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 祀南郊司马开基 立东宫庸雏伏祸
汉人和少数民族杂居，秩序空前混乱，这在我国历史上一向都是可悲可痛的乱事。其实汉族人并不是特别优越，少数民族也不是特别低劣，如果统治者清明，治理有方，再加上文臣武将和各州郡长官精明能干，清正廉洁，那么就是把世界上千万个国家联合到一起，凑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大邦，也并不太困难，反而恰好可以变成一个大同盛治的社会了。而不像我国老百姓想的那样，只守定上古传下来的九州的范围，不许外人掺入。又因为圣明的帝王寥寥无几，保卫国家缺少良将明相，治理百姓没有贤臣能官，仅仅局限在本土，尚且治少乱多，所以旧儒学说主张小康，时刻把汉人和少数民族间的界限牢记心中，一点儿也不肯通融，好像这个界限一崩溃，中国就有乱无治，从此再没有宁日了。我们搜罗历史，遍览古今，哪一个朝代不注重边防？而哪一个朝代能尽除外患了？天天排斥外族，而外族反而得进就进，不可收拾。究竟是防御不严还是另有原因？古人说得好：“人必自侮，然后人侮；家必自毁，然后人毁；国必自伐，然后人伐。”又说：“木朽虫生，墙罅蚁入。”这确实是千古不变的名言。历代外患，往往是由内乱引入的，内乱越多，外患也就越深。照这样看来，明明是咎由自取，应验了前人的遗训，怎么能单单埋怨外族入侵和边防不善呢？
我曾想把自己这一家之言倾吐于众，让大家评判是非曲直，但又考虑无凭无据，只是把五千年来的往事，笼笼统统地说了一番，有人就会讥讽我空谈，甚至把我当成汉奸，这岂不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吗？近些日子，笔墨事务稍少一些，闲暇下来，暂且搜寻一下证据，正巧案左有一部《晋书》，是唐太宗会集词臣撰录的，一共有一百三十卷，当下顺手一翻，看了一篇《序言》，是概括论述五胡十六国祸乱的。这猛然触动了我的心绪，灵感顿发。我想，外患最严重的，莫过于晋朝了。晋朝自从晋武帝全面占有中原，仅仅往下传了一代，就外患迭起，当时也有大臣提出过防患于未然，有的说解散军队，遗害深重，有的说武装转移，事不宜迟，言者词切切，听者神藐藐，于是导致后来外祸无穷，后人追思过去，没有不为此而叹息的。可是这些人哪里知道，母鸡不打鸣，公鸡们也就安静了；人王不祸乱，五胡又怎么能来？并且达官贵人们个个花天酒地，貂蝉满座，清议玄谈，麈尾挥尘，大部分是肮脏龌龊之徒、庸碌无为之辈，没一个文经武纬，没一个坐言起行。试想这种伤风败俗、世风日下的时局，难道还能支持下去吗？假使军队不解散，武装早转移，难道就真的能够提高警惕、严守边疆、杜绝一切狡猾的侵略者吗？所以一个国家到了国土沦丧的地步，无非就是内政紊乱导致的。接着是牛传马后，血统变迁，表面仍是原来的名号，实际上早已更名易姓，乱臣贼子，内讧不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仅仅剩下江表六州这一点儿地盘，尚且朝不保夕，还有什么余力要想恢复中原呢？幸亏有几个智士谋臣，力持危局，淝水一战，大破苻秦，半壁江山，侥幸保全。可黄河南北，长江上游，仍然被少数民族占据，虽然时而收复时而沦丧，最终仍然是名存实亡，期间虽然不无一两个汉人率领部众，夺得尺寸之地，与少数民族争衡西北，但毕竟势单力薄，收效甚微，无关大局；而且这一两个人也是仇视晋室，如同仇视敌国一般。东晋君臣，稍有一点儿胜利就骄傲了，由骄傲而生出惰性，所以国家衰败，毫无起色，因此也不断发生篡守事件，祸乱迭起，既不能安内，又怎么对外？大好中原，反而被拓跋氏逐渐吞并，成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结果是枭雄执政，窥窃皇位，不费一兵一卒，把东晋所有的区域都占夺了去。咳！东西两晋，看似与外患相终始，但毕竟先是自己鹬蚌相夺，才有外族的渔翁得利。西晋尚且如此，东晋就更不必说了。有人说司马氏篡夺曹魏政权，所以它的后代继承人也被刘裕所篡夺，这是从因果报应方面考虑的，应该有这种说法；但添了这一番议论，更看出晋朝廷的颠覆灭亡，并不全是由外患所导致。风衰俗怨，骨肉寻仇，是亡国的第一祸根；信义沦亡，豪权争斗，是亡国的第二祸根。外人不过是乘虚而人，能进则进，既然已经见到我中原祸乱连绵、危局难持，他外族乐得趁此下手，分得一块肥肉。汉族人虽然多，却多是无拳无勇的，怎能抵挡得住胡人兵马、杀得过外族番兵呢！眼睁睁看着男人当了人家的奴仆，女人当了人家的妾室，一同做了那少数民族粗鲁野蛮人的仆隶了。从古至今，大致情况都是这样的，不仅仅是两晋时代遭此变乱，只不过从内忧外患方面来讲，两晋是达到极点了。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正好把两晋的史事作为榜样。怎奈后人不识时务，仍然要争权夺利，扰扰不休，恐怕四面八方的列强是同时入室，比那五胡十六国入主中原更加不堪设想，一塌糊涂。到那时，国也亡，家也亡，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统统都要去做人家外族人菜板上的鱼、刀上的肉，任人宰割，无人幸免，却还在那儿徒然埋怨外族人厉害，试问人家外族人肯接受这恶名吗？
闲话少说，姑且把那两晋的兴亡历史，一一讲述下来，作为未来的明鉴。晋朝是从司马懿在河内起家的。司马懿曾经在汉朝丞相曹操的部下，充当掾吏，一直到曹丕篡汉，司马懿方出掌兵权，与吴蜀交战，战功累积，显赫卓著。司马懿死后，他的长子司马师继承父业，后担任大将军录尚书事，统率朝内外各路军队，废了魏主曹芳和曹芳的皇后张氏，权焰逼人。不久，司马师又病死了，他的弟弟司马昭得以承继兄长的职位，比他的兄长还要飞扬跋扈，居然穿上了皇帝的礼服，戴上了皇冠，蹬上了大红官靴。魏主曹髦忍无可忍。曾经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号召殿中的一些警卫执勤的兵士和一些老幼官僚奴仆作为前驱，自己也拔剑升辇，在后督领，亲自前往讨伐司马昭。刚走到南城门楼下，正撞着一个中护军，横眉立目，面带狰狞，手下有二三百人，竟然拦挡住皇帝坐的车。这人是谁？就是平阳人贾充。魏主曹髦喝令让他退去，贾充不但不听从，反而和卫士们交锋，战了一两个时辰。贾充人马寡不敌众，刚要败逃，正巧太子舍人成济也带兵进来，问为什么事相争。贾充厉声说：“司马公豢养你们这些人，正是为了今天知恩图报，何必再多问！”成济于是抽戈上前，径直向皇上的车驾冲去。魏主曹髦猝不及防，竟被他手起戈落，刺死在车中，剩下的人当即逃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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