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似水年华，阅读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法国教育部指定学生必读书，法国二十世纪伟大作家的经典自传小说，呈现令人愉悦的成长喜剧，描画普罗旺斯的诗情画意。

在这些回忆里，我既不说自己的好处，也不说坏处；我说的不是我，而是我不再是的那个孩子。我要说的是我熟悉的一个小人物，他已融化在他那个时代的空气里，像没有留下骸骨就消失的麻雀。

小马塞尔与一家人去普罗旺斯的乡下度假。在山里打猎的一天上午，马塞尔遇见了乡下孩子贝隆的力力。因这相遇，他的假期充满光彩，他的一生都受着启迪。他收获了与神奇的力力之间的友谊，力力可算是他笔下所有人物中最深入人心的一个。此外，本书充满了家庭的温情。马塞尔一家五口的度假时光，充满快乐、冒险和挫折。本书在回忆中的忧伤的尾声是献给已逝岁月的一曲催人泪下的哀歌。在此，作者拨动了读者们极少有机会在他的作品中领略到的低音琴弦。

一阵凉风使我醒来，保尔刚刚开了窗，天蒙蒙亮。我以为这是黎明的灰暗光线，却听见檐槽里水声淙淙，回音缭绕的蓄水池传来此起彼伏的滴答声。

至少八点了，父亲没来叫我，雨让最后一场猎事泡了汤。

保尔对我说：

“等雨停了，我就去抓蜗牛。”

我跳下床来。

“你知不知道我们明天就走？”

我希望激起他戏剧化的绝望表现，好加以利用。

他正埋头穿鞋带，没吱声。

“再也不能去打猎了，也不会再有蚂蚁、螳螂和蝉了。”

“它们死光了！”保尔说，“我天天找，一只也看不到。”

“回了城，没有树，没有园子，还得去学校……”

“噢！是呀！”他兴冲冲地说，“学校里有菲西耶。菲西耶长得可帅了。我可喜欢他了。我要把所有的事情讲给他听。我要给他树脂……”

“这么说，”我拿出严厉的腔调，“暑假结束了你很高兴喽？”

“噢！是呀！”他说，“家里还有我的一匣子玩具兵！”

“那你昨天晚上哭什么？”

他睁圆了大大的蓝眼睛，说：

“我也不知道。”

他的弃权让我一阵沮丧，但我并没有失去勇气，我下楼来到餐室，发现里面热闹非凡。

在两口白木箱子里，父亲码好了鞋子、书本和锅碗瓢盆。母亲凑在桌子上叠褥单，姨妈装手提箱，姨夫束包裹，妹妹待在一张高椅上吮着大拇指，“保姆”刚打翻了一笸箩李子，正趴在地上捡。

“啊！你起来了！”父亲说，“最后一趟猎打不成了。快来帮个手……”

“这是个小不如意，”姨夫说，“但愿将来不会遇到比这更大的遗憾！”

母亲在拥挤的桌面上为我摆上了奶咖啡和诱人的夹心面包片。我开始出招：

“爸爸，你考虑过我的主意了吗？”

“什么主意？”

“就是让妈妈带着保尔留在这里，我们两个……”

于勒姨夫打断我：

“亲爱的，行不通。”

“可是你怎么就行呢？你不肯借脚踏车给我们？”

“我很愿意借给你们啊，只要你的方案是可行的。但是你想没想到，我五点下班，我回到这里是七点半！那是夏天，天还亮堂呢！你父亲离开学校要六点，眼下，天可就黑了！你们不能每天黑咕隆咚地赶这么多路吧！”

“打个灯笼怎么样？我来举着灯笼……”

“算了吧！”父亲说，“这天气你也看到了！往后雨只会越来越多，赶上几公里的路到这儿来猫在炉边烤一晚的火，犯不上吧。”

他的腔调猛地一沉：

“再说也没必要跟你费这些口舌。暑假结束了，该回去念书了，明天出发。”

他开始给木箱的盖板上钉子，我分明看到他是在给暑假的棺材封钉，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我假装若无其事，一步步走到了窗前，将脸抵着窗玻璃。雨滴在玻璃上缓缓滑下，泪水缓缓滑下我的面颊……  长长一段沉默，然后母亲说：

“你的奶咖啡要凉了。”

我没有转身，回答说：

“我不饿。”

她仍坚持：

“昨天晚上你就什么也没吃。好了，过来吃饭。”

我不吭声。她向我走来，父亲用宪兵般的口吻说：

“随他去。他要是不饿，吃了倒有可能不舒服。就别多此一举了。谁知道呢，蟒蛇一个月才吃一顿而已。”

他在一片沉默中敲下了四枚钉子：宣战的声音。

我呆立不动，对着窗子，不看他们。

我听见了像这样的话：

“要说呢，暑假是过得挺美，但咱也不是不盼着回家。”

还有这句，从父亲嘴里说出：

“我也许是成了瘾了，反正是等不及地想见学生和黑板！”

他怎么不提他的大王山鹑瘾呢，这个瘾君子！

而萝丝姨妈干脆宣称：

“我嘛，我在这里最惦记煤气。说实话，煤气还真是让我归心似箭啊。”

一个如此善解人意而且——从表面看来——如此知书达理的女人，她居然会说出这等昏话，她居然会喜欢咝咝怪叫的臭煤气胜过洋溢着松脂气息的山风？

谁知于勒姨夫的脸皮之厚更胜一筹，只听他说：

“我嘛，我就惦记好用的卫生间，没有蚂蚁，没有蜘蛛，没有蝎子，有个抽水马桶。”

合着他就在记挂这个呢，这个大屁股的葡萄酒鬼，在百里香、迷迭香和熏衣草中间，蝉和蟋蟀的歌声里，普罗旺斯众鸟巡航的艳蓝天空下，他念念不忘的只有这个！他还好意思说！

我气愤到了极点，但我同时骄傲地发现，唯独母亲没有亵渎我亲爱的山地，她的神情反而带着几分惆怅，如此温柔，我不禁上前悄悄吻了她的手。

然后我找了个黑糊糊的角落坐下，思考起来。

有没有可能靠假扮重病争取到一个星期，甚至两个星期？得了伤寒症，家长就会把你送去乡下，我朋友维吉耶家就是这样，他在下阿尔卑斯省他姑姑家里住了三个月。要怎么做才能得上伤寒症呢，或者至少让人以为那是伤寒症呢？

看不出来的头痛，检测不到的心口疼，愁眉苦脸的表情，昏昏欲睡的眼神，这几招向来管用。不过要是问题严重，体温计就会出场，我曾经好几次被它无情地戳穿。谢天谢地，我知道它是被落在了马赛床头柜的抽屉里……可我立即意识到，一看苗头不对，大概当天他们就得把我带回去找体温计。

要不，弄折一条腿？对，来真的！有人指给我看过一个为了不进兵营，一斧子砍掉自己两根手指的樵夫，他也果然如愿以偿。我倒不想从身上砍掉什么，一来这会流血流得一塌糊涂；再说，砍掉了就长不出来了。骨折呢，一点痕迹没有，接上了还和原来一样。我们学校的卡西奈里被马蹄子蹬了一下，弄折了腿，根本没什么影响，他跑得还像从前那么快！可是，这个妙招也经不起推敲：要是我走不了路，他们就会用弗朗索瓦的大车把我运回去，我得在躺椅上待足一个月（卡西奈里给我讲过），整条腿上“包了墙”，“一天到晚吊着个一百公斤的分量”！

算了，骨折没用。

那么怎么办呢？难道只能乖乖地回家——永远地离开亲爱的力力？

瞧，力力来了。他上了缓坡，将一个布兜挽成风帽的样子掇着挡雨！我立刻重新振奋起来，没等他来到门前，就把门大大地敞开了。

如果不算几次不起眼的尝试，这是我第一次写散文。

我确实以为有三种不同的文学体裁：用于歌唱的诗歌，用说话体现的戏剧，以及用书写表达的散文。

令我害怕的，不是选择词语或者表达方式，也不是语法的精微之处——说到底，这一切大家都能掌握——而是小说家的立场，更加危险的是回忆录作者的立场。

讲自己很难：作者谈到自己的全部缺点，我们都乐于相信；而他谈到自己的全部优点，我们必须有了证据才接受，我们还遗憾他没有把好话留给别人代他说。

在这些回忆里，我既不说自己的好处，也不说坏处；我说的不是我，而是我不再是的那个孩子。我要说的是我熟悉的一个小人物，他已融化在他那个时代的空气里，像没有留下骸骨就消失的麻雀。何况他也不是本书的主角，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事件的证人。

然而，是我将写下他叙述的故事。活到六十岁再改换职业，这是莽撞之举。

戏剧语言从演员的嘴里说出来，它应该是即兴的，对答应该马上被理解，因为一旦说过，它就流失了。另外，戏剧语言不可能成为一种文体范本：它不是作家的语言，而是人物的语言。

戏剧作者的风格在于他对人物的选择，在于他赋予人物的感情，也在于剧情的进展。至于作者本人的立场，他应该是含蓄的。他最好闭口！一旦他想发出自己的声音，剧情的演进就被掐断了。他最好不要走出幕后，我们不需要知道他的观点。如果他想表达自己的观点，演员们会代他告诉我们，他们会迫使我们接受他的感情和想法，让我们相信这是我们自己的感情和想法。

作家的立场也许更难处理。

说话的不再是雷缪，而是我自己。仅仅通过我的书写方式，我就将完全暴露自己。如果我不诚恳，就是说我不是放弃任何羞耻心，我就将糟蹋纸张，白白浪费我的时间。

所以必须走出幕后，面对读者坐下，让他在两三小时内盯着我看：这个想法令我很是不安，使我久久不能动笔。

不过，我考量了问题的另一面。

戏剧观众穿衬衫系领带，这是英国人强加给我们的统一着装。

他不在自己家里：他付了一大笔钱来到我这里。再说，他不是独自一人，他观察他的邻座，邻座也观察他。所以他不仅对我的演员们扮演的角色感兴趣，也注意他自己的角色，他扮演聪明高雅的观众角色。

他总在表露自己：他经常笑出声来，或者鼓掌，而躲在幕后的作者因此喜悦、感动。不过，有些时候，他会咳嗽，擤鼻子，低语，发出嘘声，他会退场。于是作者不敢望着任何人，他惊愕地听着友人们总是巧妙的解释。他无心到一家夜总会去消夜。

而读者——我说的是真正的读者——几乎总是我的朋友。

他去选购这本书，他把它夹在腋下带走，他请它去他家做客。

他将坐在他喜欢的角落，置身他熟悉的环境中，静静地阅读。

他将独自阅读，不容忍另一个人在他背后跟着读。他也许穿着睡袍或睡衣，拿着烟斗：他的诚意毫无保留。

这不是说他会喜欢这本书；读到第三十页，他可能会耸肩膀，他可能会带点脾气说：“我弄不懂，这么荒唐的东西，居然还能印成书！”

不过作者不在他身边。作者永远什么也不知道。他家里人，还有几个铁杆友人，已用一片赞颂蒙住他的眼睛，减轻了失败带来的伤害。

最后，一部喜剧作品的成功可以根据票房收入——一名公共救济事业局的会计每晚核查数字——也根据演出场次测定无误。可是，在第三十场演出的晚上安排“百场庆典”，那是白费心思。而为了挽回作者的面子，一位与其共谋的出版商可以在第三个一千册，也是最后一千册书的封面上印上“第十五千”。

所以，虽然一本书的成功与一出戏的成功同样备受称道，散文家遭遇的失败却不那么残酷。

是这些考虑，虽然不太光彩却令人安心，使我决心发表这部作品。何况这本书本来没有多大抱负：这无非是对一个失去的年代的见证，一首小小的抒发孝心的歌曲。到今天，这种孝心或许反而变得新鲜了。

我更愿意在这里留下两整页的空白。不是有意搪塞编辑朋友，是作为一种表达。

你们知道，不是每本译著都必须包含一篇译后记的。那么是不是一部以译后记作结的译文意味着，或者说更接近于某种完整呢？关于这个问题已无须深思。仿佛一盏终年运转不息的探照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个千古名句自动地将它有力的角度切入我们每一次对完整与否的考究。不止是完整之辨，也是主客观之辨。而在我此刻看来，它其实不是要立一个论断，更多的是在面对“真面目”的难辨和不可求时，油然而来的浩叹。

推论下来，译后记之于译者，竟是一项特权。

大如庐山，要饱览，人最好是生有翅膀。而如果把翻译这本小书的过程也比喻为登山，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南方多见的青色丘陵中的一座岭。交稿期限紧，后期又遭CPU烧毁的意外，只能被迫地废寝忘食，但是在被人问起的时候，我会得意，忍不住地告诉他们，这书太可爱了，翻译它是一种享受。到最后一次存盘时，当然也伴随着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终于可以阶段性地把显示屏和键盘这两件假肢从身上卸下来。可又多么失落，从心底里，我是巴不得每天去那岭子里消磨我的时光的。

关于翻译的微妙的愉悦，我不知道能不能对人解说。或者你们可以想象琴键上起落翻飞的四手联弹，而且其中的一双手是幻影……

换写实的方法来讲，借用作家让·科克多（Jean Cocteau）在《是之难》（La Difficulté d’Etre）《词语》一章中的自道：

读书的时候，遇见的词语之多叫我惊叹，我渴望使用它们。我做了记录。到了写作起来，这在我却是不可能的。我局限在自己的词汇之内，我摆脱不了它，而它又是那么有限，写作成了一桩苦差。……

科克多的主题其实是说词汇多并不等于文章好，一个作家完全可以安于自己有限的词汇量，但他道出的这种体验，我猜想每个曾与文字结缘、多少有些文字癖的人都会有过。好吧，我发现了，不知道有没有人说破过：实际上存在着一条幽径，将我们引向那些或将与我们终身绝缘的语汇（还有句式），这种可以抚慰对更多词语的渴望的“写作”，就是翻译。

就在两三年前，尼古拉·帕尼奥尔先生在巴黎故宅的储物室里意外发现了“传说中的”其祖父亲自朗读《父亲的荣耀》和《母亲的城堡》的录音资料。而我借此发现，在作者当年的朗读稿和如今我手边的书稿之间，存在着若干程度不等的变动，包括用词和叙述顺序的调整，乃至段落的增删。显然，这样一部小书的创作其实并不简单，“童年回忆录”的创作计划由两部曲扩展为三部曲，直至最后定型为四部曲，从局部到整体、到范围更大的整体的结构过程中，要经历多少摸索和转换，包含着多少甜美和兴奋，这些最关键的秘密，当然，一个译者是远远难以体认的，而这丝毫无损于翻译和阅读的乐趣。

法国青少年在书中认识的第一个人物不是别人，正是帕尼奥尔笔下漫游在普罗旺斯山区的小马塞尔。

法国《费加罗杂志》

如果想到斯蒂文森、马克·吐温和高尔基，我发觉在帕尼奥尔以前法国文学完全不能描写一个儿童发现世界时那种特有的、既紧张又兴奋的迷人经历。

著名小说家、学者：多米尼克·费尔南德

帕尼奥尔是一个极会卖弄关子的说书人。他友善的笑容里透着几分狡黠聪慧，就像阿尔丰斯·都德一样，在普罗旺斯灿烂的阳光下溅射出耀眼夺目的才华。

法国《文学文献》

马塞尔·帕尼奥尔是第一位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电影工作者。他的作品吸引人，是因为除了自然且略带戏谑的语调外，亦流露出一种对过去岁月的淡淡哀愁。

法国《夏朗德自由报》

这书太可爱了，翻译它是一种享受。到最后一次存盘时，当然也伴随着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终于可以阶段性地把显示屏和键盘这两件假肢从身上卸下来。可又多么失落，从心底里，我是巴不得每天去那岭子里消磨我的时光的。

本书译者：陈曦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