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一定知道历史上最伟大的色情小说《O的故事》，但你一定不知道多米尼克·奥利。

多米尼克·奥利，终其一生，书写了一封最长的情书——《O的故事》；她写了这部色情小说只是为了取悦她的情人；她在向O娘，历史上最伟大的荡妇表示敬意；她在通过笔下的文字，向情人娓娓诉说她的爱——我放下了自己，将一生交给了爱。

其实，多米尼克·奥利是一个喜欢玩“躲猫猫”的女人。她的《O的故事》一经出版，她的游戏就开始了——试想，一个情色作家，披上“隐身衣”，或许在你身边，或许坐在你的对面，听你谈论她的小说，无论是褒是贬，都喜怒不形于色、事不关己地游走着，有心无心地听着，这是多么游戏的状态。

最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O的故事》的出版以后。一部色情小说竟然获得了文学大奖！

这是一部严谨而中立的传记文学——中立地搜集信息、中立地谈论事件、中立地勾画人物。

传主多米尼克·奥利(1907—1998)是法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杰出的翻译家，作家，伽利玛出版社审稿委员会唯一女审稿人。她终其一生只写了《O的故事》一部小说，署名为波利娜·雷阿热。

色情小说《O的故事》的出版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从一千册不到的印数到一九五五年一月获得了双偶文学奖，这本书一直在秘密出版。人们乐此不疲地猜测着《O的故事》真正的作者，但是，没有人猜得出答案。对多米尼克来讲，《O的故事》只是写给情人波朗的一封长长的情书。

多米尼克·奥利是一个喜欢玩“躲猫猫游戏”的女人。试想，一个情色作家，披上“隐身衣”，或许在你身边，或许坐在你的对面，听你谈论她的小说，无论是褒是贬，都喜怒不形于色、事不关己地游走着，有心无心地听着，这是多么游戏的状态。《O的故事》从1954年出版到1975年解禁，多米尼克一直游戏着。

《O的故事》的出版、查禁以及引发的诉讼，卷入了多米尼克的情人和身边的朋友，这个隐身在事件背后的女人，用了巧妙而智慧的方式默默平息了事端，不由得让人感叹她的社交能力。

她喜欢神秘——“这一切要等我不在了才会发生，就让那些人自娱自乐去吧。”

【第一部分】波利娜·雷阿热

 O的故事

出版前后

《O的故事》事件

事件的结局

写作风格

两个结局

一个通俗的文本

写作上的合作伙伴

思想与政治环境

社会背景

女性色情文学

色情与神圣

“德·迈尔特伊夫人的反抗”

 战后

与让·波朗相遇

《法国女人》与《方舟》

清算

让·波朗的双重性

诗集

与阿拉贡及法国作家协会之间的冲突

《七星丛刊》

《方舟》结束

伽利玛出版社审读委员会

伽利玛出版社

与让·波朗的关系

洛桑书业行会

 公众生活

子夜出版社

让·波朗与埃迪特·托马斯的冲突

芙洛朗丝·古尔德

《新新法兰西》杂志

文学奖项

翻译家和批评家

波朗退休

波朗的私人生活

波朗之后

【第二部分】安娜·德克洛

 安娜·德克洛

童年

年轻女人

梯也里·穆尔尼埃

思想革命

关系

地下爱情

离婚

《战斗》

《起义者》

多米尼克·奥利的文章

危机

《法国诗歌导读》

 战争

入伍

杂志

《法国思想与作品》

逃亡

《十七世纪巴洛克才子诗选》

分手

抵抗组织

巴黎解放

地下情

地下文学

 莫里斯·布朗肖

成长

《战斗》与《起义者》

分裂

政治暖昧

杰弗里·梅尔曼

成《<战斗>上的布朗肖》

战后的杂志

友谊

政治介人

与《新法兰西》杂志的冲突

【第三部分】多米尼克

 埃迪特·托马斯

小传

战争

相遇

爱情关系

忠诚

《法国文学》

让·波朗

安娜一玛丽

著名女性

失败的游戏

消失

 雅尼娜·埃普雷

让·弗特里埃

肖像

相遇

与波朗的关系

好几个人的生活

最初的小说创作

与多米尼克的爱

多角恋爱

分手

让的色情之夜

《零度厄洛斯》

 结论

四重奏的尾声

与《O的故事》相对照

神秘的通信

译后记

雅克和安娜的通信仍然是开始时的那种基调，洋溢着爱情，同时带一点无精打采的情绪，但是越来越多地涉及到国内国外的局势。尤其是雅克，因为他的职业是记者，必须直面周遭的动荡。安娜则身处家庭的保护之下，躲在洛诺瓦，不过雅克经常提醒她，虽然总是尽量把这悲惨的现实说得轻一点。即便是在战争的前夕，人们还是不能够相信它的存在，因而也不能够清晰地看到它的存在。只是在这一九三九年初，战争已然在了，甚至无处不在。

雅克主要害怕战争会拖延安娜返回巴黎的时间。“我的安奈特，你究竟哪天回来？我希望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先生在你返回之前能够尽量安静点，但是我不能够确定。他们真是不可救药。这里又是一片盛景，没有去年九月那么恐慌，但是大家都忙个不停。火车和地铁挤满了士兵，到处都是戴着头盔、骑摩托车的通讯员，又一次大征兵。不过报纸什么也没说，沉默就是胜利吧，于是人们非常平静，在初春美丽的阳光下闲逛——这次我也依然不认为战争就会真的来临，但是每一次的危机都令我觉得我们离战争又近了一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破坏了与法国的关系，雅克很难再抽出时间给安娜写信。巴黎的气氛令他非常不安。“在巴黎，人们重新变得紧张起来。女佣今天来的时候问我：‘是不是战争很快就会爆发？’我安慰她说不会的，因为我不认为战争会爆发，至少不是现在。但是一九三八年还算是平静的一年。战争的警报每隔三个月拉响一次。今年则是每隔两个星期。我又找到了不工作的好借口。我的确基本不做什么事情了。”巴黎传来的消息令人心焦，安娜不得不待在洛诺瓦，她必须保护菲利普。雷蒙也要她留在洛诺瓦，还有安娜的父亲：“巴黎的前景是那么黑暗，雷蒙一封信接一封信地给我写，要我留在这里。但是我还是会去巴黎的，最多必要的时候再把菲利普送回这里。”

安娜定时会去巴黎，但是大多数时间都留在乡下。七月，如果她还有时间通知情人，她经常会在最后一分钟取消约会：“瞧，我的雅克，今天晚上我不来巴黎了，想到你可能先会在《法兰西行动》报社等我电话，然后又会在大科洛纳咖啡馆等我，我感到非常难过。我的母亲很不舒服，我还不能离开她。”而在这一九三九年的夏天，往常的习惯并没有改变。雅克仍然靠写文章、游泳打发日子，八月，他准备像往年一样，和家人一起去瓦罗尔西纳度假。

然而，还是有一些小事情打破了表面的平静。“如果您已经知道，或者您已经猜到，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天气非常晴朗，不过云也很多，今天早晨，我们一起看过的空军飞机来过了，在洛诺瓦的上空，这让我想起昨天，在马萨琳娜大街和阿尔玛街区。”安娜正在做一件对她来说非常重要的事情，对于她自己往返巴黎与洛诺瓦非常重要，同时对于她的朋友和情人们也非常重要：她在学驾驶。“整整一个月，直到您度假回来，我应该都在学车。我又重新开始学了，昨天和今天，我惊讶地发现开车真的非常容易，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我也因此而破了产，这里学车至少比巴黎贵一倍。”

八月初，雅克去了瓦罗尔西纳，为了平息相思之苦，在自己的房间里，安娜想像出一些不存在的密友。在书房的柜子上，一排中国的小瓷动物看着她，和她说话，仿佛情人一般和她吐露心声：“亲爱的雅克，自从我回来以后，我一直试着和我的小动物一起平息我的相思之苦。我几乎没办法做到。但是这些小东西很漂亮，在我书房的柜子上排成一个圆圈。克洛维比兔子还要小。它们从不争吵，但时不时会转过身去互不理睬。我还没找到办法让它们不要这样。”有些小东西还有名字——居斯塔夫和阿尔贝。除了这些小东西之外，还有真正的动物，一只狗和一只猫，伊莎贝尔和阿加莎，另外还有一只兔子。所有这一切都陪伴着安娜，与她一起分享甜蜜的秘密：雅克的爱。  另一个娱乐：学车和八月二十日要考的驾照：“我继续每天学车，我再也不会开到沟里了，而且能沿着人行道倒着开很长时间，我觉得很好玩。得去拍身份证照。当然，这种照片都是很糟糕的。我看上去很残忍——也许我会让考官感到害怕——这是唯一有胜算的事情。”她没费什么大劲儿就拿到了驾照，因为她觉得驾驶很有乐趣，而且她远在洛诺瓦，开车的确有很大的用处。“现在我已经能在公路上飞驰了，如果道路状况良好，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害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十天后的考试就一定能过。”安娜去巴黎的次数更多了，但是到了八月底，又开始全民征兵。有一天和雅克在一起时，她送了他一只中国小瓷器，一只小斑马，这成了他们分离的信物。在此后的日子里，雅克一直随身带着这只小斑马，看到它就想起自己的情人。尽管在三十年代，雅克已经数次出发服预备役，进行军事训练，但他还是没有立即入伍。

战争在雅克看来还不确定，然而传来的消息似乎已经确认无疑：“我还没有入伍(我可能真的要到‘总征兵’的时候才会入伍)，但是很多人都入了伍(比九月份的时候多)，并且表现得很好(他们唯一的公开表现就是——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的——去买《人道报》，并且当众撕毁)。昨天晚上，灯又被遮住了。至于政治局势，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任何预计都显得十分可笑(也许在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一切就已经有所决定)。然而，我还是很有可能要参军的。局势比九月要糟糕得多，如果战争没有爆发，也许一切会回到正轨(当然我们不会很光彩的)。或者，即便有战争，这也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而是象征性的、短暂的战争。如果入伍，我还能在巴黎待三天时间，那样我会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还是希望，我的爱人，你能来看我(你可以一早到或者写两句通知我：这两种办法都可以)。接着我就会去枫丹白露，二一二兵站，拉乌区。我会在那个兵站停留几个星期，或者立刻分配下去。最好不要指望那个时候还能见面，除非我给你通知。”

局势日益紧张，这让雅克感到极为不安，因为他害怕战争来临之前不能够再见情人一面。安娜也很焦虑，而且她从父亲那里得到的信息证实了她的担心。她和父母离开了大学城，住在洛诺瓦，她负责搬家的所有事情，包括搬运家具：“我担心召集令很快就要下达。昨天早晨，我走之后，留在巴黎的父亲收到他的召集令，下午就去布劳涅森林报到了。这意味着英国人也许已经开始准备登陆。但是，要走也应该是等到召集令下达的第二天才走。雅克，如果你收到召集令，能不能立刻告诉我？我想，我能够去枫丹白露试着找你，如果我能够提前一点知道你的消息。昨天我乘火车回来，车里挤满了去枫丹白露的士兵和其他人，大家都很平静，很坚决，显然，对于德国向各国宣战的事情，大家都极为不屑——这与去年有着很大的不同。现在家里塞满了从巴黎运回来的家具，还盖着被单。我们的邻居是巴黎的一个小学老师，她也应召入伍了，已经去报到。上帝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街头的秘密会议仍在继续。”

八月三十日，巴黎和法国的乡村都陷入了恐慌之中。从物质上来说，法国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然而在精神上却完全没有：“这里的乡间，人们都很平静，对这一切感到很厌烦。部队征调了越来越多的马匹、汽车和卡车。在这附近走乡串户的商人也少了，很多人感到害怕，开始储存物品，以至于现在糖、汽油、有牌子的面粉开始短缺。……家里塞满了包着被单的家具，我们也不愿意拆开，万一马上就要再运走呢。我把书整理好了，放在我的中国小瓷器旁边，还有那只你送给我的红色花瓶，我的爱人，我不愿意把它留在巴黎。”

随时都有可能下达个人的入伍通知，甚至是总征兵的命令。的确，第二天，命令就下来了，但是非常奇怪，命令是以集体的形式下来的。关于战争的乐观估计失去了意义，不可能再抱有任何幻想。雅克必须立刻到枫丹白露兵站报到，他此时最大的忧虑是不能让安娜就这样身无分文地待着。她不再能够发表文章，因而也被剥夺了一切收入来源：“两小时前下达了入伍总动员，此时再坚持认为战争可以避免当然需要极大的乐观主义精神，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然而我还是这样认为，即便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可我还是认为它很可能是象征性的，随时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但是九月五日星期二早晨我就要到枫丹白露去报到了，我不敢期望你在这之前能到巴黎来。但如果能来，我每天早晨十点之前都在这里。也许更大的可能性是我在枫丹白露见你一面(第四十六兵团，拉乌区)，星期二或者星期三？我一确定在枫丹白露能够停留的时间就给你写信：不过我觉得很可能(还不能确定)我至少可以在这里待两到三天。我亲爱的安娜，我爱你。我不希望你忘记我爱你，也不希望你认为我忘记了对你的爱，尽管有令人烦扰的希特勒先生存在。我很快就能够再见到你，但是眼下，我会将你带在身边，不论我到哪里，你都不会离开我的。给我写信，寄到枫丹白露二一二兵站(在信封上不需要注明拉乌区，而且这也许是禁止的)。安奈特，我的爱，我爱你。”

P230-233

《O的故事》的出版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法国文学界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分成两个阶段。一九五四年六月，这本书的出版还是秘密进行的。一千册不到的印数，在一年里销售一空。当然，口口相传起到了相当的作用，但仍局限在文人的小圈子里。直到一九五五年一月这本书得了双偶文学奖，才算挑起轩然大波。

尽管这本书带有精英文学的一切特征：色情的内容，豪华的装帧，不菲的价格，可新闻界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于是负责审核的当局不得不采取行动。作者用的是笔名：波利娜·雷阿热。两位名人公开介入了书的出版：让·波朗为该书作序，让-雅克·博韦尔则是该书的出版执行人。让·波朗是当时法国出版界数一数二的人物，伽利玛出版社审稿委员会委员，《新法兰西》杂志历史领域的负责人。让-雅克·博韦尔也被看作是颠覆性的出版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就在不久前，他重新出版了萨德的全集。

《O的故事》从主题而言就很有惊世骇俗的味道，它描述的是施虐与被虐的色情行为；从作者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一个女人竟然为奴役中的爱情而辩护；造成这个惊人事件的当然还有环境的因素：法国政府当时的道德政治自有其准则。然而，在色情文学史上，《O的故事))的故事还是有它的独特之处。书中的女主人公并非纯真少女，而是一个主动将酷刑看作爱的证明的女人。叙述是借O的视角进行的，叙事者是O，而不是刽子手。她不是在“遭受”痛苦，而是“谋求”痛苦。

O被她的情人勒内带走，带到一座奇怪的城堡，那里的统治者是一群男人，而女人都是男人的性奴隶。有人向O解释说，只要她爱她的情人，就必须接受强奸、折磨和侮辱，因为她的情人希望她这么做。O没做任何反抗，在她看来，这种爱的条件似乎非常自然，无可厚非。这个团体的每个男性成员都可以随意占有O，和她发生性行为或是对她进行性虐待。

两个星期之后，O离开了城堡，勒内告诉她，她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自由。因为她将戒指戴上手就意_味着接受了规则，只要戴有相同戒指的团体成员愿意，她就必须奉献出自己。并且，在委身之时有一系列关于着装和行为方式的规矩要遵守。O重操旧业，做回她的时装摄影师，只是更加沉默、更加憔悴。她被时装模特雅克琳娜深深吸引了。O喜欢顺从男人和征服女人。就在O和雅克琳娜发生关系的时候，勒内把O带到了另一个男人家。这个叫斯蒂芬爵士的男人应该是个英国人，有一定年龄，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勒内太欣赏他，以至于将O奉献给他。斯蒂芬爵士成了O的新主人。

被情人抛弃的忧伤很快在斯蒂芬爵士的残忍和绝对中消失得无影无踪。O爱上了斯蒂芬爵士，开始蔑视勒内。而勒内堕入了雅克琳娜的情网，雅克琳娜完全控制住了他。斯蒂芬爵士是一个非常具有力量的人。他也爱O，合不得抛弃她。O越来越听话，任主人大发兽性，家常便饭的鞭笞，还有通过嘴、生殖器和腰实施的性暴力。斯蒂芬爵士决定把O带到安娜一玛丽家，一个套着很多环的女人。在安娜家，他在O的腰间用烙铁烫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又在O的阴唇上穿了两个硕大而沉重的金属环。这是她作为性奴隶的标记，昭然若揭，无可争议。O骄傲地看着自己的身体因为疼痛而日渐消瘦。她属于斯蒂芬爵士，并为此感谢他。随后，他们决定一起去斯蒂芬爵士在法国南部的度假别墅，和勒内、雅克琳娜以及雅克琳娜的妹妹纳塔莉一起，纳塔莉很快便迷恋上了O。

性暴力和性折磨一如既往，无休无止。直到有一天，斯蒂芬爵士将一个陌生人——德国人或者是弗拉芒人——介绍给O，他称呼这个男人为司令。他要O满足司令的欲求。第二天，他为O带来了一个猫头鹰的面具。他们一起去了另一个城堡，O赤身裸体，只戴着这个面具，脖颈间拴着链子，由纳塔莉牵着。人们好奇而恐惧地看着她。深夜，斯蒂芬爵士和司令把她按在桌上，轮番占有她。最后一幕是整部小说最为梦幻的场景。就好像一场梦，高悬在空中。小说最后的两句话分别揭示出小说两种可能的结局：抛弃或者死亡。但小说并没有确定结局。

让·波朗将《O的故事》的手稿带给了让-雅克·博韦尔。自一九五二年起他就经常向博韦尔讲起这部稿子，说“他现在的心思都放在一部神秘的手稿上”，但从来没给他看过。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四年的这个冬天，他们在雅各布街见面，波朗正好带着手稿。在波朗的一再坚持下，让-雅克·博韦尔同意读一下手稿。回到家之后，他打开信封，开始阅读手稿。一口气读完之后，他叫道：“这是我的书。波朗说得对。这是我这几年来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博韦尔便打电话给波朗，提出要立即和作者签约。波朗似乎有点尴尬，说还有点小麻烦。作者已经和另一个出版商签订了合同，安德烈。德菲，一个很好很有教养的人，执掌着一家小出版社——两岸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出过一套有趣的丛书——“他们如何生活”，讲述的是作家赖以为生的手段。他也出版过雷内·德布西描写印度支那战争的《皮阿斯特交易》，并因此被判了刑。《O的故事》的合同已经签了，但他最终不愿意再冒被判刑的风险，因为那样将会导致他破产。因此，他也拒绝收回付给原本打算在他这里出版的波利娜。雷阿热的订金，于是让·波朗才想到了让-雅克·博韦尔。

让-雅克·博韦尔对这部书尤其看重。他跑到安德烈·德菲家，毫不犹豫地买下了《O的故事》的合同。他付了旧币十万法郎(大约一千五百欧元)，和德菲所付的订金大致相当。作者版税定的是百分之十二，序言作者可以拿到百分之三的版税。谈判完全由波朗一个人出面，波利娜·雷阿热没有出现。这本身是作者用笔名的意义所在，波朗是序言《奴役中的幸福》的作者，是这本书的唯一代表。

博韦尔是他最后的希望。波朗先是将手稿交给了伽利玛出版社的审读委员会，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八日的一封信里，加斯东·伽利玛对让·波朗说，可以把《O的故事》的手稿带来。这就说明书早完成了，却拖了很久才出版。尽管审读意见上签的是“一类文稿”，让·杜图尔还是对加斯东·伽利玛谏言道：“加斯东，你不能出版这类的书。”伽利玛也觉得自己不合适出版它，他拒绝一切丑闻(但是，就在差不多的时期，他却出版了让·热内的小说)。主题的不合时宜是显而易见的，更要命的是，书的作者是位女性。阿尔贝·加缪赞同出版这部小说，因为他反对一切审核制度，只是他也不能够枳信女性能写出这样的书：“女人写的？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是女人写的！”开始无人知晓这个秘密，因为波利娜·雷阿热就在伽利玛出版社工作，却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身份。

《O的故事》的出版非常谨慎，少数好奇者和爱好者可以在巴黎的书店买到这本书，还有些人打发他们的仆人来买这本不太道德的书。书的主题和神秘的作者使得一切迷雾重重。角色分配的游戏：猜出藏在书后的那个人。《O的故事》在书店有售，但还是被列在禁书之列。所有人都在私底下谈论它，而新闻界对此保持沉默。“新闻界不知道这部小说的存在，他们不感兴趣。他们不知道这部书的文学手法。，除了《星期日晨报》的克洛德·艾尔森在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发过文章以外，没有一个记者谈论它。”

只有作家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杂志上描述过这本书的独特之处。两篇关于·《O的故事》的主要评论都是作家写的，一篇是安德烈·皮埃尔·德·芒迪亚戈在《评论》杂志上的文章。，一篇是乔治·巴塔耶在《新新法兰西》杂志上的文章O，两位作家都谈到了书和色情的关系。他们是把书当成文学来谈论的，神秘文学，只是从表面上划分的一种类型的文学。乔治·巴塔耶写道：“这本书可以和科洛索夫斯基的《罗贝尔》相提并论《罗贝尔》更具误导性，因而也许从这个角度上更令人赞赏)，这是一部绝无仅有的书。”这类文学“造就了自己的作品，它终结了承载它的语言的可能性”。安德烈·皮埃尔·德·芒迪亚戈说，“这部书的文风如《克莱夫王妃》的语言一般纯净，炽热得难以形容，有一种简单的力度之美，支撑或者说引起怦怦不停的心跳”，“波利娜·雷阿热和葡萄牙修女或阿维拉的圣·泰蕾丝一样可以免除道德的评判”。芒迪亚戈一定知道谁是该书的作者，因为他在提到十七世纪宗教和古典诗歌时已经有所影射。

莫里斯·纳铎在《新文学》中也对《O的故事》有所评论，但仅限于对文风的感觉。他指责波利娜·雷阿热没有像萨德那样，无所节制直至“谵妄”：“最为‘大胆’的描写用的是沙龙语言。”这是文学评论性的文章，而非作家的文章。他没有看到小说的奇特之处。然而，他揭示了一部分谜团：“据说，藏在这个笔名之下的是一个女文人。”并且猜测到了问题的某个方面：“更严重的是她倾向于让我们认为，她将色情与某个世界的荒淫混为一谈。读了这部书的前八十页，我们很难可以松上一口气。”事情过去很久之后，在波利娜·雷阿热与密友雷吉娜·德芙日的一次谈话中，她承认：“……我开始时只是想讲述一些说给自己听，让自己入睡的故事……于是，前六十页都是这样的。之后，我才试着构建一个故事，但是前六十页就是这样，很单纯地来到这部小说里。”其他的记者和评论家都在犹豫，没有明确表态，或出于无知，或出于谨慎。有些观点性的专栏则热衷于身份猜测的游戏——究竟谁是波利娜·雷阿热？“让·波朗、安德烈·皮埃尔·德·芒迪亚戈、马尔罗、蒙泰朗或雷蒙·格诺……”还有说是几个年轻的作家(他们表示过自己要写这样一部书)，当然，也有人猜是多米尼克·奥利。

和多米尼克的初见，其实早在十几年前，还在攻读翻译理论的硕士。法国翻译理论家乔治·穆南那本几乎被奉为圣经的《翻译的理论问题》就是由她作的序。但是，那时对她的印象不过是几个字母组成的姓名，连能够让人惊鸿一瞥的能量都没有。她为一本理论书(而且是语言学途径的翻译理论书)写序，严肃、平淡而老到的语调，以至于我除了以为她——说到底，我连是“他”还是“她”都没有弄清楚，大约总认为学术上是没有性别的吧——是“前辈”的“前辈”之外，不可能再生出敬畏之外的情感。

是她隐藏得太好吗？还是过去了很多年，这个男权社会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对于大部分读者——包括法国读者一一而言，她从来都不是一个公众人物。尽管她身后的那个时代曾经是法国所谓“知识分子”最耀眼的一个时代；尽管她身后的波朗、布朗肖、伽利玛、巴塔耶，甚至比他们早一辈的纪德——再或是微妙地站得离她有一定距离的阿拉贡、萨特、莫里亚克——早就跨越了国界和时间，在一个世纪里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谈资，而且还有延续辉煌的态势；尽管，她笔下的O或许激起了每一个读过这部所谓“色情小说”的人的最强烈的情感：厌恶、激情、痴迷……

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相信，隐身是她要的结果。因为当事人的故意，这成了一个“躲猫猫”的游戏，充满了趣味。当事人是一个聪明而立体的女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空间里以不同的一面示人：安娜·德克洛、多米尼克·奥利、波利娜-雷阿热。每一个名字呈现出来的每一个面都是真的，都做到了极致。名字当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几个面有交集，却互不干扰，彼此之间没有要求牺牲，没有未完成的不甘。如果愿意拿出一点点耐心和好奇走近她，人们应该既喜欢那个“套上一丝不苟的行头”，带着“每天的微笑，习惯性的温和与沉默”出现在伽利玛出版社和《新法兰西》杂志的多米尼克·奥利，也喜欢那个“为偏头痛所折磨”，在入睡前“像中枪的狗一样侧卧着，右手拿着一支很黑的铅笔，开始写一个她曾经说过要写的故事”的波利娜-雷阿热；既喜欢那个在波朗离世后黯淡下去， “任由自己失却记忆，任由自己的记忆日渐贫瘠”的深情女子，也喜欢带着宽容和同情，和纪德前辈探讨翻译问题，耐心地为他摆脱女秘书纠缠——因为纪德前辈更喜欢男人——的理性女子。

当然，我们的捷径是谈论O，这是走近多米尼克·奥利惟一的，同时也是最有效的角度。作为评论家和翻译家，多米尼克·奥利的一生更多地是在谈论别人。制造一个话题，挑战时代的道德，突破文学的界限，乃至被别人谈论，用的却是虚拟的身份和名字，如同她自己一手炮制的这个O，“没有姓氏，没有脸，没有历史”的O，“代表空茫和没有穷尽”的O，惟一作为人物从多米尼克笔下获得完整存在的O。

在多米尼克的时代，色情绝对不是女性的领域，它更多的像是男人在对政治失望后所表现出的移情。色情包含的是对于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想象，这也成了战后包括波朗在内的非左翼知识分子要求重新衡量色情文学(我们必须严格区分色情文学与淫秽文学)价值的重要原因。在男人的色情文学里，爱没有位置，女人也没有位置，它远比一般的文学形式更能够容纳与反射男人的自恋，色情于是成了一场自我的游戏和狂欢。但是多米尼克的O却是因为爱才进入色情领地的，她心甘情愿地成为城堡里的性奴隶，心甘情愿地将自己“祭献”出去，心甘情愿地“将酷刑看作是爱的证明”，这一切是爱的过程。为此，她骄傲、欢愉地迎接疼痛，同时，在被斯蒂芬爵士剔除出色情的领地后，也必然遭遇沉沦的命运——无论这沉沦是用多米尼克钟爱的死亡还是其他形式来体现。

仅凭这一点，作者的女性身份就暴露无遗。虽然在出版的过程中，波朗不知出于怎样的原因删去了“祭献”一词，同时也删去了死亡的结局，刻意或是无意地削弱了女性作者在她的文本中所能够留下的痕迹。虽然真正意义上的文字高手加缪在为该书出版投赞成票的同时，竟然也高呼“不可能！这绝不可能是女人写的”！

无所谓，夜晚过去，作业交到情人手里之后，恢复多米尼克身份的作者已经不在意这个故事了。我喜欢这个解释，一面骄傲地印证爱的能力，一面——和所有自以为是的男性作者正相反——在瞬间就可以淡然而从容地把自己的交付抛诸脑后。这不就是色情能够演绎爱的最高境界的原因吗？在向对方完全交付自己的过程中消减对象的存在？慢慢的，具体的人就模糊了，等同于宗教中的上帝，惟一值得骄傲的只是爱与献身的能力，因为那是自己身为人的证明。紧紧守住自己倒影的那喀索斯又何曾真正地懂得过爱？

我们可以永远追问藏在《O的故事》中的多米尼克-奥利。在多米尼克·奥利去世，并且带走了属于她、在她的亲身体验中变得尤为纷繁、绚烂和神秘的一个时代之后，安吉·大卫所做的也不过是追问，围绕着O。因为如果我们相信多米尼克的人生随着波朗的逝去而终止，我们可以说她在六十年的时间里把悖论人生呈现得近乎完美。青年时代的爱人穆尔尼埃是有过极右翼倾向的精英知识分子，深爱的女人埃迪特·托马斯却是坚定的女共产党人和女权主义斗士；默不作声地站在那个时代里出版界、文学界的大人物波朗身后，不离不弃，在他的指导下完成每一个文学的姿态——进入伽利玛、进入在战后堪与萨特《现代》比肩和对抗的《新法兰西杂志》、完成诗集编选、完成文学评论、进入重要的文学奖项、完成《O的故事》等等，却从来都对“忠实”的爱情有着别样的解释；需要波朗长她将近二十年的经验，让她有机会因为爱而低头，却向来在同性情感中扮演呵护、哄骗他人，自始至终掌握主动权的角色——对埃迪特·托马斯，对雅尼娜·埃普雷都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似乎躲在男人的身后，需要他们照顾、庇护的小女人却是一个真正的女性主义者，用一种完全有别于口号的温柔方式，伸张女性爱的权利和性的权利，伸张选择的自由。

重重悖论之中，惟一能够肯定的是她在每一场有悖常理却低调的爱情里使得O一层层完善、丰满起来，承担我们在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社会人生与价值的同时，却永远向往背离与越界的梦想。O是奴隶，但她没有委屈。即便是最终的被弃——被弃以及被弃所牵连和完成的结束只是多米尼克对于爱的根本认识——里也没有丝毫委屈。

或许译者也是，我相信同为译者的多米尼克在她的翻译中也没有委屈。如果能做一个欢愉的奴隶，为什么不呢？这是我接受翻译这部长达五十万字的传记的原因。而当这样一个真正能够掌握爱的过程，却不是爱着爱情的固定概念的女人来到身边时，作为一个译者，我是拒绝不了的。

同样拒绝不了的还有波朗在《O的故事》的序言中的这一段话：女人沉默了几千年，因为谨慎，因为利益，可她们在自己的脑中都有一个爱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一定是O的世界，肯定不是——甚至。的世界会让她们感到害怕，但是她们都有一个爱的世界。

是为了这个“肯定不是O的世界”的“爱的世界”吧。当“终于有一个女人开口承认了”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理由让这个声音继续悦耳地诉说，震醒所有女人心中那个“不同的世界”。

我要感谢在接近于自我荒废的琐碎生活中，多米尼克为我带来的，远远胜过一切现实之爱的华丽。也要感谢促成这次重逢的出版者，是他的耐心等待和信任以及编者的不厌其烦和细致使得我的惊喜最终有了近乎完美的着落。

袁筱一

二○○九年四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