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派地方银两
嘉靖二十八年（1549）八月，明世宗朱厚熄诏令户部详细核实全国财赋收入数目。
户部奏称自嘉靖十年以后，太仓每年人银200万两，近年来除修边、奖赏、赈灾等项费用外，一年大约支出347万两，超支147万两。至于本年度更是入不敷出，京师和边防费每年增加至595万两。明政府为扭转币藏匮竭的局面，决定征收田赋加派。
嘉靖三十年（1551）正月十九日，户部以各边招募兵力日益增加，饷额过倍为辞，决定除北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广西、贵州和淮安、扬州、庐州、凤阳、邳州、徐州诸省州郡或已募兵、或修边墙、或已雇募外，南京、浙江等地加派银120万两，相当于本年全国田赋总额的60％，此为自正德九年（1514）十二月为收复遭火灾的乾清宫全国加派田赋银100万两后又一次田赋加派。田赋加派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但所得巨款大部分为宦官、大臣和将领所吞没，以致欠饷累累，军怨沸腾，民不聊生。
改革钱法
明朝统治者在货币体制上较为注重纸币，开国以后对铜钱的铸造和使用时开时禁，民间盛行纸币、白银或实物交易。嘉靖六年（1527）因纸币宝钞膨胀过度不能再用。恢复铸钱，大铸“嘉靖通宝”，每文重一钱三分。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一月，由于民间私铸泛滥、恶钱充斥市场，物价日益腾贵，明世宗诏令工部补铸洪武、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天顺、成化、弘治、正德九种年号钱，每种一百万锭，嘉靖钱一千万锭，一锭五千文。而洪武初年所定钱法，钱分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共五种，五种铜钱之法量与实量完全一致，但弘治、嘉靖改定钱法为每小钱十文重一两二钱至一两三钱，因法量过重，九种年号钱常被民间销毁重铸私钱，未被销毁者则深藏不用，结果恶钱仍充斥市面，银与恶钱的比价由一两银抵三四千文涨至五六千文。为改变这种状况，明世宗于嘉靖三十三年（1554）三月初八日采用御史何廷钰的意见，下诏改革钱法，规定嘉靖制钱七文当银一分，洪武等年号钱十文当银一分，前代杂钱三十文当银一分，私造的恶小钱停止使用。此诏表明明之铜钱无一定价值标准，钱轻银重。而小钱流行较久，人民因骤然革除颇感不便；户部拨内库钱给官员俸禄不限定银与钱比价，无论钱之善恶新旧一律以七文当银一分交易。民间竞铸嘉靖钱，令户部无法统辖。由于恶钱充斥，支出以恶钱为先，加以课税征银不征钱，明世宗改定的钱法后来没有实行。
倭患日烈·昏官祭海
自浙江巡抚朱纨抗倭招祸自杀后，倭患愈演愈烈。
嘉靖三十一年（1552）四月二十四日，有“五峰船主”之称的海盗王直派部下大头目徐海、陈东、萧显、麻叶等人，引导倭寇一万多人，驾船一千多艘，从浙江舟山、象山县等处登岸，劫掠台州、温州、宁波、绍兴，攻城略寨，杀掳居民，抢劫财物，浙东、浙西、江南、江北同时告警。五月，倭寇又攻陷黄岩县。七月二十二日，明世宗采纳给事中王国桢、御史朱瑞登复设都御史的意见，命山东巡抚、右佥都御史王仔提督军务，巡视浙江，兼辖福建福（州）、兴（化）、漳（州）、泉（州）诸府。王仔赴任后，即任用参将俞大猷、汤克宽等统领诸将整饬战备，布列沿海各镇堡，严加防倭，抗击倭寇。嘉靖j三十二年（1553），倭寇又大举进犯东南沿海。闰三月二十八日，王直勾引倭寇，出动战船百余艘，在浙江台州、宁波、嘉兴、湖州、苏州、松江、淮北等滨海数千里地区内大肆屠杀劫财，并掳掠人口，“男则导行，战则令前驱”，所掳妇女，“昼则缫丝，夜则聚而淫之”。沿海海盗乘机身着倭服，悬挂倭旗，四出抢掠。“凶徒、逸闪、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倭奸细，为之向导。”真倭不过十分之三，从倭竟达十分之七。倭寇气焰嚣张，继闰三月二十九日攻破浙江昌国卫后，四月又侵犯太仓、巨浦、平湖、海盐、海宁、上海、江阴等地，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六月，温、台、宁、绍、杭、嘉、湖、苏、扬、淮十府各州、县、卫、所被倭寇焚掠共二十多处。十一月，倭寇又进犯抢劫常熟、上海、嘉定。明军虽作抵抗，但未能有效阻止倭寇作乱。
嘉靖三十三年（1554），倭寇每月都兴兵侵犯沿海地区，大肆劫掠。正月掠苏州、松州各州县，占据南沙长达五月；二月再犯松江府；三月北攻通州、泰州，焚烧各地盐场，山东震动；同时再犯宁波普陀山；四月再犯嘉兴、通州，攻陷嘉善、崇明等地，大败明军于孟宗堰；五月劫掠苏州昆山县；六月转掠嘉兴，大败明军都指挥夏光部；七月流劫嘉善；八月进犯嘉定县城，在采淘港大败明军；九月侵犯海门县；十月占领拓林等地；十一月分兵劫掠嘉兴、湖州二府；十二月又焚掠秀水、归安、嘉善。嘉靖三十四年（1555）正月，徐海勾结萨摩、肥前等地倭寇又犯浙江，攻陷巨浦、海宁、崇德、德清，围攻杭州，“数十里外，血流成川。”
鉴于倭寇屡犯江南沿海，二月十五日，工部右侍郎赵文华继巡抚应天都御史周琉一周前上疏言御倭十难三策后，上疏明世宗论防倭七事，迎合皇上崇信道教的心理，提出应派官员到江南祭海神和督视江南军情。明世宗听信严嵩之言，于二月二十一日命赵文华祭告海神并视察江南抗倭军情。时人指斥朝廷遣官祭告海神“颠倒是非”，劳民伤财，扰乱地方。
杨继盛等疏劾严嵩
嘉靖三十二年（1553）正月二十三日，兵部武选司郎中杨继盛上任刚一月，即以忠君报国为己任，继去年十月南京御史王宗茂疏劾严嵩八大罪后，再次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五大奸。十大罪是：一、破坏祖宗罢丞相、设阁臣、备顾问的成法，处处以丞相自居，无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权；二、以陛下之喜怒作威作福，窃取君上之奖惩任罢大权；三、谎称陛下之善政是采用自己的建议，掩没圣上之功；四、委重权于子严世藩，致京师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谣；五、重用亲朋私党，冒领朝廷军功；六、大量受贿，引用奸臣；七、外敌入侵，害怕作战，耽误军机；八、把持大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九、视贿金多少为文武官员升迁之标准，致使贪污剥削盛行，大失天下民心；十、自专权以后，贿赂成风，官吏争相投机取巧，败坏天下风俗。五大奸指：一、陛下之左右皆为严嵩之间谍；二、陛下之喉舌皆为严嵩之鹰犬；三、陛下之爪牙皆为严嵩之瓜葛；四、陛下之耳口皆为严嵩之奴隶；五、陛下之臣工皆为严嵩之心腹。奏疏还希望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可召问裕、景二王，或询问诸臣，及早将嵩正法或罢其官职，以全国体。严嵩得知杨继盛疏劾后，极力挑拨离间，并指摘“召问二王”为一大罪状，致使明世宗大怒，将杨继盛廷杖一百，下狱拷打。杨继盛刚强不屈，视死如归。同年二月，兵部武选司署郎中周冕又弹劾严嵩党羽冒领军功，又遭下狱毒打，并削职为民。三月，巡按云贵御史赵锦又从千里之外上疏明世宗，弹劾严嵩破坏祖宗成规，自居丞相，结党营私，招财纳贿，致使朝廷用人不当，赏罚失准，民穷国匮，外患迭起，并请罢免严嵩。明世宗宠信严嵩，不顾朝臣多次弹劾严嵩，以“欺天谤君”罪逮捕赵锦，杖四十，并革职为民。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