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四十八年后将成为一位影响中国的教育家的孩子，于公元1933年11月24日，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农历初七的酉时，降生在湖北枣阳蔡阳铺大刘坡一个庄户人家。当家中父母第三天为他举行了“洗三”、第七天为他举行了“抓周”、第一个月为他举行了“满岁”仪式之后，他就被命名为“福元”，昵称“福娃”了。命名“福娃”并非是他生有福态，而恰恰相反，从小到大以至到老他也没有胖过一个小时，倒正是因为世代耕种的祖上命薄福浅，只有初小文化的父亲方才寄望于这条哭声嘹亮的生命将来能给他们刘氏家族带来福祉。
其实刘氏无论名望，还是人口，在枣阳都是最大的户族，’汉光武帝刘秀婴年在此出生，少年在此放牛，青年在此起兵，东汉开国以来，其家族的后裔已遍布当地。《枣阳志》载，这里在周天子时曾是唐国，春秋为楚所灭，秦置蔡阳县，西汉划白水、上唐二地置舂陵侯国，东汉改舂陵为章陵，后又分襄阳东北置襄乡，北魏再废襄乡为广昌，隋文帝为避太子杨广讳，改广昌为枣阳，因其地处棘水之阳故名，沿袭至今。枣阳刘氏生为此姓，不说有福，至少不比张、王、李、赵以及其他杂姓更遭祸殃。
蔡阳铺大刘坡的这个福娃，却是生有福名而不知福，或者叫不知足，长到六岁，放牛回来又向母亲要名字了。母亲说：“福娃不是你的名字吗？”福娃说：“福娃是小名，我还得要一个大名，今天在路上遇到翟家古城的翟秀才，翟秀才问我尊姓大名，我说姓刘，叫福娃，翟秀才说大名是正名，孔夫子日名不正则言不顺！”母亲说：“你懂得个什么，大名是学名，上学的时候才有的，赶明儿你上学时我烧三炷好香，让你爹给你起一个吧！”母亲是信佛的，每日晨昏必焚香拜佛，初一和十五都要吃斋。
福娃可不能等到上学才让爹取学名，爹不取他就自己来取，可是取什么呢？这年夏季天气热得异乎寻常，不仅田里的禾苗枯萎，山上的野草和树上的叶子都干得冒出烟来，蔡阳铺大刘坡的庄户人家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男人端着猪头供品，女人捧着香火纸裱，成群结队去往龙王庙里向东海龙王祈雨，母亲自然也走在那声势浩大的祈雨队伍里。福娃就想，我为何不叫个“雨”呢？雨是给人做好事的，我是福娃，我长大了要给人造福！他曾记得听父亲念诵过他们刘氏一族的排行，那是四字一句的歌诀：“正大光明，道学长兴，安邦定世，富泽天成……”既然他上一代是“明”字辈的，大伯刘明薰，父亲刘明蒸，三叔刘明荫，他这一代就是“道”字辈的，那么他就叫刘道雨吧！
有了自取的学名，刘道雨又迫切地想上学了，可是家有薄田六亩的父母要集中财力供养他的大哥读书，直到老大十七岁读完湖北省第八高中，参加了抗日的青年救国军，父亲才批准这个八岁的老三跟着十三岁的老二一道跨入学门。此时，比起同龄的孩子他已晚上了两年，二哥更是晚了七年。兄弟二人没有选择蔡阳铺的公立中心完全小学，而是舍近求远，到十里开外的翟家古城去读私塾，因为一者，私塾农闲开馆，农忙放假，一年大抵只读四个月的书，其余时间可以在家帮着父母干活，二哥下地耕种，他则继续上山放牛；二者，私塾比公立学校便宜，每月学费只缴大米三斗，若是没有大米，还能折成小麦、高粱、布匹，甚至赊欠也行，只要年终能够交上。
翟家古城私塾的先生，正是那个说孔夫子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翟秀才，刘道雨还记得翟秀才文绉绉的模样，而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翟秀才却不怎么认得他了。开学之日，翟秀才又问他兄弟二人尊姓大名，刘道启上前一并答道：“姓刘，我们大哥刘道旺是从读过先生的，我是老二，叫刘道启，他是老三，叫刘道雨。”翟秀才沉吟道：“道旺、道启，都是好名，这个道雨么，道中遇雨乃行人之所忌，不若改个‘玉’字，玉者，君子之喻也！”刘道启拍手叫好，翟秀才又说：“读书人有名有姓还需有字，我再赐他一个字吧，就叫叔嘉，伯、仲、叔、季，男子第三谓叔，家有美玉可嘉，如何？”刘道启又拍手叫好道：“我不如三弟一半聪明，我就不要先生赐字了！”
翟秀才忽然双手扶着眼镜，凑到近处看这老三，嘴里说着好像是在哪里见过，这个时候，姓刘名道玉字叔嘉的八岁儿童方才开了口说：“三年前我放牛时见过先生，先生还说过孔夫子日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翟秀才“哦”的一声道：“原来是刘家小牛郎！当年王莽篡汉，你家祖上东汉开国皇帝刘秀，起兵恢复汉室以前也放过牛，也是在那个山坡上！”刘道玉说：“我不稀罕皇帝，我只稀罕孔夫子，先生，孔夫子喜欢放牛吗？”翟秀才不高兴了，道：“孔夫子不喜欢放牛，孔夫子也不喜欢对牛弹琴！”
自翌日起，刘氏兄弟就又成了翟秀才的门生，刘道玉比刘道启小五岁，却有刘道启五倍的聪明，一班八个学生，读书最好的是刘道玉，无论《三字经》《百家姓》还是《增广贤文》，读上几遍就能背诵。习字也好，叠纸、磨墨、握笔、临帖，写出字来横平竖直，有模有形。全班学习最差的倒是年龄最大的刘道启，连赵钱孙李都念成了赵钱生你。对于这样的笨学生，翟先生轻则用戒尺打手板心，重则用细竹棍儿打脑袋瓜，一边打一边还念念有词：“苦！苦！苦！不苦何能通今古！”
刘道启的手板心经常肿得发面蒸馍一般，别看翟秀才年近花甲，又瘦又喘又是个近视眼，打起人来却是稳、准、狠的。刘道玉同情二哥，就教他无论天晴下雨头上永远戴着一顶帽子，帽子的内部暗暗垫上马粪纸，或者棉花套子，这样当翟秀才用细竹棍儿打来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厚厚的保护层，比硬对硬要松缓得多了。刘道玉得知翟秀才不仅是个秀才，而且通过乡试还考中过举人，只是一场大病误了上京参加礼部会试，不然继续考个进士亦未可知，是不会窝在翟家古城教私塾的，既然他有那么多的学问，就不妨多向他提些问题。
虽然翟秀才说孔夫子不喜欢对牛弹琴，自己却极喜欢对弟子显摆学识，刘道玉问：“先生，枣阳县为什么要叫枣阳县呢？”翟秀才道：“此县原名蔡阳县、襄乡县、广昌县，因隋文帝的太子杨广有个‘广’字，为避其讳而改为枣阳县。枣阳者，棘水之阳也，阳者，南也，故棘水之阳就是棘水之南；枣者，二束也，就是那个‘棘’字。”翟秀才说得摇头晃脑，刘道玉听得似懂非懂，又问：“那，蔡阳铺为什么要叫蔡阳铺呢？”翟秀才显摆道：“这事得从《三国演义》第二十八回‘斩蔡阳兄弟释疑，会古城主臣聚义’开始说起。却说关羽护驾二位嫂嫂逃离曹营，过五关斩六将一路来到古城，却被那二弟猛张飞一杆丈八蛇矛迎面挡住，骂他背叛大哥投了曹贼，关羽正叫冤枉，忽听得背后人喊马叫。罗公贯中那段话是： ‘须臾曹军至，为首一将乃是蔡阳，挺刀纵马大喝日：你杀吾外甥秦琪，却原来逃在此！吾奉丞相命，特来拿你！关公更不打话，举刀便砍，张飞亲自擂鼓，只见一通鼓未尽，关公刀起处，蔡阳头已落地。’”
刘道玉听是听得有味，却仍不解道：“那头落在古城，与我们这里有何相干？”翟秀才说：“你这孩儿急个何事，只见那蔡阳头虽落地，身却不倒，骑在马上狂奔二十余里到了一处街铺，那马撞墙而死，以后此地就叫了蔡阳铺，蔡阳县也是因蔡阳而得名的。”刘道玉更加不明白了：“真是怪事，蔡阳头都掉了，身子怎么还不倒，还能跑出二十多里地呢？”翟秀才终于回答不上来了，又不高兴道：“蔡阳是一世豪杰，他不倒，他要跑，你叫我把他有个何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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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非写不可的后记迟至今日才写的原因，是我直到昨天还不知道它的出版者到底是谁，不知道它今生到底能不能见天日。我以作者的尊严珍惜着留给本书的最后一点文字，哪怕它不过一百多行，我不许自己谢错了知音，如同在传主的八十大寿上不能走错了宴席。龙年以来，我在新居迎来了一个又一个叶公式的好龙者，他们看见书中的只鳞片爪之后，就捂着头部像黄鹤一样杳去。
现在好了，我终于可以点出两个人的名字：华文出版社副总编辑文学博士李红强，激情燃烧的湘女谭笑。后者打电话告诉我说，社里已经作出庄严的决定，不容我再有任何怀疑。
我还必须说出本书的起源，为此我的学妹李为博士应该从幕后走出来，是她与几位在京的同学运筹帷幄好了此事之后，就迅速的群体隐身，让武汉大学一切活动的积极分子许金龙在一天夜里，用一个电话诱使我踊跃上钩。那一年许金龙刚把诺贝尔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从东京请到北京，继而以大江《别了，我的书》的译者身份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的唯一翻译奖。他立誓要把我写的这部传记翻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让传主的海外朋友和知音，日本及其全世界的著名教育家池田大作先生也能读到。
金龙布置完了任务，我请教他怎么写，电话里传来他诡谲的笑声，他说不管怎么写你都要准备挨骂，写得草率同学骂你，写得圆滑读者骂你，写得尖锐当局骂你，写得太好不仅校长的对立面骂你，校长本人也要亲自骂你。而且写了能不能够出版，能不能够及时地出版和完整地出版都是一个摆在现实面前的问题。我说，但是如果不写我会自己骂我自己，即便不能问世，藏之名山我也认命。
他们在暗中进行的作者选举，我想一定是性情的因素多于才华。出自珞珈山上的才子才女如过长江之鲫，其中一秒钟也不犹豫根本就不考虑后果为何物的人可能是我。果然我像他们料定的那样接过钢枪，写完春秋时代一个古国覆灭的故事《神鸟》，我就开始了收集和阅读写传的材料。我说的是正式，其实还在写上部作品的同时，我已经蠢蠢欲动，吃在碗里望着锅里了。
他们的秘密策划只是在校长八十大寿的时候出版一本有关他的书，至于是一本什么书居然还没来得及定性。我打电话问北京的同学，大家都是校长的爱生，浪漫的女博士李为大力主张写成长篇小说，翻译家许金龙则倾向于写评传，经济学家杨向群连书名都替我取好了，但他说只要是写校长，什么体裁都行。再打电话到武汉征求出版家周百义的意见，这人不出我之所料地认为，传记比小说更有价值，而比评传更有市场。我重视的是他前面一句，李为却心有不甘，她说传记要写小说也要写，写完传记再写一本小说，她负责把它搬上荧屏。
我回忆着此前我读过的人物传记，傅译本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它们是西书传记的榜样，比起我马上就要开展的工作，其间的区分显而易见。以上三位传主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雕塑家兼画家、小说家，他们已经离去久远，盖棺定论，而将要出现在我的传记中的这位被免职的中国大学校长，其创造性的教育思想因故没能推行之前，他还没有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甚至他在二十年前就惨遭主流的否决，直至今日还备受争议。同时，巨人三传是后人写前人，生人写逝者，两者出生相距近四十年乃至四百年，我和我的传主却是一对健在的师生，三个月前还重逢于北京。此生褒贬，身后毁誉，一切尚是未知。
中国最早的人物列传，顺藤摸瓜应溯到《左传》《战国策》和《史记》，太史公本意记史，后世读者记住的却是史中千百人物，上至尧皇舜帝，下至刺客游侠，远非后来曾经有过的传记必写伟人之说。只要传奇，只要不凡，只要是自己心中的英雄，无论成败皆可立传。但我仍然发现，传记的写法是不一的，纵然是以《约翰·克利斯朵夫》名世的伟大小说家罗曼·罗兰，当他摇身一变为传记作者的时候，就几乎不肯给传主说一句话的机会，因为据说，传记若像小说一样描写对话，会严重影响人物和事件的真实。于是每到重要细节，传主欲发言时总是由作者跳将出来代为言之，偶或对话一次，也必须抄自本人的著作、书信、日记、创作谈，以及亲友知音的回忆文章，用句尾加注的方式将这些布满文学色彩的书面文字兑换成引号中的口语。这是大作家罗曼·罗兰狡猾的发明，然而应该承认，传中人物都是文如其言的文学家和艺术家，改为被湮没在抽象符号中的科学先驱，这样的严谨是行不通的。
本传的传主是化学家和教育家，他的著作除了唯一的自述，余者多是不可换为口语的化学分析和教育理论。我不敢想象，一部长篇传记里面没有一句对话怎么能够得到大众读者的容忍。因为巨人三传是傅雷的美译，我便再读同是傅译的另两部传记，又发现莫罗阿写的《服尔德传》打破了这个体例，莫罗阿写到服尔德的口吐鲜血，死期将至，有人提议要给他请来一个忏悔师，他却不肯在声明书上签字时说：“今天这样已经够了，不要把事情弄得严重。”
这句话谁能证明是他说的？接着他又奇迹一般活了过来，一副老朽的骸骨穿着皮边丝绒外衣，拄着手杖，坐着绘有金星的蓝马车，到剧场去看他第六次上演的悲剧。学士迎到门口，路人喝叫闪开，卫兵搀扶下车并且拥护着他送进包厢，观众高呼万岁，全体演员每人将一支桂冠戴在他的塑像的头顶，无数女人要把他抱在怀里，服尔德说：“夫人们，你们叫我欢喜得要死了！”又有人喊：“成千成万的人对您喝彩啊！”他又回答：“要是我临刑的时候，也有成千成万的人来观看呢。”
同样，这句话谁能证明是他说的？这简直是小说，伟大的小说家罗曼·罗兰也不敢写的小说，莫罗阿却这样写了。而举我们祖国的《史记》为例，且不说《刺客列传》中荆轲临行前的情绪数变，仅《项羽本纪》一篇就可听到，这位西楚霸王年少时在会稽见秦皇对项梁说的“彼可取而代之”，鸿门宴对樊哙说的“壮士复能饮乎”，兵败垓下对乌江亭长说的“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那时候没有电子监控，也没有访谈录音，司马迁跨着时代而且身被宫刑，极其不方便实地采访，句句话谁又能证明是他说的？
便是狡猾而严谨的罗曼-罗兰，为了传记必须的文学性，也用了有人攻击的艺术夸张。在《贝多芬传》感人的结尾，他这样写道：“他在大风雨中，大风雪中，一声响雷中，咽了最后一口气。一只陌生的手替他合上了眼睛。”那一场大的风、雪、雨可能会是绝对的真实，然而那一声雷，那一口正好在雷声中咽下的气，是绝对真实的吗？他却不能继续虚构那一只手了，读者可查，那一只替贝多芬合上眼睛的陌生的手的主人，是青年音乐家安塞姆·希顿勃兰纳，这只手是不可以虚构的。
我决定胆大包天地使用夸张和对话，这是从属于文学的传记的需要，也是大众读者的需要，我要让这部传记像小说一样好看。当然，拉伯雷的《巨人传》，菲列伯·苏卜的《夏洛外传》以及我最喜欢的鲁迅的《阿Q正传》不能成为我的参考，因为那是货真价实的小说。在传主的理论著作、生平自述、大事年表和爱生挚友们的大量回忆文章中，我将小心地抽取他的心灵之音为口语表达，力求达到真实而又理想的效果。
此时我才想起，大学期间其实我只见过他一次，考取插班生后因为单位强留不放，时过两周我以私奔的方式到校报到，错过了开学典礼上亲聆校长的训导；到校后我们班级根据省文联的愿望成立了一个文学组织，我是主要的负责人，那天夜晚本来要邀请他出席讲话，唯这一次，学生有请必到的校长因有外事活动而向我们请了假；直到毕业前夕，我们才在夏日的东湖之滨拍了一张全班合影作为纪念，五个月后就收到一纸神秘电传，五十四岁的他，目光深邃地坐在被我们环围的前排正中。
倒是《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的出版，让我和这位已被免职十八年的老人有了太迟的亲近。 我第一个写了评论文章《夜色下的凝思》发表在《中国图书商报》，接着在他主编的集体回忆录《创新改变命运》一书中，我又是第一个写了纪念文章《我与我梦中的那一座仙山》。这次写完以后我才正式收到征稿通知，发现篇幅是他规定的五千字的五倍，赶紧向他致歉，要求重写一篇短的。他回信说，那你就再写一篇短的吧，不过这篇长的也要。他把我的长文从网上发给我的同学们，让他们也这样肆无忌惮地写。
我们就此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网上通信。无话则短，有话则长，最长的稍作整理就是一篇随笔，此类信件不下一百封。我发现校长原来是很时尚的，他上网，下载文章，发电子邮件，只是坚决地不开博客和微博，害怕匿名粉丝的打扰。他还会发手机短信，速度之快，一分钟内能够和我进行两个回合。春节时我们互寄贺卡，兴致所至还在卡上赋诗，深情厚谊远远超出当年在校的时候。这些都成了我的传记资源，彼此用灵魂进行的交流，使他在我心中的崇高影子一点一点地血肉丰盈起来。
传主是创新教育家，我曾想以创新的结构来写这部创新者的书，但我最终觉得，做人还是本分点好，按照传统模式从出生的那一天写起又怎么了，人类未来的房子也未必会从顶层或者中部动工，所谓创新的终极价值并非形式。我打电话问我母亲，1933年出生的人是什么属相？母亲说她没有记住，我降了一个甲子问，1945年的人呢？母亲说她也不会计算，我又降了一个甲子问，1957年呢？这次母亲一口就报出来了，属鸡！
这是母亲为本书做的最初也是最后的贡献，几天后她因为医院的责任事故意外丧生于一次极小的阑尾手术。当时我刚写完第一章，大约六千多字，属鸡的传主被取名福娃，闻讯我只觉得天塌地陷，哭着奔回老家去见殡仪馆里的母亲一面。回京途中我从学生的短信中得知家人刻意向我隐瞒的真相，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追究医责，眼前日日夜夜都是母亲冤逝的景象，第二章没法再写下去了。清明节前，我第二次回乡，把从此孤身一人的父亲接到身边，让他离开与母亲共度晚年时刻都会触景生情的那间旧房。
作出这个决定，依然是我根本就不考虑后果的习性所致。父亲到京当日，我立刻变得忙乱不堪，妻子上班，儿子上学，我家没有雇佣什么家政助理，此前一碗剩饭一盏残羹，微波炉里一转中餐足焉，现在是父亲大悲大恸万念俱灰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候，我必须以最快速度接过家庭主妇担负的一切，干完这些还有余暇，再打开电脑看看关心我的朋友给我发来的邮件，然后撰写讨伐罪医的文章贴在网上。
距离金龙为我设计的年底完稿，还有七个月，我的电脑里依然只有那六千多字，我开始发慌，但我不能把这糟糕的情况告诉给任何人，甚至连母亲的事也没让他们知道，担心因此而遭到误会。重新动‘工是在五月中旬，我下决心让自己由悲痛和愤怒变成疯狂，每天做完琐事之后写到深夜，以此追回失去的时光。三个月过去，我的心中有数了，自觉得再有一个月就可进入尾声，因为全书已有了四十万字，书中的重要事件也由别人转向自己。
这是我初定的最后一章，以悲剧而结束全传。
九月，在京同学相约小聚，听我汇报写作进展，得知我几乎快写完了，大家一片呐喊，理由是传主作为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他的生命尚在，他的战斗未止，传记要和传主同步，应该与时俱进地写到当下。隐到幕后的李为每到重要关头又在手机里发表讲话，她把壮丽的结尾都安排好了，要写到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那一天，收到一封校长自谓“逆耳忠言”的公开信。
我承认大家都说得对，于是回去再读资料，又续写了免职后的第四部分。这么一来，总数就差不多有了七十万字，一册变成上下两册。
在中国作协的春节联欢会上，《北京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执行主编杨晓升知道了此书，他让我写完给他看看；接着在北京作协的元宵茶话会上，他又对我旧事重提；再接着广东《作品》杂志来京宴请作家，我们第三次见面，这次他具体地要求我从书稿中精选出五万字的章节，发到他的邮箱里。回家后我这样做了，于是就有了《北京文学》2012年第7期作为报告文学的红色头题：《刘道玉：八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高教改革》。
晓升要求我在篇前楔入一个引子，由时下引到遥远的二十年前，我也这样做了，并且就是李为博士倡议的那封致清华百年校庆的逆耳忠言书。我们这样合作的原因是，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有诸多貌似，譬如都是取自真人，取自真事，不同的无非是一个现实一些，横向一些，事件一些；一个历史一些，纵向一些，人物一些。虽然也有不似的地方，譬如，相比当今许多被冠以报告文学的作品实际上是只作报告，前者更新闻一些，后者更文学一些。
选章在社会上产生反响，晓升向《北京文学》广大读者发布消息的当日，他的微博中就收到两方对立的意见，我的微博也来了不少。两年后的事实证明，策划者许金龙当初的预言是英明的。在有人爱屋及乌地对我进行赞美的同时，我也受到了有人恶其余胥的谩骂。我从匿名博主的已知信息里分析着他的人生经历和社会关系，本人以及关乎者是否在当年的教育改革中有所失去，抑或无从得到，因而迁怨于发端教育改革的人？当然，也不排除其另有宏观的思考，深刻的研究亦未可知。但我尊重骂者的勇敢，如同感激赞者的真诚。
我借范仲淹的“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来献花传主，同时羞涩地供认自己只写了他的长江一粟，珞珈山上一粒微石。我还想说，作者之于传主，并不仅是愚生之于恩师。曾经近距离的听琴人，自己受惠其声，妄称知音，如今弦断琴台，却还依稀记得当年弹奏者的欢乐与痛苦，风采与壮志，假若正直，尚且又没丧失说话的功能，趁着记忆犹存而不计得失地告诉后来的人，这也未必不是一件正常的事。
拙传行世之日，我再发表一个宣言，人若动容，那是因为传主；人若动怒，那是由于作者。我将以视死如归的姿势拥抱骂名，也迎接批评，同时还希求一些人的涵谅，在这本传中，我不仅引用了传主及其亲人、学生、朋友、同事的诗歌、文章和书信，还引用了别人写他及其亲人、学生、朋友、同事的这类文字，另有社会名流对于有关他们的时代和事件所作的精彩记录和评论。因为他们比我表达得完美，与其装模作样地从事改编，还不如老老实实地照本相抄，后一种做法的道德，是可以对原作者致以磊落的谢意。
同学们，以李为与许金龙们为主的，我写完了，我的心灵从此安定。
2012年7月16日深夜于北京竹影居
《刘道玉传（上下）》由野莽编著。
《刘道玉传（上下）》讲述了：
一所全世界最具特色的大学，春光秋色，樱开枫谢；一位全中国曾经最年轻的校长，风流云散，潮起水落。八十章精彩文字，八十年传奇人生，石琢成玉，玉化作石，为理想的教育垫基，为精彩的学子铺路。他眼里的学生没有身份之别，只有青春、学子、人才；他的心中没有高官、大权、重利，只有百年武大、学者风骨、教育改革。誉之者称其为中国的罗索、当代的陶行知、武大的蔡元培……在百年武大的历史上，他成就一段传奇岁月。在魂系母校的学子记忆中，他永远是“我们的刘道”；他的全名叫刘道玉……
刘道玉，1933年11月生，湖北枣阳人，汉族。著名教育家、化学家、社会活动家。1977年，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为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统一高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81至1988年年起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1988年3月6日，刘道玉被国家教委干部局负责人奉命宣布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现任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野莽编著的《刘道玉传（上下）》讲述了一个人和武汉大学的历史传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