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生活的诱人处，从来都不是物质的丰盈，不是十字街头的灯光烂漫，而是普通人在日常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平常心，是对生活本身始终如一的肯定。

本书以个人经历以及整个家庭成员在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中所遭遇的顺逆之境为主干，真实地写出了普通黎民的一段可诉可泣的历史，历经岁月沉淀、朴素自在的文字，忠实于生活本身，显得安详无忧和从容。

民国是一个动荡的乱世，不断的政治变局，不断的内外战争，将国人的正常生活一次次打断。然而，无论多么残酷的战争，也折不断平常人过平常生活的意愿，民国生活在许多过来人的记忆里常常是温暖、亲切的。

这本《此生此家》只是一个普通人晚年对自己往昔的追忆，在93岁的陈亚先老人笔下，没有什么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扣人心弦的情节，然而，正是这些平凡而琐细的日常生活，更真实地呈现出民国生活的本来面目，让我们依稀找到民国生活的感觉。

第一章 生不逢辰

 一、遗腹子

 二、记忆的阴影

 三、杭州头发巷一号

第二章 伤逝之痛

 一、家园被毁

 二、“孤老头”

 三、阿复与大姐

 四、小狗“来福”

第三章 中学前后

 一、紫北小学

 二、子海与彬良哥

 三、杭女中老师

 四、写信的寿乃芳

第四章 避难上海

 一、住进法租界

 二、大同大学商学院

 三、张元济家及其后

 四、陈先生的故事

 五、同乡望隆

 六、离开上海

第五章 投奔内地

 一、骨肉相聚

 二、无奈的就业

 三、内迁独山

 四、重庆化龙桥

第六章 抗战胜利

 一、复员首都

 二、南昌订婚

 三、敏弟与文媚

 四、仲弟与思哲

 五、最终的选择

 六、被迫撤退广州

 七、九龙大围村

第七章 另一时代

 一、到南京去

 二、军大会计训练队

 三、永远的十八级

 四、钢笔手枪

 五、统战部的敏弟

 六、不能搁浅

 七、运动之审干

 八、由此而知

 九、侍病鹤年

 十、断不可为

 十一、仲弟欧洲七年

 十二、迁出机关宿舍

 十三、父亲猝死

 十四、之后的之后

 十五、回店口

一、遗腹子

1891年农历12月27日，浙江诸暨店口镇已故乡村医生陈汝达先生家中生下了他未及谋面的遗腹子。这个孩子就是我的父亲，名树周，字锡桢。

祖父死时37岁。留下3个月后出生的马法(父亲乳名)、比他小10岁的妻子，还有6岁的女儿阿苏。祖父究竟得何病而亡，父亲事实上并不知道，我们亦从未听他或祖母说起过，只知道父亲生不逢辰，这是他苦难生活的开始。所幸祖母活到了61岁才离世。那是1925年，已民国，我9岁。

祖父是远近闻名的乡村医生。陈家祖宅在店口镇北观巷里，地处偏僻，四方乡邻求医多有不便。后来祖父在镇南上街头买下一楼一底。楼下一间厨房兼饭厅，另一问书房兼诊所；楼上两问为卧室。祖母说过，祖父医道、医德都不错，当年四面八方乘轿来就诊之人，最多时一直排到真君庙前。对于那些无钱看病的人，祖父慈悲为怀，送医送药，直至病愈为止，可见其仁心仁术。

祖父并没有留下更多遗产。除祖传医书外，尚有薄田22亩，大竹园一个，还有被当地人称为金山蛲的山冈半座。田租作为家中口粮，维持其最基本的生活；金山蛲山壁陡峭，除有些许杨梅树之外只是柴山。杨梅一年一季，可上市去卖，数量不多，收入十分有限。唯一能抵作家用的就是那个大竹园。整个园子茂竹成林，黑压压一片，与对面金山晓脚下的毛竹，夹路相对，阳光很难照进路面，乡里人称为“阴世界”。

祖母说，每年春天出笋，请上三四人去挑选那些不能成材的败笋，拿到街市上去卖。竹园很大，头天里认定的败笋，次日再找，往往觅而不见。祖母想出一个办法，即在家数稻草，把稻草一百根一扎、一千根十扎、一万根一百扎地整理好，在留下的新竹上系上一根，就可知道当年究竟有多少新竹了；然后判(当地土话，即卖给的意思)给山里人做纸，或搭棚、建房、编制竹器。这笔收入，加上卖败笋的钱，大约够派不少开支。祖母曾对母亲这样说过：“我不用像你娘那样绣花，在家数数稻草就够一年开支了。”

然一年四季，仅靠春季这一点收入，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伯(即父亲，当地称谓)念完小学，即到绍兴府学堂上旧制中学。其时一家三口，已不能不靠典押来度日。一次，家中急需用钱，祖母让伯拿了田契到本房人寿金堂兄弟家去借钱。人家指明要大竹园的契纸，否则不借。竹园是家中主要收入来源，祖母不舍。伯打了好几个来回，商量不通，祖母这才狠狠心，将大竹园典了出去，且永不得赎还。大竹园每年的收入，从此一笔勾销。祖母为了这件事，日夜痛哭，以致后来双目失明。

当时偌大一个村子，堂兄寿金家是最为阔绰的大户人家。借钱只有去他家。伯中学毕业，考上了杭州武备学堂。这个学校不用缴学费，只需一些学杂费及去杭州的盘缠，合计40个银毫，约8块钱。没有一点办法，伯只有再去寿金家借钱。之前，已提前向他们打过招呼，第二天是报到的最后限期。伯从当天太阳未下山就去了他家，都被告知“收账的人尚未回来，还要等等……”，不知来来回回走了多少趟，第二天天明，也未借到那8块钱，伯就此失学。

店口村聚族而居。陈姓祠堂下分五房，祖父属四房。上街头是二房人集居的地方，势力较大。祖母年轻守寡，平日里虽足不出户，天不黑就掩门闭户，带着儿女上楼，但每天清晨打开屋门，门口或堆着柴捆，或悬挂别的障碍物。这是乡人为防止有外人进出的一种设置，毕竟祖母那时还年轻。

祖母不堪忍受，决定搬回观巷里祖宅，想依靠本房叔伯，谁知仍受到本房的欺负。祖宅与堂房应龙大伯合一个台门，大堂房屋公用。东边房屋原是祖父的，自从迁出后，一直被应龙大伯擅自占用。祖母多次交涉，始终不肯让还。祖母受此刺激，晚年终日念叨“房子被应龙大王霸占了”。  祖父没有亲兄弟，伯也没有了亲叔伯。自小不但无人体贴，如何成长更乏人关怀。祖父终身未得科举，却拥有祖传的医书。去世不久，有人开始觊觎这一批遗物。祖母不允，言明将来是留给儿子学用的。来人嗤之以鼻，表示这个毛头小子，能否养大还是个问题。即使养大了，又能成什么样的才，继承祖业谈何容易？至于学行当，不如跟他舅舅学泥瓦匠，或许还有人传授……祖母遭人抢白，一时乱了心情，医书最终被拿走，只留下一本放在楼上床头的妇科专辑，祖母与伯一直珍藏着。

伯读小学时，常常受人蔑视。学校里有一架风琴，课余同学围着弹琴的老师玩，伯靠近摸了一下，谁知那老师当即把他推开，大声呵斥道：“你，马法也想学琴吗？！”从小受的苦难，以及冷嘲热讽，伯只有默默忍受。在平日里，从他唯一的姐姐嘴中，才可听到夸他的一些话语。姐姐每天早上给他梳辫子，他从来都是不声不响。伯的手像丝棉一样软，脸像饺子皮一样细，是一个凡事只记在心上又从不事宣泄的人。后来他教育我们，总是讲孝悌忠信、温良恭俭让，即使“五四”之后，还是孔孟仁义的那一套。

伯失学后，经绍兴府学堂老师周子豪先生介绍，进杭州浙江省长公署任公务员。当年20岁，新婚。家中田地除金山蛲外已全部抵押，尚欠债2000余元。时逢辛亥革命，一夜之间，辫子已剪去，时局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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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静流——追忆民国生活

民国是一个动荡的乱世，不断的政治变局，不断的内外战争，将国人的正常生活一次次打断。然而，无论多么残酷的战争，也折不断平常人过平常生活的意愿，民国生活在许多过来人的记忆里常常是温暖、亲切的。哪怕物质匮乏、迁徙流离的生活，他们也一样过得有滋有味，而且内心总是有一种不可遏止的念头，要寻求更好的生活，不光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这样的民国生活当然是值得追忆的。

我觉得，历史不仅是由帝王将相、伟人枭雄、政客名流书写的，历史更是由平凡的人们自己的生活书写的，每个人都是历史这张大网上的一个结点，每个结点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在造物主眼里都是珍宝，而且不可替代。那些单纯由大人物书写的历史是残缺、不完整的，也是冷冰冰的，缺少生活的质感，这就需要普通人的私人记录来填补，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补充，叙事者本身也是主体。

我们以往的史官文化留下了一个好的传统，也有许多负面的影响，就是眼光未免狭隘，对普通人、对每个个体生命的重视不够，或者说缺乏人的意识。日记、书信、回忆录，所有这些私人记录因此就成为历史叙事的重要部分，与偏重政权更迭、权力成败的官方叙事相比，私人记录关注的往往是人的本身。个体生命对自己亲历的时代的记录，这样的叙事总是带着生命的体温，有着与时代血肉相连的感觉，也真正能深入“生活的底里”，与生活本身完全融为一体，一个时代的面目在其底部正是每个生命所经历的生活，他们的记录同样是不可忽略的历史，那是一个人的“史记”。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的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就是由普通人的日常物质生活人手，寻找欧洲近代历史变化的脉络，别开历史研究的新途径，受到世人的推崇。

这本《此生此家》只是一个普通人晚年对自己往昔的追忆，在93岁的陈亚先老人笔下，没有什么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故事，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扣人心弦的情节，然而，正是这些平凡而琐细的日常生活，更真实地呈现出民国生活的本来面目，让我们依稀找到民国生活的感觉。老人出生的1916年正当袁世凯称帝失败，在举国唾骂声中弃世之时，军阀争竞的帷幕就在这一年拉开，国民革命、北伐战争的风云翻卷在她的少女时代，抗日战争的滚滚硝烟曾经遮没她的青春年华，国共角逐的结果决定了她大半生的生活……与那些成王败寇、充满杀戮与阴谋的大历史不同，这里没有喧嚣，没有躁动，在沉重、壮阔的大背景下，人们仍然要有自己的生活，即使陷在不可抗拒的苦难中也总有无价的阳光洒在身上。

她回忆自己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生活，那些同学、那些老师，国民党执政的年代，左、右分野分明，她的小学老师中就有“教养院出来的”左翼青年。在她成长的年代，她可以读到不同思想倾向的读物，小学时读过左翼作家蒋光慈的作品，大学的课外书中就有斯诺的《西行漫记》等。西安事变发生，她正在杭州女子中学求学，事后，每个同学人手一册蒋介石的《西安蒙难记》，而且要求人人写读后感，她在作文中认为西安事变真相究竟如何，“倘若单凭一方之言而作出结论，或许永远也解不开其中之谜了。”如此的“大逆不道”，老师也只是要她重写了事，并没有将她打人另册。抗战爆发，她进入上海租界的大同大学，课余做家教，先后辅导过张元济先生的孙女、张自忠将军的后人，在那个国土沦丧、强寇入境的年代，她教读《诗经》中的诗篇，心中点亮的是本民族文化的一线灯火，那种感受更非平时可比。“孤岛”沦陷，她进人内地，由衡阳、独山一路到重庆，在银行工作，经历了民族抗战的艰难岁月，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同事跑警报时的歌声。在叙述这些往事时，老人的笔触无比平静。这是回忆录应有的样式，也是我心目中的民国风范。

数年前，在南京友人的家中，我与陈亚先老人有过一面之缘，但没有交谈。儿子9岁那年独自到南京友人家住了一段，倒是与老人成了忘年交，他回家时带回了老人给他的临别赠诗，笔迹秀雅，诗意清新，一派民国的气息。直到此时，遵嘱为这本《此生此家》写序，其中一些文字似曾相识，隐约觉得在哪里读到过，查看《老照片》的目录，才蓦然发现《杭州头发巷一号》和我的一篇小文《蔡锷与袁世凯》就刊在同一期上，只是一直以来人与文没有对上号。我喜欢这样的文字，历经岁月沉淀、朴素自在的文字，忠于生活本身的文字，如此的安详无忧，如此的从容不迫，一如深水静流，那水从她记忆的深处依依而来，汩汩淌出。没有夸饰，没有抒情，没有任何的躁动不安，仿佛将尘世的所有浮华、纷扰都过滤尽了。那水是活水，从民国流淌至今，无论时代的风浪如何颠簸不定，无论不可抗的外部环境如何几经变迁，都挡不住生命中那些暖暖的回忆。

民国生活，一户寻常人家的日常生活，一个普通人的回忆，带着我回到那个时代，回到那些平平常常的生活场景，那里并不满是春天般的诱人，但那里有永存的温暖细节，有任何外在力量都夺不去的生活。也因此，老人的大部分记忆停留在了民国时代，后来的生活则在另一时代中。其实民国生活终结时她不过33岁。民国生活的诱人处，从来都不是物质的丰盈，不是十字街头的灯光烂漫，而是普通人在日常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平常心，是对生活本身始终如一的肯定。

傅国涌

2009年11月3日于杭州

这本小书断断续续写来，一晃，有20多年了。

我一生简单平凡，与这个时代中一些相识相知、多有成就的人物相比，黯淡失色许多。其实，这也是大多数人的命运，并没有什么不好。潮流中的点滴，既有社会的一面，也有个人的原因。我对自己的道路选择，曾经有所怀疑，甚至后悔当年的一些做法。现在想来，已没有必要。人生没有回头路。你选择了大海，或许会波澜壮阔；你选择了小溪，未必不是高山流水。我已习惯在记忆中思索和叙说，因为活得太久，说点往事无妨，于是有了这本书。

不知自己的叙说，与这个时代是否相去甚远？在某些时候，我确实无法融入到洪流之中。在家与国之间，我的力量有限，有许多事情，我做不到。我要守住的只是亲人的幸福与安危。正如父亲一生所告诫的那样，不要轻易去指责他人，也不必简单地否定自己。我对此生此家的叙说，一直抱以平静的心态，既不怨，亦不悔，否则不可能写出。其中的每个人和每件事，都与我的情感有关。

书中人物大都故去，吾辈中尚有仲弟、思哲与我。晚近整理这本书稿，不论仲弟与思哲，还是家中晚辈，都给予支持与帮助。我年殊九十，复印、修改、校对等，力有不逮，是他们帮我做了许多工作。

这本书不是自传，只是一个普通家庭在大时代的变迁中一段微不足道的故事。我是没有资格作传的，因为传者传也。我不想传世，也不可能传世。大人物尚可，小人物只有叙事，一时之感触，随手写下，即片段，“不是文，而是笔”，这是陶希圣先生说的。

感谢傅国涌先生为本书作序，知道他十分忙，结果还是打扰了他。感谢丁东、谢泳、李劼、张耀杰诸先生写来评语，多有褒奖，愧不敢当。感谢商务印书馆厚爱，此书交由他们出版，是我的莫大荣幸，71年前为张元济先生孙女做家教的情景又浮现眼前，或许这就是我与商务印书馆的一种缘分吧。

是为记。

陈亚先

2010年5月17日于南京

这是一位九旬老人撰写的回忆录。作者是一介平民，又是一位文学素养很高、社会记忆力很强的知识女性。她以独特的视角，讲述家世和生平，展示了一幅中国百姓喜怒哀乐的世纪长卷，其中有关家庭伦理、婚姻、教育和银行业的细节，尤为珍贵。

——历史学者 丁东

平民的生活中最能见出时代风云，但平民的生活很难进入记忆。本书打破这个常例，将平民生活恢复到历史记忆中来，让人们感受到在真实的时代变迁中，平民生活的艰难和辛酸。平民生活和平凡人生是时代风云的主流，平凡生活中最能映现时代的丰富内容。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谢泳

读过这样的小叙事，人们可以得知，人民的历史，原来是由这些人生和这些家庭的颠沛流离和悲欢离合构成的。因为普通，所以亲切；因为朴实，所以可信。人民这个概念，因此变得清晰起来。这可能就是《此生此家》的意义所在。

——旅美学者 李劼

几年前在南京见到陈亚先老人时，虽然知道她依然在坚持写作《此生此家》，却没有十分在意，更没有虚心静气地向老人攀谈请教。直至读完这部书稿，才真正体会到老人“一直抱以平静的心态，既不怨，亦不悔”的个人叙述与历史见证的难能可贵。

——北京文史学者 张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