈共事于朝廷。两位传承者均属家传。他们还曾在一起回忆、补充传说内容，河北老人还认为讲出这部书对不起祖宗。

在郑天挺先生的论文集《探微集》中有这样的说明，在清代，随从皇帝的内大臣、侍卫所穿的行褂是用明黄色的绸缎或纱做成的黄马褂。黄马褂是天子近侍的服装，一般人是穿不上的。封建统治者利用这种心情，拿黄马褂作为赏赐仆人们的奖品，表示承认他们做了亲近侍卫，拿它作工具，收买人心。于是产生所谓“赏穿黄马褂”。黄马褂为天子近侍阶层之标志，讲评班的人专为天子说书，当属天子近侍一班；黄马褂又是帝王赏赐之物，为天子说书者是为帝王排忧解闷，当属受赏之列。傅英仁所说的“黄大衫队”，大概有其历史依据。

那么《南北罕王传》为什么是乾隆时期的禁书呢？

乾隆年间官方对努尔哈赤时期史料做了三件大事。第一，裱糊装订太祖太宗两朝的史籍《满文老档》，用无圈点老满文和有圈点新满文重抄，去除重复之处，重新分段，分册统一按年月编排。第二，乾隆四十三年(1719年)奉敕撰《满洲源流考》。第三，太宗天聪九年(1636年)撰成《太祖实录》，康熙年间重修此部史书，乾隆朝为此书定本，即《高皇帝实录》。清王朝从皇太极始，就对太祖一朝史实有所避讳。如他们抹杀后金同明朝的隶属关系，篡改对汉人杀戳的历史，忌讳大金国号的称谓。乾隆朝虽保持了《满文老档》的基本面貌，但在它编订的《满洲源流考》、《高皇帝实录》中明显改动、歪曲乃至删除了原来的某些记载。很可能这些史书的编订，使统治者对太祖一朝的记事、传闻多加注意。《南北罕王传》集中讲述了努尔哈赤的史绩，其中多有帝政忌讳之事，对它进行限制禁止是很可能的。

如果此书在乾隆时就被禁止，其成书一定很早。就我所见到的《南北罕王传》故事核心来说，还是满族民间创作。这是因为：首先，《南北罕王传》中的故事本身具有民间文学特点，它是由许多努尔哈赤小故事组合而成，还没有形成铺张点染一个人物、一个事件的书面文学风格。这些小故事也表现了口语化，情节单纯等民间文学特点。其次，统治者对该书的扼杀反证了它是民间创作的结果。如果是御用文人创作，那么它的内容绝不会表现那么多与统治者需求不同的内容。第三，如果是先创作成书，然后在民间流传，那么这种创作必定在充分接受汉文化影响以后。这同全部作品表现的风格不那么相符。我们或许可以说《南北罕王传》是在搜集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经过文人修饰而成书的。《南北罕王传》形成之后，由它的传承人保存下来，并在民间传播。

……

P202-205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在文化部和中共吉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经过有关科研和文化工作者多年的辛勤努力和编委会的精选、编辑、审定，现在陆续和读者见面了。

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满族，同其他民族一样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源流，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满族传统说部，是满族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之一。“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传承久远的民间长篇说唱形式，是满语“乌勒本”(ulabun)的汉译，为传或传记之意。上个世纪初以来，在多数满族群众中已将“乌勒本”改为“说部”或“满族书”、“英雄传”的称谓。说部最初用满语讲述，清末满语渐废，改用汉语并夹杂一些满语讲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各氏族都凝结和积累有精彩的“乌勒本”传本，如数家珍，口耳相传，代代承袭，保有民族的、地域的、传统的、原生的形态，从未形成完整的文本，是民间的口头文学。清末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诸多原因，满族古老的习俗和原始文化日渐淡化、失忆甚至被遗弃，及至“文革”，满族传统说部已濒临消亡。抢救与保护这份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已迫在眉睫。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是抢救与保护满族传统说部的可喜成果。

吉林省的长白山是满族的重要发祥地。满族及其先民世世代代在白山黑水间繁衍生息，建功立业，这里积淀着深厚的满族文化底蕴，也承载着满族传统说部流传的历史。吉林省抢救满族传统说部的工作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精神的指引下，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重新受到重视，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有关科研人员，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率先提出抢救满族传统说部的问题，得到了时任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历史学家佟冬先生的支持，并具体组织实施抢救工作。自1981年起，吉林省几位科研工作者背起行囊，深入到吉林、黑龙江、辽宁、北京以及河北、四川等满族聚居地区调查访问。他们历经四五年的艰辛，了解了满族说部在各地的流传情况，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并对一些传承人讲述的说部进行了录音。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使有组织的抢救工作中断了，但从事这项工作的科研人员始终怀有抢救满族说部的“情结”，工作仍在断续进行。1998年，吉林省文化厅在从事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十大艺术集成志书》的编纂工作中，了解到上述情况，感到此事重大而紧迫，于是多次向文化部领导和专家学者汇报、请教。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组长、中国文联主席周巍峙同志，文化部社文图司原司长陈琪林同志，著名专家学者钟敬文、贾芝、刘魁立、乌丙安、刘锡诚等同志都充分肯定了抢救满族传统说部的重要意义，并提出许多指导性的意见。几经周折，在认真准备、具体筹划的基础上，于2001年8月，吉林省文化厅重新启动了这项工程。2002年6月，经吉林省人民政府批准，省文化厅成立了吉林省中国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编委会，团结省内外一批专家、学者和有识之士，积极参与满族说部的抢救、保护工作。

这项工作，得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以及黑龙江、辽宁、北京、河北、吉林等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和有关人士的认同与无私帮助，特别是得到了文化部和有关部门的鼎力支持。2003年8月，满族传统说部艺术集成被批准为全国艺术科学“十五”规划国家课题;2004年4月，被文化部列为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项目;2006年5月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使我们增强了责任感、使命感和克服困难的信心。根据文化部和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有关指示精神，我们对满族说部采取全面的保护措施，不但要忠实记录，保护好文本，还要保护传承人及其知识产权;不但要保护与说部的讲述内容和表现形式相关的资料，还要保护与说部传承相关的文物，从而对满族说部这一口头遗产进行整体保护。我们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原则，以只争朝夕的精神，组织科研人员到满族聚居地区深入普查，扩大线索，寻源探流，查访传承人，利用现代化手段，通过录音、录像、文字记录等方式采录传承人讲述的说部。在记录整理过程中，不准许增删、编改，只是在文法、句式、史实方面作适当的梳理和调整，严格保持满族传统说部的原创性、科学性、真实性，保持讲述人的讲述风格、特点，保持口述史的原汁原味。

几年来的工作，使我们深感“抢救”二字的重要。目前健在的传承人多已年逾古稀，体弱多病，渐渐失去记忆。就在二三年前，我们刚刚采录完傅英仁、马亚川讲述的说部，还没来得及进一步发掘其记忆宝库，他们就溘然长逝了。一些熟悉往昔满族古老生活的长者和说部传承人，如20多年前我们曾经访问过的黑龙江省的富希陆、杨青山、关墨卿、孟晓光，吉林省的何玉霖、许明达、关士英、赵文金、胡达千、张淑贞，辽宁省的张立忠，北京市的陈氏兄弟、富察·庄净，河北省的王恩祥，四川省的刘显之等先生都已相继谢世，使其名传遐迩、珍藏在记忆中的说部未能结集出版，成为永远的遗憾。今天出版这套丛书，也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所选的作品，都是满族各氏族传承人讲述的优秀传统说部的忠实记录，反映了满族及其先民自强不息、勤劳创业、爱国爱族、粗犷豪放、骁勇坚韧的民族精神，具有很强的思想震撼力和艺术感染力，可以说是我国民间文学中的宝贵珍品，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它的出版，不仅是对弘扬我国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贡献，而且也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增添了光彩。

一、满族传统说部产生的历史渊源

满族及其先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满族的先民肃慎人自古就在白山黑水一带繁衍。据《山海经》载:“东北海之外??大荒山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孔子家语》卷四载:肃慎曾以“　矢石砮”为信物贡服于周天子。而后，汉、魏、晋、南北朝之挹娄、勿吉，隋唐之靺鞨，辽宋之女真，明清之满洲，这些同属于肃慎族系，只是不同朝代称谓不同罢了。唐朝初年，靺鞨人曾建立“渤海国”，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史称“海东盛国”。辽代以降，满族先世黑水女真部迅速崛起，其首领阿骨打，承继祖业，敏黾韬晦，扫平有二百余年历史的桀骜恃强的庞然大国———辽王朝，建立了雄踞北方的大金王朝。到金世宗乌禄时代，在文化和经济等诸方面均达到了鼎盛时期，史称“小尧舜”。明末，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统一女真诸部，建立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东北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后金”。其后人又从建立大清国，到打败明王朝，定鼎中原。满族及其先民绵长的、一脉相承的历史，是满族传统说部赖以产生的客观基础。

满族是一个创造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文化的民族。满族及其先民女真人作为北方边远的游牧、渔猎少数民族，能够两度逐鹿中原，建立政权时间长达420年，对统一中国版图，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与其独特的文化和顽强、坚毅的民族精神分不开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满族及其先民历经三千余年的风雨沧桑，世代生活在广袤数千里的莽莽山林，征伐变乱的砥砺，苦寒环境的锤炼，培育了自己的民族精神与品格，使他们成为粗犷剽悍、质朴豪爽、善歌尚勇、多情重义，“精骑射，善捕捉，重诚实，尚诗书，性直朴，习礼让，务农敦本”(《盛京通志》)的民族。渤海的武人颇喜角斗，以骁勇为荣，有“三人渤海当一虎”(宋·洪皓《松漠纪闻》)之谚。靺鞨人盛行歌舞之风，其渤海乐不仅传入中原王朝和日本，而且在民间不断延续流传。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对辽作战相当激烈的时候，便命开国元勋完颜希尹创制女真文字，在金朝建国不久的太祖天辅三年(1119年)正式颁行，当时被称为国书。女真有了文字，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歌伴舞在民间广为盛行，有些贵族子弟为求佳偶，常“携尊驰马，戏饮其地，妇女闻其至，多聚观之，间令侍坐，与之酒则饮，亦有起舞讴歌以侑觞者”。(《三朝北盟会编》)这说明，女真民间一直保持先祖古朴的风俗习惯。随着北宋灭亡，金人大量入关，女真民间歌舞很快传遍中原大地，甚至在金、元杂剧中广为传唱。满洲统治者从建立后金到入主中原，注意保持满族及其先民尚武骑射和语言风俗方面的独立性。努尔哈赤时期创制满文，皇太极时期改革老满文，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发展。康、雍、乾等几代皇帝，在强调“国语骑射”为治国之本的同时，也注意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特别是积极吸收汉文化。这是满族传统说部得以滥觞的文化根源。

几度争战几度崛起，几度鼎盛几度衰落，漫长的历史充满着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壮烈悲怆的故事，构筑了深厚的文化根基，从而孕育和产生了古朴而悠久的满族民间口头文学———传统说部。满族说部的形成与传播，历史相当久远。满族先民，在从肃慎、挹娄到靺鞨以及创建大金国的历史过程中，各氏族、部落迁徙、动荡、分合频繁，到明中叶以后，随着女真社会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强凌弱，众暴寡，各部落之间互相争雄，连年战乱，及至进入清代，内部争斗不断，外患与内祸迭起，这使各个氏族都无法选择地交织在历史的漩涡里，涌现众多的英雄人物和感人的业绩。满族及其先民凭借自己对善恶美丑的感受和对社会现象的审视，把一桩桩、一件件值得传诵、讴歌的人和事，详细地记载在各个氏族世代传承的口碑之中，以此谈古论今。为此，不遗余力地随时积累、记录、采集、传扬本氏族的英雄故事，以光耀门楣、激励族人。满族诸姓氏间，都以据有“乌勒本”而赢得全族的拥戴和尊重，“乌勒本”令族众铭记和崇慕。

满族传统说部的广泛流传得益于“讲古”的习俗。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是一个讲究慎终追远，重视求本寻根的民族。他们通过“讲古”、“说史”、“唱颂根子”的活动，将“民间记忆”升华为世代传承的说部艺术。讲古，就是一族族长、萨满或德高望重的老人讲述族源传说、家族历史、民族神话以及萨满故事等。元人宇文懋昭所撰的《金志》中说，女真金代习俗，“贫者以女年笄行歌于途，其歌也乃自叙家世”。这说明在女真时期就有“行歌于途”，“自叙家世”的讲古习俗。据《金史》卷66载:“女真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事皆不载。宗翰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遗事。”从中可知，金代初期民间讲古的习俗就很盛行，已引起上层统治者的重视。据《金史·乐志》载:世宗不令女真后裔忘本，重视女真纯实之风，大定二十五年四月，幸上京，宴宗室于皇武殿，共饮乐。在群臣故老起舞后，自己吟歌，“上歌曲道祖宗创业艰难??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睹之语，悲感不复能成声”。世宗及群臣参与“唱颂根子”的活动，势必张扬民间讲古的习俗。满族先人的故事在“讲古”中传播，在传播中又不断被加工、修改或产生新的故事。讲古不单单是本氏族内部的事，各氏族间互相比赛，场面十分热烈。据《爱辉十里长江俗记》中记载:“满洲众姓唱诵祖德至诚，有竞歌于野者，有设棚聚友者。此风据传康熙年间来自宁古塔，戍居爱辉沿成一景焉。”由此可见，满族早年讲唱“乌勒本”，是相当活跃的，甚而搭棚竞歌，聚众观之。此景与我国南方一些民族的歌圩相类似。

满族及其先民将“讲古”、“说史”、“唱颂根子”的“乌勒本”，推崇到神秘、肃穆和崇高的地位，考其源，同满族先民所虔诚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的多元神崇拜观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原始先民在漫长的社会劳动和生活中，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无力与强大的自然力抗衡，于是幻想在人的周围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主宰一切，并认为自然的东西都有灵魂，是他们控制着人类，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带来灾难。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了，最初的神产生了”。这就是万物有灵论和原始神话。原始先民有了原始信仰和原始神话，便利用各种方法举行祭祀，向神灵祈祷、膜拜，于是产生了原始宗教，即萨满教。在萨满教诸神中，除自然神祇、动物神祇(包括图腾神祇)外，最重要而数目繁多者便是人神，即祖先英雄神祇。宗教与民俗从来就是形影相随的，“讲古”的习俗与萨满教的祭祀仪式结合了起来。满族及其先民以讲唱氏族英雄史传为中心主题的说部艺术，正是依照传统的宗教习俗，对本族英雄业绩和不平凡经历的讴歌和礼赞。人们对祖先英雄神，供奉它，赞美它，毕恭毕敬，祈祷祖灵保佑族众，荫庇子孙。萨满教极力崇奉祖灵，亦包括对本族历世祖先和英雄神祇的讴歌与缅怀。所以，在萨满祭祀中，有众多歌颂和祈祷祖先神体的神谕、赞文、诗文和祷语，亦有叙事体的长篇祖先英雄颂词。满族及其先民的“颂祖”、“讲祖”礼俗，世代承继不衰，是因为把勉励子孙铭记祖先创业艰难，承继祖德宗功，继往开来，奋志蹈进，作为祖先崇拜的根本目的和信条。特别是乾隆十七年颁布的《钦命满洲跳神祭天典礼》，统一了萨满祭规，使萨满祭祀变成家族祭祖活动，把祖先崇拜推向高峰。经年累世，各氏族在集体智慧的滋育下，赞文日益丰富扩展，情节愈加凝练集中，使之逐渐升华为长篇祖先颂歌。这也成为满族传统说部的一种源流。

二、满族传统说部的本体特征

满族传统说部经过千百年来的创作、传承和演变，形成了独特的表现空间和表现形式。满族先民自古“无文墨，以语言为约”(《太平御览》卷七八四)，所以，说部是以口头形式产生和传承的，讲唱内容全凭记忆。最初记述手段，用一缕缕棕绳的纽结、一块块骨石的凹凸，一片片兽革的裂隙，刻述祖先的坎坷历程。这便是说部的最古老的形态，也叫“古本”、“原本”、“妈妈本”。满族人将这种“妈妈本”尊称“乌勒本特曷”。古人就是通过望图生意，看物想事，唱事讲古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氏族中文化人的增多，满族说部的“妈妈本”逐渐用满文、汉文或汉文标音满文来简写提纲和萨满祭祀时赞颂祖先业绩的“神本子”。讲述人凭着提纲和记忆，发挥讲唱天赋，形成洋洋巨篇。满族传统说部内容丰富，气势恢弘，它包罗天地生成、氏族聚散、古代征战、部族发轫兴亡、英雄颂歌、蛮荒古祭、生产生活知识等，每一部说部都是长篇巨著。满族说部之所以如此厚重，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关于记录和评说本氏族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说部，具有极严格的历史史实约束性，不允许隐饰，以翔实的根据来讲述;

(二)说部由氏族中德高望重、出类拔萃的专门成员承担整理和讲述义务，整理和讲述时吸收了众人谈资，所讲内容全凭记忆，口耳相传，无固定文本拘束，因而愈传愈丰愈精，是群体创作的累积;

(三)具有民间口头文学的生动性。说部多由一个主要故事为经线，辅以多个枝节故事为纬线，环环相扣，错综复杂，又杂糅地域的、民俗的奇特情景，加之口语化的北方语言，因而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感人的艺术魅力。

据我们掌握的30余部满族说部来分析，从内容上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窝车库乌勒本:俗称“神龛上的故事”，是由氏族的萨满讲述，并世代传承下来的萨满教神话和萨满祖师们的非凡神迹。窝车库乌勒本主要珍藏在萨满的记忆与一些重要的神谕及萨满遗稿中，如黑水女真人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东海萨满创世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爱辉地区流传的《音姜萨满》(《尼山萨满》)、《西林大萨满》等。

(二)包衣乌勒本:即家传、家史。如富察氏家族富希陆、傅英仁从爱辉、宁安传承的姊妹篇《萨大人传》和《萨布素将军传》(又名《老将军八十一件事》)，黑龙江省双城县马亚川先生承袭的《女真谱评》，河北石家庄王氏家族传承的《忠烈罕王遗事》，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后裔赵东升先生承袭祖传的《扈伦传奇》，富氏家族传承的《顺康秘录》、《东海沉冤录》，傅英仁先生传承的《东海窝集传》等。

(三)巴图鲁乌勒本:即英雄传。满族说部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很丰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真人真事的传述，如金代的《金兀术传》，明末清初的《两世罕王传》(又名《漠北精英传》)、《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清中期的《飞啸三巧传奇》等;一是历史传说人物的演义，如《乌拉国佚史》、《佟春秀传奇》等。

(四)给孙乌春乌勒本:即说唱故事。这部分主要歌颂各氏族流传已久的历史传说中的英雄人物，如渤海时期的《红罗女》、《比剑联姻》，明代的《白花公主传》以及民间说唱故事《姻缘传》、《依尔哈木克》等。

满族传统说部在长期流传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凝聚了有别于其他口头文学的鲜明特征。主要表现在:

(一)讲述环境的严肃性。各氏族讲唱“乌勒本”是非常隆重而神圣的事情。一般在逢年遇节、男女新婚嫁娶、老人寿诞、喜庆丰收、氏族隆重祭祀或葬礼时讲述“乌勒本”。讲唱“乌勒本”之前，要虔诚肃穆地从西墙祖先神龛上，请下用石、骨、木、革绘成的符号或神谕、谱牒，族众焚香、祭拜。讲述者事前要梳头、洗手、漱口，听者按辈分依序而坐。讲毕，仍肃穆地将神谕、谱牒等送回西墙上的祖宗匣子里。这一系列程序表明有严格的内向性和宗教气氛。不像平时讲“朱奔”(意为故事、瞎话)那样随便地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二)讲述目的的教化性。满族传统说部与萨满祖先崇拜的敬祖、颂祖、祭祖观念密切相关。讲述祖先过去的事情，都是真实地记述，是对祖先英雄业绩的虔诚赞颂，不允许隐瞒粉饰和随意编造，否则则认为是对祖先的不敬。讲唱说部的目的，不只是消遣和余兴，而是非常崇敬地视为培育儿孙的氏族课本和族规祖训，是对族人进行爱国、爱族、爱家的教育，起到增强氏族凝聚力的作用。因此，讲述内容、目的以及题材艺术化程度，均与话本、评书有较大区别。

(三)讲述形式的多样性。满族传统说部多为叙事体，以说为主，或说唱结合，夹叙夹议，活泼生动，并偶尔伴有讲叙者模拟动作表演，尤增加讲唱的浓烈气氛。从《萨大人传》和《飞啸三巧传奇》中我们可以看出，有说有唱，甚至还记录了讲唱的曲谱。讲唱说部关键在于说，说讲究真、细、险、趣四个字。真，即真实，故事情节合情入理，真实可信;细，即精细，绘声绘色，细致入微;险，即惊险，突出关键的地方，有悬念，有艺术魅力;趣，即语言要风趣幽默，使人发笑。说唱时多喜用满族传统的以蛇、鸟、鱼、狍等皮革蒙制的小花抓鼓和小扎板伴奏，情绪高扬时听众也跟着呼应，击双膝伴唱，构成跌宕氛围，引人入胜。

(四)传承的单一性。满族传统说部的承继源流，主要以氏族中的一支或家庭中直系传承为主，虽有师传，但多半是血缘承袭，祖传父，父传子，子子孙孙，承继不渝，从而保持了说部传承的单一性与承继性。《萨大人传》是富察氏家族的祖传珍藏本，其传承顺序是:富察氏家族第十一世祖、清道光朝武将发福凌阿传给长子爱辉副都统衙门委哨官伊郎阿将军，伊郎阿又传给长子富察德连，富察德连又传给其子富希陆和其侄富安禄、富荣禄，富希陆又传给长子富育光。一般来说，讲唱人大都与说部所宣扬的事件及其主人公有直系血缘关系，他们既对本氏族历史文化有一定的素养，又谙熟说部内容，并有组成说部题材结构的卓越能力和创作才华。《扈伦传奇》的传承就是很好的证明，其最早的传承人乌隆阿，纳喇氏第十一代，他把家史传给曾孙德明(五品官，通今博古)，德明经过梳理后传给其侄十六辈霍隆阿(笔帖式)，再传给十七辈双庆(五品官，精通满汉文)，下传伊子崇禄(八品委官)，二十辈的赵东升继承祖父崇禄先生，对家史进行整理。这些传承人都有高深的文化和创作才能。他们把记忆和传讲自己的族史视为己任，当作崇高而神圣的事情，世代不渝。他们在氏族中自行遴选弟子或由自己的后裔承继传诵。传承的方法是口耳相传，心领神会。所以，传承人在满族说部的纵向传承与横向传播的过程中，为保存民族文化遗产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可以说，没有传承人，就没有满族说部。

(五)流传的地域性。满族说部在一些地域流传过程中，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因此，有的说部逐渐脱离原氏族的范围，被众多氏族传承诵颂，如《尼山萨满》、《红罗女》、《飞啸三巧传奇》、《双钩记》(又名《窦氏家传》)、《松水凤楼记》、《姻缘传》等，在长期传诵中，已成为该地域更多姓氏甚至外族群众讲述的书目，并代代传承。

满族传统说部和其他口头文学一样，在流传过程中也有变异性。在传播中，传承人根据自己对讲述内容的认识和理解，不断加工、升华，从而产生新的故事纲目。特别是，随着氏族的繁荣，分出各个支系，每个支系都有自己的传承人，在讲述内容和形式上也有了变化。所以在不同的支系、不同的地域出现了不同的传本，如《红罗女》在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流传《比剑联姻》、《红罗女三打契丹》，而吉林省的东部就有《银鬃白马》、《红罗绿罗》等不同传本，这是正常的现象。说部在传播中演变，获得新的发展，并吸收汉族的评书和明清小说章回体的特点，这正是满族传统说部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表现。

三、满族传统说部的价值和意义

满族传统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中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其中蕴藏着丰富、凝重的社会、历史内容。

满族传统说部具有历史学价值。满族传统说部大都是以古代英雄人物为中心、以历史事件为背景编织而成的，是述说满族及其先民各个部落、氏族的兴亡发轫、迁徙征战、拓疆守土、抵御外患等“先人昨天的故事”。如《萨大人传》、《东海窝集传》、《扈伦传奇》等所讲述苦难的经历，不朽的功业，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氏族充满血泪、卓绝斗争的雄浑壮阔的历史。从各个氏族的说部中，能使人更好地了解到满族及其先民是怎样从遥远的过去走过来的，经历了哪些曲折坎坷和历史沧桑，而且比起正史有更多底层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和当时社会各层面的具体细节。高尔基说:“如果不知道人民的口头创作，那就不可能知道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说部的历史价值在于它是原生态的历史记忆，是“那时”民间留存下来的口述史。满族的先世在没有文字时，许多史实都靠各个氏族的说部代代相传，据《金史》卷66载:“天会六年(1128年)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勖与耶律迪越掌之，勖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十帝，综为三卷。”金代统治者重视采集民间遗闻旧事，并根据民间传说给始祖以下十帝立传，编入金史，这是满族说部为民间口述史的很好证明。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民用自己的声音记述自己的历史，对各个部落、氏族重大事件的生动描写，细致记录，很多实事是鲜为人知的，有的补充了史料之不足，有的供专家研究或可匡正史误。说部以浩瀚的内容、恢弘的气势展示北方民族生动、具体的历史画卷，提供了各个历史时期活生生的人文景观。在《两世罕王传》、《扈伦传奇》、《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中记述了明朝与女真的交往、马市的内幕、东海窝集部与乌拉部的关系、扈伦四部争锋角逐，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对女真的分化等等，都是各部族祖先的亲身经历。这对满族史、民族关系史、东北涉外疆域史的研究，都有见证历史的特殊价值。

满族传统说部具有文学审美价值。满族传统说部之所以能够世代传承诵颂，因为它具有独立情节，自成完整结构体系，人物描写栩栩如生、有血有肉，是歌颂克难履险、不畏强暴、能征善战、疾恶如仇的英雄的壮丽诗篇，充满了对英雄的崇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说部中讲述的故事曲折生动，扣人心弦，语言朴实无华，简洁明快，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许多说部都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韵，朴素、剽悍的独特风格，贯穿了反抗强权、除暴安良、保家卫国、急公好义、扶危济贫、知恩必报的积极主题，突出体现了满族及其先世的人文精神。它对启迪人们的智慧，端正人的品格，鼓舞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民族自豪感，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满族传统说部中反映的内容，与人民心息相通，因而受到北方各族群众的欢迎和享用。像《尼山萨满》、《萨大人传》、《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松水凤楼传》等故事早已在达斡尔、鄂温克、赫哲、鄂伦春、锡伯以及汉族中广泛流传，只是过去没有被发掘而已。说部的创作不排除有被流放到北疆的高官和文化人的参与，如《飞啸三巧传奇》把北方民族抗俄守边的斗争与宫廷斗争相联系做了具体生动的描写，就可见流民文学的影子。满族传统说部创世神话《天宫大战》，反映了原始先民与自然力的抗争，歌颂了掌管日月运行、人类繁衍的三百女神与恶神进行惊心动魄的鏖战，是我国史前文化的重要遗存，可以同世界诸民族的古神话相媲美，丰富了世界神话宝库。满族传统说部中的史诗《尼山萨满》和有着六千余行的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以北方民族的独特语言，瑰丽神奇的情节，宏伟磅礴的气势，歌颂了萨满的丰功伟绩，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可以说，满族说部是满族及其先世的史诗，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和古卉，是我国和世界学术界研究满族及其先民历史和文化的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填补了我国民间文学史的空白。

满族传统说部具有民俗学价值。满族及其先世，在长期社会生活中，主要靠口碑传承生产、生存经验。在《飞啸三巧传奇》、《雪妃娘娘与包鲁嘎汗》中介绍了用桦树皮造纸、皮张的熟制、不同兽肉的制作和保鲜、鱼油灯的制作过程等古老工艺，还介绍了北方各种草药的药性和采集，北方少数民族的海葬、水葬、树葬等民俗。在《天宫大战》中介绍了祭火神、“跑火池”，在《两世罕王传》中记述了明末清初一种娱柳活动———“跑柳池”等等。因此满族传统说部，为我们展现了满族及其先民等北方诸民族沿袭弥久的生产生活景观、五光十色的民俗现象、生动的萨满祭祀仪式和古时的天文地理、航海行舟、地动卜测、医药祛病以及动植物繁衍知识等，特别是有关生产知识，操作技艺，往往通过故事中的口诀和韵语得以传承。这为研究北方诸民族的人文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提供了具体、真实、形象的资料，使这些学科得到印证、阐明和补充。所以，有些专家称满族传统说部是北方诸民族的“百科全书”，其言不为过誉。

满族及其先民，数千年来，在亚洲阿尔泰语系乃至通古斯文化领域里，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特别是有清二百六十余年来，为世界文化保留了浩瀚的满学典籍及各种文化遗产。满语的翻译历来为世界各国学者所青睐，满学已成为民族学、语言学的重要学科。满语因久已废弃，现存满语仅是清代书面语的沿用。近年来，我们采录了黑龙江省孙吴县78岁的何世环老人用流利的满语讲述的《音姜萨满》、《白云格格》等满族说部，它向世人重新展示了久已不闻的仍活在民间的活态满语形态，这对世界满学以及人文学的研究是弥足珍贵的。除此，在满族传统说部中还保留着大量的环太平洋区域古老民族与部落的古歌、古谣、古谚，故而具有丰富世界文化宝库的意义。

满族传统说部作为民间口述史，其中对历史的记忆也会有不真实不准确的地方，但它毕竟是民间口头文学而不是史书，作为信史虽不排斥传说但不可要求口头传说与史书一样真实可信。满族及其先民由于受历史的局限和各种思想的影响，在说部中难免有不健康的东西和封建糟粕的成分，但这不是主流，它和所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把满族传统说部原原本本地奉献给广大读者，相信在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原则指引下，一些不健康的东西会得到剔除。我们在采录、整理、校勘、编辑过程中难免有所疏漏，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抢救、保护和编辑、出版《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是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传承中华文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构建和谐社会尽绵薄之力，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谷长春

2006年6月

3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像一声春雷，震开科学和文化工作者被禁锢多年的思想枷锁，他们以巨大的勇气，越过雷区，跑到田野中去寻找民族文化发展的根基，调查以往被学术界认为敏感而不敢触摸的课题。改革开放，为中国创造了大发展的环境，也提供了思想大解放的条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省社会科学院的老院长佟冬先生率先提出抢救即将消失的满族民间文化，于是富育光等一批科学和文化工作者背起行囊到东北三省、北京、河北等省市满族聚居的村屯调查探宝。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人民生活条件极差，交通不便，下乡调查是艰苦之旅。他们承受着别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压力和困难，以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的顽强拼搏精神，硬是把这项工作坚持下去。历经30年的风雨沧桑，几起几落，最后在省文化厅的组织领导下，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这朵民族艺术奇葩终于被完好地抢救保护起来。这本《抢救满族说部纪实》，就是记录30年来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的历程，也是改革开放在保护民族文化遗产方面的一个缩影。从这个历程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抢救满族说部硕果累累、光彩夺目的今天。

满族传统说部是千百年来各氏族对祖先英雄业绩和生存经验的传诵，一代一代口耳相传，承继不渝。这些恢宏的内容、壮丽的诗篇都承栽在传承人的记忆之中。在过去各种运动频繁的年代，像傅英仁、关墨卿、马亚川、富育光、赵东升等传承人，耐着寂寞，坚守自己民族的精神家园，任其批判和打击，仍泰然处之，坚持自己的信念，保护老祖宗传下来的遗产，这是何等可贵啊！没有他们的民族文化自信，没有他们执著追求的精神，满族说部早已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所以，抢救保护满族说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抢救保护满族说部的传承人。根据这一认知，在编辑本书时，把侧重点放在采录和抢救传承人的具体工作上。由于时间跨度长，一些过去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已调外阜工作，多年失去联系，无法找到他们过去撰写的采录文章，深感遗憾。有的专家多次到讲述人的故乡调查该说部的传承与流传情况，因篇幅有限，无法收进来。如于敏先生曾三次去黑龙江省宁安市、海林县的长汀镇调查已故传承人关墨卿讲述《比剑联姻》、《萨布素外传》和《绿罗秀演义》的传承情况，她从傅英仁处了解了一些情况，又到长汀镇找关墨卿的家属。因关墨卿已去世多年，镇里人都不知这个人更不知遗属的住址。后来经过多方调查，终于从派出所的死亡档案中找到关墨卿在世时的家庭住所，并把档案中的关墨卿照片送给她。派出所的民警领她找到关墨卿的遗孀和儿子。这样她从家属和邻居中得到关墨卿传承的第一手资料，实属珍贵。此材料已在该丛书第一批出版的《萨布素外传》、《绿罗秀演义》的传承情况和后记中都有详细叙述。这是目前所知关墨卿这位重要传承人的全部情况，因在丛书中已刊栽，本书没有收录。总之，在编辑此书时总有挂一漏万之感，没有把30年来吉林省抢救满族说部的全貌呈献给续者，深表歉意。

经过各级领导和众多专家、学者近30年的辛勤耕耘，满族传统说部这簇沉睡千百年的民族艺术之花，今天终于姹紫嫣红，绽放在中华民族的万花园中。此时，我们忘不了那些曾经为它浇水、施肥的园丁。说实在的，满族说部之所以能有今天艳丽的硕果，是与他们热心地帮助和扶植分不开的。在抢救满族说部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得到文化部周巍峙、韩先进、周小璞、屈盛瑞、陈迎宪、田军亭，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王文章、刘茜、田青、苑利、贾德臣，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贾芝、刘魁立、郎樱、孟慧英、宋和平、关纪新，中国文联的白庚胜、刘锡诚、曲六乙、戴宏森、贺嘉，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宋兆麟，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舒乙，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辽宁大学的乌丙安、金天一，上海社会科学院的王宏刚，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的王益章、栾文海，黑龙江省宁安市文联的张爱云等诸位领导与专家的大力支持和热心指导，谨在此书出版之际，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忱。

由于时间和能力有限，此书还有很多问题和不足之外，敬请读者批评赐教。

荆文礼

2008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