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贯中所著的《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描写了东汉末年到西晋初年近一百年间的历史风云,着重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为背景,展示出那个时代尖锐复杂又极具特色的政治军事冲突,反映出入民在动乱时代的痛苦和灾难,以及他们反对分裂战争,追求和平统一的愿望。
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政治军事风云中形成的思想感情和心理意识的结晶,对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本书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全球风行。在世界文坛上,它可以与《战争与和平》媲美。
《毛宗岗批评本三国演义》共一百二十回,描写了魏、蜀、吴三国的兴亡史。故事起自汉末黄巾起义,止于西晋统一,前后跨越近百年的时间。小说开篇写汉末昏君无道,民不聊生,导致了黄巾起义的爆发。全书以此为开端,继续深入描写了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各方势力拥兵自立,互相混战:先是十七路诸侯联合讨伐董卓,董卓被杀;然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大败袁绍,北征乌桓,平定了北方,既而进兵江南;之后,孙权、刘备联合抗曹,在赤壁击败曹操,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此后,三国之间战争不断,各有胜负,最后都归于西晋。作者罗贯中以统揽全局的眼界,将近百年间错综复杂的人物和事件组织在一起,结构清晰、逻辑严谨,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时代的历史巨变。
时又黄巾馀党三人三人方死,又有三人作馀波。赵弘、韩忠、孙仲,聚众数万,望风烧劫,称与张角报仇。朝廷命朱儁即以得胜之师讨之。儁奉诏,率军前进。‘时贼据宛城,儁引兵攻之,赵弘遣韩忠出战。儁遣玄德、关、张攻城西南角。韩忠尽率精锐之众,来西南角抵敌。朱儁自纵铁骑二千,径取东北角。贼恐失城,急弃西南而回。玄德从背后掩杀,贼众大败,奔人宛城。朱儁分兵四面围定。城中断粮,韩忠使人出城投降,偏不许。不许得有见。玄德曰:“昔高祖之得天下,盖为能招降纳顺。公何拒韩忠耶?”儁曰:“彼一时,此一时也。昔秦、项之际,天下大乱,民无定主,故招降赏附,以劝来耳。今海内一统,惟黄巾造反;若容其降,无以劝善。使贼得利恣意劫掠,失利便投降,此长寇之志,非良策也。”此是正论。玄德曰:“不容寇降是矣。今四面围如铁桶,贼乞降不得,必然死战。万人一心,尚不可当,况城中有数万死命之人乎?不若撤去东南,独攻西北。贼必弃城而走,无心恋战,可即擒也。”两策都是。儁然之,随撤东南二面军马,一齐攻打西北。韩忠果引军弃城而奔。儁与玄德、关、张率三军掩杀,射死韩忠,了却韩忠。馀皆四散奔走。正追赶问,赵弘、孙仲引贼众到,与侑交战。儁见弘势大,引军暂退。弘乘势复夺宛城。
偏离十里下寨,方欲攻打,忽见正东一彪人马到来。来得突兀。为首一将,生得广额阔面,虎体熊腰,吴郡富春人也,姓孙名坚,字文台,乃孙武子之后。年十七岁时,与父至钱塘,见海贼十馀人劫取商人财物,于岸上分赃。坚谓父曰:“此贼可擒也。”遂奋力提刀上岸,扬声大叫,东西指挥,如唤人状。贼以为官兵至,尽弃财物奔走。坚赶上杀一贼,亦是自幼便奇。由是郡县知名,荐为校尉。后会稽妖贼许昌造反,自称“阳明皇帝”,聚众数万。坚与郡司马招募勇士千馀人,会合州郡破之,斩许昌并其子许韶。刺史臧曼上表奏其功,除坚为盟监渎丞,又除盱眙丞、下邳丞。有此大功,只除一丞,可笑。今见黄巾寇起,聚集乡中少年及诸商旅,并淮泗精兵一千五百馀人,前来接应。孙坚为吴国孙权之父,故百忙中特为立一小传。朱偏大喜,便令坚攻打南门,玄德打北门,朱偏打西门,留东门与贼走。孙坚首先登城,斩贼二十馀人,贼众奔溃。赵弘飞马突槊,直取孙坚。坚从城上飞身夺弘槊,刺弘下马,了却赵弘。却骑弘马,飞身往来杀贼。写得孙坚如此英雄,可见仲谋分鼎亦非易易。孙仲引贼突出北门,正迎玄德,无心恋战,只待奔逃。玄德张弓一箭,正中孙仲,翻身落马。了却孙仲。朱儁大军随后掩杀,斩首数万级,降者不可胜计。南阳一路,十数郡皆平。偏班师回京,诏封为车骑将军,河南尹。偏表奏孙坚、刘备等功。坚有人情,除别郡司马上任去了。饶他十分本事,终须靠着人情,为之一叹。惟玄德听候日久,不得除授。
三人郁郁不乐,上街闲行,正值郎中张钧车到。玄德见之,自陈功绩。钧大惊,随人朝见帝曰:“昔黄巾造反,其原皆由十常侍卖官鬻爵,非亲不用,非仇不诛,以致天下大乱。今宜斩十常侍,悬首南郊,遣使者布告天下,有功者重加赏赐,则四海自清平也。”不提起刘玄德,却只骂十常侍,拔本塞源之论。十常侍奏帝曰:“张钧欺主。”帝令武士逐出张钧。十常侍共议:“此必破黄巾有功者,不得除授,故生怨言。权且教省家铨注微名,待后却再理会未晚。”即伏后沙汰一着。因此玄德除授中山府安喜县尉,克日赴任。玄德将兵散回乡里,细。止带亲随二十馀人,与关、张来安喜县中到任。署县事一月,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到任之后,与关、张食则同桌,寝则同床。如玄德在稠人广坐,关、张侍立,终日不倦。今复有此结拜弟兄否?
到县未及四月,朝廷降诏,凡有军功为长吏者当沙汰。玄德疑在遣中。无人情者如此吃亏,为之一叹。适督邮行部至县,玄德出郭迎接,见督邮施礼。督邮坐于马上,惟微以鞭指回答。可恶,该打。关、张二公俱怒。及到馆驿,督邮南面高坐,玄德侍立阶下。良久,督邮问曰:“刘县尉是何出身?”所问与董卓如出一口,势利小人大都如是。玄德曰:“备乃中山靖王之后,自涿郡剿戮黄巾,大小三十馀战,颇有微功,因得除今职。”督邮大喝曰:“汝诈称皇亲,虚报功绩!目今朝廷降诏,正要沙汰这等滥官污吏!”可恶,该打。玄德喏喏连声而退。归到县中,与县吏相议。吏曰:“督邮作威,无非要贿赂耳。”此等机关还是县吏精通。玄德曰:“我与民秋毫无犯,那得财物与他?”次日,督邮先提县吏去,勒令指称县尉害民。可恶,该打。玄德几番自往求免,俱被门役阻住,不肯放参。不过要一纸包耳。
却说张飞饮了数杯闷酒,乘马从馆驿前过,来了。督邮作威时,定然不知有老张。见五六十老人,皆在门前痛哭。飞问其故。众老人答曰:“督邮迫勒县吏,欲害刘公。我等皆来苦告不得放人,反遭把门人赶打!”张飞大怒,睁圆环眼,咬碎钢牙,滚鞍下马,径入馆驿,把门人那里阻挡得住,直奔后堂,见督邮正坐厅上,将县吏绑倒在地。飞大喝:“害民贼!认得我么?”快人快事。妙在绝无商量。督邮未及开言,早被张飞揪住头发,扯出馆驿,直到县前马桩上缚住,前日坐马上,今日缚马桩上,好笑。攀下柳条,去督邮两腿上着力鞭打,打得畅快。督邮所望者,蒜条金耳,岂意张公以柳条鞭见赠。甚妙。一连打折柳枝十数枝。此柳条十数枝,可当“甘棠”之思。玄德正纳闷间,听得县前喧闹,问左右,答曰:“张将军绑一人在县前痛打。”玄德忙去观之,见绑缚者乃督邮也。不谓南面高坐人一至于此。玄德惊问其故。飞曰:“此等害民贼,不打死等甚!”快人快语,绝无商量。督邮告曰:“玄德公救我性命!”不敢不敢,我本诈称皇亲、虚报功绩者,安能救公耶?玄德终是仁慈的人,急喝张飞住手。傍边转过关公来,曰:“兄长建许多大功,仅得县尉,今反被督邮侮辱。吾思枳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不如杀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计。”落落丈夫语。玄德乃取印绶,挂于督邮之颈,可谓挂印督邮。责之曰:“据汝害民,本当杀却,今姑饶汝命。翼德竟将打死之;关公乃欲杀之;而玄德则姑饶之。写三人各自一样,无不酷肖。吾缴还印绶,从此去矣。”如此缴印辞官法,绝奇绝趣。督邮归告定州太守,太守申文省府,差人捕捉。玄德、关、张三人往代州投刘恢。恢见玄德乃汉室宗亲,留匿在家不题。按下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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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说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而创作了《三国志通俗演义》。这里的“小说”,系指元刊《三国志平话》和流行于民间的说话故事。例如演义里的《死诸葛走生仲达》就撷自于民间传说。这个故事的历史渊源,据一粟儆唐代的三国故事》的考定,最早见于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但写的是姜维使计打出诸葛亮旗号而吓退司马懿,并非是死诸葛亮吓退司马氏。佛典唐道宣注《四分律删繁补阅行事钞》、唐大觉《四分律行事钞批》注疏、唐景霄《四分律行事钞简正记》卷十六注疏,都提到了“死诸葛怖生仲达”。刘知几《史通》卷五《采撰》也说:“诸葛犹存,此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所谓“诸葛犹存”,就是道宣、大觉、景霄注疏中所说的“死诸葛走生仲达”,显然在唐代已是传于众口的民间故事了。晚唐陈盖注释胡曾《咏史诗》之《五丈原》中也云:“居岁,夜有长星堕落于原,武侯病卒而归。归终为口口口仪曰: ‘吾死之后,可以米七粒,并水于口中,手把笔并兵书,心前安镜,口(足)下以土,明灯其头,坐升而归。’仲达占之云未死;有百姓告云武侯病死,仲达又占之云未死,竟不取趁之,遂全军归蜀也。”这也是转述当时流行于民间、脍炙人口的三国故事。罗贯中在《演义》里引用胡曾诗十二首之多,说明他看过陈盖的注释,正是依据陈盖所引的民间故事系统,沿照元刊本《三国志平话》的《秋风五丈原》,大加铺展,写出了《孔明秋风五丈原》和《死诸葛走生仲达》两则,大胆创造了木雕原身吓走司马懿的情节,着力渲染诸葛亮悲壮之死,刻画司马懿多疑的性格。
无论隋唐时期是否有专职说书艺人说三国故事,但已有人说三国的事迹,并有木偶戏演出。高承《事物纪原》卷九载:“仁宗时,市人能谈三国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张耒《明道杂志》也称:“京师有富家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可见三国故事在唐代是很火的。按《都城纪胜》的记载,影戏是有话本的,“其话本与讲史书者颇同,大抵真假相半”。影戏话本与讲史相通,肯定有许多虚构。有些场面和人物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宋话本《简帖和尚》才有“当阳桥上张飞勇,一喝曹兵百万兵”。 《西湖三塔记》亦有句云:“眉疏目秀,气爽神清,如三国内马超。” 《洛阳三怪记》赞徐道士祭坛召来大风时说:“睢河逃汉主,赤壁走曹公。”显然,三国故事也深入宋人人心,成为讲史话本中不可或缺‘的科目,而且有专门说“三分”的艺人,加之元至治(1321—1323)年间刊((全相三国志平话》与《三分事略》,元代五十一种三国杂剧,都可能为罗贯中通俗演义的改编与创作提供丰富的素材。
不过,以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全相三国志平话》、正史陈寿的《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加以比勘,罗贯中虽沿袭((平话》本的叙事路线和若干情节,但主要依据正史文本,进行了创造性的再创作。
二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为元末明初人罗贯中,关于他生平的记载寥寥可数,只知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杭州人,祖籍可能是山西太原。同罗贯中有“忘年交”的,也是元末明初人贾仲明在《录鬼簿续编》中说:“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馀年,意不知其所终。”至正甲辰年为公元1364年,罗贯中大约是由元入明的元末明初人。
既然罗贯中为元末明初人,那么,《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也当在元末明初,或明代中叶,学界至今没有定论。
今存明清刻本有三十多种。明刻本书名,或题《三国志传》、《三国志》、《三国英雄志传》,或称作《三国志通俗演义》。较著名的有周曰校本、夏振宇本、李贽评点本。这各自不同系统的版本,孰前孰后,彼此有何关联,并不比《水浒传》的版本问题单纯,至今仍是方家争论的疑案。不过,多数学者认为庸愚子(蒋大器)弘治甲寅(1494)作序,嘉靖壬午年(1522)刊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为现存最早的刊本。现今流行的刊本则是清代毛宗岗父子评改的《三国演义》。
值得人们研究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正式刊行后,历史演义小说即兴起模仿之作,几乎二十四史都有了演义。可是嘉靖、万历前后推出的,如《唐书志传》、《隋唐两朝志传》、《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南北宋志传》、《两汉开国中兴志传》、《全汉志传》等等,没有一部能与《三国志通俗演义》比肩。这一方面是如余象斗、熊大木似的书商,直接参与编撰或干预通俗小说创作,把小说做为商品推向市场。牟利的法则促使编者相互翻抄,缀联辑补,不可能推出较高质量的严肃的作品。参加编写的多为书贾招揽的下层知识分子,其才能远不能与罗贯中相比。另一方面,从宋元至明清参加撰写各类历史演义小说的所谓写家,根本没把历史演义作为小说艺术来创作,而是当作辅翼史传的通俗读物,写家对历史事件与过程的真实性,以及事变中道德价值的追求,超过了对历史人物性格的塑造。而罗贯中是在写历史的小说,因此对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处理上不同于其他作家。他是通过艺术的真实而达到反映历史的真实,即某个时代的历史发展规律,而不是追求历史事实的绝对真实。
我们不能不赞赏罗贯中在社会思想上惊人的观察力和社会概括的能力。勿论罗氏是否如人们说的是“有志图王者”,但他的确承继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传统,透过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悲剧,包括人性的弱点、性格中的悲剧因素,描写了封建社会分裂与统一的过程,形象地展示了各类代表人物在镇压了黄巾起义之后,怎样争得霸权和丧失霸权的经验教训。具体一点说,谁善于发现、尊重和正确使用人才,善于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妥善处理诸种矛盾,实行爱民的仁政,谁就能夺得霸权,巩固住政权。为了争霸主地位,各个军事集团使尽了军事的、政治的、外交的,以及公开的、隐蔽的,总之是一切斗争手段,甚或连家庭、婚姻、朋友及其他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统统都被卷入了斗争的旋涡,服从斗争的需要,成为斗争的工具。这大约就是罗贯中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所要表达的意旨。
正因为如此,罗贯中沿着三国斗争的历史发展轨迹,忠实地描写了群雄争霸的过程:即董卓专权到官渡之战的中原群雄争霸;赤壁之战的三雄争霸;三分天下后三国政权的中兴与没落。而在叙述每一个争霸过程时,罗贯中按照人物性格的核心提炼情节,又在特定的情节中,展现有如过江之鲫的诸路英雄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为了什么样的目的而争霸,谁人站住了阵脚,谁人则成了匆匆过客,被淘汰出局。在作者这样意旨主导下,首先强调了,或者说赋予各类人物性格中某一种主导因素,形成一系列有血有肉的强烈个性的人物,并虚构、移动、添加足以表现这种性格特点的情节与细节,这大约是《三国》之所以耐看的原因之一。像勇而无谋,见利忘义的吕布;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的贵族袁绍;既奸又雄的曹操;知人善任,宽厚仁爱,折节下士,但又有点虚伪的刘备;多智而近妖的诸葛亮;神勇忠义,而又盛气凌人,傲睨同僚的关羽;聪明智慧而又心怀忌刻的吴军统帅周瑜;诡诈多疑的司马懿等等。乃至各个集团的战将,如张飞、赵云、黄忠、黄盖;谋士、说客如荀或、郭嘉、陈宫等,都写得很生动,给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罗贯中善于选择提炼典型情节来表现人物的典型性格,如曹操杀吕伯奢全家。站在捧曹操立场的陈寿《三国志》根本不提这回事。而罗贯中在描写曹操杀吕伯奢之前,先是虚构了曹操献刀刺卓的情节,因刺杀董卓失败才仓皇出走。到了吕家,吕伯奢匆匆离去,沽酒准备款待老朋友,操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误以为要杀他,又怀疑吕伯奢是借故出去告发,所以才动了杀机,杀了吕伯奢全家,甚或也给了吕伯奢一刀。这一方面写出了曹操在什么样情况下杀吕伯奢和他的全家;另一方面,罗贯中采用裴松之注引孙盛《杂记》中记述曹操错杀吕伯奢时说过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一段话,说明曹操为了什么目的,在什么样思想支配下杀人。因为从汉末群雄争霸的情况看,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奉行的本来就是损人利己的处世哲学。假如曹操没有这种狠劲。他就混不下去,就不能击败对手,就可能早做了董卓刀下鬼。问题是曹操不同于一般的奸者,似乎比别个更奸险,更毒辣,因为由疑而错杀一家已是做错了事,但曹操为了免除被跟踪的威胁,又将吕伯奢杀死,一点惭怍都没有,这是大奸大恶者“大不义”的性格特征。
三
宋元讲史及明清历史演义小说家,讲述或创作历史小说时,谁都摆脱不掉如下难题:
第一,真(历史真实)与假(艺术虚构)有否量化比例?是“真假参半”、“七分实事,三分虚构”;抑或“真者一伪者九”,或“有一句,说一句”的记实;或如当代彻底的“戏说”?
第二,本纪与列传统一在讲史中的矛盾。倘若侧重于本纪式的历史过程的记述,势必压缩人物活动的空间,淡化或减弱人物性格的刻画和细节描写;反之,加重人物性格的描写,则又挤压了历史事件的记述,向英雄传奇转化。
第三,讲述与显示的矛盾。主要由叙述者讲述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而且还代替人物说出本应由人物说出的话语,叙述人物的身份、性格特征、语调、面容等等。毫无疑问,没有“显示”——由人物来演说自己,历史小说不可能是生动的;反之,过多的显示,又不大合历史小说的范式。
第四,时间与空间的切割度怎样拿捏?历史时间的跨度越大,空间密度即故事情节密度就相应缩小,就没有多少篇幅去写人物,时间与事件的转换速度也快。与此相反,空间度扩大,即故事情节、场面、人物对话占有相当比重,又势必影响历史事件的排列和推进。
很明显,讲史艺人与历史小说家对历史小说的性格和社会功能认识的差异,决定了作家处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倾斜度,也影响了历史小说的形态。比较而言,《三国志通俗演义》不属于历史账簿式的、按照本纪编年体叙事的历史读物,而是按照小说艺术的规律来构架的小说。具体言之,就是罗贯中以人为中心来编织情节。
按照历史时间演进的顺序,以事件或人物的事迹切割成若干个中心单元,如董卓传、吕布传、官渡之战、关羽传、赤壁之战等等。如第三回至第十回,可谓是董卓本传。从引董卓入京,祸乱朝廷,到王允用连环计,挑动吕布杀董卓,既反映了历史事实,又刻画了主要角色董卓的粗野、凶残、野蛮;同时也写了次要角色吕布。从第十一回到第十九回,吕布又成为主角,形成吕布传。若干回构成的单元同另几个单元串连成连环情节,最终组成巧妙的整体,而中心单元同另一个中心单元之间,用一回或二三回书作为穿插过渡,交待其他人物和背景,推进时间进程。因此, 《三国志通俗演义》重在透过人物形象的内在本质与人物之间的撞击,反映三国的矛盾关系。再现多于讲述,第三人称的主体叙述者,只是起交待、引进、串连及铺平垫高的功能,而不是历史故事的主要叙述者,所以金圣叹不满意“《三国》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却也道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事特征。这只要我们细按第四十三回至第五十回赤壁之战的讲述与再现,时间与空间的配置,就会更深刻地把握《三国志通俗演义》情节组织特色。
先是罗贯中选定周瑜和诸葛亮的冲突作为情节的磁力线,来联结两个集团的矛盾:一方面反映曹操和孙刘联盟的矛盾(这是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反映孙权和刘备集团的矛盾(这是次要矛盾)。这对中心人物——诸葛亮与周瑜,正像蜗牛的一对触角一样,从两个方面触及了赤壁之战中多方面的矛盾。
为了集中突出地反映曹操、刘备、孙权三强的矛盾,罗贯中不能不改动历史原型的性格特点,造成强烈的对比与冲突,如将正史中“性度恢廓”、“谦让服人”、“雅量高致”的周瑜描绘成忌刻、心胸狭隘的统帅。政治嗅觉敏锐成熟的鲁肃,在小说中却成为纯厚的老好人。以才辩见称江南的蒋干,却是个自作聪明的丑角。
人物冲突中心线的确立引起了整个情节的变动。在情节上,罗贯中对历史素材进行了引申、虚构和张冠李戴,然后作者用“计”构织每个空间场面与情节,又把每个“计”串连成连锁情节,让诸葛亮与周瑜、鲁肃、孙权、曹操、关羽的性格发生强烈的冲突,从而反映赤壁之战的前后历史。可以说从舌战群儒到关羽华容道私放曹操,人物的言语行动,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都是再现而不是叙述者说出来的。这自然比其他所谓历史演义更为生动、深刻和真实,原因就在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小说艺术。
四
诸多版本中,世人传阅最多,最为熟悉的,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与清初《毛宗岗评改本三国演义》 (简称毛本《三国演义》)。
毛本《三国演义》首由毛纶评点,后由其子毛宗岗校订、加工并最后定稿。故《三国演义》虽出自毛氏父子之手,而后人多归功于毛宗岗。最早刻本为康熙十八年(1679)醉耕堂本。
毛宗岗和金圣叹都是江苏长洲县(今苏州)人,又有师承关系,故毛效法金圣叹批改《水浒传》的方法来评改《三国演义》。但毛氏父子强化了原作品中尊刘抑曹的政治倾向,用“正统”、“闰运”、“僭国”的历史观,批评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不满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客观叙述历史的观点,而明确肯定朱熹在《通鉴纲目》中尊蜀汉为正统的观念。因此在《读三国志法》及回评与夹批中,重在严诛乱臣贼子,也就是分清“正统”与“僭国”之别,所谓“魏僭帝,吴亦僭帝。则魏贼也,吴亦贼也”。同样的,魏篡汉得国,晋效其法,司马昭之弑魏王而建晋,这是“以臣弑君,与魏无异”,表面上统一了,但寿命是不长的。这显然是毛宗岗借题发挥,含沙射影地发泄其反清悼明的情绪。
也因此,毛氏父子按照自己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要求,重新规范了演义的叙事体制,在伪“李卓吾评本”基础上,对参差不齐、文字不顺、上下两回拼合而成的回目加以修订,每回以七字或八字组成对偶句的题名,同时删除了繁琐的论赞,如胡曾有诗日、南轩诗曰、史官诗日等等,保持小说的内在节奏和文气的连贯。非得引用诗文烘托气氛的,则做适当调整,如卷十六《玉泉山关公显圣》,五首诗赞全部删除,另换五律、七律各一首,乡民的记、传、赞也一概不要,只用一副对联代替。
其实毛宗岗致力最多、成就最大的是小说批评。毛氏父子《读三国志法》仿金圣叹体例,列《三国》叙事有十三“妙处”,再参看每回的总评和文中夹批,毛氏的文本解读似乎并未超越金圣叹多少,但仔细推究,毛宗岗比金圣叹更注重《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结构。这不仅是因为把长篇小说创作中的“结构”,作为一个独立概念提出始于毛氏,而且毛氏比金圣叹的“结撰”说更为准确地指出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结构特点,此后张竹坡批评《金瓶梅》时,即承继了毛宗岗的结构理论。
毛宗岗用“关目”来分析小说的构架。按他的解读,关目有几个层次:有全书的大关目,如“三分鼎足”;有半部书的关目,如刘备取西川;一个主要人物也可以成为一个关目。每个关目都有起始,不同层次的中小关目,如汉献帝、西蜀、刘关张、诸葛亮、北魏、东吴等,都围绕着“三分鼎足”的大关目进行,由一条仿佛是主题线贯通,全书首尾有照应,中间有关锁,就完成了全篇结构。不过毛宗岗所谓结构性的照应、关锁,同西方小说的结构观念不同,他在《读三国志法》中说:“《三国》一书有首尾大照应,中间大关锁处。如首尾以十常侍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宠中贵以结之,又有孙皓之宠中贵以双结之:此一大照应也。又如首卷以黄巾妖术为起,而末卷有刘禅之信师婆以结之,又有孙皓信术士以双结之:此又一大照应也。照应既在首尾,而中间百馀回之内若无有与前后相关合者,则不成章法矣。于是有伏完之托黄门寄书……凡若此者,皆天造地设,以成全篇之结构者也。”
姑且不论毛宗岗所言是否有牵强附会之嫌,但他所提出的判断,同金圣叹评改《水浒传》,将百回本“引首”与第一回合并,名为“楔子”,以卢俊义的噩梦结尾,有相似的意思。至少提示今人,中国古代的小说家以“关目”为中心,串连无数个关目,最终构成小说。至于情节之间的照应,不同于西方小说家严格按照情节的逻辑关系加以安排,而是根据立意(象征性的预言)设置关目。毫无疑问,毛宗岗为我们研究古代小说家的小说观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如毛宗岗在夹批中提到“文聘之败,又在周瑜眼中望见,叙法变换”、“曹军折旗,在周瑜眼中望见,叙法变换”云云。这些多次提到的所谓叙法变换,说的是叙事点的转换,显然比金圣叹的“李小二眼中事”具有学术性意味,毛氏力图用科学概念阐明古代小说叙事问题,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创造。
鲁德才
于南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