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康宁，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模范教师。发表有《非学校化社会》与《现代教育的病理》等译作、《教育社会学》与《课堂教学社会学》等著作、《建立集体性教学模式的尝试》与《教育的社会功能新论》等论文。本书为吴康宁先生的教育讲演录，收录了在假设的世界中生存，教育研究应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学校文化建设的困境，谁是学生的“迫害者”，知识社会中“工作成人”的学习等九篇演讲稿。

主流社会空间里所展现的教育理想往往也就只是少数人的理想，而未必就是多数人的理想，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主流社会空间里所展示的教育理想就是多数人的理想，因为多数人没有表达的机会。社会是寻找差异、企求公甲的，是转向背后的。本书是由10篇“发言稿”整理而成的，都是在课堂之外的发言。内容比较宠杂，既涉及大学、中学，也涉及小学、幼儿园，甚至还涉及成人教育。

不敢讲演(自序)

在假设的世界中生存

关于思想的几个问题

教育研究应研究什么样的“问题”

教育研究的视角

学校文化建设的困境

无条件的道德要求与有条件的道德行为

 学校道德教育的一种内在紧张

教师是“社会代表者”吗

谁是学生的“迫害者”

儿童的自主创新：天性、天能与天权

知识社会中“工作成人”的学习

日常判断：离不开假设——以对他人的认识为例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日常生活”这个词。我认为，日常生活是我们的学术研究的根基。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包括我们研究生在做论文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学术性、专业性很强的活动，比方说概念的生成与界定、命题的凝练与选择、理论的建构与结构等等，都必须与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联，都必须经常地，而且首先回返到日常生活。再宏大的理论，再抽象的观点，再深刻的思想，只要它是相对正确相对合理的，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最终的依据。如果找不到，它的正确性、合理性就难免要受到怀疑。因此，我在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时，包括研究生的开题报告、学术沙龙及论文答辩时，常常会在别人提出某种观点时请他举例说明。而恰恰就是在“举例说明”这一点上，不少人常常卡壳。我觉得，一旦不能举例说明时，就不必再讲下去了，因为你已经脱离了根基，悬在了半空中。

只要回到日常生活，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这就是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判断：选课程你要判断是不是能学到真货，是否能让你得到提高；做生意你要判断是否能赚到很多钱；出门时天色阴沉，你要判断是否会下雨，要不要带伞；过马路时你要判断是否有危险。也许有人会说他过马路时没有判断，“嗖”地一下就过去了。不对！你也有判断，这个判断就是“没有危险”。离开了判断，我们可能一件事情也做不了。就人际交往而言，我们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凡是指向他人的言行，都是建立在对他人的认识与判断的基础上的。

比如，我与“张三”这个人交往时通常不去防备他，他问我的问题，我都会如实地回答，甚至会对他讲一些不对其他人讲的心里话和一些故事。我会主动地约他一起去进行娱乐活动，或者请他到家里来做客。大家知道，“家”在现在的社会中是一种私密性很强的空间，我们一般不会请外人到家里来。但是，我会请张三来。我甚至会把我家大门的钥匙配一把给他，以便他在和他家人闹矛盾的时候随时可以到我家来。如果我上班不在家，他自己开门进去就是了。

我为什么会如此对待张三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经过对张三的观察，我断定他很诚实，待人很诚恳，为人厚道，值得信赖，很投缘。而且我感到他也觉得我很投缘，对我推心置腹。反过来，假如我断定张三不值得信任，为人不厚道，和我不怎么投缘，那么，上面所有的这些事情就统统都不会发生，就统统都是无稽之谈。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对他人采取的行动都是在我们对他人的判断的基础上进行的。

不过，这就产生了一个需要质询的问题：我对张三所作的“很诚实、很可靠”之类的判断本身是不是可靠？因为作出这样的判断至少要遇到两个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我们并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根据张三的全部言行来判断他是否诚实、是否可靠，除非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和他在一起，同吃同住同活动。也就是说，并不是张三的所有言行举止都能映入我们的眼中，都能记录到我们的关于张三的档案之中的。这样，我们就不能保证张三在其他场景中，尤其是在我们所不在的场景中，他的言行举止是否仍然同和我们在一起的场景中的言行举止完全一样，不能保证张三在没有他人在场时的行为是否同有他人在场时的言行同样诚实、同样可靠。这是第一个难题。既然我们并不了解张三的全部，那么，我们凭什么仅仅根据他的部分言行举止就能对他诚实可靠与否作出判断呢？

第二个难题是，除了张三本人之外，其实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完全断定张三和他人在一起时的言行举止就反映了他的真实想法，就是他的真实意志的表露。我们怎么能百分之百地保证张三在我们面前的所言所行就不是迫于无奈，就不是为了暂时讨好我们一下，就不是为了遮掩一些事实呢？

这两个难题是回避不掉的。但请大家不要误解，千万不要误以为我在说我们对他人根本不能信任，根本不需要一点点信任。我还没这个胆量，而且生活当中也不是这样的。我想说的是，我们确实缺少对他人诚实与否、可靠与否加以判断所需要的全部事实依据。我们对他人的品行、对他人的想法所作的判断，只是依据了他人的部分言行举止。你们说是不是这样？

而一旦说到“部分”和“全部”，马上就有了一点统计学的味道了，尽管这里没有精确的百分比。如果我们依据的是“全部”言行举止，那就可视为“百分之百”。如果我们依据的是“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可能是百分之九十，也可能是百分之十。一灭二十四小时，你和他就一两个小时在一起，你凭什么对他加以百分之百的断言？我们可以把张三的部分言行举止看成是他全部言行举止中的一种抽样。不是吗？我们其实是在张三的全部言行举止中抽取了他和我们在一起时的那些言行举止，我们就是基于这样的样本对张三的全部言行举止及品行作出判断的。这样的判断无疑是一个推论。

这样，问题就比较清楚了。在统计学中，可以说所有的结论其实都是推论，但统计学在由样本推论总体时恰恰是要声明，这样的推断是有“一定的出错危险”的，是存在着一定的出错区间的，可能推论对了，也可能推论错了。这里所说的“一定的出错危险”便是概率问题。这个概率或许是5％，或许是3％，或许是1％，但不论是百分之几，都是说可能存在着推论错误。也就是说，并不是我们只要有了样本，就能百分之百正确地或准确地推论出总体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根据张三的部分言行举止而对他作出的诚实与否、可靠与否的判断，就真的只是一种推论了，一种不完全的认识，一种也可能是错了的看法，一种不能不有所保留的观点。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对某人所作的断言性评论，比如，“他这个人很好的”、“他的为人你绝对放心”等等。或许在座的各位也曾经这样评价过他人，而且，作为评价对象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等等，他们的所作所为也确实给了我们这样的印象。但是，你不能不注意到有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一个一直给人们的印象特别老实、特别可靠的人有时居然会做出让人十分惊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来。这样的事情在如今可以说是屡见不鲜，越来越多。现代社会中这种现象确实是频频发生，大到国际社会，小到宿舍里的生活。这个我想就不用举例了，你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可以谈一谈，但也不要谈得太多。(笑声)P8-P12

记不清是在什么杂志或报纸上看到过的哪篇文章了，说是一个好的讲演者至少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得有真才实学，你不能让听众一无所获；二是得有满腔激情，你不能让听众昏昏入睡；三是得会深入浅出，你不能让听众云里雾里。

我以为，这三条都是对的，但只有这三条却又是不够的。在这三条之外，似乎还得加上两条：一是得实话实说，你不能天花乱坠地只顾煽情，尽讲一些连你自己都未必相信的假话、大话和空话，或者讲一些貌似真言的假话、貌似微言的大话和貌似实言的空话，那样的演讲也许能赚取听众的几滴眼泪，但却有坑蒙拐骗之嫌；二是得以身作则，你不能像过去许多革命战争片里的国民党军官似的，总是把驳壳枪一挥，大吼一声：“弟兄们，给我上！”而自己却躲在后面。

因为加了这两个条件，所以，我总觉得，讲演是一件既神圣又困难的事情。

若是仅仅以前面的三个条件来衡量，可以称得上“优秀”的讲演者虽然不能说比比皆是，但也绝非凤毛麟角。如今光是在各种平面媒体或立体媒体操办的五花八门的这个讲坛、那个讲堂里，“优秀”讲演者的频频涌现就已让人一年四季都有雨后春笋之感了，更不用说在不计其数的学校、企业乃至政府部门举办的不计其数的报告会、研讨会、交流会上，闪亮登场的“优秀”讲演者之多更是数不胜数了。

但若是再用后面的两个条件来对照，好的讲演者就真的很难寻觅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应该算一个，他也许可以被视为历史上第一个好的讲演者，因为他执著地宣讲自己所相信的“真理”与“正义”，并按照自己倡导别人做到的那样去行动，直到被以“亵渎神灵、蛊惑青年”的罪名处死。鲁迅无疑也是应该算上的。他在《娜拉走后怎样》、《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关于知识阶级》、《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等一系列著名讲演中发出的呐喊，皆源自其苦闷、忧虑乃至愤怒的内心，没有一丁点儿作秀的成分，而且，他本人就如他自己所讲的那样，横眉冷对邪恶势力，决不妥协。毛泽东自然也是可以算的。他相信中国革命只有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于是就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秋收起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他既不停地宣讲，又不停地宣战，直到夺取最后胜利。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同样可以列入其中。马丁于1963年8月28日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向25万游行群众发表过一个震撼世界的著名讲演：《我有一个梦》，这个讲演正是马丁本人的自由理想以及为自由而斗争的不屈不挠精神的真实写照，马丁也最终为自由梦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明眼人一看就知，这些好的讲演者都是“言其所信”、“践其所言”的。也就是说，他们都不光是讲演者，而且是信徒，是战士。准确地说，他们首先是信徒与战士，然后才是讲演者。也正因为他们首先是信徒与战士，所以他们才称得上是好的讲演者。

所以，我是不敢讲演的，因为我担心我会由于这样或那样的缘故，而在上下嘴唇一张一合的过程中冒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来，结果对端坐于台下的那些真的在洗耳恭听的听众造成一种伤害，因为我实际上是在欺骗他们！我更担心由于自己身上可能也存在着我所批判的那些丑陋的东西，或者并不能像我自己所倡导的那样去行动，而会在实际上变成类似于前面所说的那种手持驳壳枪、冲锋在后退却在前的国民党军官式的人。

于是，真有什么地方叫我去讲演时，我通常是婉言谢绝的。我哪里有什么讲演的底气！我所习惯的，还是自由地谈一些自己的真思实想，至于这样的真思实想能否体现得出“庄严的理想”、“崇高的追求”，那是要另当别论的。我更希望的，则是能允许我谈一些困惑与苦恼，前提当然是要断定这些困惑与苦恼不只是我个人独有的，而且可能也是其他许多人所共有的，是我们在当下急剧变迁的转型社会中避不开、绕不过去的。我很愿意在这方面敞现自己的精神世界，也了解他人的精神世界，很想就这些困惑、苦恼及其消除的路向与听众一起讨论、交流，而不是仅仅发一通牢骚。所幸的是，这样的想法通常都能得到对方的理解，他们一般也都会尊重我的意见，不以“演讲”论处。这样，虽然我还是站在讲台上，但我的言说的性质已经不是“讲演”了，而只是一种“发言”。我努力使这种发言只有“讲”的成分，而无“演”的色彩。

本书便是由10篇“发言稿”整理而成的，都是在课堂之外的发言。内容比较宠杂，既涉及大学、中学，也涉及小学、幼儿园，甚至还涉及成人教育。内容一杂，深度就难免受到影响，很有一些“蜻蜓点水、一触即飞”的味道。好在只是“发言”，并不是“讲演”，想来读者的期待与要求也会宽容一点。但即便如此，还是盼望能得到读者的批评。

话是这么说，但不知怎么的，写到这里，忽然也有了些许想讲演点什么的感觉与冲动。但我还是马上冷静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我还没有具备讲演的底气，还是等我把人格修炼好之后再说吧。

若非华东师大出版社吴法源副社长耐心敦促，以我之知趣和疏懒，是断不会将这一堆文字码码叠叠忝列“大夏书系”的；若非林茶居编辑费心把关，以我之见识和笔力，这一堆文字也是不可能以现在这样的面目呈现给读者的。在此一并致谢！

吴康宁

2008年1月13日

主流社会空间里所展现的教育理想往往也就只是少数人的理想，而未必就是多数人的理想，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主流社会空间里所展示的教育理想就是多数人的理想，因为多数人没有表达的机会。

哲学是追寻意义、建构价值的，是通向根基的；心理学是探究结构、揭示逻辑的，是指向现象的；社会是寻找差异、企求公甲的，是转向背后的。

“迫害者”的存在其实是一种复杂的人文社会现象。在“迫害者”对学生的“迫害”行动的背后，深藏养人性的根基、文化的土壤及制度的背景。

——吴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