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的张季鸾、胡政之始终关心西北问题。早在范长江旅行考察前，张季鸾也曾到西北访问，并于1935年7月30日在《大公报》上撰写《西北纪行》一文，引起读者的注意。《西北纪行》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绥德以南丹州以北，数百里间，几全成赤化区域。……赤化民众殆有六七十万，有枪者逾万，此数字如何姑不论，唯十余县赤化蔓延，则为周知事实。……陕北地势，在种种意义上，今后将日增其重要。延(安)绥(德)榆林，历代本为重镇，现时形势，又成边防要区。余以为亟应有安民固边之经常计划，……关于军事问题，兹不具论，唯可言者，陕北根本上是政治问题，非真正的军事问题。……陕北因穷而乱，因乱而愈穷，现时所需者，为凡人境军事队，绝对勿征发，勿筹款，且须办赈济。”其中，张季鸾指出的“政治问题”是有远见的，也是《大公报》同意范长江旅行考察西北的原因。
从1935年7月起，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名义，从四川成都开始了他的著名的旅行考察。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在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由于国民党的新闻封锁，红军的情况很少为一般读者所了解。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成为范长江当时注意的中心问题之一。另外，范那时预测，一旦抗日战争全面展开，沿海一带必不可久守，抗战的大后方肯定在西北、西南一带，而荒僻的西北地区的现状却很少为人所知，因此有必要对这些地方进行考察和研究，让读者更多地知道西北和西南的情况，这是记者当务之急的任务。这次旅行考察，历时10个月，马不停蹄，舟车劳顿，行程6000余里，足迹遍及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内蒙古等西北五省区，历尽艰辛采写了大量的旅行通讯，陆续寄回天津在《大公报》发表，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报上，真实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西北近况，揭露了西北地区当权者的种种弊政，把西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等问题展现在读者面前，字里行间对于西北民众悲惨生活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尤其是国统区的读者，第一次听说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闻所未闻，叹为观止。其中有客观记述红军长征过程以及动向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还有跟踪采访红军长征的《长安之瞥》、《毛泽东过甘如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边》等，更有考察河西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关系的《弱水三千之“河西”》等。再如范长江撰写的《陕北甘东边境上》一文，对刘志丹部队作了精辟的描写和分析，他在报道了大量事实的基础上，鲜明地指出刘志丹同历史上所有绿林好汉不同，并且指出了其所以不同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他写道：“自刘志丹开始活动以后，情势大不相同。刘为保安人，最熟悉地方农民痛苦，他同时受过黄埔时代的新的政治训练，并受过共产党组织的熏陶，所以他的活动有目标，有方法，有组织，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合为一致的社会运动。”在叙述了刘志丹分土地、反捐款、反派款后，他又分析说：“以实际利益为前提的民众，当然赞成刘志丹的主张，而愿为之用命。”范长江接着又写了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后到达陕北，与刘志丹的会合；彭德怀对蒋介石追兵的猛烈反击，从而揭示出红军能在陕北立足的重要原因，并评述道：“两种势力无处不在斗争中，不过，对实际问题有解决办法者，终归是最后胜利者。”尤其是范长江追逐长征中红军，跟踪采访，他的通讯真实生动分析问题鞭辟入里，备受读者重视。早在1936年初，范长江就能作出这样深刻的报道，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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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同志由一个知识分子成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经过了极其艰难的探索，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
——张震
范长江深入人民当中，又有丰富的知识，他写的东西视开阔，曾在全国引起轰动。应当提倡做范长江这样的记者。
——胡乔木
我希望中国的青年新闻工作者，绝不要忘记在自己的土地上的先行者们。他们曾经是进步的爱国主义者和优秀的专业工作者，他们丰富的精神遗产和精湛的职业技能有许多值得青年一代学习。
范长江同志永远是这样的先驱与楷模。
——爱泼斯坦
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范长江同志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为创建和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党的领导下，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筹划下，范长江与其他同志一起发起和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为团结广大青年记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付出了大量心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新中国建立初期，长江同志担任过人民日报社社长、解放日报社社长，还担任过我目前工作的新闻出版总署(时名“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2007年11月8日是“青记”成立70周年的日子，为了纪念这一天，编辑出版《范长江与青记》一书，缅怀老一代新闻工作者的光辉业绩，激励青年一代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为党的新闻事业而努力奋斗，我认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本书内容所涉及的年代(1935年一1941年)，正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秋。“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而且进一步攻占山海关，占领承德，进至喜峰口、古北口和长城各口，进而威胁平津一带。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国民党政府对日一再妥协退让，却集中兵力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红军，迫使红军战略大转移，北上抗日。范长江和全国千千万万爱国青年一样，国难当头，忧心如焚，他说服了《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同意他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去西北考察。1935年7月，年仅26岁的范长江只身前往大西北采访。凭着惊人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他跋山涉水数千公里，足迹遍于川、陕、青、甘、蒙等广大地区，历时10个月，沿途深入采访，挥笔成章，撰写的通讯陆续在《大公报》发表，在全国引起轰动。这些新闻通讯首次向全国广大读者公开报道了红军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西北地区政治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并入木三分地描绘了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的危机。他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从1936年8月开始，连出9版，成为当时最热门的畅销书。他又采访了“西安事变”，并随后去延安采访了毛泽东主席等中共领导人，之后赶回上海，在《大公报》发表“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宣传了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披露了“西安事变”真相。 抗战爆发后，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下，长江同志又参与发起成立了新闻工作者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机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青记”从创办初始的二十余人发展到后来的两千多人，在全国建立了三十几个分会，影响非常大。我的父亲李庄，与长江伯伯一样，也是党培养教育的那一代新闻工作者。“七、七”事变后，他与千千万万不当亡国奴的知识青年一同走上抗日救亡道路，“一声炮响上太行”，加入革命队伍，投身党的新闻事业，也是“青记”的会员。他相继在华北《新华日报》、太行《新华日报》、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华北((人民日报》工作，并成为1948年6月创刊的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1月31日，当他和长江伯伯一起进北平，分头接管国民党的《华北日报》和中央社北平分社时，成了非常亲密的战友。当年几家报纸刊出的标题是这样的：《接管正式开始范长江接管华北日报李庄接管中央社北平分社》。后来的两年时间里，他们又一起在人民日报社共事。父亲非常尊重长江伯伯，他的回忆录中，他的朝鲜战地通讯中，乃至在他辞世后发现的朝鲜战地日记中，都多次提到他在长江伯伯领导下的工作，透露出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
当年曾经和长江伯伯并肩战斗过的新闻界的老前辈们，如今大都已经作古，他们有些人在战争年代就牺牲了，有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些运动里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但他们矢志报国、无私奉献的信念与情操从未改变。当年他们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被人们铭记，他们记录历史，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党和人民将永远怀念他们。
本书带我们重温抗战时期新闻界老前辈们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重读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采写的精彩文章，有着很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青记”和“国新社”时期的斗争环境很复杂，物质条件很艰苦，但老前辈们身上体现出的为民族解放事业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昂扬向上、开朗乐观的生活态度，求大同、讲团结的坦荡襟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实事求是的职业道德，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
当年，前辈们以拼搏奋斗精神投身于革命，以创新精神成就了事业。21世纪的今天，创新精神仍然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必然要求文化的兴盛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必然催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文化，包括新闻出版事业，是最需要创新的领域，只有把握时代脉搏、反映时代精神、贴近现实生活、引领人民思想的文化，才能赢得人民，才能始终成为社会进步的先导。
清朝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赵翼有一首七绝：“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争日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概括了事物发展、生生不息的规律，其中，道出了天地万物岁岁更新、人们发展事业要时时创新的道理；更道出了创新的十分必要和紧迫，那就是，即或站在了时代潮头，预见了发展趋势——“预支五百年新意”，但形势飞速变化，转瞬之间，“到了千年又觉陈”，还得时时鼓起创新的风帆，力争永远站在时代潮头。党的十七大精神，改革开改30年的积累，为新闻出版事物创造了满眼生机的发展舞台，“天工”还要“人巧”，让我们继承前辈们的精神财富和光荣传统，用预支“五百年新意”的气度，抓住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重要机遇，乘势而上，结合实际，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进一步加大改革与创新力度，为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书介绍了范长江同志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涉及1935年至1941年这六年中的人和事，重点是他《大公报》、“青记”、“国新社”、《华商报》时期的活动。这个时期和他共事过的同志和朋友很多。我们尽可能将其中曾经密切接触过的人的资料收集起来。还有些同志在1941年之前并未和范长江在一起工作，但都是“青记”的会员，代表不同的分会，我们也收集了一些。从编辑角度讲，本书出现的人物，我们大致是按照这六年中和范长江接触和认识的先后顺序介绍的。书能出版，我们感到很欣慰，但也很遗憾。由于年代久远，前辈大都已经去世，许多重要的史料恐已再难寻找，因此肯定有不少遗漏，欢迎广大读者指正和补充。
本书是对“青记”历史的初步探索，有关“青记”的资料，也仅仅是“抛砖引玉”。1940年11月10日，据重庆《新蜀报》报道，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会员共计1156名。目前我们知道的分会有32个，其中24个分会有确切的成立日期。对“青记”历史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我们掌握的材料，也只能说是“冰山一角”，欢迎有志于研究“青记”历史的朋友和我们共同来开发这块“处女地”。
杰出的无产阶级新闻战士范长江同志是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他为创建和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党的领导下，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筹划下，范长江与其他同志一起发起和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为团结广大青年记者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付出了大量心血，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
本书介绍了范长江同志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涉及1935年至1941年这六年中的人和事，重点是他《大公报》、“青记”、“国新社”、《华商报》时期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