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犯罪案件来说，报纸上的那篇报道实在很小。文中叙述一名六岁大的女孩把一名当地刚学会走路的小男孩从他家庭院拐走，将他带到附近一处林地，把他绑在一棵树上放火烧他。受到严重烧伤的小男孩现在躺在医院里。这段内容就刊登在报纸的第六版，连载漫画下方一块空白补白处。我读到这篇报道，十分反感，就翻过那一页，继续看其他页。
六个星期后，特殊教育主任艾德打电话给我。当时是一月初，我们刚放完圣诞节假期回来。“你班上将会有个新来的女孩。记得十一月放火烧小孩的那个小女孩吗？”
我教的那个班级在我们那个地区被称为“垃圾班”。那是国会法律引进“主流教学”前的最后一年，它要求所有有特别需求的孩子都要在最没有限制的环境下受教育；因此，我们这个地区仍然拥有无数小型的特教班，每个班级对应不同残障学生的需求，有生理残障班、心理障碍班、行为失调班、视障班……只要你说得出来的，我们都有。我班上那八名学生是剩下的，是别人不愿分类的。他们全都有情绪失调的问题，但是大部分也同时有心理或生理上的障碍。我们共有三个女孩和五个男孩，其中有三个不会说话，一个会说话但拒绝说话，而另外一个只会重复别人说的话。其中三个还在包尿布，另外还有两个经常出意外。因为我班上的学生人数已经达到州法律所规定的重度残障儿童班级的满额人数，学期开始时，我分配到一名助理；不过他原本不是我所期待已被学校聘雇、聪明又吃苦耐劳的那一类人。他是位墨西哥裔美国移民，名叫安东，是从当地福利事业名单中挑出来的。他没有高中毕业文凭，甚至没有整个冬天都留在北方的经验，当然也不曾帮七岁大的小孩换过尿布。我唯一其他的助力来自惠妮，她是名十四岁的初中生，放弃了自习时间，自愿到我们班上帮忙。
根据大家的说法，我们是个没有什么希望的团体，而初期，混乱更是众人的笑柄。然而，几个月之后，我们改变了。事后证明安东是个细腻、吃苦耐劳的人，几个星期内，他对孩子们的奉献就变得十分明显。孩子们对于班上有个男人也有不错的反应，他们互相支持。惠妮的青春活力偶尔使她比较像学生而不是教职员，不过她的热诚是有感染力的，让我们能用较轻松的心情把发生的事件看成冒险而不是灾难。孩子们成长并改变了，到了圣诞节时，我们变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小团体。现在，艾德却要把一个六岁大的危险人物送到我班上来。
她的名字叫席拉。接下来那个星期一，她到了，是被艾德拖进教室的，而校长则忧心忡忡地跟在后面，他用手在她后面赶，像是要把她扇进教室一样。她十分娇小，眼神里充满了怒火。她有一头长长的、没有光泽的金发，还有一股很难闻的味道。我很讶异她竟然那么小。由于她的恶名昭彰，我原本以为她是力大无穷的。事实上，她大概不会比她绑走的那个三岁男孩大多少。
绑架？我很谨慎地打量她。
因为学区的官僚式繁文缛节，席拉的学校档案并没有在她到校之前先送达学校，所以当她第一天去用午餐时，安东和我就趁机到楼下办公室迅速翻看了一下她的档案。即使以我这个班的水平来看，她的档案读起来还是很凄凉。
我们这个小镇玛丽斯维尔（Marysville）邻近一所大型精神病院和一座州立监狱，而这种情况造成了这里除了移民之外，有相当比例的下层阶级，这些人很多都生活于十分低劣的贫困中。移民营里的建筑物原本是建来当作临时夏季住宅的，里面除了木头和防潮纸之外，实际上一无所有，甚至连基本的设施都付之阙如，可是在冬天时却挤满了那些没有能力负担更好生活的人。席拉和她的父亲就住在这样的地方。
席拉的父亲因为嗑药和酗酒问题，在她小时候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断地进出监狱。他是个无业游民，目前正处于假释期间，除了上戒酒课外，其他连一点小事都没做过。
席拉的母亲离家出走的时候只有十四岁，她和席拉的父亲交往，并怀了孕。席拉是在她母亲十五岁生日前两天出生的。十九个月后，她母亲又生下第二个孩子，这次是个男孩。虽然档案里不难看到毒品、酒精和家庭暴力等字眼，但对她母亲的叙述并不多。不管怎么样，她最后一定是受够了，因为席拉四岁时，她离开了那个家。档案里简短地叙述了她似乎原本打算把两个孩子一起带走的，可是后来有人发现席拉被弃置在小镇南方大约三十里的高速公路上。从此，席拉的母亲和她的弟弟吉米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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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那天下午在那家比萨餐厅和席拉碰面到现在，差不多过了十个年头，她现在的年纪比当年我担任她的老师时还要大。她仍然在快餐业工作，然而，她不端汉堡了。她有精明的生意头脑，已经是一家分店的经理，而且很快将成为全国最年轻的经销商之一。
我必须承认，她的成功或许仍旧不是我会为她做的选择，而且要我接受那么聪明的人奉献给汉堡，真的还是有点难。席拉有心情说双关语时，她会说她在品尝她的工作。我在想，她也是在品尝我的挫折，这么说或许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她独立了，能够自在地接受现在的自己，她的决定、她的计划、她的自我价值并不是取决于我或任何人的肯定。
当然，席拉偶尔还是会遇到困难。她的童年相当贫苦，而且还曾是受虐儿，认为她不会受那些经历的影响是不切实际的。这种情况在她的人际关系里尤其明显。她在关系能够清楚界定的职场里，尤其是在个人不干涉专业的管理工作上，似乎表现得很不错。然而，她的私人生活却不断受到挑战，和男人建立亲密关系尤其困难。不过整体而言，她已经成为一个相当稳定和有竞争力的青年女性。
或许席拉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亲爱的妈咪”信件就是本书最好的结局。她在少女时期那几年保有一本日记，她把它们影印之后寄给我，就成了“亲爱的妈咪”那些信。几年前，她无意间看到自己的旧日记，而且在读完那些信后，写信告诉我那件事。她在信后面附上下面这张短笺：
亲爱的妈咪：
我现在的生活相当圆满，有一份很棒的工作，一间我自己的公寓和一只名叫麦克的狗。很抱歉，我不再那么想你。我是想。可是我就是没有时间。很可惜你从来都没能了解我。我想你会喜欢我，会觉得骄傲的。
爱你的席拉
学习倾听孩子的声音
21世纪，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世界愈加扁平，各种资讯以及教育理念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冲击着我们。育儿的话题在当今的中国变得越来越引人关注，也越来越重要。第一代的独生子女如今已经为人父母。在仍然以传授知识、考试测评为教育主线的中国，孩子的压力越来越大，反抗也越来越大。家长们一方面渴望孩子快乐成长，另一方面又难以抗拒整个社会的潮流，站在孩子的身后，举着考试的大旗打压着孩子们。
前日参加一个活动，有一个讨论是关于“如何做高效能父母”的话题。家长们七嘴八舌，提出了一大堆的建议。我却在想，也许，我们都需要安静下来，学习倾听孩子的声音。
桃莉·海顿，被美国教育界盛誉为“爱的奇迹天使”，她的这套“桃莉老师疗愈成长之旅”都是从孩子的角度展开的，让我们这些糊涂的自以为是的大人有机会听到孩子们的声音，帮助我们贴近孩子那颗敏感的心，了解他们的需要和被爱的方式。
我非常感谢自己在芬兰的育儿经历，因为是个“外来母亲”，什么都不懂，所以必须倾听（即使如此，也常常做不到很好的倾听）。在某种程度上，女儿教会了我很多。记得女儿12岁左右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个西方的摇滚歌星。这个歌星的所有造型，都让我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我非常担心女儿的“喜欢”，试图了解她为什么会以这样一个“不正派”的歌星为偶像。女儿却说，他在台上的打扮和表演只是一种渲泄，是他情绪或生命中的一个部分。她还批评我（和很多中国家长）“以貌取人”。可是，我依然不明白，这个摇滚歌星渲泄的哪一部分引起了一个12岁孩子的共鸣，当时非常担心（现在我越来越理解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困扰）。此后，我们也偶尔会为这件事展开讨论，直到她15岁的某一天，我们又谈起这个歌星，她跟我说了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有一个青少年持枪伤人，而他恰是这个歌星的粉丝。这件事引起各方媒体的关注，甚至有一种声音置疑他的音乐对青少年的负面引导。有人采访他，问：“如果你有机会对这个孩子说几句话，你会说什么？”他静默片刻，回答道：“我什么也不会说，我会倾听。”女儿说：“妈妈，你不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吗？”
是的，倾听的力量超出你的想象！在这个充斥着各种声音和各种理念的嘈杂的世界里，“倾听”也许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重要技能。
无论你是家长还是老师，如果你心里有爱，并愿意用对的方式支持到你所爱的孩子，不妨打开这本书，在桃莉·海顿的帮助下，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世界，开始学会倾听。看看你是否能够听到他渴望长大的声音，听到他的需求和内心的无助，他的自豪和喜悦，体会到他在生命初期学习生存技能的那份努力和不易。 如果我们能够带着深深的爱，细心地倾听，全然地信任，耐心地陪伴，也许，生命就会展现给你一个奇迹！
芬兰富尔曼儿童技能教养法中国推广第一人：李红燕
六岁就成为绑架案主角的席拉有机会走进桃莉·海顿的特教班，从此她与这位老师亲密无间、难舍难分。
但席拉一直无法走出被母亲遗弃的阴影，她不明白为什么爱她的人都会“遗弃”她，甚至是特教班结课后离去的桃莉。不断成长却无法打开心结的席拉，仍然是大人眼中的问题少女：因为同情，十四岁的她带走了桃莉诊所里的小男孩；在报上刊登广告寻找母亲……这一切都是因为席拉陷入悲伤的往事，不能自拔。桃莉已经习惯了席拉的不辞而别和情绪的反复无常。她总是将席拉从困境与幻象中一次次拉回现实，席拉也经常把桃莉当成是自己的母亲。终于有一天，长大成人的席拉怀揣着桃莉赐予她的力量和勇气，走出崭新而精彩的人生。
这就是由桃莉·海顿编写的《总想逃跑的席拉》。
桃莉·海顿编写的这本《总想逃跑的席拉》是《她只是个孩子》的续篇，台版译名《又见席拉》。那个曾经六岁饱经人生苦难的女孩子长大了，她依然有摆脱不掉的心结与梦魇，多年后与桃莉重逢，她仍是那个需要帮助的女孩。
本书由美国图书协会强力推荐，荣获台湾“好书大家读”奖和中小学生推荐读物。
